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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此之前，曾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数次浪迹海外，与日本首相等磋谈“中日提携，拯（gua）救（fen）民国”计划；常凯申也曾于1923年受孙中山委派，以孙逸仙医生代表团团长的名义访问苏联；或许还可以追溯周丞相、朱太尉、邓太宗等人早年周游亚欧之事。但这些人在出国之时都不是国家元首！
杨度也道：“现在大总统软弱无力、国会名存实亡，百熙你虽然名为内阁总理。实际上就是国家最高元首。一旦外出，警卫森严则地方扰攘，费用浩繁；轻车简从则容易被宵小之辈所乘。为祸非细，当日在东北为人所刺身中三枪便是前车之鉴。所以百熙你最好还是谨慎外出！”
听到杨度提起三四年前东北那桩子事，孙元起仿佛觉得受创处还在隐隐作痛，却还是摇头道：“当年东北遇刺之事纯属意外，咱们岂能因噎废食？再者说，现在是民主共和社会，朝为总理暮为路人。何必端坐在九重宫闱之中故作高深神秘？”
汤寿潜又劝道：“可是现在天下初定，政务繁殷，事事都需要你拍板定夺。你怎么能一走了之呢？而且眼下距离清帝逊位不过两年多时间，国内对于君上的看法还秉承皇权时代的规范，觉得君上应该勤勉节俭、仁慈爱民、摒除私欲、戒绝冶游。若是百熙经常出京巡视，只怕民间舆论会有负面之词！”
孙元起知道改变这种成见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当下只好稍稍退让：“当然。孙某出京之前定会仔细权衡好政务与巡视的关系，不会如同黄鹤似的一去不返，更不会根刘禅一般乐不思蜀的，还请蛰翁、皙子尽管放心。”顿了一顿又说道：“所谓‘请进来’，既包括把各省民众请到京城来，也包括把洋人请进中国来。在过去几十年里国家积贫积弱，为了防止东西洋各国窥伺，便严禁外国人在中国内地随便经商游学、开矿建厂。唯恐他们见到好东西便动手抢走。
“现在中国境内到底有什么好东西，只怕洋人比咱们自己还清楚。已经不用再提防什么。而且马上欧洲就要爆发大战，各国兵力都会留在本土，失去了坚船利炮作为凭恃的洋人就好比被打断了脊梁，也硬气不起来，咱们终于可以站直腰板跟洋人们打交道了。客观地说，洋人们在工业、农业等领域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把他们请进来，心平气和地向他们请教求学，咱们可以少走不少弯路！”
汤寿潜道：“百熙把洋人请进来，无非是想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道理倒是好懂。可为什么要把各省民众请到京城来呢？”
孙元起答道：“刚才咱们不是提到现在中国技术落后、民生多艰、民智未开、民气不振么？于是我不禁想到宣统二年（1910）四五月间在南京举办的南洋第一次劝业会，当时共吸引了近三十万观摩者，总成交额达数千万银元，获得远道而来的美国、日本等国考察团高度肯定和极力赞赏，不仅使得国人眼界大开，对我国近代工业发展起也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记得当时报纸评价劝业会是‘全国之大钟表，商人之大实业学校，产品之大广告场，输送本国货以向外国之轮船、铁道’，‘一日观会，胜于十年就学’，足见其影响深远。既然端午桥（端方）、张千里（张人骏）都能想到开办劝业会来鼓励兴办工商实业，难道我们就不能东施效颦，在京城办个全国性质的劝业博览会？”
汤寿潜是江浙著名的实业家，对于四年前烜赫一时的南洋劝业会自然印象颇深：“老夫记得当时劝业会足足开了近半年时间，整个江南都为之轰动。若是现在能由百熙出面组织这场全国范围的劝业会，再邀请美国乃至欧洲的企业参展，肯定会对我国工商业发展起到强烈刺激作用！”
