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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铁柱、王大有、贺铁牛三人的技工评级，也才是铁匠6级，工厂给予的薪水是月薪150两银子。做到这般的程度，光靠着薪水，他们的收入，已经不逊色千亩良田的地主。若是谁有本事，达到了7级、8级的水平，到时候恐怕年薪会是几万两的代价供着。
随着肖图白的解说下，现场70余名“坩埚钢”项目的参与工匠，纷纷的决定将现金奖励折算成公司的股份。
因为，钢铁在这个年代，不单单是产品这么简单，甚至还可以被视为仅次于金银的硬通货币。
农业时代许多大户人家储备财物，首先是购置田产、庄园，等到田产庄园之类的固定资产财富，很难兼并扩张的时候，地主们开始储备金、银、铜钱等等货币。除了金银、铜钱之外，有时候大户人家也将铁锭、钢锭作为财产，储备在仓库里面。
因为，铁和钢能够储备很长时间，最多仅是表面生锈，里面大多数的金属，皆是能够保存很久。和平年间，钢铁能铸造农具和铁器使用，遇到乱世，家族储备的钢铁资源，也能够打造成兵器，用以自卫。
总而言之，钢铁在这个年代，也能够当做钱去使用，绝大多数的财主，都会很乐意在家的仓库储备一定的钢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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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二六章 钢铁的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讲，17世纪冶炼钢铁这门生意，与铸造铜钱、开采金银矿山，没有本质的区别。om因为，这是一个钢铁，也能被当做钱使用的时代。
中国、朝鲜、日本、欧洲等等文明国家，普通的小家族仅储备金银货币，而一些上档次的家族更乐意与储备钢铁。尤其是钢——五斤钢至少能换一斤银，用先进的技术炼钢，甚至比西班牙人在墨西哥殖民地冶炼金银，更加有前途。
工匠选择将银子折算成天津钢铁公司的股票，毫无疑问是非常有远见的买卖。肖图白对于他们的选择，更表示赞赏。
因为，这标志着股份制文化，在特区已经深入人心使然，也标志着特区政府的信誉，甚至是高于大明朝廷的。崇祯年间缺钱，制造了一堆劣质铜钱，以至于商家几乎拒收崇祯通宝。而崇祯皇帝想过恢复宝钞印制，召集一些富户，用一折的低价将印刷的宝钞发给商人，结果商人们纷纷避而不见，因为大明的宝钞，信誉早就破产，连废纸也不如。
而在特区，一些国营企业公司发行的股票，成为了商人、官员、员工们踊跃拿着真金白银抢购的稀缺物资。虽然，特区没有成立专门的股票交易所，但是股份制的信誉，已经是深入人心，人们相信这些股票不是废纸，而是代表某个公司的权益份额。
当然，私营企业的股票，暂时还未获得民众信任。但是。特区政府所设立的一些企业，股票甚至能够当做货币去使用。
尽管股份制发展的非常迅猛，但是肖图白还未成立专门的股票交易市场。股份制是好东西，但是股票市场并不是好东西。
因为，股票市场一旦成立，人心就会变得更浮躁。人们热衷不断的买进、卖出倒腾股票，而不是股权当做恒产一般持有。
特区的股份制文化，更多是将公司的股权视为“恒产”，希望持有股票的人，应该是公司的合伙人以及员工。
尤其是。让员工们持股意义更是重大，让员工感觉到公司有自己一份，每天的劳动，也是给自己的股权创造效益。
肖图白暂时不准备成立股票交易市场，这倒不是对于投机者的反感，反而是对投机者的同情和保护。一旦证券市场开启，投机者们热衷于不断交易，每一次交易都是要上缴印花税和手续费的。事实上，证券市场的投机者。绝大多数都处于输的概率。输并不仅仅是判断错了涨跌行情，而是一次次的向市场缴纳手续费。如果按照每次交易需要千分之二的手续费来算。一年250次交易日，每天都做出一次买进和卖出。那么，一天上缴千分之四手续费，一年上缴相当于本金的百分之百的手续费。投机者如果不能赚到比手续费更多的差价，便会导致亏本。热衷于不断交易的投机者，哪怕时常中有无数优秀公司的股票，但是他们依然会败给手续费，或者说败给自己。
