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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意志主导的帝国主义，和以被剥削阶级为主导的国际主义两股大潮。两股大潮缠在一起，最终把资产阶级驯服政权为自己压迫和剥削的工具的美梦砸碎。
最终的结果，是资产阶级把剥削披上了一层遮羞布，承认资本主义国家不是资产阶级进行阶级压迫的工具，开始讲调和。被剥削者经过了百般努力，彻底消灭剥削制度的努力最终失败，同样也开始讲调和。理想终究是理想，人力不及，如之奈何？
讲奴隶和奴隶主，讲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讲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剥开来，实际上还是躺在那里张牙舞爪的“剥削”二字。将来会不会出现另一种剥削形式？天知道。只是用欧洲历史解析剥削而成的意识形态，与中国的历史对不上号。
走向未来，最重要的是从农业经济走向工业经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其实是无关紧要。双方都曾经以为那是历史尽头，等到大潮退去，才发现还是在路上。认为世界就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只是因为站在潮水里，看不清方向。
前世从课本里学过了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自己经历过了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到了这个世界再去讲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去把工业化跟资本主义捆绑，徐平吃多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曾经你死我活，有我则无你，是因为都觉得要到达历史的尽头，比赛谁更快到达那个尽头。结果历史的尽头遥遥不可期，只能够坐下来，商量着以各种方式共存下去。
觉得搞工业革命，一定要让资产阶级上台，羊吃人和圈地运动都是必然，是不得不承受之恶。怎么说呢？恶就是恶，没有什么不得不承受之恶。这与容忍剥削不一样，剥削不是不得不承受之恶，而是生产力达不到，政权确实无法把一切包办，只能把一部分权力交给社会。容忍的不是剥削之恶，而是阶级分化对社会发展的正面作用，由剥削而带来的恶是必须要打击的。这就是改革，维护秩序，让剥削阶级发挥正面作用，抑制其负面作用。
在中国出现羊吃人，出现圈地运动，被赶出来的人可不会跑到城市里去给资产阶级作牛作马，被工厂主敲骨吸髓。西有西域，南有南洋，东北有契丹，大把的地方可去，实在不行了还可以上山落草为寇。明朝的灭亡，不只是亡于农民起义军，还有大量被逼到东北去的人口，被逼着去做别人的奴才。残酷的阶级压迫，是从内外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你不给下层人民留一口救命粮，那就天地大变，拉着你一起把这世界埋葬。大英帝国从盛极一时，到分崩离析，少不了从自己体系独立出去的美国的手脚。一味剥削，是自取灭亡。
徐平前世有一种迷思，对于欧洲与美国有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向往，哪怕在那个世界无法去经历他们的浪潮，那么到了另一个世界也要去经历一番。如果能把中国变成不再是中国，而是另一个欧洲，另一个美国，那当然是极好的。至于中国这数千年的文明，早早扔到垃圾堆里去。奈何这个被向垃圾堆里扔的文明，就是这么顽强，在另一个世界无数人都做不到的事，到了这个世界，别说凭着一个人，全部人都来了也还是做不到。
你就是你，不要总想着去做别人。中国就是中国，不要总想着要变成另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非常重要的是做不做自己人，什么样的自己人，可以再商量。