孙元起道：“预计今年下半年欧洲就会乱成一团，估计英法德意等列强是抽不出身来参加展会了，不过现在美国工商业已经后来居上，有他们参加便完全足矣！而且欧洲大乱对我们工商业也是件好事，因为各国忙于战争，以前对我国本土工业造成严重压力的外国商品倾销肯定会有所缓和；另外，大战期间交战各国大肆扩军备战，民用工业相应削减，会造成日用品不足，进而急需从中国进口大量纺织品、面粉、桐油、猪鬃、火柴等货物，这也为我国本土工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为了扶植民族工业快速发展，内阁也会对关乎国计民生、战争期间需求强烈的企业予以大力支持，包括出**减免税收、低息贷款、政府参股、给予奖励等政策。华熙银行则会对部分经营困难、规模较小的企业加以整合，充分利用欧战的契机抢夺国内外市场，从根本上解决国内士绅过度依赖土地、农村过剩劳动力难以安置等问题。”
汤寿潜抚掌道：“如此最好！华熙银行若是有什么举动，百熙不妨跟老夫说一声，江浙士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保证鼎力支持！”
谢过汤寿潜之后，孙元起接着说道：“咱们不仅要办劝业会，还可以办学术交流会、边疆风俗民情展览会、全民运动会等。尤其是运动会，不仅能够增强国人的体魄，摆脱‘东亚病夫’的讥讽，而且可以凝聚民心，弘扬志气，最值得大力举办。记得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的时候，法国人顾拜旦与12个国家的79名代表决定成立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开创奥林匹克运动，并在希腊雅典举办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当时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曾向清政府发出诚挚邀请，希望中国能够派出代表团参加此项盛会。
“可惜那时的大人先生们根本不知奥林匹克运动为何物，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原则，完全无视了邀请函的存在。于是中国与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就这样擦肩而过。在此之后，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每四年开办一次，但中国几乎每次都遇上重大天灾**，比如1900年第二届时，恰值庚子国变，义和团起事、八国联军入京、帝后西狩，自然无暇关注；1904年第三届时，日本和俄国在东北大打出手，英军则攻入西藏拉萨；1908年第四届时，光绪皇帝、西太后先后驾崩；1912年第五届时是清末民初大变革时期，人心惶惶，更是无人关心这个问题。
“光绪三十四年（1908）第四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召开之际，天津有本杂志名叫《天津青年》，曾提出了三个振聋发聩的疑问：中国何时参派一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派一支代表队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自己举办一届奥运会？参加运动会、举办运动会不仅仅出人出钱出力的问题，更关乎民族气魄、国家尊严。或许咱们暂时还举办不了一届奥运会，而且预计在后年举办的第六届奥运会很可能因为欧战而停止，那咱们能不能现在就着手培养运动员，以便六年以后参加第七届奥运会呢？”
汤寿潜道：“老夫记得南京举办南洋劝业会的时候曾附带着举办过一次全国运动会，我们何不仿照此例，再举办一届全民运动会呢？”
孙元起道：“孙某的意思也是这样！当然之前南京举办的那场运动会虽然名为‘全国’，其实参与者不过140人，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大中小学生，娱乐多过竞争。咱们这次在京城举办的这场全国全民运动会，将会由北平铁厂、汉阳铁厂、致用医药等企业赞助，奖金优渥，不花费一分公帑，但必须范围更广、声势更大、项目更多，以期达到增强国民体魄、凝聚全国人心的目的！”（未完待续。。）
四八七、圣人道大能亦博
汤寿潜笑道：“听到百熙提及用劝业会、运动会、交流会、展览会等凝聚人心，老夫倒是想起近来闹得沸沸扬扬的另一个会来，他们同样以‘维持国运，挽救人心’相号召，并在全国各地设立分会，吸引文人士绅数以万计，不少人为之如癫似狂。”
