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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国时，前后赵在北方对峙。前赵据关中，后赵据河北．双方在山西、河南对抗。后赵大将石虎攻前赵河东重镇蒲坂，从而引发前、后赵在洛阳的大决战。前赵主刘曜尽率国中精锐驰撞蒲坂，击败石虎，然后挥兵南下，围攻后赵洛阳。后赵主石勒亲自率兵自襄国（今河北邢台）驰援洛阳。进军途中，石勒侦知刘曜仍在围困洛阳，大喜道：“曜盛兵成皋关，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阳，此成擒耳。”刘曜若能扼守成皋关，或阻洛水而守，拒敌于险要之外，石勒纵有千军万马也无可奈何，洛阳自可不战而下；成皋、洛水弃而不守，纵敌入险，实为刘曜的重大失策，这种失策铸就了刘曜的失败。
后来前秦、前燕在北方对峙时，前秦王猛攻前燕洛阳之战的形势与前，后赵洛阳之战有些类似。但王猛攻洛阳，先振军扼成皋之险，以断前燕援军入援之路，洛阳遂成瓮中之鳖，不战而下。
东西方对峙，大体止以太行山诸关隘、黄河孟津渡口、嵩山一带诸关隘为对抗的前沿地带，尤以成皋一带为争夺的关键。成皋处于东西对抗的中轴线上，能控成皋即是控制了东西之间通行的捷径，刘安所言“人言‘绝成皋之道，天下不通’”当是那个时代流行的看法。
从中国地理大势来说，这种对抗却是西方居地势之利，而东方则处相对劣势。西方地势较高，面对东方，居高临下，若是能据成皋一线，即已取得一种非常有利的攻势态势；而东方据成皋一线，至多只是取得—…种比较好的守势态势，失成皋一线则全失地利之险，故历史卜的东西之争以西方胜利者居多而东方胜利者居少。
二 南北之争
南北之争也是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又一个突出的现象。东汉末年政治秩序的崩溃导致了统一帝国的瓦解。先是天下三分，中经西晋短暂的统一，又因“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而演成南北对峙之局。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对峙，并持续了近三百年。十二世纪起，随着女真和蒙古的先后南下，金、蒙古（元）与南宋之间再度形成南北对峙之局。
南北对峙之际，双方的角逐本是在一个更广阔的舞台上展开，若单考察在中原这片地域内的争夺，则不能不先考察这片地域的南北两边的地理形势。随着双方力量的强弱变化，双方对抗的前沿地带在淮河与黄河之间有所摆动。在淮河以南，西部有大别山、桐柏山屏护长江上游，东部江淮之间，水道纵横，屏护长江下游；在黄河以北，西部是太行山环绕着的山西高原，东部是河北平原。
在前面章节已经说到，南北对峙多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与南方汉人政权之间的对峙；北方之人，长于骑兵野战，性习温凉，不耐暑热．利在秋冬时节；而南方之人，长于水战与守城战，利在春夏雨季。中原地区的地形和气候特点使得南北双方各享一半的利弊。南方之人多趁雨季而北进，但若是越过了黄河而向北继续深入，便会面临很大的不利；北方之人多趁秋冬时节而南进，但若是越过了淮河而向南继续深入。也会面临很大的困难，因此，在南北对峙比较稳定的时期，无论哪方主动用兵，其结果邡只不过足在淮河与黄河之间来回拉锯。
在漫长的南北对峙史上，南北交兵非常频繁。其中，以刘宋元嘉北伐和南宋端平年间收复三京之战最能反映出南北双方在中原的攻守形势。（详见东南部分）
实际上，以攻而言，南北双方还可说是平分秋色。南方攻沔南，可以趁雨季利用泗水、汴水等淮河文流作为交通线，迅速北上。到彦之、王玄谟、陈庆之等人在最初的攻势作战中都是迅速地打到了黄河南岸；北方攻河南，则可利用冬季河冰坚合或河水潦缩的时机．发铁骑迅速南下。
但说到防守，则南方比北方被动。北方之人由于自己的特性，不宜于久处南方，北方的统治者也多能认清自己在南方作战的时间上的利弊，而能于不利的季节主动北撤，等到有利于发挥自己骑兵优势的时节，再大举南下；再说，北方铁骑本来就宜于远程奔袭，能给北方势力造成困难的只是时间季节，而不是空间距离。所以，北方极少在河南作硬性的防守，守河南从未成为北方的负担。对于南方则不然，守城战虽是南方之所长，但南方守河南势必沿千里黄河全线置守，兵力难免单薄，与南方策源地之间的交通线也是迂回而漫长。因此，对于南方来说，攻河南不难，而守河南难。对于北方来说，只要撒开守河南的包袱，便能只享其利而不受其弊。
