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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去除百姓中的跳大神，先把政治和学问中的跳大神去了，好好去找道理。徐平前世学校里搞辨论赛，让参赛的人抽论点，然后辨论。上去了就是亚里士多德怎么说，苏格拉底怎么说，康德怎么说，孔子有一句话，老子有一句话，从洋到中，狂列一遍。文化教育中堂而皇之跳大神，美其名曰国际先进经验，民间还不是有样学样。论坛上辨论，同样是这种风格。一个贴出来一页文稿，呔，看这神的文章。对方不甘示弱，同样贴出来几页文稿，更有名的大学，更有名的学者，呔，让你看看什么是大神。
论坛上装的人一本正经，看的人如痴如醉，一如电影《鬼打鬼》里的场面。
一如说到洋人的文化，便把科技捆绑，一说起制度，便把工业化捆绑，用的是拿鬼吓人的手法。你说要恢复传统文化，便把历史上的科技落后这个鬼祭出来，吓死你。说起不按照洋人的制度，要走自己的路，便把工业化这个鬼祭出来。工业化只有洋人制度搞成了知不知道，你竟然敢提没发展出工业化的那个传统鬼，有没有良心。
你要讲道理，他便祭神鬼，问良心。讲道理大约就被当成了没有良心，大家凭着良心做事吗，那只好不讲道理了，任由各路神棍横行。文化中装神弄鬼，谁还敢讲道理？
徐平对张载道：“子厚读书甚广，不知可曾读《墨子》？”
张载拱手：“回相公，下官曾经读过，只是没有深究。”
“墨子要读，诸子百家都当细读。我们做学问，不要神神鬼鬼，而是要从书中去找到世间的道理。墨翟学于儒，而不屑儒之伪，自成一家。”提到儒之伪，张载和刘敞的面色都微微一变，徐平就笑。“做学问求道理，不为神鬼，莫把一个儒字当神。真和伪只是墨子一说而已，只要我们求的是天下之民之心，自然就是真。真伪自在民心，若是在意别人如何说，就是着相了。墨翟之学，与儒并称学于当世，其根本，便就是立神鬼。以天为神而敬之从之，以政为鬼而敬之畏之。神鬼在哪里？终究还是在人心里。”
说到这里，徐平以指蘸酒，在案上画了三个圈，一个大圈包着两个小圈。“这个小圈是自己，那个小圈是他人，大圈是天下。”说完又画了同样的三圈。“这个小圈是人，那个小圈是非人为之物，称为自然，大圈就是整个人与自然的天地。做学问，就是把这两套圈中的事，找出一个一以贯之的理来。融汇圆通，自成一体。”
黄金彪在一边看着热闹，插话道：“虽然听不懂相公说的什么，但小的觉得甚是厉害莫名。圆通这名字好，以后便为我之海商社之名，相公以为如何？”
徐平大笑：“好，好，好，得闲我写副匾额送你！”
第100章 儒者之伪
徐平对张载和刘敞等人道：“于人与人之事，儒者知之。何以知之？查人心而知。何以查人心？听其言而观其行，合之道理，以知人心。其间道理第一，必明道理，观人言行才能明其心性。世间并不只有一套道理，大宋之天下，自有大宋之道理，别人之天下，有别人之道理。人的言与行是道理中的言与行，人之心性也是道理中的心性，以其道理而定人，此即儒者之伪。子墨子言儒伪，此为事实，为学者不当讳言。”
张载和刘敞沉默了好一会，才小声问道：“相公，若儒伪，可否去伪存真呢？”
徐平微微一笑：“这就要问于你本心，人，到底能不能成神。若是能成神，则就可以去伪存真，若是不能成神，那就只能伪。为学者，不过取最不伪的那一道理而已。”
承认世间有绝对真理，人可以掌握绝对真理，文明最终就只能发展成宗教文明。要么人可以成神，要么有一个可以告知人绝对真理的真神，不可置疑。世俗文明，必须承认对于人来说，世间只有相对真理。用相对真理作为贯穿于文化的道理，必然为伪。世俗文明在这一点上，相对于宗教文明显得庸俗，因为人本来就庸俗。宗教哲学中，去探讨人的本性和神性，或者与此关的问题，都是为宗教文明建立哲学根基。那么世俗文明的哲学根基应该怎么建立，就是怎么建立文化中的道理，