做人要实事求是，做不到的事情不要去多想，好好想想自己应该做的。做宰相，徐平就只能立足于现实，进行改革，调和内部矛盾，从农业经济走向工业化。
住了一会，默默喝了一会茶，让赵祯和吴育消化一下自己前面讲的内容。徐平再次站起来，走到黑板前，拱手道：“施政三策，一曰抑。抑即抑租息，抑由此而来的土地价格抬升和用于农事的诸般物事价格上涨。此时所说的地价，不是指一亩田地值多少钱，而是力稼之农夫，竭尽全力耕种，所得扣除种子、肥料等等的纯粮食，比之地价，多少倍数。其间因为有地之贫瘠，有肥料多寡，有水利便不便利，需通盘而论，得一大致之数。用于农事的诸般价格上涨，亦是如此。如何抑？官府从租息下手，一是上下枝节众多，无数官吏从中上下其手，实无法由官府来代民间向农户借贷。欲消解借贷之害，抑之极难，或许将来有聪明之士能想出办法，臣无能，只能从另一个办法着手，这里暂且不论。抑之策，行之于谷价与农事必需之物的价格。”
“抑制谷价暴涨暴跌，办法古已有之，谓之常平，本朝亦行之，再议规例即可。至于农具、耕牛之类，天下最多的农具实是由三司铺子发卖出去，可由三司抑源头。而其真正使用农具的农夫之末端，自有另一法，暂不论。还有其他，如学事，如水渠用水，如道路桥梁，如育孤养老，如医药这些事务，朝廷多做一点，就让小民少一点借贷的因头。凡是民生所本，生产所必需，防天灾**，朝廷多帮一把手，就能助小民渡过难关。常平配合学事，加上由朝廷主持一些民生、生产，都是抑租息之祸的办法。”
借贷的发生，很多都是遇到了难处，不得不借钱渡过难关。官方插手得越多，民间借贷牟利的空间就越小。当然完全杜绝不可能，哪怕所有的难关都由官方帮手，还可以利用赌博等非法手段，徐平前世还有诱人吸毒之类呢。实际上官府包办不了一切，借贷必然还是会发生，只是万事都有度，掌握好度，一旦过度则好事会变成坏事。
保险也是借贷生息剥削手段之一种，官方退出民生保障，保险便无孔不入。抑制利息剥削，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由官方接过教育、医疗、灾祸等等的保障。你觉得保险来代替官方做这种事，自己没有受到剥削，那只能是剥削被转移到了别人身上去。无所不在的保险，无孔不入的借贷，这就是农业社会高利贷的变种，只是被教训学会调和了而已。官方从民生领域退却，交给商业保险，就是在加重对底层的剥削。反过来，官方积极地开办学校，建立医院，救助天灾**，鼓励各种自助，就是在缓和剥削的烈度。
借贷手段产生的剥削，程度还要深于地租。哪怕是按照历史上青苗贷稳定下来的名义上的年利四成，也比地租从整个收成中分走的多，然而实际利率还要高于此数。
采取抑的办法，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中可以找到很多。他肯定不是徐平这一套的意识形态，但对待剥削的态度上，却有共通之处。
赵祯沉吟一会，道：“宰相所言地租和借贷取息害农之理甚明，只是谷价涨跌、耕牛犁铧价格不常，为何也是借贷取息之害一种呢？”
徐平捧笏：“臣试言之。以谷价来论，若遇丰年，家家有余粮，皆遇卖余粮而换些心仪之物。此时价必跌，而势力人家有这心仪之物，多收粮谷。若是平年，一家有难，有借贷渡过难关，势力人家若取高息，转到其他一样的贫苦人家，一家一家都凑一点，难关也就过去了。而到灾年，天下乏粮，唯有势力人家有余粮，必取高价。若去贷谷，平年秋后只加两成三成息，在灾年则动辄翻倍，甚或更多。天下通行用钱，不必再去势力人家借贷渡荒，改到市面籴买，谷价腾贵。此时谷价之贵，便是灾民贷息变高之另一种，从借与贷翻到了市面上来而已。翻到了市面上，把小民之间互帮互助，和衷共济共渡难关的路也压窄了，就连稍富之百姓，在此时亦如势力人家，用此市价而收租息。此时的谷价，已经不是通有无的商人之价了。其余类之。”
简单地说，丰年和灾年的粮食价格，不再是商业行为，而是带上了金融属性。只要商品带上了金融属性，就从单纯的互通有无的商业行为，变成了利息剥削的手段。对这种行为的限制，中国自古有之，即常平，这也正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内容。
