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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序
这是一位严肃的思考者探索中国将如何面对成长的烦恼问题而写下的一组记录。
进入２１世纪以后，中国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一支重要力量，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可是披阅历史，人们发现现代国家的成长正像人作为个体的成长一样，总会碰到青春期的困惑与烦恼。如何克服这种困扰而获得健康的成长，是每个国家需要面对，也是每个负责的公民需要认真思索的问题。
本书作者在书中指出，这本书要处理的核心命题，是在国际关系的框架中讨论中国的力量增长；它包含两个方面，即（１）这一新兴力量对国际体系的意义和（２）中国自身如何驾驭这一力量，如何使用所获得的力量。作者认为，后者更重要一些。对于后面这一重要问题，作者提出了一系列值得国人深思的意见。例如他认为，在中国的发展期中，中国的青春期的敏感伴随着对力量的自我感知，造成了一种十分复杂的心理情景，在这样的时刻，尤其需要理性的呵护和关照，即不是陶醉于力量，而是把眼光从力量上移开，对力量作出反思。在我看来，这体现了本书作者对于经历了我国经济最近十来年快速发展后相当普遍地存在的骄矜浮躁心态提出的忠告。从这方面看，也许还要在作者提出两个问题前面加设一个“如何恰当地估量自己的力量和弱点”的问题，并且通过这种估量确定扬长避短、存利去弊的切实办法。前苏联的兴起和落败的经验告诉我们，高速度增长是不足恃的。如果只有数量扩张而不能确保增长质量，如果满足于经济规模的巨大，而没有能够协调社会矛盾和保持社会和谐的制度安排，就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虽然并不能说本书中作出的判断和推论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是提出这些问题，由于可以促使人们对这些关系我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进行认真的思考，本身就具有它的价值。
吴敬琏
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０日
第一部分大转型：通过“历史三峡”
台风正在狂吹，
谁能用勉强的方法阻止？
谁能借怀古之幽情来挽回？
——殷海光《中国文化展望》
“历史三峡”：中国大转型
由于清代中国社会内部和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无法形成自我主导的转型，中国近代的转型只能在外力强制下被迫进行，其结果是转型的失败。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众多问题，都与帝国转型失败有关。
历史学家唐德刚有“历史三峡”一说。他认为，中国自１８４０年以来的转型，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这次转型“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自１８４０年开始，我们能在２０４０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如果历史出了偏差，政治军事走火入魔，则这条‘历史三峡’还会无限期地延长下去……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
这是一个很有眼光的判断。他把这第二次转型称为“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也是准确的。确实，绵延２００多年的大转型，其实质，乃是政治社会制度的转型。
我认为，可以把中国自１８４０年以来的这次转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帝国转型时期，最后的结果是：国家在帝国解体后陷于军阀混战的大崩溃状态，这一阶段持续到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成立。同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对应事件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经济繁荣的终结，即１９２８年，这一年是西方世界经济大崩溃的前一年。世界进入到一个强国危机和两极世界开始形成的时期。这一阶段历时９０年。
第二阶段，从１９２９年开始到冷战结束，即１９９１年。这是国家主义转型时期。民族国家的建设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在这６０余年间，中国一直处于两种类型的国家模式冲突之下，即先是德国、后是苏联模式与英美模式的冲突和争夺。在这一时期的后期，中国开始了更加积极的而且主要是和平的探索。中国终于做出“同世界接轨”的选择。中国的选择对于终结冷战，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三阶段，全球主义转型时期。从１９９２年选择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将一直持续到中国建立起来稳定的、普世的宪政体制为止。稳定、富强、民主和自由的中国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崛起。这一时期将持续到２１世纪中叶以后，大致需要花费６０年以上的时间。
第一部分中国崛起：全球主义时代的大事件
