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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至元四年、宋咸淳三年（1267年），忽必烈命都元帅阿术与刘整督率诸路兵马，攻略襄阳；另在四川发起牵制性作战，阻四川宋军东援。蒙、宋双方遂在襄阳展开了长达五年的、对于双方都可谓艰昔卓绝的攻守战。（见图3—3—5）
战争的前四年，蒙古军主要致力于对襄阳的围困和阻截宋军对襄阳的援救。蒙古军截断了进入襄阳的所有水陆通道。襄阳被围，宋廷方面却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宋廷本应从宋金、蒙宋之间的前几次交兵中认识到襄刚在南宋国防中的地位。然而，襄阳被围三年，宋廷方面都没有作出认真的反应，仅进行过规模不大的救援。当权的贾似道一直向宋度宗隐瞒实情，谎称“北兵已退”。新任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左丞相江万里、起居郎王应麟都屡请增兵援襄阳，但都为贾似道所阻。贾似道一方面欺瞒朝廷，另一方面为私心所使，只让其婿范文虎统兵援襄。范文虎两度率军援襄阳，但都大败而归。其间，李庭芝募民兵自襄阳西北的青泥河下舟援襄阳，转战一百二十里，冲破重围，进入襄阳；但自襄阳接应郢州（今湖北钟祥）方向援军的计划则被蒙军挫败。至此，襄阳待援的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
蒙古至元八年（1271年）五月，忽必烈下令加紧对襄阳的围攻。至元十年（1273年）正月，元军攻破樊城。二月，元军将攻城战具移往襄阳城下，将攻襄阳。襄阳久困援绝，又慑于元军巨炮的威力，人情汹汹。元将阿里海牙至襄阳城下，宣元主招降诏，并折矢与盟，于是襄阳守将吕文焕率众出降。
元军攻下襄阳后，阿术、阿里海牙向忽必烈建议乘胜灭宋。阿里海牙说：“荆襄自古用武之地，汉水上流已为我有，顺流长驱，宋必可平。” ＇ 注：《元史》卷一百二十八 阿里海牙传 ＇ 忽必烈遂令大举伐宋：以丞相伯颜与阿术率主力沿汉水攻鄂州，再顺长江东下以趋临安；以左丞相合答与刘整率兵一部由淮西进取扬州，牵制两淮方面的宋军；另以少数兵力牵制四川的宋军。元军南下，一路势如破竹。宋廷沿福建、广东沿海一路奔逃。至元十三年（1279年）二月，元军攻破南宋最后的据点厓山，大臣陆秀夫抱幼主投海，南宋灭亡。
若单从军事上检讨南宋的灭亡，则襄阳的陷落实具决定性意义。襄阳的陷落使南宋的整个国防体系受到动摇。南宋国防主要是依靠江淮、荆襄和川陕二大战区形成“常山蛇势”，相耳配合，东西呼应。三大战区中，荆襄居中，尤其能在东、西两大战区之间左右伸缩，积极配合。荆襄战区中，襄阳是其北面门户，依山傍水，控扼经汉水河谷南下两湖的通道。襄阳在基本上没有什么有效救援的情况下，抗击蒙军优势兵力的围攻达五年之久，显示出了一方重镇在南宋国防体系中的支柱地位。一旦襄阳陷落，荆襄上游门户大开，上游防线即失去支柱。
蒙古不惜用了五年多的时间来围攻襄阳，正是认识到了襄阳的这种地位。那些向忽必烈进献攻襄阳建议的降将们可谓深知南宋国防的要点。如向忽必烈首建取襄阳之策的刘整认为：“攻蜀不若攻襄，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下也。” ＇ 注：《癸辛杂识》别集下 ＇ 攻取襄阳，可一举斩断南宋国防的常山蛇势，切断长江上、下游之间的联系，取得对东南的上游之势。蒙军攻占襄阳后，取得的正是这种效果。
一 山川形势
在南北对峙比较稳定的时期，双方往往达成一种均势。双方之间的对抗在长江和黄河之间的某条中间线上稳定下来。这条中间线，在东部地区通常是淮河；在西部地区，则是汉水上游。通常是，当汉中地区为南方所控制时，双方以秦岭为界；当汉中地区为北方所控制时，南方只能凭大巴山险要以作抵抗。
汉中作为南北双方的一个中间地带，它夹在关中与四川之间。关中为北方地区的上游，秦岭为关中的南面屏障；四川为南方地区的上游，大巴山脉为四川的北面屏障。汉中就夹在秦岭和大巴山之间。