与勤劳的投机者们概率偏输相对。“懒惰”的投资者们，概率偏赢。因为。投资者投资一家好公司后，往往经常研究公司的经营状况，但是只看而不轻易买卖，减少了向市场缴纳手续费的次数。于是，投资者输赢概率主要是和公司的盈利相关。
员工持股，一般都属于长期投资者，概率偏赢！事实上。一家公司的股票是否值得持有，一家公司的员工是最清楚。愿意持有一家公司股票的员工，皆是对公司前景有着乐观的看法。
而让员工持股，也能淡化资本与工人之间的区别。并且。优秀公司的股票，能够孵化大量的资本家。哪怕是一名微不足道的员工，如果能够跟随公司成长。假设一家公司每年盈利25％，十年即可增长十倍，而三十年能够增长一千倍。这样的公司，在公司规模很小的时候持有股票，退休的时候，哪怕小股东也纷纷成为了资本家。工业时代，很多行业发展是看不到瓶颈的，有生之年看到资本增长一千倍一万倍，并不是不可能。
而农业社会，一名佃农根本不能分享地主兼并扩张的成果，也不能做到年轻时候有一亩地，年老的时候通过经营一亩地复合增长至1000亩地。
事实上，肖图白认为，中国古代历次资本主义萌芽，未蜕变为真正的资本主义，除了对于工业和科技的重视不足之外，更重要的没有产生大量孵化资本家的制度。股份制利用得当，其实是可以大量孵化资本家的，从而推进农业社会向资本社会转型。
从某种意义而言，股份制对于资本社会的重要性。如同中国儒家社会以科举制为基石一般。
中国的儒家社会出现的科举制，令很多原本寒门子弟，拥有了当官变成了官绅地主阶级的机遇。于是，寒门子弟中的精英，纷纷转化为儒家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历朝历代，这些地主官绅，皆成为了镇压农民起义的主力军。
同样，股份制的出现，能够大量的孵化资本家，他们也是资本社会的维护者。欧洲的历史证明了，资产阶级是传统地主贵族们的掘墓人。自资本势力壮大后，资产阶级为了争夺自己的利益和话语权，粉碎了传统农业贵族们的统治，让欧洲进入崭新的资本时代。
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每次皆不能开花结果，是资本力量还太弱小，没有向地主集团争取话语权的资格和勇气。甚至，中国农业社会的规则太过于顽固，使得很多拥有资本的商人，大多是选择回归乡村变成了地主官绅。
当然，“天津钢铁集团公司”的成立。也是特区政府税收制度的新机遇。按照洪武皇帝颁布的税率，钢铁冶炼的税率是“三十税其二”。比之普通的商业税“三十税其一”，要高了一倍。也就是说，钢铁厂能够征收666％的税率，这是政府税收的突破性进展。
实际上，明朝如果能严格按照666％的税收，对全国的钢铁工厂进行征税，那么大明朝廷的财政根本不会缺乏。
明朝一年钢铁冶炼的收入能够达到4000万两白银的价值，按照法定的税率，理论上可以征收到260万两税银。
但是。明末的矿税已经名存实亡，一个省仅能收到几千两矿税，全国的矿税加起来收到的不超过20万两。而之所以税制败坏至此，也是因为明朝士大夫与皇帝利益不一致。士大夫们与地方豪强勾结，以抗税漏税为荣。朝廷向地方上的豪门收取合法税收，则被认为的鱼肉乡民。最终，豪门抗税节节胜利，朝廷不断废除所谓的“恶政”。然后，底层的农民就活不下去了。有钱人都不交税，自然就将负担压在社会底层。
说句诛心话。自古叫嚷不要与民争利者，皆是豪门权贵。因为，自古以来只有权贵是“民”，老百姓是泥腿子，一般是被忽视的。
真正意义上讲，与泥腿子争利，才是罪大恶极。与“民”争利的行为，要大大鼓励，因为从“民”身上刮到更多利益。泥腿子们的负担就轻了。而且，朝廷不与“民”争利，就意味着朝廷已经被这些“民”控制了，真正底层的泥腿子们就会遭殃了。
古代任何一次朝廷向“民”妥协，都是亡国的朕兆。这些占据全国人口不足10％的“民”越是被喂饱了，国家就朝亡国的深渊迈进了一大步。
