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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代表契丹来撮合宋与党项议和的刘六符就非常不合时宜了。宋朝对他的态度，正在从最初的礼貌周全、客客气气向态度冷淡、置之不理转变。
第247章 大变将临
远在西北的徐平还不知道朝中的这场大争论，他也顾不上。泾原路的军政关系要仿秦凤路理顺，数万禁军等着整训，天都山一战要论军功，发赏钱，还要顾及大量军队驻扎对地方的影响，徐平忙得脑袋发晕，哪里还能够掺合那些事情。
千年后的思想也让徐平在这场争论中插不进去话，贞观四年的政争，对后来近千年的影响已经被后世遗忘了。后人只记得唐太宗有一个“天可汗”的荣耀，却已经忘掉直到唐玄宗，那几个皇帝的正式称号是“皇帝天可汗”。唐朝是胡汉大交流大融合的朝代，只是这种交流与融合绝不只是限于唐朝时期，历史上最少要到明朝才最后完成。
党项哪里来的？唐朝迁进来的。幽燕被宋朝认为是汉人故土，一定要收回来，但那里的人是不是心向大宋？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那里的汉人，未必就真的是汉人。就是那里现在身份显赫，被认为是汉人的所谓“燕四大族”，祖上也可能本来是胡人。民族的交流与融合同时包括胡人汉化和汉人胡化，不同的时期各占上风。胡族内迁，年深日久，北方新的民族再次兴起，南迁的胡族便就成了汉人。后晋的石敬塘本是沙陀人，其所依赖的军事力量也以沙陀人为主，向契丹称“儿皇帝”的时候，契丹人便就认为他是汉人。这个年代人们口中说的汉人胡人，未必能够当得了真，不只是血统，还包括文化。禁军系统与整个社会格格不入，便就大量保留了这种五代遗风，是一种胡风汉风搀杂的产物。
从贞观四年起，唐朝向内地整体迁入的番胡以百万计，以这个年代的人口密度，这些人最少可以牢牢占住后世几个省的地盘。安史之乱后，中原的汉人排胡，大量内迁的胡人迁往了河东路和河北路，与大量收容异族内迁的陕西路一样胡风浓烈。后来的禁军以招这几路的人参军为主，不只是认为那里人身材高大，能打敢战，还有背后的文化因素。
徐平的军制改革，其实改的制度还是次要的，触动最大的还是军事文化。只不过徐平自己没有这种自觉，前世的思想根深蒂固，他反而认为这不重要。
胡汉之争，一直到这个年代，其实都是伏在表面下的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宋人尊韩愈，后世不再提起的一个原因，是韩愈复兴儒家背后有很重要的排胡的用意。韩愈为什么呼吁“灭佛”？最根本的原因，是他认为佛教是胡教。后来三教融合，一个大背景是完全本土化的禅宗一家独大。胡汉矛盾，在宋朝是与重文轻武、儒家再兴联系在一起的。
历史上在北宋灭亡，禁军彻底完蛋之前，以汉人为主的文官一直想向禁军下手，一直不成功，背后同样有这种影响。现在徐平证明了汉制之下，军队一样能打，由此引起的风波就完全超出了他的意料之外。
这个年代正是欧阳修成长起来的时候，历史上的欧阳修之所以是一代文宗，其他大家都不可比，不只是文章写得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确定了儒家在宋代的主流地位。正是他的“正本清源、以意逆志”的主张，确立了宋儒的大方向，历史上的王安石和司马光均深受其影响。宋代儒家崛起的背后，便有争正统，排斥胡风的文化因素。
这场大争论不是徐平的一句话引起的。更根本的原因是他对财政的改革，带来了经济上的自信，陇右的胜利，带来了军事上的自信，而欧阳修这些人，一向又都有文化上的绝对自信，已经酝酿许久。徐平的那一句话，只是一个导火索。
