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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祯对官员结党非常敏感，他对大臣尊敬，对大臣放权，是有不结党这个前提的。历史上吕夷简一直到死，也没有人抓住他结党的把柄，这是赵祯信任他的基础。而反对吕夷简的，几乎都在他强大得让人失望的势力前，选择结党，当然不被赵祯信任。
这一点徐平同样了解，所以他从来不立山头，有志同道合者，但没有小团伙。徐平心里明白，只要自己要搞党争的苗头一出来，从此就会失去赵祯的信任。
改革是为了成功，为了这个目标，徐平不介意做一些妥协。
把手里的书册翻过整理好，王尧臣对徐平道：“西京也有刻书的地方，现在活字甚是方便，为何不让人把这些册子印出来，还要费这么多人力抄写呢？”
“书一付印，流到什么人的手里我们就难控制了。现在还不到时候，不好让这册子流到民间去，先抄写一些，给该看的人看吧。伯庸，最近朝堂里云谲波诡，很多事情看不清楚，我们应当谨慎一些，不要露出把柄给人抓住。依我看，最好是把心力放到这《富国安民策》上，朝堂里的事情一概不问。我们做的是于国于民都有好处的事情，任谁都说不出什么来。等到有了机会，上给朝廷就是大功一件。”
“坐山观成败，唉，惟今之计也只好如此了。”王尧臣叹了口气，继续翻着桌子上的册子。他是个淳厚君子，对政争既无心也没有兴趣。
不过徐平并不是坐山观成败，不参与朝廷争斗是他理性的选择。靠拢吕夷简，就得罪了现在反吕的人，而这些人的能量在十几年后会大得超乎想象，无论朝里朝外，他们都占据了主流。这是他从前世记忆里得到的结论，现在的反吕主力在历史上的地位太重了。而参与倒吕，就不可避免地沾上君子党的标签，这是赵祯最忌讳的，对自己有害无益。这个时候团结在一起反对吕夷简的人，历史上基本都是在赵祯晚年才得到重用，徐平心里清楚。
所以最明智的，徐平就是安心编自己的《治国安民策》，当朝堂的政争明朗，才决定自己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让新政推行下去。
李参过来，对徐平道：“都漕，看看就到年底，这些日子我要回到孟州去，年底的杂事不好放手不管。还有来看孟州行新政，我要回去安排。”
“好，反正现在有了初稿，大家都仔细地看一看，看有什么我们没想到甚至谬误的地方，好及时修改。年岁不饶人，李相公年纪大了，精力不比从前，孟州的事情还是要靠你。”
李参道：“都漕安心，我一定把孟州的事情办好，不出乱子。还有，李相公以前曾经提起，等我们编的书有了初稿，带一册给他，看一看对新政也了解一些。”
徐平笑道：“这是应该，不过现在抄出来的书都是杨副使在管，不管是谁拿走，都要在他那里记下名字，连我也不例外。你去寻杨副使，让他写个字据来，便就可以拿走一册。”
“下官明白了，这便就去找杨副使。”
事情要由专人负责，这是徐平的习惯，李参已经适应了。书还没有定稿，传出去之后不知道会引起什么样的议论，影响编书的进程，所以徐平严禁外流。就是各州县的主官观看，也是由种世衡带着书到各地走一趟，顺便把各地的意见带回来。李迪身份特殊，当然可以例外，他愿意看这本书，本就是对徐平的善意。
看着李参离去，徐平对王尧臣道：“年底了，朝廷应该平静一阵子，我们也可以放心安排来年的事。河南府去年春夏大旱，秋天又涝，今年农事要提早安排。”
王尧臣道：“我已经吩咐人去做了，只是现在新开的漕渠已经行船，春天缺水，到时引水灌溉难免影响运河水量。此事两难，我一直要问你该如何处置呢。”
“运河一开，就绝不能够断航，不然影响太坏。引水无非是引洛河里的水，主要是寿安、偃师与河南、洛阳四县。你派人下去，让这几个地方不要多开水田，哪怕官府补贴些钱粮也是可以的。只要不开水田，影响便就不大，巩县和水那里的新筑的大坝，去年秋季拦蓄了不少洪水，足以供给沙口以下漕河所用，并不需要洛河的水。”