这样，处在两个上游地区之间的汉中所体现着的南北利害关系的胶着程度远非淮河所能比拟。淮河南北尚有广阔的地域可作回旋，汉中地区则完全没有回旋余地；南北双方在淮河一线一时的得失不足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汉中地区一时的得失即足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见图3—4—1）
形成汉中地位的地形主要是秦岭和大巴山脉。两列山脉平行耸立，东西横亘，将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截断成差异明显的南北两部分。秦岭西抵陇山，东连熊耳山、伏牛山；大巴山延绵于川、陕、鄂边境，与武当山、荆山、巫山等山相连。一般称任河以西为米仓山，以东为大山。秦岭高峻险拔，足以为关中南面屏障；大巴山浑厚绵长，足以为四川北面屏障。几条谷道穿越山岭，成为南北通行的孔道。
秦岭东端有武关，西端有散关（两关详细情况见关中部分），另有三条谷道穿越秦岭中部，可为汉中与关中之间的通道。它们是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
褒斜道南口曰褒谷，在今陕西褒城北十里，北口曰斜谷，在今陕西郿县西南三十里，谷道全长四百七十里。战国时，司马错攻蜀，即由此道进兵。东汉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刘备夺占汉中，曹操统兵来争，即由斜谷进临汉中，与刘备相持数月，后以补给困难而退兵。蜀魏在关陇一带对峙，双方都曾由褒斜道进兵。蜀汉建兴六年（228年），诸葛亮出兵陇西，而以赵云率偏师，扬言出斜谷取郿，牵制曹魏关中之军；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统大军出斜谷，屯兵渭南。曹魏太和四年（230年），曹真攻蜀，也曾由斜谷进兵；景元四年（263年），钟会统兵伐蜀，大军由褒斜、傥骆、子午诸道并进。后来，北魏攻南齐、唐平四川之叛、后梁攻前蜀，均曾由斜谷进兵。五代以后，斜谷作为一条军事通道渐被废弃，南北往来均以散关为要冲。
褒斜道主要是沿褒水和斜水河谷而行。河谷深险，悬崖壁立，通行不易。故历代多治栈道于褒斜道。秦治栈道于褒斜，以通汉中、巴蜀。刘邦就封南郑时曾烧毁；后又予以修复。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利退兵时，赵云又烧毁一段；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兵出斜谷，又曾修复；诸葛亮死后，又被魏延烧断。此后或修或毁，增损不定。
傥骆道南口曰傥谷，在今陕西洋县北三十里，北口曰骆谷，在今陕西周至县西南一百二十里，谷道全长四百二十里。其中越秦岭主峰一段，盘山路曲折回旋八十余里，共八十四盘，行军不易，易受阻塞。三国后期，魏蜀双方都曾试图由骆谷道进兵，但均为对方守险所扼止。钟会伐蜀时，骆谷是其进兵路线之一。唐武德年间；复开傥骆道，以通汉中、巴蜀。唐后期，关中变故频仍，唐帝每幸汉中、巴蜀以避难，骆谷道是其往来通道之一。五代后，骆谷亦渐荒废。
子午道南口曰午谷，在今陕西洋县东一百六十里，北口曰子谷，在长安南百里处，谷道全长六百六十里。王莽时修通子午道，东汉时废子午道而通褒斜道。诸葛亮第一次北伐，魏延自请率奇兵五千出子午谷以袭长安，诸葛亮未准。后来钟会攻蜀，子午谷是其进兵路线之一。东晋永和十年（354年），桓温入武关伐前秦，另遣司马勋出子午道袭长安。宋金对峙时，南宋除了在散关屯戍重兵外，还在子午谷口置立堡塞，以备金人进袭。
三条谷道连通关中与汉中。但以秦岭之高峻，每条谷道都曲折回旋，幽深险峻，不利于人力物力的大规模运动，尤其不利于粮草补给的运输。曹操在争汉中而未得后多次感叹“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 ＇ 注：《资治通鉴》卷七十 魏纪二 ＇ 利用这些谷道出奇兵还可以，大规模进兵则不利。南北交争之际，多以散关为要冲。
汉中与四川之间的通道有二：金牛道和米仓道。金牛道北起陕西勉县，南至剑阁之大剑关口，中间越最高峰曰朝天岭，剑阁为其南端咽喉。金牛道最早为秦惠王伐蜀所开，其后，钟会攻蜀汉、尉迟迥取梁益州、郭崇韬攻前蜀、北宋平后蜀、蒙古攻南宋，都曾由此进兵。
