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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饭桌上吃饭
吃饭的人在饭桌上看你
别人装饰了你的饭桌
你装饰了别人的饭
在各种公共场所与陌生人作亲密接触的机会其实比比皆是，即使是无需搭台的餐厅，邻桌的谈话有时也会互相干扰。只是当陌生人一旦被搭在同一张台上，“台”就在顷刻间自动生成了一种关系和一层意义，在饮食男女的意义上，餐桌相当于床，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受到“自我”的不可抗拒的趋势，搭台者往往会下意识地做一些自己也意想不到的小动作，企图将已经统一的市场再度细分。比如，挪动茶壶构筑防卫性的垒，立起菜谱展开间隔性的屏风，最终以碗碟摆成的数个小圈子来完成圈地。
其实，与其各自别扭，不如以“相逢何必”的豁达，将计就计地做了一处，逼我们搭台？好，我就来个勾搭成奸，速配成功，奸诈到把几组人和几组菜并为一组，一锅汤两组人喝，一笼虾饺三个人吃，四份小费也只付一份，气死那个开店的以其TMD效率。
飞砂走奶
饮食也是特种行业，这个行业里的术语、切口及种种隐性文体，也就比其他行业来得更为特殊。
行话不足为奇，专业或特种通讯就习惯于读“一”为“幺”，为了避免误读和误听。故此将把007直呼为doule o sever，保密观念就显得十分薄弱，不如“洞洞拐”来得专业，兼能陷敌方于八仙过海的迷魂阵。饭馆的文体却另有特殊性，即书面与口头的大相径庭。印在餐谱上的，尽可能美，恨不得是骈体文；一旦读将出来，却尽可能粗略，强调的是效率。
西餐或快餐店里总少不了三明治（sandwich的译音），粤港一带又作“三文治”。菜谱上的“三明治”会列出数个品种，常见的有鸡蛋三明治，牛肉三明治，起司三明治，等等。不知是不是要对“文”和“明”二字的争议保持一种中立态度，店里的伙计从来不把餐谱上的“三明治”完整地读出来，只一味殷勤地问你要“牛治”还是“蛋治”，不习惯从书面到口语的快速转换，就会晕菜，甚至产生要与他探讨一下究竟是要“人治”还是“法治”的念头。当然，作为食客，最怕的还是听到他说对不起，卖完了，今天“没治了”。
中间省略是客气的，在他的笔录上，还会见到更可怕的东西。我曾偷窥过某店员的记录，赫见有“6斗”二字，顿时心惊肉跳。斗胆向醉草吓蛮书者发问，方才明白那并非为了欺诈的虚报，只是“绿豆”的简写。
过分地强调效率，偶尔也会创造出一种不无兴奋的文体。香港的茶餐厅，把不要糖也不要奶的咖啡呼为“飞砂走奶”！此外，外卖叫做“行街”，就是“逛街”之意。故若有人要了black咖啡外卖，就会听到一声高唱：“飞砂走奶行街！”超现实之至，还以为他在朗诵达利的日记。
餐厅的文体不仅因行业而特殊，更有强烈的地域色彩。例如，同一道菜的分量，粤港一带习惯用“大”、“中”、“例牌”区分，而在此种文体推广到全国各地之前，北京的餐厅所用乃具体的尺寸。虽然有点像卖电视机的，不过与“大”、“中”、“例牌”的模糊相比，量化的尺码透着北方人的实在，尽管我已不记得是英寸还是中寸。十二年前，我在南河请人吃饭，每点一个菜，女服务员就晃着脏兮兮的笔不耐烦地问：“您几寸啊？”
情急之下，人性的弱点暴露无遗，一个个显然很不实事求是的尺码从我嘴里脱口而出，结果那天的菜剩了很多，现在想起来仍觉得罪过。
全世界最通用的餐厅文体，相信是菜名不可摆脱的后缀——价格。尽管阿拉伯数字是绝大多数餐馆的通用，本应一目了然，不过，世界上最会烹饪的广东人和法国人，还是有办法把这一组数字处理得暧昧无比。在粤菜馆的餐谱上，某些季节性的食物价格是用“时价”二字来显示的，意即变动不定的市场价，例如海鲜，好像很有诚意，除非你相信此餐牌上除了“时价”之外的所有吃食价格，皆在计划经济的严格控制之下。
法国人就更生猛了。一男一女入座，高级的法国餐馆就会递上两本外观一模一样的餐谱，惟女士的那本只有菜名而不列价格。我的朋友说，与已婚男人吃饭并且让对方付账，每每令她内疚不已，因为自己吃掉了别人家太太的一瓶香水或一次美容。看来，下一回只好请她去法国了。