孙元起马上便反应过来：“蛰翁说的是孔教会吧？”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改良过的儒家虽然没有跻居国教位置，但在思想、法律、选拔、制度等国家社会方方面面都烙上自己的印记，然后逐渐融为一体，孔孟之道也在国内享有至高无上的尊崇地位。然而随着现代化过程而产生的制度变革，却使得原来与传统制度融为一体的儒家逐渐失去了原有的体制性支持。特别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制度废除，使得儒家的传播渠道、儒家与权力之间的关联都被一刀斩断，造成儒家出现了“魂不附体”的状况。
在清政府覆灭之后，儒家更是有如孤魂野鬼无处安顿。在儒学面临如此困境的时候，自幼接受儒家经典熏陶、安身立命与孔孟之道高度契合的文人士绅眼见民主共和大行其道，而传统的中华五千年政教却跌落尘埃斯文扫地，一个个都不禁忧从中来，担心儒学就此沦亡，中国文化也将随之不保。而且他们觉得儒家对于维持中国当下社会秩序和文化认同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于是借鉴西方启蒙运动后政教分离的方式。想把儒家教会化，为失去制度性支撑的儒家寻求一种超越于现实权力而对社会秩序和国民道德发生实质性作用的“孔教”。
在辛亥革命后，全国各地相继出现“孔道会”、“孔社”、“尊孔会”、“孔圣会”等提倡尊孔读经的儒学社团。但这些都是自发成立，不成规模。就在此时，此前一直有创立孔教会的康有为授意他的学生陈焕章模拟基督教建制，联络前清遗老沈曾植、朱祖谋、梁鼎芬等人于1912年孔子诞辰日（即10月7日）在上海成立了孔教会。
孔教会之所以刚一成立便产生巨大影响，迅速超过孔社、孔道维持会、孔道会、宗圣社等团体，不仅因为沈、朱、梁等人都是前清副部级高官（比如像沈曾植曾任安徽布政使，梁鼎芬曾署湖北布政使。朱祖谋则是礼部侍郎），而且这些人都是闻名全国的大学者、大词人（比如沈曾植硕学通儒蜚振中外，被誉为“中国大儒”；朱祖谋是晚清四大词家之一。编有著名的《宋词三百首》），即便是年近三十出头的陈焕章也蜚声内外。
陈焕章15岁便进入广州万木草堂师从康有为，23岁乡试中举，24岁联捷甲辰恩科（1904）进士。25岁赴美留学。经过两年语言学习后，入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31岁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所著《孔门理财学》由哥伦比亚大学收入“历史、经济和公共法律研究”丛书付梓问世，并先后得到宏观经济学鼻祖凯恩斯、社会学宗师韦伯等大牛的点评与肯定，于是他暴得大名，然后回国组建了孔教会。
而孔教会成功的另一方面原因便是陈焕章积极采用了西方组建社团的某些方法，不仅向教育部人员寄送自己所著的《孔教论》一书，以谋求教育部上下的支持。而且还组建事务所作为全国孔教总会机关，并在上海创办出版了《孔教会杂志》。孔教会的影响随杂志的发行日益扩大。直至遍及全国。
随着孔教会在北方影响渐大，一场定孔教为国教的运动如火如荼开展起来。那时候正值国会召开，陈焕章便说动了几位国会议员，请他们在参众两院提出定孔教为国教的议案。消息传出，南北函电交驰，各种社会力量纷纷请愿或反对在宪法中规定孔教为国教，尤其是蒙、藏、维边区代表反应尤甚激烈。尽管袁世凯心中颇为赞同该项提案，不过当时面临着南方革命党的巨大压力，又唯恐蒙藏维代表因此会在大总统选举中投他的反对票，只好使用一个“拖”字诀，拖到最后不了了之。
哥伦比亚大学不仅盛产同妻，其经济学同样远近闻名。作为哥大经济学博士，陈焕章绝对明白投入产出之间的关系，所以他创办孔教会自然不会满足于只推广孔孟之道。与他抱有同样心思的是全国孔教会长、有“孔教之马丁路得”（梁启超评价）“孔教巨子”（陈焕章评价）美誉的南海圣人康有为。
康有为这么些年一直鼓吹孔教，广为国人所知，但他为什么要鼓吹孔教并且自任教主呢？在他给陈焕章的信中清晰地勾勒出他设想中的曲线救国道路，并且对此信心满满：
首先创建孔教会并积极宣传，争取遍及全国各地各阶层；
其次向国会渗透，国会都是三四十岁以上的士绅，对孔孟之道都抱有一定的好感，只要公关得法，“则国会议员十九吾党”；
再次掌控国会后，则向组阁发起总攻，争取建立孔教内阁；