“子墨子言儒伪，而欲取真。真能够取来吗？答曰不能。其只能借天，借鬼，不容人置疑，以天命，以鬼言而为真。这天和鬼存不存在？子墨子之言，无不说其在，但却看不见，摸不着，只能寻其在世间之迹。天灾是，**也是，人之善与恶也是。这就是从儒者当中分离出去，欲去伪存真的墨家之言。”
墨家思想，如果发展下去，终究会发展成宗教，实际上他们就是奔着宗教去的。墨家曾经兴盛一时，与儒并称两大显学，真成功了，墨子会成为中国文明的神之使者。而在当时，确是墨家对科学技术最宽容，最重视，他们要从中查找天的诏示。所以宗教文明并不一定是愚昧的，也不一定是反科学的，在某些阶段，可能刚好相反。愚昧与落后，智慧与先进，跟文明的发展阶段，他们形成的理论体系跟人认识自然的程度差别而定。认为宗教一定是怎么样的，不信宗教就是怎么样的，还是神鬼思想作怪。哪怕是曾经大兴火刑架的天主教，也曾经对物理极有兴趣，并资助研究，培养了优秀的物理学家。而曾经引领了科学技术发展方向，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世俗学者们，也会落成反文明、反科学，而放纵追寻人的本性，放飞心灵，建立各种匪夷所思的政治正确的小清新。
不能够摆脱心中的神和鬼，信科学者会成为科学教，迷信工业的会成为工业党，科学是他们心中的神，不能工业化的是他们心中的鬼。拜了一个神，怕了一个鬼，思想便就会开始**，当有文明崛起的时候，被卷进去成为肥料。不管宗教文明，还是世俗文明，只要把道理在文化中建立起来，有蓬勃的活力，就会秋风扫落叶般把这些神鬼卷进去，成为自己生长的养料，迅速兴旺发达。肥料耗尽，没有自我生长、自我变革的能力，迅速衰败。
能打是不是道理？是的。历史上的蒙古人证明了，只要一直能打，能打就是道理。帝国主义者证明了，只要一直炮管比别人粗，真理就在大炮射程之内。那么造反有理是不是道理？是的，无数内内外外的被压迫者团结起来，推翻了骑在他们头上的剥消阶级，证明了这就是道理。道理一以贯之，成功了，就是证明了的道理。
这些道理跟儒家的道理一样，都是伪的，是要依靠外部条件的。其实宗教文明的道理一样是伪的，只是他们立了一个不容置疑的神在那里，一旦神被质疑，虚伪的本质也就暴露了出来。我有一真理，可救世人，可存万世，喊这个口号只是心里的鬼神思想在作怪。
承认人的局限性，承认人认识自己和认识自然的局限性，那就只能如此，接受人成不了神的事实。接受了这个事实，老老实实把精神的神神鬼鬼去除，建立人的文明和文化。
王安石变法，之后被骂了一千年，实际上被后人拿来作为鬼吓人。他在历史中的面目也被改变，成了面目可憎的样子。该不该骂？当然该骂。变法最后成了以暴制暴，行暴政难道不该骂？骂应该骂其暴政，而不是把人变成了鬼，这样做的人更可恶。对于其本人来说，只是想把其思想种进文明的基因里，不想做鬼，也不想做神。追随他道路的人，让其当神诸鬼退散，反对他的人，让其为鬼恐吓世人，都是对他的不尊重，违其本意。
徐平前世的那场变革其实有相似之处，变革最后成为暴政，对与不对？暴政肯定是不对的，手段与内容要分开，手段要批判，内容要用道理来检验，对不对按道理来。
徐平年轻，自信不需要采用暴政的办法来推进变革，因为他有时间，有同伴，来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但就算是采用仁政的办法，会不会有后人骂自己？还是会有。骂就骂了吗，人不是神，还骂不得？为政者不要视自己为神，批评不得。文化人不要到处找鬼，拿着吓唬当政者，吓唬老百姓，在文化中跳大神，而应该好好去研究道理。
天地之民要把命运撑握在自己的手里，不需引一个神来教导自己，道理只能从自己内部去找。背离了这个原则，就是跳大神，文化中不应有这个习气。徐平前世新儒家，同样是跳大神的一种，与儒是背道而驰的，只是用儒来跳大神。中唐到宋亡，数百年间也不过有了道学和理学两家，最终也没有道理合一而为儒，你捧哪个圣人能为儒啊。
