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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他说，“你怎么认识拉尔夫的呢？”
“只是朋友罢了。”玛丽莎含糊其词地答道，示意塔德进起居室喝点什么。
客人一到齐，玛丽莎就不必照看前门了。她来到酒吧，给自己倒了一杯白葡萄酒，然后融入人群。在大家被召集到餐厅去之前，她在跟桑德伯格医生和杰克逊夫妇交谈。
“欢迎你到亚特兰大来，小姐。’嗓德伯格医生说。
“谢谢，”玛丽莎答，竭力不去傻看杰克逊太太的戒指。
“你怎么挑上CDC的呢？”杰克逊医生问，嗓音浑厚。他不仅看上去像查尔斯·赫斯顿Ⅰ，听起来也像他真能扮本·赫一样。Ⅰ美国著名男电影演员，在奥斯卡最佳影片《本·赫》中演本·赫。
玛丽莎直视着他那双深凹的蓝眼睛，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他这个似乎很诚恳的问题。她当然不能提先前的恋人去了洛杉矶，自己需要换个环境。那可不是CDC所期望的有事业心的人。“我一直对公共卫生有兴趣。”这是一个无伤大雅的谎话。“我还一直热衷医务侦探的故事。”她微笑着说。至少后者是真实的。“我觉得自己已经看够了流鼻涕的鼻子和淌脓的耳朵了。”
“噢，受过儿科训练啰，”桑德伯格医生说。这不是问题，只能算陈述。
“在波士顿儿童医院，”玛丽莎说。她跟精神病医生聊天总会感到不自在。她会情不自禁地疑惑，他们会不会比她对自己的动机分析得更清楚。她知道自己学医的原因之一是跟哥哥争夺父亲的宠爱。
“你认为做临床如何？”杰克逊医生问。“想过自己开业没有？”
“噢，当然想过。”
“计划怎样呢？”杰克逊继续问，无意中叫玛丽莎越来越不舒服了。“是单干、合伙，还是加入一个诊所？”
“开宴啦！”拉尔夫的宣告压倒了人们的交谈声。
杰克逊和桑德伯格转身找太太去了。玛丽莎如释重负。有一阵她真觉得像是在受审似的。
到了餐厅，玛丽莎发现拉尔夫把她安排在餐桌的一端，自己则坐在另一端。她的右边正坐的是杰克逊医生。好在他已忘记了刚才关于诊所业的话题了。左边是满头银发的海沃德医生。
随着晚宴的进行，玛丽莎越来越清楚她是在跟亚特兰大医务界的精英一起进餐。他们不仅仅是医生，而且是城里最成功的一批私人开业者。例外的只是杜布切克，塔德和自己了。
喝了几杯高级葡萄酒，玛丽莎比往日健谈多了。当她意识到全桌人都在听她娓娓描述在弗吉尼亚的童年生活时，不禁有点难为情，便告诫自己，少说多笑。幸好话题转到美国医药界的不景气和预付保健业又如何在侵蚀私人诊所业的基础上去了。想起那些真皮大衣和首饰，玛丽莎并不认为这些人受了多大损害。
“CDC怎么样？”海沃德医生隔桌问杜布切克。“尝到经费压缩的苦头了吗？”
杜布切克自嘲地笑了，露出两个深深的酒窝。“每年我们都得跟预算局和国会拨款委员会争来争去。由于经费削减，我们已裁掉五百个职位了。”
杰克逊清了清嗓子。“假如有一场恶性的流感暴发，比如像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那样，贵部一定会参加救治，你们有足够的人手吗？”
杜布切克耸耸肩。“那得取决于很多因素。要是病毒表体抗原没有突变的话，我们就能容易地作组织培养，也就能很快制作出疫苗来。到底多快，我不敢肯定。塔德，你说呢？”
“如果幸运，一个月左右吧。”塔德说。“要说制造出足够的疫苗投入应用，恐怕得更久。”
“这叫我想起几年前的猪霍乱之谜了。”海沃德医生插话。
“那倒不是CDC的错。”杜布切克辩解说。“在迪克斯堡出现的那种病毒种系是没有疑问的。至于它们为何没有传播开，那就谁也不知道了。”
玛丽莎觉得有一只手搁在自己肩上。回头一看，是穿黑制服的女仆。
“是布卢门撒尔医生吗？”姑娘低声问。
“是的。”
