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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认识。所以别人有任何问题就问，徐平一一耐心地解答。这次参加过了此次集议的人，将对现在的经济运行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以后主动成为新政的参与者和推动者。这是徐平想做的，也是必须要做到的。
第307章 万事皆要本钱
一个人做事太过辛苦，徐平需要有足够的同盟军，与他一起分担压力，帮助新政的推行。把自己做的事情讲清楚，把新政的效果实事求是地摆到每一个人的面前，便是出于这样的目的。等到钱粮为纲成为朝廷考察官员的重要标准，大家会自觉地完成这种转变。
听了徐平的话，赵祯暗暗点头。跟朝廷官员比起来，他这位做皇帝的倒是反应得足够快。现在内藏库的现钱全部都放入了京师银行，只有金银珠宝之类才在库里存起来。印出来的钱是一定要花掉的，花不掉就放到银行里，反正是不能放在自己手里。手里拿着多少现钱，就意味着要亏多少钱的利息，赵祯的账算得清楚得很。其实别说是印出来的钱，就是铸出来的铜钱赵祯都不在内库存了。只要江山稳固，纸钞就不会出现动荡，纸钞不出现动荡，铜钱便就没有用，只是小额的纸钞而已。而等到江山都坐不住了，做皇帝的还要那些铜钱有什么用？赵祯对这事情想得通透。
两位宰相问完，赵祯道：“朕有一事不明，三司务必解惑。按刚才所说，三司今年花的钱比往都多，怎么来的《会计录》里已经写得明白，不需多言。不过，三司的钱终究是来自地方，怎么从地方收上来的钱多了，反而地方上有了更多的羡余？此事道理上不通，不要是地方官员对百姓刻剥务敛，得来的钱吧？审计司要查，要有个说法。”
徐平起身捧笏道：“审计司查总是要查的，不过地方上羡余多了倒是可以解释。一是三司铺子和银行开到了天下大部分州军，做工的经商的多了，税自然也多了。虽然道理上说商税都要解往三司，但实际上，总还是按比例留一些在地方。这是历年常例，以备本路水旱不常，出现灾情，漕司可以在本路从容调拨。当然，地方上多出来的钱最大的来源，还是在银行身上。银行开到哪里，哪里的钱粮便应当比往年轻松许多。”
赵祯对这一点很感兴趣，对徐平道：“这是个什么道理？你详细说一说？”
“陛下，朝廷从百姓身上，不管是京城还是地方，每收上来一文钱，都要花一定的本钱出去。朝廷收税赋，是要花本钱的，绝不是账籍一勾钱就收上来了。收一户的税，要有差役催缴，要放到库里，要有人点算，要有人运送，诸般种种，不一而足。千万不要小看了这收税赋的本钱，臣曾经算过，以往的年份，每从民间收上一文钱来，以开封府论，就要花三文的本钱，收的钱越细碎，这本钱越高。而到了外路州军，京东京西路，一文税的本钱则不下于五文，荆湖、福建、川峡四路则到十文，到了二广那样的偏远州军，则就要二十文开外。往年这收税赋的本钱，都是由地方负担的，所以岭南二广以及沿边三路，都尽量让他们不要解钱到京师来，只是用在地方养军。万不得己，也换成金银轻货起解。”
其实岂止是收税，政权维持统治都是要花钱的。所以才有对偏远的地方，不但不收他们的税，宁可由中央朝廷补贴。补贴的是统治成本，看起来亏了，实际上从整个社会效果来说，仅仅是经济利益上，中央朝廷也是赚的。这一点大家心知肚明，假装不知道罢了。
这个年代的收税成本非常高，包括收税的成本和运输铜钱的成本。以占的比例最小的现金运输成本为例，从襄阳郡一带沿水路运铜钱到京城，运一千贯钱的运费就大约是一千五百贯。三司收到他们的钱，还要额外搭五百贯进去，实际上是亏本的。这铜钱还不能不运，不然天下铜钱分布严重不均，造成的后果比这亏五百贯还严重。
所以地方上一些细碎小额的税，为了压缩成本，会以一定的数额让揽头扑买。揽头由官府授权收税，比定额多了便就是自己的利润，比定额少了自己补上。这不是包税制，而只是一种灵活的收税形式，实际上徐平前世在某些年代也曾经在农村地区的集市广泛施行过。没有办法，这些税的收税成本太高了，官方又需要这笔钱，只能这样做。