在商业中囤积居奇炒作价格的办法，或者说投机倒把，为历朝所打击。事物都有两面性，商业通有无，商人从中赚取利润是合理的。超出商业行为，用金融手段来在商业中赚取利润，是被限制的。金融的正面性，在于向生产领域配置资源，而不在商业行为中。法家所谓的抑商，正是出于对此负面性的认识。而反对抑商的人，则是出于对商业通有无的正面认识，各置一端，不能够简单地认为他们谁对谁措。当朝理政者，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哪些商业行为是被鼓励的，哪些应该是限制的。以常平来平抑粮食价格的波动，是因为粮食是民生所本，其实大多数的商业行为，不可避免都会这种行为，都有劝和抑的一面。
第14章 治术（五）
从工业革命兴起，资本主义经济繁荣，有一部分学者开始研究经济学。很快研究者就发现，经济学实际上就是政治，每一个枝节，每一个点，都是政治的延伸，故称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再是千变万化，实际上还是政治，讲的是怎么生产，怎么进行剥削。有讲如何促进生产的一面，这是经济学的积极意义，包含在其中怎么剥削，则是政权需要真正去关心的。天下不患寡而患不均，生产固然重要，抑制剥削烈度对于政权更是生死攸关。
经济学的每一个环节，执政者都应该扒出来看清楚，哪里是在讲生产，而哪里是在讲剥削，又有哪些与这两者无关。抑制剥削烈度不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再分配是在剥削发生之后的事情，混淆两者，是在掩饰剥削。掩盖是没有用的，穷人就是越来越艰难，终究会生大乱。要调和社会矛盾，更好地前行发展，剥削烈度是必须被控制的。经济学在讲生产的时候有一的定独立性，讲分配则全是政治，故缓和剥削烈度，只能并且必须使用政治手段。到这个时候已经不是经济，经济手段解决不了问题。让政治远离经济，是剥削阶级对政权驯服的表现，离得越远，政权的独立人格越弱。
剥削为什么一定要控制？因为剥削之开始，是在夺取剩余之物上，与生存和生产无关的那些产物。而随着剥削，社会财富向剥削者集中，势力越来越强，烈度越来越高，最终会延伸到生存和生产物资。由此导致社会发展停滞，底层难以生存，整个社会难以为系。
不要以为剥削者不劳而获聚集财富之后会用手中的钱去发展生产，那种是异数，而不是常态。如以农业为根基的王朝晚期，不能缓和阶级矛盾，出现的不是大地主积极用聚集的财富去发展生产，而是借着各种天灾**变本加励地去放高利贷。高利贷不满足，再向着直接夺走被剥削者一切，包括你的身体、生命、家庭甚至子孙后代、道德荣辱的奴隶制转化。资产阶级也不会高尚到哪里去，一样会向着高利贷、奴隶制退回去。
财富的聚集不能自发地去发展生产，需要引导，这就是政权的责任了。变法，从根本上就是缓和矛盾，同时发展生产，破除面临到的这一个瓶颈。
徐平所说不是离经叛道，实际上一两千年来，面临社会矛盾激烈时，政权为了自救所采取的手段都是抑兼并、均贫富。历史书上说这是统治阶级的局限性，只能够采取妥协的办法来苟延残喘，但徐平两世为人，实在没有见过彻底解决成功的例子。他只见过这样成功和失败的例子，而没有见过不这样做成功的例子。
与以前不同的是，徐平摆明了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的剩余之物产生了阶级，产生了剥削，生产与剥削一起相互作用出现了矛盾。剥削换一种说法，说不劳而获，这个年代的人就清楚了。当然，剥削者会说，我操纵价格，放高利贷收租收息，有时还要图谋别人家里的女儿小娘子，一样是劳心劳力。必须讲清楚，劳动指的是生产劳动，不是费了脑出了力都是劳动。球员参加比赛为观众提供了娱乐是劳动，你自己去打球玩，锻炼身体，就不是劳动。劳动不是看你出了多少力，费了多少心思，而是看你直接或者间接生产了什么。
对于均贫富、抑兼并赵祯并不陌生，但把这些深入到意识形态，从感性变成理性，一时还不能够融会贯通。只能让吴育一一先记录下来，只怕接下来的日子，会有一场涉及到众多官员的大争论。争论是好事，思想统一了，才好做大事。
吴育记录完毕，徐平捧笏：“臣之三策，第一策是抑，第二策是夺。”
赵祯的目光一下子变得犀利起来，身子猛地绷直，面容严肃，看着徐平。
官不与民争利，徐平这一个夺字出口，天章阁里的气氛就变得紧张起来。