“有你的电话。”
玛丽莎望了望餐桌另一端的拉尔夫。他正在跟杰克逊太太交谈。
她向大家说了声抱歉，跟女仆来到厨房。这时她有了预感。就像当实习医生时第一次被人从半夜叫起来那样，一丝害怕涌上心头。电话一定是CDC来的。作为调查员，她是处于随时待命的状态，因而格守职责地在CDC留下了拉尔夫家的电话号码。除此之外，没人知道她今晚在这儿。
“布卢门撒尔医生吗？”玛丽莎拿起听筒，就听见CDC的接线员问道。
然后电话转到值班员那儿。“祝贺你！”值班员快活地说。“加利福尼亚州流行病专员来了电话，请求CDC的帮助。洛杉矶里克特诊所出现一场未知但显然很严重的流行病暴发。我们给你订了三角洲航空公司的机票，凌晨一点十分起飞。也给你订好了旅馆。‘热带旅馆’，听上去不错。好吧，祝你幸运。”
放下听筒，玛丽莎还让手在听筒上停留了片刻，使自己定一下神。她根本不觉得自己已准备就绪。那些可怜的家伙从加州远远地打电话来，期待的是一个CDC的流行病专家呀！谁会料到去的竟是她，玛丽莎·布卢门撒尔，整个才五英尺高的她！她踌躇地回到餐厅，作解释并道了再见。
2
1月21日
天边浮起了鱼肚白，玛丽莎才从行李传送带上取回衣箱，排队租了一辆车（第一辆还发动不起来），再转弯抹角找到热带旅馆。
登记时，她又情不自禁想起了罗杰。不过她不会打电话给他的。
在飞机上她已经立下好几遍誓了。
这是一个汽车旅馆，不如人意。不过没什么关系。玛丽莎认为自己不会有多少时间呆在那里的。洗了脸和手，挽了挽头发，再正正发夹。没有理由延宕了。她回到汽车里，朝里克特诊所开去，握方向盘的手不知不觉便湿漉漉的了。
诊所坐落在一条通衢大道上。在清晨那个时分，路上只有寥寥可数的几辆车。玛丽莎转到停车库，拿了计时票，找到一个靠出口的位置停下车。整个建筑，包括车库、门诊部以及玛丽莎认为是住院部的那一部分，都很现代化。看上去有七层楼。下了车，她伸展了一下手脚，提出公文包。包里有流行病学课的笔记，仿佛这也会有帮助似的。还有一本笔记本，几支铅笔，一本病毒学诊断教程，一支备用唇膏及一包口香糖。多好玩！
一进大楼，玛丽莎就闻到熟悉的医院特有的消毒液气息。这不知怎的使她镇静了几分，感到自在。楼里有问讯台，可是没有人。向一个拖地板的清洁工打听怎么去医院部。工人指指地上的一根红线。沿着红线，她来到急诊室。那儿也冷冷清清。一、两个病人在候诊，只有两个护士。玛丽莎找到值班医生，介绍了自己的身份。
“噢，太好了！”值班医生热情地说。“真高兴你来！内瓦里医生整夜都在等你。我去找他来。”
玛丽莎心神不定地玩弄着几根回形针。一抬头，看见两个护士正注视着自己。她笑了笑。她们也回报一笑。
“来杯咖啡好吗？”其中一个高个子说。
“那太好了，”玛丽莎答道。除了担心和渴望之外，她还感到了飞行途中间歇地才睡了两个小时的后果。
玛丽莎一边啜饮着热咖啡，一边回想《纽约客》杂志上登过的伯顿·鲁奇的医务侦探小说。她希望自己能够参与一桩像约翰·斯诺解决过的那种案子。他是现代流行病学之父。有一次伦敦霍乱暴发。斯诺通过演绎推理，找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一个异常的水泵，从而阻止了蔓延。斯诺的高明之处在于，当时微生物致病的理论尚未被广泛接受。要是也能于出这样一桩干净利落的事情，那该多好啊！
值班室门开了，进来一位英俊的黑发男子。他一边在急诊部耀眼的灯光下眨巴着眼，一边径直走向玛丽莎，咧大了嘴笑着说，“布卢门撒尔医生，真高兴看到你！你想象不到我们等你有多急切。”
内瓦里医生一边跟玛丽莎握手，一边打量着她。站在她身边，他顿时为玛丽莎矮小的个头和年轻的外貌而吃了一惊。出于礼貌，他问了问玛丽莎旅途的情况，是不是饿了。
“我们最好还是马上开始工作吧。”玛丽莎说。
内瓦里医生欣然同意。他一边领玛丽莎去会议室，一边介绍说自己是高级住院医师。这并没有增强玛丽莎的自信心。她看得出来，内瓦里毫无疑问地比自己对传染病要知道得多一百倍。