经济中心特别是现在的洛阳这种工商业中心交通是命根子，而水运是最重要的运输方式，引洛入汴的水渠是无论如何不能断航的。不能因为沙口筑坝之后蓄起水来，上游便就拼命开田种稻。特别是偃师和河南两县，水田必须要控制。
第186章 世道要变
一过了年，春天立刻就到了。冰雪已经消融，土地变得松软，天上有鸟高飞，地上兔狐在奔跑。柳树悄悄地吐出了嫩芽，桃杏羞答答地露出了花蕾。
吹在脸上的风已经没有了寒意，让人觉得神清气爽。
李参步履轻快地走进后衙，一到李迪的院子里，就看见他坐在阳光下。李迪的头发已经苍白，戴着老花眼镜，聚精会神地在看自己年前带回来的《富国安民策》的初稿。
到了跟前，李参轻轻咳嗽一声，行礼道：“相公，各县已经交了春耕的书状上来。”
李迪抬起头来，摘下老花眼镜，对李参道：“这些你拿主意就好了，若是没有特别要紧的事，不需要禀报我了。对了，前两日我让把官印放到你那里，收到没有？”
“收到了。相公抬爱，下官自是感激不尽，只是官印是朝廷权柄，怎好放在下官那里？”
李迪笑着道：“放在你那里有什么不妥？就是在我这里，也是小吏保管，什么时候用了印有的我都不知道。好了，你两印同掌，州里的事情除非特别大事，自己拿主意就好。”
李参躬身行礼，点头称是。
地方政事，必须知州和通判连署，能够一个主官做决定的事情很少。这本来是为了防止地方官做大的措施，但也会造成政事拖延。李迪信得过李参，干脆把知州的官印也交给他，一般的政务就让他直接处理了。官印并不是由长官带在身上的，而是由专门的公吏在保管，白天主官交给长官厅，由当值的幕职曹官用印，晚上主官再收回去，防止手下官员偷偷滥用。现在两个官印都在李参手里，相当于长官厅和通判厅合二为一了。
让李参坐下，李迪拍了拍手中的书道：“你们编的这本册子，我大致看过了一遍，有些话对你讲。你记下来，若是觉得合用，就带给徐平，看看有没有用处。”
李参拱手：“相公指教，下官洗耳恭听！”
“不用那么严肃，就当我们平常聊天，能听则听，不能听则罢。”李迪摆了摆手。“编出这本书来，可见徐平是真动了脑子的，去年的新政，不是心血来潮。自他在邕州提举蔗糖务，钱粮增收之广，可以说本朝立国以来无人能比。以前是邕州偏远，大家只知道他增收了那么多粮，招揽了许多人户，具体个什么情形，却没人说得清。他送到朝廷里来的奏章虽然写得详细，不过众官先入为主，总是觉得有些虚夸，无人重视。前几年在三司主持盐铁司，讨论了钱法，却并没有改钱政，大家对他的说法也只是觉得有些新奇罢了。至于新开的场务，三司铺子，弄出许多新鲜玩意，也只是说一句他心思奇巧。惟一就是废了官员俸禄的折支，全部发实钱，让京城官员实实在在得了好处。”
李参道：“以前大家并不知道徐都漕心里怎么想，确实是有些疏忽了。”
“是啊，看这本《富国安民策》，徐龙图其志不小啊！富国的同时又让民安，这种事情以前哪怕就是有人想，也会被斥为妄谈，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天下之财有定数，不在官则在民，为政之要，务在清静，节用爱民。不扰民，少赋敛，则百姓自然富足。这话说的不仅仅是道理，还是做官的官箴，照着这样做的就是好官，反着来就是害民。现在徐平把这一切都反了过来，按着书里的说法，财富是人的劳作创造出来，则不但没有定数，更加没有不在官则在民。只要方法得当，官府手里的多了，百姓手里的钱也水涨船高。”
李参道：“其实先贤并不是没有类似的说法，管子招揽商人，使民煮海为盐，齐国坐享盐铁之利，终成一代霸主。盐铁之论，自汉武帝用桑弘羊之后，也是为政正理。”