最后是以把持国会、内阁之势救国平天下。到了这一步才算大功告成，康有为走笔至此忍不住豪情满怀地写道：以之救国，庶几全权，又谁与我争乎？
说到底康有为就是想借壳上市，即借孔教会之名而在政治上有一番大作为，以期实现当年维新变法时未能实现的伟大事业。孙元起最初通过情报系统得知康有为如此宏伟的抱负时，用手指蘸着茶水不知在书桌上写了多少个“妄人”！
汤寿潜此时捋须答道：“正是孔教会！东瀛日本在江户幕府末期，随着欧美列强入侵，幕府威望不断下降，国内形势岌岌可危，为恢复王权、统一国家，政府宣布政教合一，积极扶持神社神道，将神社神道定为国教，凌驾于其他各宗教之上，在国民之间强制推行。就实际效果来看，国家神道这些年在增强日本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方面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孙元起微微蹙眉道：“难道蛰翁也赞成孔教会？”
汤寿潜却不置可否：“老夫赞不赞成倒是无关紧要，关键要看孔教会能否起到凝聚我国民心、提升我国民气的作用！”
杨度哂笑道：“蛰翁此言差矣。孔教会是什么？它不仅仅是宣扬‘昌明孔教，救济社会’理念的孔教团体，更是康长素（康有为）实现他个人野心的私党，其意图无非是吹捧南海圣人、复辟君主制度，难不成他们还能改弦更张，拥戴不解四书五经、但知声光化电的百熙么？若是咱们没有创立新中国党，倒还可以进去搀和搀和。如今咱们坐拥国会第一大党，犯得着舍近求远去捧那个狂妄之辈的臭脚么？”
汤寿潜面皮微微发红，犹自说道：“前些日子老夫在沪上的时候，孔教会总干事陈重远（陈焕章）曾登门拜访，谈话间谈及《孟子》中‘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之语。他以为自王阳明（王守仁）至今正好五百年，于经世性理之学则有南海夫子，于格物致知之学则有百熙总理。百熙天生圣哲，如有宿惠，稍有涉猎，便能发洋人数百年未发之覆。对于细则物质粒子，巨则洪荒宇宙，无不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令东西洋学者为之五体投地。现在全国各地很多学校都只悬挂两幅画像，一幅为大成至圣先师，另一幅便是百熙总理。
“而康南海自幼便有澄清天下之大志，长大后于学无所不窥，目光炯远，思想锐入，气魄宏雄，能于数千年后以一人而发先圣久坠之精神，为我中国儒学放一大光明，亦不负‘圣人’之名。两人一南一北、一内一外交相辉映，有如穹宇之有日月、神州之有江河，诚可谓珠联璧合！若是二人携手并进，必可使民心早日得以凝聚、国家早日得以复兴。
“虽然陈重远有为其师康南海粉饰之处，但我国现在教育确实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其中数、理、化、生等科目皆经百熙亲手修订，自然尽善尽美。然而伦理纲常、思想修身方面却有很大缺失，一方面有意借鉴西方各种理念，但碍于取法基督教教义，结果画皮画骨难画神；另一方面又对本国传承数千年的孔孟之道不屑一顾，恨不得赶尽杀绝。最后弄得有如邯郸学步，连路都不会走了！”
杨度奇道：“那蛰翁的意思是？”
汤寿潜道：“老夫的意思是学校里科学当然要大学特学，否则如何振兴工商实业、实现国家富强？但是国民教育方面应当以孔子之道为修身根本，如果可以的话尽可能定孔教为国教，然后国家大力阐扬孔学，融会百家，讲求实用，巩固国基。百熙你以为如何？”（未完待续。。）
四八八、长安近甸巡游遍
孙元起缓缓答道：“孙某早年专注于声光化电，对四书五经孔孟之道知之甚少，甚至间或还能听到一些诋毁之辞，说要打倒孔老二、砸烂孔家店。后来到京师大学堂任教，才在叔祖父孙文正公（孙家鼐）教诲下尝试着读了一些《四书章句集注》、《十三经注疏》，然而拘囿于古文根柢太差，只能勉强看懂十之一二。仅凭这些粗浅的理解，孙某有几点粗浅的看法。
“首先，儒家经典可以学，但要有选择地学。儒家经典无论是《四书》还是《十三经》，虽然已经写定有两三千年的时间，但其间大部分观点论断即便放在今天依然具有积极意义，作为国民的修身根本完全没有问题。但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些书中或多或少都一些过时的、乃至错误的东西，比如部分礼仪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