米仓道以越米仓山而得名。自南郑向南循山岭经喜神坝、渡巴峪关，越山岭之后沿南江河谷至巴中，是为米仓道。由汉中入三巴，此为捷径。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讨张鲁，张鲁即由米仓道南逃巴中。曹操击降张鲁后，留夏侯渊督张邰、徐晃等将屯汉中。夏侯渊曾遣张郃率军由米仓道入争巴中，进军至宕渠（今四川渠县），被张飞击还。蒙古蒙哥汗八年（1258年），蒙哥亲自率军攻南宋四川上游，主力由金牛道趋剑阁，另遣宗王木哥率偏师由米仓道趋巴中。
就汉中与四川的关系而言，因四川的重心在成都，故自金牛道进军要比米仓道捷近；若是南北对峙之际，四川与东南相连，则由米仓道进军，入三巴，趋重庆，可威胁四川与东南的交通线。
二 汉中在南北之间的地位
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汉中对于南方的意义比起对于北方的意义来要重大些。这一方面是由于嘉陵江和汉水的原因，汉中与南方的联系更密切，另一方面是秦岭之险峻比大巴山更甚。自汉中越秦岭北进较难，越大巴山南进却较易。双方以秦岭为界，可共享秦岭之险；若以大巴山为前沿，则地理上的优势在北方。
从蜀汉开国到灭亡一前一后对汉中地区经营的得失及其影响，可比较典型地看出汉中在南北之间地位的轻重。
刘备初定益州，曹操即率大军入汉中讨张鲁。刘备部属黄权恐曹操趁势侵蜀，对刘备说：“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割蜀人股臂也。” ＇ 注：《华阳国志》卷六 刘先主志 ＇ 曹操击降张鲁，略定汉中。司马懿建议曹操乘势取蜀，曹操未从，留兵屯守汉中，自回北方。蜀汉法正建议刘备攻取汉中，他说：“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定汉中，不因此势以图巴、蜀，而留夏侯渊、张郃屯守，身遽北还，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逼故耳。今策渊、郃才略不胜国之将帅，举众往讨，必可克也；克之之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此盖天以与我，时不可失也。” ＇ 注：《资治通鉴》卷六十八 汉纪六十 ＇
按黄权、法正的看法，取汉中是一举数利的事。若能取得汉中，今后无论是进取天下，还是退保益州，都是一种有利的形势。刘备遂引军北争汉中。其间，刘备驰书留守成都的诸葛亮请兵增援。诸葛亮问从事杨洪，杨洪回答说：“汉中，蜀之咽喉，存亡之机，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 ＇ 注：《华阳国志》卷六 刘先主志 ＇ 建议火速发兵增援。刘备击斩夏侯渊，夺占汉中；曹操引军来援，不利而退，刘备遂据有汉中。
至此，三国鼎立局面形成。蜀汉重戍汉中，以保益州。蜀汉自丞相、大司马至大将军皆屯汉中。魏将曹真、曹爽等先后引兵来攻，均为蜀汉扼险所拒。诸葛亮矢志北伐，亲自坐镇汉中，把汉中建为北伐的前进基地。
诸葛亮死后，蒋琬主持蜀汉军事。蒋琬屯汉中，一度设想多作舟船，欲乘汉沔东下，袭魏兴（今陕西安康西北）、上庸（今湖北竹溪），以规中原。蒋琬后来徙屯涪城。其间，曹爽、夏侯玄率军自骆谷入攻汉中。时蜀汉汉中守兵不足三万，诸将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城援兵，赖蜀将王平全力主张，据守兴势城，扼险以拒之。汉主也遣费祎率军驰救，魏军失利而退。是后，费祎复屯汉中。
姜维主持蜀汉军事时，对汉中的防务作了变动。此前，蜀汉对于汉中的防御方略主要是靠置立军事据点，扼守险要，控制秦岭诸谷道，拒其出口，使敌不得出险。姜维改变防御战略，撤去诸围守兵，聚屯汉、乐二城，坚壁清野，试图纵敌入平地，待敌兵疲粮乏之际，再击其惰归。这一变动后来被证明是一种失策。若姜维专守汉中，那么，以姜维的战术才能，此策倒不失为一种积极的防御方案，它实际上是将蜀汉攻关中时“千里负粮以邀一日之战”的不利形势交给魏军来承受。但姜维对魏用兵的重点却远在陇西，这样，撤掉扼秦岭谷口的诸围守兵便实在是一种失策。后来，姜维避祸，屯田沓中（今甘肃临潭西南），汉中方面的防御仍未调整过来，这便铸成了致命的错误。（见图3—4—2）