徐平的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改革，总的来说是就事论事，不过多发挥。但以欧阳修为主的一批年轻官员，正在把这场改革深化到文化层面。他们的观点和主张未必就与徐平相同，但却更加激进，很刀都挥到了徐平想不到的地方。
以百万计的胡人内迁，还曾经在近二百年的时间当了政治舞台上的主角，由此带来的制度与文化惯性不是一句话就可以清除掉的。这种影响其实无处不在，哪怕就是在徐平的前世，涉及历史的影视文字称呼官员时一律为“大人”，然而在中国几千年漫长的历史中这样称呼只有不足百年，然而大家却都认为这样才正常。“老爷”、“少爷”“太太”“小姐”这些称呼曾在短时间内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但很快就死灰复燃。这个年代，同样存在这样的现象，从生活习惯，到日常称呼，那两百年的影响处处可见。
跨越千年而来的徐平没有这种认识，欧阳修这一批人可不同，他们有极为强烈的文化自觉。一方面他们在慢慢地接纳徐平的施政举措，并且从历代儒家经典、名臣言论中找根据，把徐平本人纳入儒家的话语体系。另一方面把徐平的所作所为向更深的层次发挥，上升到文化层面，跟汉以后的千年历史作切割。
所谓三不朽，《富国安民策》可作为徐平的立言，平定西北可为立功，而深深影响后世的立德，就是不他自己的作为了。欧阳修这一批在政见上其实跟他有众多不同的官员，正在为了各种目的，把他推向一个他自己万万想象不到的地位上去。
徐平为官从政以来，一直不做词臣言官，他自己也认为自己做不好。但最后，他却成了词臣言官手中最锋利的一把刀，杀向了那些拦在他面前的人。
这是一个政治改革最为频繁的时代，背后实际上表现的是文化的大变革。一大批成长起来的读书人，在晚唐乱世之后，正在追寻一个可比“三代”的理想家园。这是时代的必然，不管是这个时候，还是一千年前，还是一千年后，都是一定会出现的。徐平的前世人们从洋人那里找这个精神上的家园，这个年代，人们从遥远的古代去找。
这个理想家园实际上并不存在，只是一种文化与精神上的寄托，所以才有欧阳修“以意逆志，祖追孟子”的思想脱颖而出。
徐平怎么想不重要，这个年代的人会在意他的言论，朝廷会重视他的意见，但在后世他必然是被欧阳修为代表的一群人塑造出来的。这个塑造出来的徐平，是一个重现了大汉雄风，扫清千年胡风遗毒，完美无缺的人。这个人，实际上跟现在的徐平无关。
十数年来一直埋头做事，徐平根本没有这样的认识。他不知道，这次的天都山大战影响远远不是他想象的，这场大胜即将带来整个时代的彻底变革。以前他认为跨越不了的障碍，都将被迅速崛起的欧阳修等人用文章言论清扫掉。
徐平埋头做事，有人会心甘情愿地为其前驱，哪怕断头流血也在所不惜。这个民族曾经一次又一次跌倒，甚至跌入深渊，又能够一次又一次爬起来，便就是有许多这种危难时刻赴汤蹈火的人。他们或许做事不够好，为人有很多缺点，但确实有一把硬骨头。
（上一章的匈奴当为突厥，我一时脑抽写错了。当然唐朝当时人的言论，是以匈奴代指突厥，当时是正常的。）
第248章 仿三州故事
与党项战与和的争论引起的风波如此巨大，所以当徐平的奏章送到京城的时候，让所有人愕然。被主战派视为主心骨的徐平，竟然并没有绝了议和的路。
奏章开宗明义，朝中有主战之策，则必有主和之论。打仗是敌我双方的事情，是一种政治博弈的过程，这个过程既表现在前方的战场上，也表现在双方的使节往来上面。议和并没有什么不妥当的，与前线作战一样，只是看最后的结果是不是双方所能接受的。
太祖革命以仁厚立国，周边小国只要能够衷心归顺，则不究过往。这是大宋的开国之策，是取信周边小国小族的根本，即使对党项这个政策依然有效。