他示意玛丽莎在圆形会议桌边坐下，拿起电话拨了个号，一边等电话接通，一边解释说，斯潘塞·考克斯医生，州流行病专员，吩咐过，她一到就通知他。
好极了，玛丽莎心想，强装出一丝笑意。
考克斯医生听起来跟内瓦里医生一样，对玛丽莎的到来十分高兴。他解释说，真不巧，他眼下脱不开身。旧金山湾区暴发了B型肝炎，恐怕还与艾滋病有关。
“我想，”考克斯医生继续说，“内瓦里医生已经告诉你了，里克特诊所的问题目前只是七个病人。”
“他还什么都没告诉我呢。”玛丽莎说。
“我想那也是马上的事，”考克斯医生说。“而在这儿，我们有五百个B型肝炎病例。所以你能理解为什么我还不能马上赶到你那儿去。”
“当然理解。”玛丽莎说。
“祝你好运，”考克斯医生说。“顺便问一声，你在CDC工作多久了？”
“不太久，”玛丽莎坦白地说。
短暂的沉默。“好吧，随时告诉我进展情况。”考克斯医生说。
玛丽莎把听筒递给内瓦里医生，后者把它挂上了。“让我把目前的情况告诉你吧。”他把语调转到标准的公事口吻，从口袋里掏出一些三乘五的卡片。“我们有七个病例，诊断未定，但明显严重。呈虚脱、多系统的热病症状。第一个住院的是这个诊所的老板之一，里克特医生自己。第二个是病历部的一个女人。”他按发病先后，把卡片排在桌上，每张代表一个病人。
玛丽莎小心地打开公文包，注意不让内瓦里医生看见里面的东西。她拿出笔记本和铅笔，思绪飞快地转回刚刚上完的课程。记得得把这些信息合理地分门别类。首先是病种，真是新的吗？能算是危机吗？这得依赖一张二乘二的表格和一些基本的统计资料。玛丽莎知道，即使不能明确诊断，她也得勾画出此病的特征。下一步是判定患者群的特点。比如年龄、性别、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嗜好等等。然后是各个病人显示最初症状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以便发现共同点。再就是调查疾病的传播途径，查出传染媒体。最后是根除病毒的宿主。这听起来很容易，但玛丽莎知道，即使经验丰富如杜布切克，这也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
玛丽莎在裙子上擦了擦湿漉漉的手，再次拿起铅笔。“那么，”
她说，看着空白的笔记本。“既然还没明确的诊断，你们考虑过哪些可能呢？”
“一切可能。”内瓦里医生说。
“流行性感冒？”玛丽莎问，心里希望自己问得不算太天真。
“不太像，”内瓦里医生说。“病人有呼吸系统的症状，但不是主要的。另外，七个病人的流感病毒血清化验结果都是阴性。我们不知他们得了什么病，但肯定不是流感。”
“其它呢？”
“大多也是否定的。”内瓦里医生说。“我们化验过的一切，如血、尿、痰、大便，甚至脑脊液，都是阴性。尽管血液寄生虫化验结果是阴性，我们也还是把它当疟疾治过。尽管化验结果阴性，我们甚至还把它当伤寒治过，用了四环素或氯霉素。可是跟抗疟疾药一样，毫无效果。不管你怎么治，病人仍是每下愈况。”
“你们一定做了鉴别诊断吧，”玛丽莎说。
“做了，”内瓦里医生回答。“召集过几次传染病会诊。大家比较一致的印象是，它是一种病毒性疾病，但不会是钩端螺旋体病。”
内瓦里查了一下索引卡，拿起一张。“哈，这些就是现有的鉴别诊断：钩端螺旋体病，这我已提过了；黄热病、登革热、单核白血球增多。为保万无一失，其他如肠病毒、节肢介体病毒及腺病毒感染也都一一排除了。不用我说你也看得出来，不管在诊断上还是在治疗上，我们都已竭尽全力了。”
“里克特医生住院多久了？”玛丽莎问。
“今天是第五天。我想你应当看看病人，以便对我们面对的问题有个概念。”内瓦里医生不等玛丽莎回答就站了起来。玛丽莎发现，自己要小跑着才能跟上他。穿过旋转门，进了住院部。玛丽莎虽然紧张万分，还是对里面豪华的地毯、宾馆式的装饰赞叹不已。