从地理形势上来看，中原地区南北两边的地理形势也是北方比南方有利。自河南图黄河以北，比较困难。黄河以北．战略枢纽在山西。山西地势高峻，仰攻不易：倒是黄河以北足以制黄河以南。北魏开始立都平城（今大同），据山西之险，俯瞰三面，威制北方，所以面对刘宋在河南的军事行动崔浩能有“设使国家与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的自信。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形势发生逆转，反为山西所制。尔朱荣和高欢先后据山西控制北魏朝政。至于五代时期，后唐代后梁、后晋代后唐、后汉代后晋，都是以山西制河南。即使足像金这样本身是起自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在迁都河南之后，也是被蒙古这样后起的北方游牧民族所制。
自河南图南方则比较容易。取山东足以制泗水上游，攻南阳足以制汉水上游，争汝南足以制淮河上流。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对峙的终结即是循着这条逻辑。在南朝刘宋时期，北魏即已夺占山东；南齐时期，则一再争南方南阳、义阳（今信阳）等淮汉上游之地；到梁末，南方东失淮南之地，西失襄汉上游，南方遂再无问鼎中原的机会，而只能恃长江作被动的防守。
不过，南方在中原地区也井非完全没有机会。在中原地区，南北形势虽是南不如北，但东西形势却是西足以制东，河南地形的特点是东部为平原，西部为山地，东部平原地带利于北方骑兵而不利于南方步兵，但在西部山地地带却是有利于南方步兵而不利于北方骑兵，西部山地地区又可分为南北两部，都具有枢纽性地位，北部三川河谷在北方具有枢纽性地位，南部南阳盆地则在南方具有枢纽性地位。
这样，由南阳盆地北出遂成为南方进图中原的一个机会。位于南阳盆地南端的襄阳本是南方恃以屏护江汉上游的一大重镇。自襄阳北上，循淅川等汉水支流上行，越伏牛山，即可进入伊洛河谷，而后，或东取洛阳，或西攻关中，都可扬长避短而有所作为。东晋南朝时期的几次比较成功的北伐都是利用这一地理形势。桓温北伐，由襄阳北上。出伊川，败姚襄，执周成．收复洛阳；刘裕北伐后秦，攻洛阳之战，也曾派兵从襄阳经南阳盆地北上，攻洛阳的南翼；刘宋元嘉二十七年的那次北伐，东路军溃败，西路军却取得很大进展，柳元景、薛安都等将连克弘农、陕城、潼关，井取得关中豪杰和百姓的响应与支持；
在南北之争小，南方争河南若只是想以黄河作为南北之间的分界线，则终难改其劣势地位。南方可以取河南作为进一步经营天下的凭资。明初朱元璋北伐可以作为南方经营河南的一个成功的例子。（详见东南部分）毕竟中原四战之地，不利于防守，却利于作为进取的凭资。
第一节 统一与分裂：政治与地理
治则合，乱则分。历史治乱更替，天下大势也随之分合变迁。
历史治乱分合的演变有其自身的逻辑，地理环境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统—首先必须以社会政治方面的凝聚力、向心力为基础，其次才是地理上的经营措置；分裂也首先是社会政治方面出现离心力，然后地理上的离心力才显现出来。
若单从地理因素来看，中国的地理环境的特点是整体的统一性和局部的独立性并存，既存在有利于统一的因素，也存在着离心的因素。 ＇ 注：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 导论 第二章《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 ＇
中国现有版图所包括的这片地域基本上是中国历史展开的舞台。由于地形地势的缘故，这片地域的东、南二面都是浩瀚的海洋，西南、西北都是险峻的山脉，北面是大漠。地理环境相对封闭，相对独立，自成一统。秦和西汉相继建立起了大一统的帝国，并为确保帝国的安全而进行了积极的拓边，帝国的疆域基本上达于这片地域的天然极限。统一的观念随着统一帝国的建立而逐渐深入人心，并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即使是在天下纷乱之际，逐鹿的群雄也大多怀着重新统一天下的抱负。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演变中，统一的大局基本上得以维系，这种跟中国地理环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广泛深入人心的统一的观念乃是一个最基本的因素。