以选择市场化道路为标志，中国进入了全球主义转型时期。中国崛起舆论也恰恰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在此之前漫长的近代史上，中国崛起只是一种可能性，拿破仑那句名言，即不要惊醒“中国睡狮”，对于中国人的心灵，固然起着慰藉的作用，但是，雄狮毕竟是沉睡的，对于一代一代精英而言，这是一个无奈的现实。当他们试图通过革命的方式追求“站起来”的时候，得到的结果却是游离于全球体系之外，中国的崛起，并不被国际舆论认真对待。当中国不再以挑战者身份出现，而是加入国际体系的时候，中国崛起，反而得到了国际舆论的重视。中国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选择市场化道路，推动了全球主义的形成，可以这样说，中国的这一选择，使市场体制推进到了全球市场在地理上的最后边界，而全球体系的形成，又决定性地改变着中国的国际战略，使她决定性地走向渐进转型的道路。全球主义与中国崛起成为当代世界体系中同时态的革命性事件。两者是相互促进和互为条件的。
中国的崛起是中国长期转型进入到全球主义时期的一个事件。如果忽视了这一背景，就无法理解这一事件。以往阶段转型的成败，也与全球主义的发生史相关联。全球主义的“史前时期”，同样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转型进程。在中国转型的每一历史阶段，其特定的历史问题和基本目标深深地镶嵌进全球主义进程中。而中国转型的独特性在于，在每一历史时期，转型都是一场没有完成的事件。帝国转型失败了，国家主义转型也没有完全成功，“革命尚未成功”既是孙中山先生的遗言，也是中国命运的谶语，可以说是对中国转型过程的恰当描述。其结果是，当我们进入到全球主义时期的时候，我们还不得不处理其史前时期的问题。不得不继续同那些未终结的幽灵周旋。这些先前时代的幽灵就像马克思描述的那样，时常穿着新的衣服，来到我们身边，与当代人迫切的议事日程一道，占据着显要的位置。
这里，我们触及到了中国问题的核心：中国的转型是多重转型的结合体。它从来就不是单一的。所有的问题，几乎都纠缠在一起。
中国的多重转型，包括以下几个基本的方面：
１、工业化转型；
２、市场化转型；
３、知识社会转型；
４、全球化转型；
５、政府治理转型（民主化转型）；
６、最后，作为上述几个方面的综合，是文明转型。
第一部分全球化转型
全球化有沦为我们时代的陈词滥调的危险。它泛滥于学者们的高头讲章，泛滥于新闻记者的分析报道，在市民百姓的日常经验中也若隐若现。正如英国学者马丁·阿尔布劳所挖苦的那样，这个词汇已经“获得了某种近乎于巫术的品质，成了一块提供普遍启蒙作用的通灵宝玉。”
我们同意马丁·阿尔布劳的看法。不过同时也要指出，陈词滥调往往最深刻地反映着历史过程的基本内容。陈词滥调固然蒙蔽了一些基本内容，可是，越是陈词滥调，就越能反映历史的真实。它无非是说，最真实的历史过程已经化解为人们的日常经验，犹如秋日的黄叶，随风飘落，萎顿于地了。
这个陈词滥调所陈述的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它“如实地表达了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转变”。尽管对“一种状态”和“另一种状态”的看法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但是，全球化标志着某种重大的社会变迁，则是肯定无疑的了。全球化之“化”所表示的，就是一种重大的社会变迁。它表示，在人类栖息的地球上，正在发生着的朝着全球一体演变的趋势，世界正在被一种新的力量塑造为一个共同分享的社会－文化空间。人们体会到自己生存于一个共同分享的空间中，这样的体会表明人类的全球一体意识，也就是全球意识。当人类把这种全球意识视做其行为的约束性力量，并在思想中体验为其他问题的前提的时候，我们说，全球主义就产生了。我们在全球主义的意义上，谈论全球化。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全球化，其基本含义是自觉地把国家、民族和人类各种形式的共同体，视做是有限度的。全球主义揭示了所有上述共同体的限度。
全球主义来自于全球性问题的大量浮现和由此而产生的全球责任意识。这种意识应当说一直存在于人类思想传统中，但是，全球主义的真正自觉，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核武器的出现而产生的刺激。对地球毁灭的担忧，二战后成为一种强大的推动力量，促使人类思想向着全球主义方向演变。二战后形成的稳定格局，同时刺激了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发展则迅速地造成全球问题，诸如资源问题，环境问题，人口问题，资本流动问题等等，他们在塑造全球主义形成方面，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由于当前时代国家是国际活动的最主要角色，因此，全球主义的形成，自然首先面对着国家的限度这个问题。民族国家于是被设定为全球主义的对立面。全球主义转型被认为是“解国家化”，是国家的瓦解性力量。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全球化意味着主权国家的消亡。
这种被戴维·赫尔德称为“极端全球主义”的观点，在其意识到国家的限度这一点上，是正确的。但是，认为全球主义是瓦解性力量，全球化意味着主权国家瓦解，则是做了过于乐观的跳跃。
全球主义固然揭示了国家的限度，但同时也是国家生长的条件。因为，全球主义，是因应全球问题而产生的。它为国家提供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一个向度和基础。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谋求解决本国的问题，就不能不把全球主义纳入政策框架。也就是，任何想在一个国家之内解决问题的领导人或集团，都将面临着无法克服的困难。
那些试图脱离全球进程解决问题的集团或领导者，都应当汲取阿富汗的教训。这个国家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到２００１年，一直与全球进程相脱离，结果是退化为孤岛一样的国度。阿富汗甚至没有国家，而是相互战争的不同组织。塔利班政权成为恐怖主义的庇护者，由于脱离了世界经济体系，塔利班的经济支柱只能是鸦片种植和走私。塔利班把阿富汗经营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鸦片生产基地。在塔利班瓦解前，联合国国际麻醉品管制署的报告称，阿富汗生产的鸦片是世界其他地方鸦片产量的３倍。