如果要与党项议和，徐平建议朝廷争取的上线，是仿吴越钱氏例，只要元昊愿意纳土归降，则不失为开封府内一富家翁，甚至丹书铁券也可以给。而与党项议和的下线，则是仿麟、丰、府三州故事。党项交出自继迁起从大宋侵夺的州县，兴、灵、盐等诸州军要全部交出，只留银、夏、宥、绥、静五州。拓跋思恭以定难军节度使奠定了党项基础，他领的就是这五州，其余地盘都是后来侵夺，朝廷要收回。既然为臣子，朝廷给的才可取，不给你的你不能自己派兵去占。而且自拓跋思恭后党项繁衍，五州之地应该分给党项的嵬名和野利等大族各自为藩，以安诸豪酋之心。而现在的麟、丰、府三州，实际上只有折继闵保留了知州的权力，民政事务还大多归了设的通判，三家世镇三州更多是名义上的。将来的党项各族也是如此，天下政务归于一统，你可以独霸一方，不可以主政一方。至于其他的经济优惠措施，一切不许，需要钱朝廷赏给你，不能由你勒索。
如果党项不能接受这样的议和条件，则大军北进，擒其贼酋献于王廷，一切尽为齑粉。
奏章的内容公开，满朝愕然。徐平所定下的大宋可以接受的条件下限，也超出了朝中官员的想象。仿三州故事，现在的三州中已经有两家成了吉祥物，完全没有实权，所谓藩镇只剩下一个名义而已。元昊接受了这样的条件，跟直接投降有何分别？
不过仔细想一想，便能够理解。徐平手握重兵在西北，在他的眼里，尽取党项管下除定难军节度之外的土地不费吹灰之力。可以从战场上得来的东西，在谈判桌上面当然不会让步。能够答应议和，把自己该得的军功让给朝中主政大臣，徐平已经是以国家为重，以将士性命和百姓疾苦为重，主动做出莫大让步了。
大内养和殿里，与李迪和吕夷简议论过徐平提出的议和条件后，赵祯的心情久久无法平静，不住地摇头叹息。想破脑袋，他都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可以跟党项这种劲敌提这样的条件。太宗当年是怎么跟继迁议和的？可曾有如此威风八面的时候！
不过与李、吕二人详细讨论过后，却又理解，徐平提出这样的条件理所应当。他有底气，也有能力，向党项提这样的条件。你不同意，不愿意给，那我挥师北向自己取就是了。
此时大宋与党项的议和，徐平已经给赵祯底气，他可以像当年太祖按剑，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了”。给你五州之地安置族人，已是天恩浩荡，再敢多提，就不识抬举了。
叹息良久，赵祯竟然觉得有些兴奋。文治武功，自己已经摸到武功的边了。
一时兴起，赵祯写了一道手诏，让小黄门立即送到学士院去，让当值的翰林学士草拟再次封赠张知白的制词。小黄门临走赵祯又叫住，特意吩咐文词要美，不吝厚赐。
当年徐平唱名天现瑞光，张知白一句“恭喜陛下得人”，成就了徐平在赵祯心中特殊的地位。十数年后，张知白应该得到自己当年这一句话所带来的荣耀了。
此时的徐平，给他自己加官晋爵已经不足以彰其荣显，而要通过封赠数代，兼及张知白这些当年举荐、提携过他的人，才能够显出来他在朝廷中与众不同的地位。大臣们愿意提携后进，举荐那些自己不熟悉、不认识甚至有嫌隙而有能力的人，大多数人来说自然是无私，但有的人不就是为了这样一个机会吗？如此做，才能够鼓励臣子这样做。
在殿中沉吟良久，赵祯派小黄门把李璋和石全彬召到养心殿。
两人到来，一切行礼如仪，恭立阶下。
赵祯摸了摸袖中徐平的另一份密奏，对李璋和石全彬两人道：“天都山一战，昊贼仅以身免，各军斩获不计其数。朝廷自有封赏，但只是如此，朕心未安。候年节一过，便派你们两人为使，携钱物到天都山下劳军。此是大事，不可怠慢！”
李璋和石全彬两人一起应诺。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如此大胜，只靠朝廷发赏不是够的，皇帝遣使前去慰问犒劳是惯例。而且不只是赵祯，那些闲散宗室亲王，如八大王赵元俨等人，一样会给钱给物让这两位使节带过去。这是一种惯例，哪个缺了都可能得罪前线的将士。只是赵祯特意派李璋这位枢密副都承旨去，有些出人意料罢了，是一种例外的恩宠。
石全彬与徐平的私交并不多，两人的合作心照不宣，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不过徐平在地方为官，好多次作为皇帝的私使与徐平会面的都是石全彬，赵祯有这样一个印象。更重要的，是现在石全彬在大内终于否极泰来，抱上了独宠后宫的张才人这条大粗腿。