另一方面，中国的版图如此辽阔，境内的山河分布纵横交错，又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小区域，各地域之间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民族、文化、社会风俗等诸方面的差异很大，要实现真正的统一，必须对上述各方面进行一种深度的整合，否则，上述诸方面的差异在一定的条件下便可能表现为潜在的离心力，在特定的情况下就有可能被诱发出来。
在中国版图内的各区域之间，既存在促进彼此联系的有利条件，也有将彼此相对隔绝的天然屏障。如长江和黄河这样的大江大河，在东、西部之间就是一种联系的重要纽带，在南、北方之间却是一种天然的限隔。像太行山、秦岭、大别山等大的山脉，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的确就是一种天然的限隔；但这些山脉的断层地带或河流穿切而形成的河谷低地却又提供了可供穿行的交通孔道。
至于地理因素究竟是发挥出促进联系的积极作用，还是发挥出离心的消极作用，则视当时社会、政治的整合程度和中央政权经营措置上的得当与否而定。
当一个王朝强盛的时候，它的统治者往往能够以一种王者包容天下的宽广胸怀，推行比较积极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和文化政策，而且，所推行的政策也往往能收到比较积极的效果，从而将中国地理中有利于统一的积极因素发挥出来，将潜在的离心力降至最低，使其并不发挥实际的消极作用，统一的局面因此得以维系。
而王朝衰弱，往往积弊太深。它往往会在潜移默化中积累下许多的矛盾和问题。在积弊中酝酿着广泛的矛盾，在积弊中滋长着各方面的离心力。随着社会上广泛的矛盾和离心力的滋长，地理上的离心力也开始显现出来。这种离心力增长到一定程度，就可能破坏统一，形成分裂的局面。
在治与乱的更迭、统一与分裂的交替过程中，地理因素是在社会、政治等其它更为根本性的因素起作用的前提之下才发挥出来的。
第二节 统一与分裂：问题的转换
治乱更替，统一和分裂也随着交替变迁。王朝衰弱，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通常普遍而且广泛；当其积弊难返之时，矛盾和问题往往就集中在某几个主要的尖锐的问题上。这时候，稍有契机，矛盾便迅速地激化，而形成燎原之势。这种契机在历史上通常表现为周期性出现的严重的自然灾害、穷兵黩武不能自拔的对外战争、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等等。一旦出现这种局面，统治秩序便随之迅速崩溃，统一的局面也迅速解体，而出现群雄逐鹿的局面。
在旧的统治秩序和统一局面解体之后，历史常常藉分裂和动荡而酝酿新的统治秩序和新的统一局面。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三次比较长时期的分裂。三次长时期的分裂是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及宋夏辽金先后并存的时期。在这三次长时期的分裂之后，分别完成了三次大一统的局面。这三次大一统分别为秦汉、隋唐、元明清。在每次大一统期间，又都经历过短暂的震荡。从秦到西汉、从西汉到东汉、从隋到唐及元、明、清的嬗代，改朝换代的过程都经历过短暂的震荡。每一次大分裂之后的统一都比以前的统—更深刻、更广泛，社会的整合程度也更高。
旧的统治秩序解体通常是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社会矛盾激化，社会离心力滋长，统一的中央集权遭到削弱，各地域的独立性突出出来，地理上的离心力也开始显现山来，从而使天下呈现出分裂的局面。
要重建新的统治秩序，重建新的统一局面，就必须先整合各种社会矛盾，消弭各种政治上的离心力，才有可能消除地理上的离心力，结束分裂，重建统一。只要社会上广泛的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政治上的离心力并未消除，地理上的离心力就会继续存在，统一局面的重建便很困难。
历史上，那些率先起来反对旧的王朝统治秩序的人往往不能够重建新的统治秩序，重新统一天下。