徐平对张载和刘敞道：“子墨子以儒伪，而去儒自立其学，然其以天、鬼为真，其果为真吗？其真，反比儒之伪更伪。天命不可求，自在人心，鬼不可信，人世间之道理可去一切鬼神。学问，就是学与问，无上下，无尊卑，其中只有道理。儒者就是通道理，立道德，化风俗，成礼仪，除此之外无他。儒没有大儒小儒，更加没有这个人厉害，那一个人更厉害，这种神神鬼鬼的说法。学问只有道理，不可用某圣贤说过如何，你说的不一样难道比圣贤更厉害？学问是人的学问，不是鬼神之法力，道理面前人人都是一样。你们两个现在删修民间小曲、杂剧，其间既有以民为师而学，又有以道理化风俗，甚是难得。把这件事情做好了，于你们学问大有助益。当诚心敬意，去心中鬼神而近万民，勉之。”
刘敞高兴地道：“相公今日一言，解我心中诸多疑惑。古人经注，皆不必立为法则！”
第101章 莫做儒巫
刘敞是疑经派，历史上他正式掀起了疑经惑注的大潮，最终宋儒走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这一步。经典的价值在于其中的道理，世道变了，道理也要变。
徐平前世，也曾经跟着小伙伴一起，笑话宋儒，连经典都自由心证了，还好意思厚着脸皮称儒。现在明白，正是因为走到了这一步，儒家才在这个年代获得了新生。把先贤当神供着，捧起一个又一个大儒，不断添新经，儒家才真正亡了。神和鬼，不应该在这个文化体系中存在。以天命去诸神鬼，才形成了周朝的道德，这也是儒家的根源。重新把鬼神请回来，就是在走回头路。回头路走到头，就是绝路。
刘敞极是开心，有当朝宰相明确地说，一切经典皆可疑，皆可变，让他欣喜非常。做学问要疑经，是需要勇气的，免不了有人冷嘲热讽。问你一句，你比先贤还高明？先称称自己有几斤几两，人贵有自知之明啊。很多人，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沉寂了。
道理面前没有高低贵贱，没有什么不可置疑的天条，存在了这种天条，说明文化出了问题了。学问是因为合了道理而正确，而不是因为某个人说过而正确。
徐平道：“子墨子不满儒之伪，而立新学，以天、鬼而立论。能成一时显学，终究不能被当政者用，归于沉寂。至荀卿、孟轲，儒而成两家。荀卿以人性本恶，其善者伪也为根基，自成一家。国之命在礼，礼义生而制法度，隆礼至法则国有常，重法爱民则霸。其学以韩非、李斯承其后，行于秦国。荀卿既言人之善为伪，则何必取这伪善，直以法进而为律，一制度于天下，为天下大一统。去伪善，用制度，而变为法家。”
说到这里，徐平摇了摇头：“秦二世而亡，天下皆知其亡于暴。其暴何来？既然人性只有伪善，而于百姓一律绳之，听命役使如牧羊则可。荀卿之儒天人分，人事不再为天命所化，为其所得。当天命已经化入人心，天人之分已不可不行。因善是伪善，而取隆礼重法改人性，为其所失。善与恶，皆在民心，民之好者为善，民之恶者为恶。世间的男子好美色，则女子有美色为善。人人皆好美色该如何？天下之乱起于争，弭争者为善，劝人争者为恶。善恶起于民心之中，是故人性有善有恶。万千道理，皆归于民心中，此为根本。”
一切政治皆起于争，无争就无政治，人人自足天下自治，人类社会不需要治理。认为争是源泉，这是中国文化的传统。**认为生产力发展，出现了阶级分化，从而出现了阶级矛盾，阶级矛盾实际上就是争。在阶级斗争中生产力发展，最终进化到共产主社会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始观点，与大同小康大同的三个阶段是一致的。后来的社会主义认为可以先消灭阶级，而后发展生产力，进而发展到**，是一种变化。这种变化与荀子认为人性本恶，善是伪，有异曲同工之处。即认为人性的一切皆是社会性，非社会性的为伪。既然伪，那就可以用社会主义的法律，新时代的制度来规范。不只是要规范你的行为，还要规范你的思想，因为不合社会主义的思想是伪的人性。这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法家，社会主义者爱法家，其施政具有浓厚的法家风格，不是没有来由。