收税的成本是由地方负担的，所以只看收了多少税并不能反映民间的税负负担，还要看为了收这些税花了多少成本。不过这个问题太复杂，而且也敏感，以前大家只是装作不知道罢了。三司财政宽松了之后，徐平首先就是免掉了那些细碎的税收。
大额税收的成本相对来说低得多，再配合公司制度，收税成本一下子剧降。而最重要的是银行系统，一些固定税收地方上要求自己主动交到银行去，官府的精力在查那些偷税漏税上。银行不再需要把铜钱运到京城，再从京城运到地方这个程序，资金流动的成本也降了下来。这些措施综合下来，现在三司从全国收税的成本只有以前的几分之一。
把这些问题剖析清楚，徐平对赵祯道：“陛下，为何三司收上来的钱多了，地方上的羡余也多了？说破了其实很简单，现在收税比以前便宜了。以前天下收上来五千万贯钱，实际上地方可能花了四五亿贯。而现在收上来一亿贯，地方可能只花两亿贯。若是再算上这些年新开的工场、商铺增加的税收，加上三司属下的蔗糖务、营田务、银行和各种公司赚来的钱，则地方负担实际上比前大规模地减轻了。以前天下州县出五亿贯的税赋觉得紧巴巴的，现在则只出一两亿贯，自然就宽松许多了。而且还不只是如此，其实花钱也一样是要本钱的，这两年三司花钱的本钱也一样降下来了。银行的好处，便就是如此。对于朝廷来说，实际上赚的利息之类都是小头，对天下最大的好处，是把不需要花的钱省下来了。”
商品生产和交易有成本，资金同样有成本，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也是一样有成本。成本在总的数额中占的比例不大自然可以忽略，但这个年代不行，因为官方从民间收上来的钱中成本才是大头。看社会百姓的负担，不能光看中央朝廷收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还要把这些收支的成本算进去，不然可能就与事实天差地远。
历朝历代的苛捐杂税，其实真正落到中央朝廷手里的才有几个钱？大多数都花在收税的成本上了。越是正税之外的苛捐杂税，成本越高，这才是刻剥征敛对民间最大的危害。
现在民间对徐平所推行的新政所能感受到的最大好处，不是减了多少税，不是每年多赚了多少钱，而是同样交那些钱，负担却只有原来的几分之一。只看赚钱，有多少生意能有本钱几倍的利润？但从降低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成本的角度看，银行系统建立起来，却就可以达到这种效果。至于收到的利息和对商品经济的支持和推动作，那是后劲。最立竿见影的，首先是民间的税收负担在不加税不减税的情况下，大幅度的降低了。
第308章 战争也要本钱
人们的眼睛总是盯着那些拿到手里的利益，而为了这些利益到底花了多少成本，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徐平一再提起做事的成本，还每次掉起都让朝臣觉得惊奇，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地方正税之外，支移、折变、和买、科配，甚至里正衙前这些重役，实际上都是正税成本的一部分。而让百姓谈之色变的，正是这些科买杂捐。
在座的大臣，都曾经做过州县的亲民官，徐平一说清楚，他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有赵祯还是惊奇无比，不断掂量着徐平说的，连连惊叹。
徐平道：“陛下，刚才说的是收钱所费的本钱，其实花钱的本钱也同样惊人。”
赵祯奇道：“收钱经过了无数人的手，本钱大我想得明白，花钱又要什么本钱？”
徐平看了一眼枢密使张士逊，道：“就以花在沿边各州的军费为例，比如朝廷支出了一百万贯买粮，若以开封府上色精米一贯一石计，则需有一百万石。实际上到了战时，便以真庙时陕西用兵为例，精米五贯尚买不到一贯。若再算上太平时，陕西米价只有开封府的一半，则一石米有四贯多是买卖的本钱。用兵之时，军费花在哪里可想而知了。”
张士逊沉声道：“谏议此话虽然不错，但却是无奈之举。战时万物腾贵，米价自然远贵于常时。大军不可一日乏食，多花一些钱，也是值得的。”