秦统治暴虐，率先起来反秦的是陈胜、吴广起义。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天下遂有风起云涌的响应，四方豪杰起而亡秦。秦亡之后，更广泛范围内的争夺才刚刚开始。王莽统治暴虐，天下怨之久矣，率先起来反王莽的是绿林、赤眉起义，四方豪杰继之而起。王莽灭亡，更广泛范围内的争夺又才刚刚开始。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向汉王朝的腐朽统治发起挑战，黄巾起义未能覆灭东汉王朝。黄巾刚平，诸侯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才刚刚开始。西晋以“八王之乱”而衰，率先起来反晋的是匈奴刘渊，刘渊所建立的刘汉政权消灭了西晋。西晋灭亡，五胡十六国的序幕才刚刚拉开。隋末统治暴虐，率先起来反隋的是王薄等农民起义和杨玄感起兵，各地豪杰也纷纷起而反隋。隋朝灭亡，群雄逐鹿的局面才刚刚开始。唐后期社会矛盾积累深重，黄巢起义向唐的统治发起挑战，这次起义未能灭掉唐朝，还加剧了“安史之乱”后形成的藩镇割据——唐不亡于起义，而亡于尾大不掉的藩镇。元统治暴虐，率先起来反元的是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大起义。红巾大起义确曾沉重地打击了元朝的腐朽统治，但灭掉元朝并统一天下的却是从起义军中蜕变出来的朱元璋。明末，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起来反抗明的腐朽统治，明朝亡于李自成起义——但统一天下的不是李自成，而是自关外进来的满清。
治乱交替之际之所以呈现出上述现象，是因为旧的统治秩序的解体通常是矛盾激化的产物，而新的统治秩序和新的统一局面的重建则必须以整合各种矛盾、消弭各种离心力为前提。整合各种矛盾、消弭各种离心力却通常要经历一个复杂的过程。
从旧的统治秩序、旧的统一局面解体，到新的统治秩序、新的统一局面建立这一段时间内，天下的纷乱和争斗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矛盾趋向于激化，后一阶段矛盾趋向于消弭。这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问题的重心是绝然不同的。
旧王朝最终灭亡之前，它往往是各种矛盾汇聚的焦点，这时，它还可以作为一个临时的维系各种离心力的工具，也就是说，此时的离心力主要是针对旧的王朝统治秩序而呈现的，这时候，斗争虽然尖锐，但形式和范围倒还简单，矛头所指也比较集中。首先起事者为了推翻旧王朝的统治秩序，必须凭借、利用普遍存在的矛盾，甚至采取一定的策略推动矛盾的普遍激化，来扩大其影响，获得广泛的支持。
一旦旧的王朝最终灭亡，矛盾失去一个可以汇集的焦点，依旧存在的矛盾遂离散为比较广泛范围内的矛盾，离心力也显现为一种普遍的离心力。这样，在旧的王朝灭亡之后，形势的变化提出了新的问题。问题的核心已变为：在旧的统治秩序完全破坏之后，再凭什么资源来重新整合天下，整合各种社会矛盾，消弭各种离心力，以便重建新的统治秩序和新的统一局面？这才是第二阶段问题的症结。
广泛的矛盾是首先起事反对旧秩序者们的凭资，却不是重建新秩序和新统一局面的凭资。在第一阶段的斗争中，为了达到推翻旧的统治秩序的目的，可以也应该推动矛盾的普遍激化。但是到了第二阶段，这种做法就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了，因为这与第二阶段重新整合天下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在第二阶段，需要的是消弭矛盾进而整合各种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
天下纷乱之际，形势错综复杂。在纷乱的旋涡中，有多少人能够认清形势的变化、适应新的形势、调整自己的政策、改变运动的方向？有时，即使个人有这种清醒的认识，但要纠正实际上是由历史所酝酿出的力量在推动着的整个运动的方向，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西晋末年，匈奴人刘渊起兵反晋时，民族矛盾非常尖锐。刘渊本欲效法汉高祖，灭司马氏政权后一统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