阿富汗的例子显示，全球主义是文明生长的条件。任何一种文明，如果要谋求发展，就不能脱离全球化进程。在塔利班统治下，禁止音乐，炸毁巴米扬大佛，宗教不宽容，性别歧视等等，塔利班试图借助强力建设一个原教旨的伊斯兰国家，最后除了导致自己的毁灭和阿富汗文明的毁灭，不可能有别的结果。
极端的全球主义者认为全球化是主权国家的终结者。这是错误的。实际上，全球化只是独裁者的终结者。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独裁者可谓生不逢时。向着全球主义的转型，正在消除着一个一个独裁者。而国家则获得新的生长动力。
第一部分宪政转型
中国（以及俄罗斯）向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刺激了思想界对于转轨问题的思考。从政府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确实是人类历史上所未曾见过的大规模体制变迁。它能不能成功？它的方向在哪里？它的终点在哪里？这是必须回答的问题。
前面我们曾经指出过，中国自１８４０年以来，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型，即帝国转型、民族国家转型和全球化转型。除了目前正在进行的全球化转型，前两次转型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在总结这些失败的时候，人们发现，中国总是无法成功地迈过宪政这道槛儿。在全球化转型阶段，是否能够最终实现成功转型，也仍然取决于是否能够迈过这道槛儿。
我们知道，中国正在经历着多重转型。如果要概括这些转型，那么可以这样说，其间的关键便是宪政转型。
世界银行描述的转型过程，包括两个方面，即所谓的工业化转型和市场化转型。这是对于中国转型的权威描述。就从社会主义经济的转变而言，这种影响广泛的观点，可以称之为“市场转型论”。在中国学者的思想中，市场转型论是十分普遍的，他们总是认为，市场化能够自动地消除某些权力，推动着政府权力去顺应市场化的内在需求。中国２５年的转型证明了，这种假设是不成立的。事实是：官员的权力和特权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在增加。随着市场的扩张，产生了新的经济角色，从而出现了新的权力形式。这种新的权力形式使部分干部保持甚或扩大了他们的利益，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使那些干部进入新的经济实力集团。
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假定，市场经济是特征明确的一种经济体制，也就是说，存在着一种完全形态的市场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也是一个目标明确的转变。在中国经历了２５年的转型之后，我们看到，这个常识却是错误的：转型确实在发生，我们的目标也确切地被界定为是市场经济，可是，正如我们曾经建设过社会主义一样，我们正在抵达的地方是市场经济吗？是否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最终到达的可能并不是我们宣称的那个地方，正如哥伦布本来是要去印度，结果却到了南美洲，并把南美洲误认为是印度一样？
我们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改革中得到的教训就是：概念化的市场化转型，对于最终的结果，并无约束作用，也就是说，目标对于结果，并无约束作用。
因此，要成功实现向市场的转型，就需要比世界银行的描述更多的东西，需要比市场转型更多的东西。比市场更重要的东西，是对政府权力的约束，是民主化和法治结合的宪政建设。
“摸着石头过河”是对中国改革的描述。经济学家把这种形式的改革称为“渐进主义”。根据这种改革战略，以威权为支撑的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通过渐进的办法，最后总能实现经济的市场化和政治的民主化。宪政秩序会自动浮现。萨克斯、杨小凯等人批评了这种观点。他们认为，转轨的核心是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改变：
渐进主义提供的平稳收买既得利益者的权力与相伴随渐进主义的双轨制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和腐败之间的两难冲突。向一个公正、透明、稳定和确定的宪政规则转轨与双轨制不兼容，双轨制以任意决定的政府权力和不公正、不稳定、不确定、不透明的游戏规则为特征。前者要求政府对游戏规则的可信承诺，而后者却以政府对游戏规则的承诺不可信为特征。双轨制也制度化下列安排：政府官员同时是规则的制定者、执行者、仲裁者和参与者。这与必须使他们分离的宪政原则不兼容。
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转型，并没有削弱国家的某些权力，国家配置资源的权力虽然在不同程度上被取代，但是，国家权力本身仍然是最重要的资源，所谓的市场配置资源，变成了市场对权力的追逐甚至收买。中国的官场腐败现象就是明证。
在中国提出市场经济之初，人们对于腐败尚抱有十分宽容的态度。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腐败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用不了多久，市场经济就会建立起来。而腐败则是赎买特权阶层的垄断权力的一种方式。但是，根据宪政转型的历史经验，基于两个原因，腐败不是达至宪政秩序的一种有效方式：第一，基于腐败的不成文合同不容易执行，因为对于出卖政府官员控制权的收益权没有合法的界定；第二，对腐败的容忍将产生创造政府官员更多控制权的“激励机制”。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的改革进程显示，一些官员的私欲是没有被喂饱的时候的。人们用前赴后继来形容那些官员们的腐败。
只有通过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替换，才可能使中国的转型走上正途。
改革以来，中国对于宪政规则的改进是很重视的。每一次党代会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