“枢相话虽然不错，但每次用兵，朝廷为了银钱用度，殚精竭虑，不可谓不用心。但最后还是会因为花费太巨，不得不息兵求和，这样总不是办法。最近三司查历年账籍，发现真庙对陕西用兵，边地收军粮到了五贯一石，还不是上色米，而当时开封府的粮价还是跟往年一样，仍然是精米一贯一石。若以军粮一百万石算，则就白白浪费了四百多万贯的钱，边地军卒吃的还不是好米。四百多万贯，如果由桥道司组织人向那里运，哪怕是从江南两浙收籴，运费也断然花不了如此之多。这样算来，沿边各路花钱，本钱就太高了。”
张士逊道：“话虽如此，只是本朝军粮运送收籴，自有成例，不好更改。”
现在朝廷的财政收入是有保证的，西北打起仗来，也不会出现严重的财政困难。然而徐平最怕的，就是不管朝廷投了多少钱进去，最终却转化不成前线将士的战力。最后就是钱花了，事却没办成。到了这一步，战争就成了无底洞，不想求和也得和了。
粮食是最显眼的大宗战略物资，效率也低下到了这个程度，其他的战争物资可想而知了。打仗就是打钱粮，这话是没错，但钱粮总得用到该用的地方。
禁军没有后勤组织，这是军制决定的。到了战时，会临时设立随军转运使，所依靠的后勤体系实际上是地方州县的原有行政体系。越是在人口稠密的内地，这组织体系越是有效，越是在地广人稀的边地，越是捉襟见肘，而打出国境，则就无所适从了。不管是西北还是河北，作战高度依靠商人运送后勤，不这样做还有什么办法呢？
商人随军贩运物资，只能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完全依靠他们，那有多少钱也不够他们赚的。而且为了获得最大的利润，推高货物的价格，他们会一直保持前线物资紧缺的状态。打仗最终的结果，就是肥了一大批随军商人，把国库掏空，不得不停战。停战之后官僚觉得窝囊，再杀一批商人泄愤。下次开战，同样的故事再重演一遍。
徐平实在怕西北跟党项打起来后，出现同样的情况。他管不了禁军，但却可以让三司把到陕西的物流体系弄顺畅。战事一起，保证有源源不断的战争物资运到关中，至于最后怎么到前线去，就是各路帅臣的事情了。
见张士逊沉默不语，赵祯道：“若是如徐平所说，钱大多花在了无用处，着实可虑。枢密院当想出办法来，怎么向边地运送钱物，费的最少。”
张士逊道：“陛下所言极是，不过办法却少。以前也试过用厢军向陕西运粮，算下来比雇商人运粮所费还多，最好就只能如此了。”
徐平道：“枢相所说，当是以前算的用厢军运茶所费，加上制船的钱，路上沉船浪费掉的，诸般种种，不如雇商人运茶。不过，这算的是太平时的费用，一到了战时，可就不是这样的价格了。厢军运粮运茶，不管是战时还是太平时，都是花那些钱，商人却会坐地起价，越是朝廷催要的急，他们要的价越高。”
“商人求利，自然如此。不过仗不是年年打，太平时候不需要运那么多粮，难道白白养着那么多兵？而如果征用民夫，则就不如从商人那里买了。”
张士逊说的，又碰触到了军制的另一点，那就是不管禁军厢军，都是有进无出。打起仗来要增兵，这增的兵却不会在仗打完了之后退役，而是从此吃一辈子军粮。这种情况下养专业的运粮军队自然不合算，积年累月下来，为了缩减军队员额，非战斗人员基本就全部裁掉了。官员并不是傻子，他们的决策是跟军事制度相配合的。
徐平看看张士逊，又看看赵祯，看了看周围的几位宰执大臣，沉声道：“说来说去，战事起时用兵之处甚多，不得不增兵。如果不增兵，则诸事不便，所费糜多。”
张士逊沉声道：“然而增兵容易，裁员兵却难，世事难两全。”
这就是募兵制麻烦的地方，和平年代其实是比征兵费用要少的，但一到了战时，就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如果大规模增兵，战后多余的人员向何处去就成了问题，募兵制下当兵就是这些人的饭碗，砸了这么多人的饭碗，又是当过兵的人，整个社会都面临动荡。而如果不增兵，战时需求都靠商业行为解决，那钱花起来就是天文数字，什么政府也扛不住。