李迪摇了摇头：“不一样的。盐铁之论，讲的还是聚敛，本朝盐茶酒专榷，这个道理很多人都想明白了。其实这书里讲得很清楚，盐禁相当于对全民加赋，酒禁则是相当于对富人收税，茶禁则位于两者之间。盐铁，跟这书里讲的财富能够被创造出来，有着根本的不同。说实话，若是没有徐龙图这一年在京西路的作为，这种说法我都会认为是妄谈！”
李参长于理财，但他的思想比较传统，总是习惯于向前朝的经验靠拢。特别是唐朝的第五琦和刘晏两位理财大家，他们的政策李参研究得比较深。《富国安民策》李参做的是通商的部分，对于基本理论的理解远远比不上李觏和王拱辰。
把手里的书放下，李迪对李参道：“通判，你是参与过编这本书的，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若是照着这《富国安民策》里说的做下去，世界要大变了！”
李参想了一想才道：“有的时候我确实会这么觉得，但事后仔细想一想，其实也未必至于。自天皇五帝，数千年来，史上什么样的事情没有发生过？担心天下大变，不过杞人忧天而已。当然，这只是我的感觉，相公想的或许不同。”
“要变了啊！以前讲天下富足，是要耕者有其田，本朝不抑兼并，不知道遭了多少人的非议。但按这书里，耕者有没有田反而不重要，只要产出越来越多的粮食就好。我本来要说这是谬论，但有营田务和蔗糖务的例子摆在那里，又无话可说。上自三司下到地方各州县，从坑冶盐场到酒楼宅店，无数生意在官家手里，许多人说是与民争利。但按照这书里说的，这不但不是与民争利，还是为民谋利。有了这些官家的场务，整个社会的财富水涨船高，百姓有更多的生意可以做，有更大的利处去谋。若是以前，谁敢这么说我必定要斥之为胡言乱语，但今年有西京城里的棉布生意在那里，城里不知多少人家用场务里卖出来的棉布赚了大量的钱财，光做成衣发家的就不知道有多少。事实摆在这里，你还有什么话说？京西路就我们孟州和襄州不行新政，结果我们两州考评最差。张耆是武臣，自幼事先帝于藩邸，他不在乎这些，通判，嘴上不说，我的心里总是觉得颜面无光啊！”
说到这里，李迪连连摇头：“世道要变了啊！徐平说要立万世之法，如果这本《富国安民策》里说的，徐平真地能一一证明出来，天下要大变！”
听了李迪的话，李参的心里有些忐忑，小声问道：“相公以为，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国富民安，如果真能做到这两点，当然是好事！我们读圣贤书，入朝为官，游宦四方，为的是什么？难道就为了那一点俸禄？当今之天下，富者变穷，穷者变富，不过是一两代人几十年间的事情。哪怕是位极人臣，为当朝宰相，难道就能保子孙富贵了？太祖太宗两朝的宰相重臣，现在子孙衣食不继的有多少人！徐平真地能做到国富而民安，则此书足以当万世之法，传之后世！”
李参道：“下官也是这么觉得。所谓圣贤大道，学了难道不也是为了治世，能够让国家强盛百姓富足吗？只要做到国富民安，此书就是有用！”
李迪轻轻抚摸着手里的《富国安民策》，一时沉默不语。自五代起，民间的兴衰荣辱便就不断地在诠释着世事无常这句话。富人突然间变穷，穷人一夜暴富，这样的故事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就是做了大官，生前一世富贵，也难保子孙会沦落成什么样子。太宗时候的枢密副使张逊，本来是藩邸旧臣，一路做到执政，够显贵了吧？他的孙子张先还中了进士第，结果后代连自己的宅子都保不住。前一段时间因为子孙衣食无着，不得不把府第卖给了程琳，还被程琳坑了一把。
社会意识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这样乍富乍贵的社会环境，造就了这个年代人们的思想。一部分人接受了这个现实，对于新的事物坦然接受，并且不断突破旧的束缚，勇于大破大立。还有一部分人对这种社会阶层空前的流动性心生恐惧，拼命地想把社会拉到以前旧的轨道之中，妄图重新建立起稳定不变的社会秩序来。