荀子的思想解决了一个重大问题，即人的精神天地，跟自然的天地分开，换句话说就是唯物主义。孟子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他的思想，还在人与天命的关系上。正是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分为了两派，接受了孟子的民为本，但又同时接受了荀子的隆礼重法爱民。民只要爱就够了，怎么做事，怎么思想，由礼和法来规范。最后的理学，实际上也走到了这一条路，存天理灭人欲，那就用礼法去灭民的欲。所以北宋这么多政治人物，朱熹就拉着司马光跟其他理学创立者一起，做道学先生。跟他一样尊孟的，偏偏他就则看不上。
王安石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没有遵循荀子的思想，而是在孟子的思想上进一步，实现天人分离，把天命从人世中摘了出去。这就形成了新党和旧党最根本的一条路线斗争，是政治本于民心，还是民心本于政治。王安石认为政治要顺民心，重德教，性无善恶，而情有善恶，百姓自己会处理善恶。你不能规定百姓的行为，约束百姓的思想，来推行政治的教化。司马光则相反，隆礼重法，法在礼后，最重要的是三纲五常，规定百姓的思想和行为。把人的行为和思想都规范约束了，则天下自然就大治了，发展到后来成了理教。
在王安石眼里，反对者要规定人性，不但管民的行为还要管民的思想，是暴政，但最后自己去走到了以暴制暴上面。千年后的变革其实一样，具有相同特点。
“万千道理，俱都归于民心当中，这就是为政的法则。以民为师，找寻道理，圆满学问，理通则为儒。先道理，再道德，再教化，再有礼仪，法度随此而变，次序不能错。先用礼治民，而后教化，再成道德，不求道理，是不行的。荀卿之隆礼重法治国，尚贤任能教化，只能害民，而不能大治。这便如先给天下之民刻下一个模子，让所有的人都在这一个模子里长，长得一个模样，天下就大治了。世间无此道理。这个模子名之天命，实则巫鬼。其礼与律名为法度，其实残民之术，用之则为天下大害。为政者不能够从民心中找寻道理，而去求礼法，求教化，与治世南辕北辙。你们现在做的，就是以民为师，找寻道理。”
改革就是要顺应时代的呼声，响应人民的心声。与民心相应的时候，一切顺利，背离了人心，则步步艰难。荀子留下了一个自上而下单线治理的政治框架，后世的统治者对此喜爱非常，在这个框架下不需要听取百姓声音。百姓不满意，是法律执行不到位，是礼制教化不到位，只要用重法酷刑，森严的三纲五常，规范行为，约束思想，一切自然就好了。
徐平叹了口气：“为政而治，说到底，就是怎么看人性，怎么行教化，一切法度与施政都是由此而生发出去。荀子之学也非无来由。殷商之时重巫鬼，君亦听于巫，巫实掌天下之文。年深日久，巫有所谓聪明者，发觉以己意代天声，君民亦事无不听。此端一启则巫终被万民所弃。而此端必起，则巫必败。巫之让天下听命于己者，由其听天命，不听天命了则以心中之鬼而代天命。后世文人，多有视己为巫者，读圣贤书做圣贤巫，读别的书就做别的巫。有真自以为得圣人之旨，而欲行圣人之志于天下而成狂者。但更多的，是心里藏个小鬼，用这个小鬼来代圣贤。民有不听，则把这小鬼拿出来，吓唬世人。”
说到这里，徐平连连摇头：“雄州张太尉，当日在枢府，宪台以其生有异相而攻之不己，赶出京城犹不罢休。苏绅是我姻家，我也要说，就是他与孔道辅，一唱一和，用这些鬼把戏逐大臣。把御史台的御史当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