张才人是故石州军事推官张尧封的女儿，幼年入宫，后被赵祯看中。今年生皇三女安寿公主，进封才人，此时在宫中的地位已经压过了曹皇后。石全彬原侍郭皇后，郭皇后薨后诸事不顺，一直被宫中当权的内侍压制。因为为人恭顺，做事仔细，赵祯让他去提举张才人的一切事务。那时的张才人刚刚得宠，没人想到会有后来的地位，这个冷灶最终被石全彬烧成。此次派他去，是赵祯借徐平的地位提携他，酬他这两年侍奉张才的的功劳。
吩咐完毕，让石全彬先离去，把李璋留下来。赵祯从袖中掏出徐平的密奏，先叹了一口气，才对李璋道：“此番若成，是朕欠了徐平一个人情了。你此番去，还有此事要做。”
与党项议和，还有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那就是契丹。契丹敢来开封调停，所倚仗的当然不是与大宋的关系特别好，而是可以随时南下的数十万大军。西北战事，让赵祯和枢密、宰相都对现在的三衙禁军没了信心，契丹大军南下的威胁，是他们心中一块相当沉重的石头。吕夷简让徐平上奏章，同时试探性的询问了陇右军一部调防河北的可能性。徐平的这份密奏，便是说此事的，要把陇右军一部调往河北、河东，防契丹南下。
作为枢密院都承旨，李璋不只是到天都山下去劳军，还要协调将要到河北和河东路的陇右大军。此事顺利，赶在契丹集结兵马前调防成功，朝中就不用理会契丹的态度了。
第249章 示之以强
说是慰劳使节年后出发，实际李璋当晚便快马赶往西北。这本来就是一次借着慰劳进行的大规模军事调防，越早成功，在契丹使节到汴京的时候朝中就有更多的主动权。
赵祯说欠徐平一个人情，不是徐平同意了陇右军调往河北。那本来就是朝廷的兵，五军现在是由枢密院直辖，吕夷简完全可以用札子知会徐平的同时，直接让其中几军东移。
从经略、安抚、招讨、都部署等一大堆司，改制为都护府，为的就是把统兵权从帅臣手中完全剥离，边帅只剩下用兵权。改制已经完成，陇右五军实际上成为上面没有三衙的几支朝廷手中的重兵，原则上与捧日、天武、龙卫、神卫诸军没有区别。以后军制改革三衙也极有可能继续存在，只是职权重新调整，真正成为统兵机构。用徐平前世的话说，就是三衙只管业务，与枢密院的关系匣清。
改制之后的三衙与枢密院，将会减少互相牵制，而更多的是各自职权不同。
军队日常管理由三衙负责，而军事指挥之权则归枢密院，前线用兵的帅臣则由皇帝通过枢密院给予指挥权力。制度设计上的大格局并没有变化，变的只是三衙作为机构的权力增大了，而其下各统兵官的权力缩小了，对军队的日常管理权被本衙门从统兵官手里收了上去。枢密院的权力并没有增多，这个衙门名义上本来就是掌一**政，增无可增。枢密院地位上升，来自于把那些因为各衙门牵制有名无实的权力坐实，夺的是帅臣和各级统兵官的权力。徐平的改制，本来就是把权力从统兵官手中，用制度收到衙门手中。
以后不管是文官武将，统兵用兵，掌兵权都是因为你任这个职位，职位一变，则兵权自然消失。从士卒到各级将领，将越来越向制度负责，而不是向上级负责。在制度成为主体之后，实际废除了阶级法。制度化加强，人的影响减小，从表面看起来，那就是不管是三衙还是枢密院，还是各军，都将补入大量僚佐。这些没有统兵权的僚佐，将不再由各级统兵官决定其命运，而是同时对统兵官和上面的职权机构负责。与统兵官起了矛盾，自有上司为其掌腰。他们不管军，但却把大量统兵权从统兵官手中夺到了制度手中。
陇右五军十将被视为管军，便因为他们实际上就是不在三衙之内的管军大将，不只是待遇，他们的职权范围就是如此。历史上也正是从这个时代起，三衙的八个管军大将之位慢慢开始成为虚衔，三衙的权力向几支大军的统兵官下移。这是历史的自然进程，并不是徐平心血来潮，他不过是让这种进程带了自己的色彩，带上了千年后的管理模式。
让赵祯觉得欠了徐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