用徐平前世的话说，这个年代既催生出无穷多的破旧立新的改革者，也催生出许多妄图稳定旧秩序的顽固的保守者。两方阵营针锋相对，哪方都不缺少支持者。
李迪是中立派，他出身寒门，幼时受知于文学大家柳开，认为有公辅之才。考进士虽然有些波折，但最后高中状元，受知于两代皇帝，位至宰辅。他没有什么子孙富贵千秋万代的想法，世道变了就变了，只要向好的方向变就行。
这是李迪的根本立场，也是他在孟州考评在本路最末的时候欣然接受，并立即决定在转过年来行新行政的原因。认真读这本《富国安民策》，也是同样的原因。
第187章 头重脚轻
公吏上了茶，徐平对李参道：“没想到李相公对我们的书如此用心，不知道有什么要告诫我们的没有？他是元老重臣，出入内外数十年，必然有不一样的见地。”
李参道：“相公说他对于京西路的新政并不是很清楚，具体的施政没有什么好说的，相信都漕比其他任何人都心里有数。对于《富国安民策》，倒是提了几句，让我转告都漕。”
“哦，李相公说了什么？我自然洗耳恭听！”
“相公的意思，是说这书里讲的如何生财聚财，官府如何施政足够细了，但其他的内容还有欠缺。若是重修定稿，最好在这些方面着一下力。”
徐平道：“不知李相公说的是哪些方面，有没有明示？”
“比如说，书名《富国安民策》，但现在于富国上着力过重，安民上着力太轻。虽然说国富则民安，但最好还是在国富则民富上费些笔墨。依相公的意思，这书里讲的实际上有国富则民富的内容，但却没有突显出来。还有一点，书里对如何施政生财聚财讲得尽够细致了，但对于如何防止经手官员舞弊，如何考评官员政绩，却没有提及。特别后一点，相公一再嘱咐，冶国之策，必然要防弊，而依新法考评政绩更是重中之重。如果不在这上面多废些笔墨，日后推行下去，必然生出无数烦恼。”
徐平从邕州通判干起，政坛上打滚也近十年了，李迪说的，他稍微一想，便就明白了其中的意思。这书之所以引起了李迪的重视，最重要的是富国和安民的统一。
按照以前主流的观点，这两者是对立的，不可兼得。既然《富国安民策》把两者统一起来，便就要在这个统一上下功夫。把国富的同时民也会富讲清楚，并突显出来，就能够堵住那些认为国富则害民的人的嘴，这一点其实对于占领舆论制高点非常重要。
至于第二点，则是指出了现在《富国安民策》写的时候头重脚轻的缺点，简单说就是在道上用力过猛，在术上用力太轻。书里讲的道理哪怕都是对的，但怎么实行，却没有讲清楚。防弊倒还在其次，关键是怎么考评。新的施政理论必然会带新的施政体系，怎么是做的好，怎么是做的不好，评价标准与以前必然不同。作为治国之策，这一点是一定要讲清楚的，不然实行下去，肯定会带来混乱。
京西路没有乱，是因为考评是徐平本人在做，他是转运使，不需要别人定规矩。而推行到其他路，没有定下考评的规矩，漕司和宪司就会茫然不知所措，影响到新政的施行。
徐平一心要立新的理论，对具体施政上确实考虑不多，他自己心里有大致的方案，但并没有细化出来。在潜意识里，徐平还是在当自己在做这些事情，所以并不需要讲得很清楚，但在李迪的眼里，就明显觉得不够了。
施政措施和防弊措施可以慢慢摸索，考评体系不能等，最少要先建立一个原则。这样才可以在推行新政的时候，让相关的人群知道该怎么做，向哪个方向用力，不至于一开始就弄得一团糟。李迪性子粗，不注意细节，但反过来，在大方向上还是很敏感的。
徐平想来想去，觉得李迪说得相当有道理，对李参道：“你且稍等，我们再谈。”
说完，吩咐公吏到房里把其他人唤出来，一起听一听，想一想。
几个人出来，徐平让李参把李迪的话又说了一遍，听完王尧臣道：“李相公出入内外数十年，想的必然比我们周全，他如此说是有道理的。反正现在只是初稿，我们后面把这些内容加上就是。”
赵道：“如此一来云行就要多费些心力了，如何考评，你比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