天津的特区，征收矿税、商税。其实仅是严格执行大明的税法。这年头，除了特区以外，恐怕没有那个地方政府在认真执行理论上的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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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明末，最初一段时间肖图白一心想要逃到南方。但是。随着对于天津的经营发展后，去南方的心思逐渐淡了。
让皇帝分身去南方，仅是为了掌控住中央的权势，利用皇权来给特区的发展保驾护航。此时的肖图白，对于明朝的文官、武将，皆无所畏惧。
事实上，连满清肖图白也并不是很怕，更别说其他的军事威胁。
正常情况下，皇家新军野战中，能与清兵一比一战损。有工事可守的情况下，皇家新军能抵御5倍以上鞑子的进攻，并且在防御战中，让鞑子流尽鲜血。
如果不是满清拥有20万八旗兵，以及能够从蒙古调动30万仆从军队，在人数上拥有巨大的优势。肖图白早就提兵去北方扫清伪清势力。
连亚洲最强盛的满清军事集团，肖图白也丝毫不畏。更别提农民军和明军了。
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军，战斗力其实很渣的！之所以剿不灭，是因为天灾造成大量农民破产。每次农民军被杀的七零八落，又会有新的破产农民加入。也正是李自成他们并非是硬仗锤炼出来的，而是天灾帮助才造成的声势，所以遇到关宁军和满清军队，短短几个月就就迅速席卷天下变成灰飞烟灭。
而明军在数量和规模上，此时拥有150万人，但是分散全国各地驻守。一次最多能够抽调出20万机动的兵力。而且，大明至少有一半是军阀化了，在名义上有朝廷大义压制，令他们不能合法对天津产生威胁。
哪怕军阀部队冒着天下大不韪，进攻天津特区，恐怕也会陷入目前20多座大型棱堡城市群组成的屠宰场中。棱堡之间，交叉活力向城外任何一处空隙投射子弹、炮火。进入了棱堡群，哪怕有十倍军力，也之只能不断承受饱和火力的地毯式屠杀。
葛沽、咸水沽的棱堡，已经初具规模。而汉沽、塘沽的棱堡，还在破土动工，未来关是这四个地区的棱堡，加起来恐怕会超过60座。这将成为远东最恐怕的棱堡要塞群。当然，棱堡仅是外层有城墙，内部还是花园式的工业城镇。完全按照几何图形规划，如果能够从高空俯视，每一座棱堡，皆是一座建筑艺术的精品。
虽然，棱堡的城墙，对于交通是有一定程度的妨碍。但是，为了军事安全的目的，棱堡城墙，是利大于弊的。
“天津钢铁集团公司”的成立，也是肖图白天津的防御能力有信心的标志。否则，他也不敢将“坩埚钢”这种逆天的工艺提前弄出来。
肖图白对于天津周边安全形势的信心，除了因为棱堡之外，更重要的是军队本身的素质和特区的军事动员潜力。
以皇家新军和天津水师为主力的特区军队，除了采用近代化的武器和训练之外，更重要不断有退伍老兵，加入机关、企业、学校，担任“体育”、“军训”教官。整个特区不断兴起的工厂、学校，每个月皆会抽出3天时间，让学生、工人进行军训。
这些军训，表面上是以“强身健体”、“培养团队精神”为理由。但是，却是增强了特区全民的军事素养，一旦遇到紧急的战争状态，特区随时能够从20万人口中，抽调出5万青壮年，最快速度完成扩军。
这种动员力，也是来自于工业化集体劳动，和近代化的学校生活。
用肖图白的眼光来看，工厂的管理模式与军事是非常接近的，工人稍微适应一下，就是合格的火器时代的优秀兵员。
学生情况也类似，城市中近代化学校，和军营的氛围也较为接近。而学生兵，在后世稍微鼓动一下，就能够成为精神狂热、悍不畏死的军人。
以后世的德国纳粹兵员而言，一个德国纳粹兵，能抵得上三名苏俄兵或者美国兵。原因就是德国的士兵人均受教育程度高，不少都是年轻的学生。用思想煽动的手段，很容易将青少年学生的战斗力，鼓舞到超越成年人的程度。
而中国的近代史上，清末民国很多次的革命，经过思想改造的学生被武装起来后，其战斗力比之职业军人更强。这也充分证明，新式的学校，里面蕴含着极高的军事动员潜力。
当然，战争来临后正规军可以应付，则用正规军对付。敌人数量过多，正规军无法应付时，开始动员一些非军工体系的工人加入军队。如果动员了工人，也无法应对战事，那么杀手锏——先洗脑，再动员学生军！狂热的学生军，想必不会逊色皇家新军。