别说是这个年代，徐平记得前世那个世界第一大国，在大致和平的时候，跟个小国打上几年的仗，就能把整个国家财政给拖得七零八落。而在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们用的是征兵制，战争规模不知道大了多少，反而没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
募兵制本身不是问题，但是战争时只能跟商业结合，那就成了大问题了。这种制度下还能打仗花费少的，只有殖民掠夺战争。正常的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根本就不是正常的政权所能够承受的。这种制度下的战争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第309章 征募结合
看了看众人，徐平沉声道：“说到底，兵制不得不改，最少也要征募结合，有进有出！”
只要有对外用兵的雄心，实际上谁都知道要改兵制，但怎么改，却是个大问题。说起宋朝就要讲三冗，而三冗的核心是冗兵。历史上的宋仁宗最被人诟病的，是在他当政的时候所有问题都露出了苗头，他却没有痛下决心去改，最终病入膏肓。
然而真是那么容易改的？以历史上来说，让大宋弊病积重难返的正是对元昊之战，一是花费了巨大的代价，最终财政无法支撑，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再一个，便是西北开战大规模增兵，禁军员额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只能进不能出，如果以新增的禁军平均年龄二十多岁来算，则对国家财政的影响有三四十年。实际上禁军的员额一增，后续就很难减下来，这种影响时间还要长得多，一直沿续到神宗时期。
王安石变法关于军事方面的内容，后世讲的最多的是将兵法，解决“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问题。实际上历史上的那次变法，在军事方面，将兵法只是枝节，并不是真正的核心。重点讲将兵法，是为了跟对宋朝对外战事分析不力的结论，即兵将不相知是战力低下的重要原因相配合。为了凑这个结论，故意略过了其他一系列重要举措。
最少在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宋朝君臣显然不认为兵将不相知是最大的问题，而军制才是最大的问题。历史上王安石对未来军制的设计，是用征兵代替募兵，保甲制度正是为将来的征兵制做准备的。他和宋神宗认识到，这个年代政权统治的极限，也不足以支持募兵制下的大规模战争。要对外开战，募兵制就不能坚持，不然不等胜利自己就先垮了。
从逻辑上讲，熙宁变法在军事方面，一系列制度是先从禁军封桩阙额开始的。封桩阙额是裁减禁军的一种比较柔和的方式，即禁军因为老病逃停等等原因出现了阙额，不再增补，用自然减员的方法把禁军的员额降下来。每出现这样的一个缺额，枢密院便就把名额封存，称为封桩。封桩了多少员额，按照每名禁军的花费，把这笔钱扣下来，用到保甲制的推行上去。禁军减少了的军队，由保甲制度下的征兵来填充。随着时间的推移，禁军越来越少，征兵越来越多，最终实现征兵对募兵的替代。将兵制，就是与这种征兵制相适应的，把组织与指挥体系固定下来，而实现兵员的流动。
很显然，在这种征兵代替募兵的过程之中，禁军的战斗力会迅速地减弱。因为缺额封桩，禁军中剩下的都是老弱，而且越是到了后面越是如此。当然历史的现实是这个进程被打断了，由于党争，旧党当政之后削弱了保甲制度，也不再让保甲向征兵军队转变。这就是宋朝人经常说的，募兵衰，保甲亦衰。到了徽宗当政，甚至把缺额封桩的钱用来享受和摆排场，而不再用于保甲的组织和训练。靖康之变，金军兵临城下，京城禁军实际人数只剩三四万人，而且全为老弱。这种情形本来就是阙额封桩下的必然，是制度本就如此。
回望历史，不得不感叹人类总是不停地自己作死。新旧党争，每一党上台的时候都说要革除前弊，实际的情况是弊端没有革除，而把有用的革掉了。真正的弊端，反而被保存了下来。不如此做，怎么能让人知道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