美味修辞
鸟兽鱼虫，皆有其名，食物亦不例外。
只是，当这些鸟兽鱼虫们一旦变成了食物，也就是饭桌上的菜，想不易名改姓也难，不是像旧时女子出嫁后从了夫姓，就是跑了码头用了艺名，闯荡江湖改了诨名，又或者，高了科技上了网，变成ICQ上那些匪夷所思的昵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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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菜的权威命名者，大概包括了这样一些人：皇帝、官员、文人、厨师以及饭店老板，特别是传说中那些在前二者面前不厌其烦地表演着“急中生智”的饭店老板。无论如何，这是一门极为高深的学问，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厨房版的《文心雕龙》。菜名的学说博大精深，简而言之，大致可分为以下两大流派：
第一，现实主义——基本特征是：基本烹饪手段＋食物原来的姓名，例如：烧鹅，烤鸭，炖鸡，酿茄子，红烧肉，等等；有的时候，这条基本公式也可以变化为：食物A＋烹饪方法＋食物B，例如：韭菜炒大葱，西红柿炒鸡蛋等等。
第二，浪漫主义——此乃称霸中式菜肴命名学的主要流派，充分体现了中文的美学意境。常见的“凤尾虾”“霸王别姬”以及“金华玉树鸡”之流，在浪漫派的意义上，只能算是小菜一碟，看了以下这份清代“苏州船厂菜食单”里罗列的部分菜名，大概才会懂得“风雅”二字究竟该怎么写：
珠圆玉润、翠堤春晓、满天星斗、红粉佳人、遍地黄金、桂楫兰桡、花报瑶台、玉楼夜照、玉女晚装、堆金积玉、江南一品、醉里乾坤、秋风思乡、八宝香车、紫气东来、琉璃世界、鱼跃清溪、八仙过海。
知道的，是吃食；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失传已久的姑苏十八景。
当然，再动听的菜，一旦吃将起来难免乱做一团。这两大流派之间，也一直都在互相渗透，互相交融，其衍生出来的“考据派”和“数字派”，就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产物。
地名＋食物或是人名＋食物，乃中外通行的一种食物命名方程式。前一种，取的是事物的诞生、发迹之地名，如德州扒鸡，青岛啤酒；后一种，则是发现、发明或推广此食物者的姓名。这一项，尤以中国为甚。尽管外国的麦当劳、肯德基、夏多布里盈牛排等等皆为人名，但是，毕竟不如我国的“苏东坡系列”、“张大千系列”、“宫保系列”或者“麻婆系列”之类来得普及。
我猜想，这些食品在市场上流通的初期，其所冠的地名和人名大概在某种程度上给经营者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利润增值。不过，随着人事的代谢和地域的变迁，食物之前的地名和人名在继续增值的同时，也正在逐渐地带来一些麻烦。
比如，对于粤菜馆菜谱上常见的“扬州炒饭”和“福州炒饭”，食客是不能认真对待的，因为这两种炒饭的特点，就是在中国境内的大部分省、市以及海外的华人聚居地都吃得到，除了扬州和福州。事实上，所谓“扬州炒饭”，就是将饭干炒，“福州炒饭”即是将饭湿炒，而已。在最初，干炒、湿炒跟扬州和福州这两座城市多少有点关系，只是时间一久，就蜕变为两个仅仅指示着不同炒饭方式的符号，于淮扬菜和闽菜的风格毫不相干。至于今天处处叫卖的“阳澄湖大闸蟹”，“阳澄湖”这个地名几乎是欺诈的同义词了。
当然，“扬州炒饭”和“福州炒饭”只在粤菜馆的语境中才有意义，无论如何，你都不可以打电话通知酒店洗衣部的职员说：我有一件衬衣，请用“福州洗”，而另一件西装上衣，一定要“扬州洗”。
此外，我认为“人名食品”也会造成不大不小的语法混淆，譬如，习惯了“猪肉”或“牛肉”这样的词组之后，接着上桌的一道“东坡肉”，冷不丁地就会把人吓个半死。