司马昭灭蜀的战略布署便是充分利用了姜维的这些错误。司马昭的伐蜀方略是：“绊姜维于沓中，使不得东顾；直指骆谷，出其空虚之地以袭汉中。以刘禅之闇，而边城外破，士女内震，其亡可知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七十八 魏纪十 ＇ 曹魏伐蜀之战基本上是按这一构想展开的。邓艾、诸葛绪等将在陇西牵制姜维，断其归路；钟会率大军穿越秦岭诸谷道直趋汉中。钟会大军能够顺利穿越秦岭诸谷道，坦行至汉中，便得益于姜维自弃险要。钟会至汉中后，迅速越阳平关而趋剑阁。姜维这时倒是表现出了他杰出的战术才能，摆脱牵绊，迅速回军，退守剑阁，以拒钟会大军。钟会大军被拒剑阁险要之外，一时无计可施；邓艾却出其不意，偷渡阴平道，出姜维军后，直趋成都。姜维回救不及，后主刘禅投降，蜀汉灭亡。
从蜀汉开国到灭亡，一前一后对汉中经营的得失可看出汉中地区对于南方的重要程度。汉中对于蜀汉来说可谓存亡攸关。蜀汉立国四川，军事重心却尽在汉中。以守而言，蜀汉自丞相、大司马至大将军皆屯汉中；以攻而言，汉中又是蜀汉北伐的前进基地。若汉中不守，则四川门户洞开，蜀汉几不可以立国。所以黄权把曹操取汉中比作“割蜀人股臂”、杨洪强调“若失汉中，则无蜀矣！”自姜维改变北伐的战略重点，又改变汉中的防御方略，蜀汉的国防遂出现严重缺陷；曹魏灭蜀则及时地利用了这种缺陷。
姜维在汉中防御的失策还影响到了三国鼎立局面的结束。蜀失汉中开启蜀汉灭亡之机，而蜀的灭亡又开启了王濬在四川经营水师图孙吴上游机会。
南北朝对峙的结束差不多是循着同样的顺序。尽管北朝经历了从西魏到北周再到隋的嬗代，但北方进取南方的战略是连贯的。西魏宇文泰乘梁之弊，遣达奚武入南郑，夺南朝汉中之地；后又趁萧纪内乱，遣尉迟迥入川，夺南朝益州之地。这样，在隋灭陈之战中，才有了杨素率益州水师东下图陈上游的局面。
蒙古蒙哥汗时期，蒙古攻宋，亦将用兵重点放在上游，试图由汉中入蜀，然后出三峡顺江而下。只是此战略因蒙哥之死中断。
汉中的得失对南北分合的影响之所以这么深远，主要还是在于它在南北地理大势中的地位。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南方真正的上游当在汉中地区。
南北对峙之时，南方政治重心常在东南。四川地区据长江上游，荆襄地区据其次。东南政权常藉四川以屏护上游，但由于四川与东南相距遥远，加上三峡地区地形之险，四川地区常脱离东南，这时荆襄地区的上游之势便显得格外重要。东南无四川犹可立国，无荆襄则断不可立国。四川和荆襄在江南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四川和荆襄在江南都居上游之势，而汉中则对四川和荆襄同时拥有上游之势。汉中对四川的上游之势缘于地势，汉中对荆襄的上游之势则缘于汉水。汉水连贯汉中与湖北，汉中居其上游。苏代在策划合纵时，曾谈到秦自汉中下汉水击楚郢鄢之地的便利：“汉中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 ＇ 注：《史纪》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 ＇ 东南政权无论是恃四川还是恃荆襄作为上游屏障，都须藉汉中以作进一步的巩固。所以说南方真正的上游是在汉中地区。
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从全局的角度认识到汉中的地位并加以经营的，当数南宋张浚。南宋初，一个迫切的问题是宋高宗赵构“巡幸”之所的选择。当时，金兵攻势正盛。金兵南下，常起三路：东越山东而趋江淮，西越山西而攻关中，中路越中原而趋荆襄。汉中、陇西尚处二线，四川则是大后方。南宋君臣们所要做的是既能暂避金兵之锋锐，又能保持一种不失时机地进行反攻的态势。大臣们建议巡幸建康、武昌、四川、关中的都有。张浚建议巡幸汉中。他上疏宋高宗说：“汉中形胜之地，前控六路之师（南宋在关中之军），后据两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号令中原，必基于此。谨积粟理财，以待巡幸。” ＇ 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