她跟着内瓦里进了电梯。内瓦里医生给她介绍了同梯的一位麻醉师。玛丽莎嘴上敷衍着那人的问候，思绪却开了小差。可以肯定，这时候去看病人，除了让自己暴露给那种疾病之外于事无益。这一点她在亚特兰大上课时从没想过，现在突然间好像成了个大问题。她能说些什么呢？
到了五楼的护士台，内瓦里医生花了几分钟向值夜班的医务人员介绍了玛丽莎。那些人正准备交接班。
“七个病人都在这一层。”内瓦里医生说。“这里有我们最有经验的医护人员。两个危险病人在对面内科强化护理区，其他的在普通单间。这是他们的病历。”他伸手拍了拍柜台角上的一叠病历。“我猜你会先看里克特医生的吧。”他把它递给玛丽莎。
她先翻到生理指标页，发现他住院后第五天一早，血压开始下降，体温却在上升。此非吉兆，知道以后还得细读，她只飞快地浏览了一遍整个病历。即使是草草一扫，她也信服了病情检查是做得十全十美，绝对比自己来做要强。化验也巨细无遗。她再次疑惑，自己怎么能以权威的身份在这儿发号施令呢？
回到病历的开端，读起“当前病史”部分来。一件事马上吸引了她。里克特医生发病前六个星期，曾出席了在肯尼亚内罗毕召开的一次眼科学会议。
她兴致勃勃地继续往下读。得病前一星期，参加了在圣迭戈举行的一个眼皮手术会议。入院前两天，被一只Cercopiheceus a ethiops咬了一口。鬼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玛丽莎指着那两个字给内瓦里医生看。
“噢，一种猴子。”内瓦里说。“里克特医生手头一直备有几只，用来做眼疮疹的研究。”
玛丽莎点点头，再次检查化验结果，注意到病人白血球计数低，红血球和血小板也低。其他化验结果还显示肝、肾功能异常，连脑电图也显轻度异常。这个家伙真是病入膏育了。
玛丽莎把病历放回柜台。
“准备好了？”内瓦里医生问。
玛丽莎点点头，心里却宁愿晚一点再见病人。她不幻想自己会发现什么迄今被别人忽视，然而又是十分关键的可以破解这个谜团的东西。此刻去看病人只是装模作样而已，而且，很不幸，这又冒险得很。她勉为其难地跟着内瓦里医生走去。
他们进了强化护理区，触目皆是各种熟悉的精密电子设备。病人像一动不动的牺牲躺在祭台上，固定在缠来绕去的电线和塑料管中间。酒精气息扑鼻而来。人工呼吸机和心脏监视器的声响清晰可闻。护士们异乎寻常地忙碌。
“我们把里克特医生隔离在这个侧室里了。”内瓦里医生停在关着的门边说。门右有一扇窗。从窗子望进去，玛丽莎可以辨认出病人来。跟强化护理区的其他病人一样，他仰面朝天躺在由静脉输液罐和导管构成的天篷底下。身后是个示波器，闪烁着连续不断的脑电波轨迹。
“我想你最好还是戴上口罩，穿上防护服。”内瓦里医生说。“我们对这些病人都执行了隔离预防措施，原因不说你也明白。”
“当然了，”玛丽莎说，竭力不显露出迫不及待的样子。如果她可以选择，她会钻进一个塑料球里去的。她套上罩衣，戴上帽子、口罩，穿上靴子，外加乳胶手套。内瓦里医生也如此这般装扮停当。
她朝病人俯下身子，不知不觉地抑住了呼吸。病人，用一句不敬的俗话来说，一只脚已进了棺材。脸色灰暗，双眼凹陷，皮肤松弛。
右颧骨上有块伤痕。嘴唇干裂，门牙上有一块干了的凝血。
凝视着病人，玛丽莎不知所措。可是内瓦里医生正弯腰俯视她的一举一动，她下意识地觉得自己该有所动作。“你感觉怎样？”玛丽莎问。然而话一出口，她就意识到这是个愚蠢的不言而喻的问题。说也奇怪，里克特医生的眼睛颤颤地睁开了。玛丽莎立即发现他眼白有内出血。
“不好，”里克特医生嘶哑地低声说。
“一个月前你真的在非洲吗？”她问，不得不俯低身子，心中升起一股同情。
“六个星期以前。”里克特医生说。
“你接触了什么动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