数字派，是中菜命名学里最有文化最有生命力的一支，几乎包含了中国民俗和汉语文学全部的修辞技巧。
“以”字部的菜肴，常做“一品”，多为贵重之物，原因可能与“一品”这个尊贵的古代行政级别有关，充分体现了吾人对权力的念念不忘。“二”者，双也，碗碟里的“双冬”（冬笋和冬菇），“双丸”（牛肉丸和鱼肉丸）历来深受欢迎，当然“二锅头”则另当别论。
至于“三”这个数字，对于中国数术和中国菜名来说，均代表着某种神秘的力量，以至于以“三鲜”或“三丝”为关键词的菜名比比皆是，据不完全统计，古今馔名中所含之数字以“三”为最多，在六十个以上。
《四喜诗》所列举的四件中式喜事为：“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是故，只要把四块平淡无奇的红烧肉盛在一个盘子里，就可美其名曰“四喜肉”，聚集四粒极尽家常的肉丸，便得名“四喜丸子”而登上喜宴。
接下来从五到十，也是各自精彩，曾有好事者以一至万自撰了一套完整的数字化宴席菜单：
十菜：一品锅，两做大虾，三色菠菜，四喜丸子，五柳鱼，六壳蒸鸡，七星子蟹，八宝鸭子，九转肥肠，十色豆腐；
一汤：百燕打伞；
一面点：千层油糕。
万字不太好凑，一方面在吃食上即使脸皮再厚，敢于称“万”的终究不多，另一方面，可能是对“万”字这一皇家御膳之常用吉祥符号的避讳。好在还有“饭后烟”这一说，这场数字化盛宴于是就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万宝路。
不管数字有多美好，始终无法回避的，还是后缀于菜名的那一组组毫无情趣可言的阿拉伯数字。
虽然隐喻、含蓄乃汉语修辞及中式美学的特征，不过，站在吃喝的角度，我始终认为这种修辞手段还是应该更多地适用于情书或辞职报告之类。
就拿粤菜来说，由于广州在历史上一向远离宫廷，本地的文人雅士多不入流，故菜谱的文体和文风亦不太讲究，以直来直去者为多。只是那平日里看得明明白白的字们，每到农历新年，却齐齐变身为四字吉词，如“大展宏图”、“发财好市”、“金玉满堂”，就像是春联贴错了地方。当然，久居广州者，想必都懂得“大展宏图”是鱼翅，而“发财好市”其实是发菜焖蚝豉，在大多数节庆喜宴的菜谱上，一个外地人多少也能猜到，“碧绿”可能是蔬菜，“玉树”则应该是一条较长的蔬菜，至于“凤凰”为什么会是鸡蛋，“珊瑚”何以竟指蟹黄，难免就会有点晕菜。
过度的隐形书写发展到极端，就会出现一种并不常见，但是非常超现实的菜名。曾有报道说，河南一饭馆老板，“为了痛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罪恶行径，激发郑州市民的爱国热情，推出了几道客人既爱吃又解气的‘爱国菜’”；“克林顿莱温斯基”，“椒盐北约”，“轰炸白宫”。除了“莱温斯基”是鸡之外，估计“轰炸白宫”是一种锅巴，因为二战时代因东京遭盟军空袭，重庆某菜馆曾推出过名噪一时的“轰炸东京”，即锅巴肉片，取其上桌时之轰然有声。
这件事情过去以后，最近我又在报纸上读到一文，说成都某乡土菜馆，有名菜叫做“火爆大使馆”，其“真相”则是川菜常见的“火爆肥肠”。以我的IQ，尽管能立即猜中“莱温斯基”是鸡，但猪大肠何以跟“大使馆”拉上关系，却着实伤了一会儿脑筋。当然，一分钟后我还是有了答案，同时也有了一个结论：以愤怒的名义饮食，以滑稽的结果排泄。
中文当然是很好吃的，是天底下最美味的文字，古今中文食名亦不乏佳构，像“佛跳墙”或“女儿红”，这两个名字好就好在：第一、生动传神而且用典适度，既达意，又传情，有典故，有故事，不复杂，有动感，有颜色，有知性，有感性。
只有在追忆中，汉字才有慢慢滋生出美味的可能，而且是极其缥缈的，属于“色香味”之外的另一个感受系统，直接用来“配菜”，往往不能收效，反而大煞风景。好的菜名，应该在现实和浪漫、典故和直观以及书面与口语间取得一个平衡。比如，点菜的时候，你不总能这样说：好吧，就给我们来一份“锦绣河山”，接着，又不忘嘱咐店家，要把这“锦绣河山”弄得烂一点，淡一点，千万不要像上回那样咸得难以下咽。