徐平神色不变，捧笏道：“所谓夺，是要把天下的剩余之物，从势力人家的手里夺过来。夺不是去抢势力人家的东西，也不是去抢他们的钱财，甚至朝廷做得好了，最后他们也能够得利。夺，就是在力耕之家产出的剩余之物中，朝廷多拿一些，势力人家少拿一些。”
见赵祯还是神色严肃，徐平接着道：“迂阔之人，在讲天下兼并过烈，小民难以存活的时候，总是说天下道德不修，坏人过多，以致如此。臣以为不然。天下之事，岂能归于人心好坏？归于人心好坏，则天下一切乱政，都只要朝廷修道德，行教化。数千年来，可有真地凭教化而解天下危机存亡的？有不劳而获、少取多予者，天下难为就不可免。真正不劳而获的坏人，就为寇盗，绳之以法可也。尚有依朝廷法度，不劳而获者，如兼并收租放贷收息之类。纵然如此做的是大善人，收租取息也同样是天下之财聚于其手中，一日甚于一日。土地产出仍是那么多，而地租不减，放贷之利息越来越高，高出来的利息从哪里来？还是从力耕小民的身上来。最早雇人耕种收地租，放贷取利息，无非是与朝廷分小民的剩余之物。等到地租越收越多，利息越来越高，取的就不只是剩余之物，而是小民的生存和生产之物。取小民的生存之物，则难以存活，流离失所，冻饿而死是也。取小民的生产之物，则田土不耕，遍地荒芜是也。故与势力之家夺天下剩余之物，不是抢其财产，而是要给小民以存活，耕田土而治生产也。臣所谓夺，是天下剩余之物要到朝廷手中。”
听到这里，赵祯的脸色才缓和下来。徐平说的夺，其实宋朝一直在做，乡间的五等户制即是，城厢除分户等制外，还有无所不在的官营，然后令人指射，官府从中分工商业的利润。这些手段，都是在从势力之家手中夺取社会生产的剩余。
农业生产的剩余通过地租和利息到了剥削者手中，工业生产的剩余通过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价者加上金融手段集中到剥削者手中，哪怕地主和资本家各个都是大善人，这种趋势也不会逆转。终有一天，剥削者侵占的就不再是剩余，而是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整个社会的危机必然会产生。更不要说，从剥削者中找善人实在不容易，要让他们变成善人就更加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把剥削认为是天经地义，被剥削者做牛做马，不但不会让剥削者知足，反而会变本加厉。把社会分阶层，把人分等，只是温和手段，最后终将会退化到奴隶社会，从占有被剥削者的财产，到完全占有被剥削者的人，他们的一切。危机一旦到了剥削者开始向生存资料和生产资料下手的时候，如果政权不进行调整，会突然恶化，因为此时剥削者相互之间的争夺会变得激烈，压迫和剥削更加穷凶极恶。
政权出现，就是要改变这种社会退化的趋势，在危机来临的时候，进行调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摊开来说，就是剥削的手段和促进社会生产扩大的各种因素。生产力越发展，社会生产便就扩大，剥削手段开始从全部占有奴隶的一切，变成了通过地租和利息。进入工业社会，变成了占有剩余价值和使用金融手段。这是生产力决定了生产关系。而剥削者把社会生产的成果大部攫取到自己手中，最终开始吞噬生存和生产资料，生产关系就开始起反作用力了。不进则退，没有革命和调和，退到奴隶社会也属正常。
如果认为政权没有调和性，则这种矛盾冲突最终是要通过暴力革命来解决。如果承认政权有调和性，则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变法和改革。
宋朝在巨大的财政压力之下，对社会上剥削者中的最大多数，即势力人家，一直进行着抑和夺。不然，为了养军的庞大费用，整个社会早就民不聊生了。宋朝的问题是抑和夺之后，官方收了这些钱上来，没有用于生产和生活，而是用在了养军上面。养军几乎对生产没有帮助，军队又不能真正保家卫国，更加不能开疆拓土，这些财富相当于白白扔掉了。
消费可以拉动经济增长，那并不是绝对的。财富越集中，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就越小。从奴隶主到庄园主，社会财富高度集中，社会前进的脚步缓慢无比。
随着西北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