当然了，能不动员学生兵最好。因为，特区的学生，进行了一些数理化启蒙，最能发挥其用处的是工厂、实验室，而不是去战场当炮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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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二七章 老朋友何塞（一）
八月份，大明天津特区的老朋友，葡萄牙的国际友人何塞先生再次率领船队，来到了天津。向天津的市舶司缴纳了关税，何塞本人再次受到了肖图白的欢迎。
经过了将近两年的发展，何塞的船队如同滚雪球一般的壮大。此次回到天津时，何塞的船队已经拥有37艘商船。最小的一艘，也有120吨的排水量。最大的一艘，排水量达到惊人的850吨。
往来亚欧的贸易船队中，也只有荷兰东印度公司，比何塞更为庞大。但是，荷兰东印度公司主营的是东印度群岛的香料生意。中国、日本等等地区的贸易，仅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添头。
光以“中国——欧洲”航线的贸易规模而言，何塞已然是贸易龙头。不但他与天津特区关系莫逆，在欧洲何塞也设立了庞大的“何塞贸易公司”，雇佣员工超过2万多人。既拥有贸易人员，还拥有生产部门和军事部门。
何塞的船队，除了普通的水手和职员外，武装人员达到3000人规模。这几乎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英国向中国本土投送的兵力。当然，何塞是做生意的，而不是来打仗的。他更清醒的知道，征服天津的棱堡要塞群，他的军事力量增加十倍，也不太可能做到。
事实上，3000武装人员，并不是发动战争，仅仅是很单纯的武装保镖！大航海年代，其实也是大海盗年代！海盗数多多不胜数。殖民公司、商人也是海盗的变种，连正规海军也可以客串一回海盗。
这种情况下做航海贸易，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是不可能做到的！
毕竟，这个年代往来欧亚的航线，关键是一些中转岛屿和港口，被荷兰人掌控。如果没有实力和靠山的商人，路过荷兰人的地盘，少则会被勒索大笔税金，重则会被荷兰人冒充海盗给杀光洗劫。
本质上。荷兰东印度公司与土匪路霸的区别不大，为了垄断航线霸权，东印度公司不但在一些岛屿上屠杀土著，也屠杀一些殖民点的欧洲其他殖民同行。葡萄牙人、英国人曾在东印度群岛弄了一些据点，此时哪些据点的英国人、葡萄牙人已经被荷兰东印度公司杀光。由此可见，一群由商人组建的东印度公司，未必比军阀们暴君们更文明更讲道理。
商人讲道理，是在有法律能制裁他们的前提下。荷兰东印度公司，名虽一个公司。但是荷兰本土也没有制裁他们的权利。历史上，一直到后来荷兰东印度公司财政破产。难以雇佣那些士兵和员工，帮助公司维护殖民统治。所以，荷兰本土政府才用钱赎买公司的股票，将其变成荷兰国家掌控的殖民地。
以明朝与欧洲交流而言，葡萄牙人对于明朝是有益的交流。虽然，葡萄人更多是为了传教，但是也传播了自然科学知识，带来了一些欧洲的制造工艺，这对大明帝国的科技文化发展是非常有益的。
而荷兰人则是一大毒瘤！
自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以后。大明王朝与欧洲人之间的学术交流的频率，不是增多了，而是大大的减少了。因为，为了垄断殖民第一，大量的欧洲商人和学者，皆被荷兰人挡在门外，不能像以前那么容易进入亚洲地区。
何塞非常高兴的对着肖图白说道：“我亲爱的肖国师。您的威名，越来越响亮。我在松江港的时候，已经听闻。北洋的海权掌控者，朝鲜王朝的保护者。以1万文明的军队。对抗十万野蛮的游牧民族军队。这样的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