袁枚在《随园食单》里专门提出了“戒耳餐”一说：“何谓耳餐餐耳餐者，务名之谓也。贪贵物之名，夸敬客之意，是以耳餐，非口餐也。”
华丽的词藻，过度的修辞，难道不也是一种“贵物之名”吗？
清汤炖出狮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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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头”是一道淮扬名菜。然而，不晓此事者若在餐牌上头一回见到“狮子头”这三个触目惊心的字，不管当时肚子有多饿，还是有可能被吓着的，当然，也并不完全是出于“吃他不起”的忧郁。我上学的时候，同宿舍有一个同学，某次于挑灯夜读之际，突然拍案惊奇：“哇，胡适这个人真的很厉害，你们知道他最喜欢吃什么吗？是狮子头，吃狮子的头啊！”
那本书我看过，但已记不得书名了。胡博士生前于食事方面确有此种爱好。至于原因，我想大概与胡适先生和太太江冬秀女士的籍贯有关（安徽绩溪），尽管胡先生是在上海出生。今之所谓“淮扬菜”者，实际上是安徽人带到扬州去的一种富贵菜。由于运河漕运之故，在扬州这个东南兴盛之地一向聚集着大批腰缠万贯的安徽籍盐商，包括“狮子头”在内的淮扬大菜，就是徽商们在豪奢侈靡的风气下吃出来的。这正是：“东南歌舞几时休，清风明月属扬州，三分肥七分瘦，清汤炖出狮子头。”
当然盐商爱吃的菜并不一定会想当然地偏咸，就“干一行，爱一行”而言，“富贵”和“精致”才是淮扬菜的关键词。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狮子头”最具代表性地集中体现了淮扬菜的风格，即——选料严格，刀工精细，讲究火候，擅长焖炖，清淡入味，咸甜适中。《随园食单》里记录的那些菜式，部分就属淮扬系统。
籍贯之外，对于胡适与“狮子头”之间的渊源，还可以进行如下“大话”式的考证。胡适在北京的家里养过一只猫，名字就叫作狮子。此事有诗为证。一九四一年，胡先生写了一首悼亡诗，题为《狮子——悼志摩》：
狮子蜷伏在我的背后，软绵绵的他总不肯走。
我正要推他下去，忽然想起了死去的朋友。
一只我拍着打呼的猫，两滴眼泪湿了衣袖。
“狮子，你好好的睡罢，我也失掉了一个好朋友。”
（胡注：狮子是志摩住我家时最喜欢的猫。）
当然，这些事情都与这道菜并无直接关联，本着“多研究些问题”的精神，还是少谈些胡适之，多研究些狮子以及狮子之头吧。
狮子头这道菜，说穿了不过猪肉丸子而已。不过，事情要真有这么简单，银行门口的狮子就早该都换成猪头了。首先要有形。这件事并不像搓一个肉丸那么简单。欲使此“头”于松软的同时又能保持完整，另有一番功夫在厨师的手上。形散，则非但气不能聚，更不可夸以“狮子头”之名。为了增强这团细碎猪肉之间的凝聚力，一个讲求效率的厨师往往会做出偷工而不减料的勾当，即直接往丸子里羼入芡粉，清蒸或红烧之前先下油锅炸至八分熟。这样一来，形便不容易散，然而“松软”二字则无从谈起了，尽管看上去和吃起来都很像是狮子的首级，不过是取自于一尊石狮子。
芡粉当然不可完全不用，不过正确的用法是这样的：在下手把肉末攥成丸子之前，先以适量芡粉均匀涂抹于两手的掌心，像一个即将上场的体操选手那样，接着，再把那团肉末小心翼翼地在左右手之间反复不断地翻来覆去，直至大略成为球状，始下油锅轻炸至表面泛出金黄，继而蒸上至少一个小时。这时候，你再看那团肉丸，表层的肥肉末已经溶化，而瘦肉末则相对略显突起，这一番毛糙而蓬松的景象，想不把它叫做“狮子头”恐怕都很困难了。
猪肉虽说是俗了点，但是这种猪肉丸子在选料标准上十分严格，即“细嫩猪肉一大块，七分瘦三分肥，不可有些许筋络纠结于其间”。这不是我说的，这是美食家梁实秋先生说的。“切割之际最要注意，不可切得七歪八斜，亦不可剁成碎泥，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