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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以来，中国对于宪政规则的改进是很重视的。每一次党代会都要提出修宪的建议。但是，作为宪政核心的对于权力的制约，却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改革以来，比较强调法治，一再重申“依法治国”。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吴敬琏等学者开始区分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认为好的市场经济就是有法治的市场经济。但是，宪政的问题仍然未能进入议事日程。只有法治显然还不是宪政。因为，法治固然也能对权力形成制约，但是，法治如果没有民主作前提，法就有可能是个别利益集团主导下制定的主要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恶法。正如法学教授江平所言：
“从市场经济到法治社会必须经由民主政治的环节，即市场经济中所形成的各种利益诉求并不会自动而是要首先转化为某种政治力量时才能在法律中得到反映。中国已经提出了建设市场经济与法治国家的目标，但是如果没有民主政治的媒介，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是法治经济，这样的市场经济也是难以成功的。”
这里触及到了中国转型的实质。这一转型，就其根本，是宪政转型。如果没有宪政转型的顺利进行，市场转型将不可能最终成功。
第一部分增长奇迹
中国的两种可能前景
多重转型的复杂组合，为中国经济提供了连续不歇的动力。这种多重转型并存下的经济增长，是世界史上所未曾遇到过的。中国的这种史无前例的增长，是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航行。
多重转型相互激荡之下，有可能出现世界银行描述的“强大的旋涡和逆流，它们是可能破坏稳定的潜在因素，而且总是难以预测”。基于此，世界银行提出了以下两个问题：1、中国能够应付这些困难吗？２世界各国能够适应中国的发展吗？
世界银行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感到没有把握。他们认为中国有两种可能的前景：一种可能是出现“中国僵化症”：中国到２０２０年的许多前途将化为泡影，它将继续是一个低收入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作用递减；缓慢的改革和不平等的加剧将形成恶性循环，严重影响中国扶贫努力的成果；农村地区的极度贫困将会加剧，而且在城市也会出现贫困；随着城乡及省际收入差距的加大，在落后省份消除贫困将成为很遥远的事情。随着越来越多的穷人与逐渐增多的社会名流生活在同一个城市，而这些名流又能够左右法律和制度使之为自己服务，城市将成为一个火药桶；外资将减少；与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将增多。
另一种可能是：中国成为一个有竞争力的、充满关怀的、自信的、已经消除了今天意义上的贫困的、能为孩子们创造美好健康未来的国家。它将作为一个平等的、负责任的伙伴，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和金融往来；建立了现代化的机构和健全的法制；在人均收入上，它将类似于今天的韩国、葡萄牙和阿根廷等中等收入国家，并受益于建立在市场和私有企业基础上的快速持续的发展。
世界银行预测的这两种可能，显示了中国转型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加上中国转型中特有的不平衡，使这种不确定性更为突出。国际上对于中国财富增长以及其行为的不确定性所具有的国际关系含义，更是感到无所适从。
第一部分市场联盟的崛起
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改革一定要走得非常快的原因，因为如果你走慢了，就会变成印度那样的情况（即所有的贪污都是界定的非常好的体制）。
——张五常
必要的警惕：坏的市场经济
但是，到了９０年代中期，市场经济在这片土地上已经扎下了根。社会经济体制已经决定性地锁定于市场化方向。与此同时，改革过程中也暴露出了大量的问题。在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上，一些地方采取了相当激进的办法，在产权交易的名义之下，企业未经“公共选择”程序就转移到个人手中。“权钱交易”愈演愈烈。贫富分化日益明显。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问题越来越被揭示出来，不少人开始对市场化改革进行反思。１９９７年十五大召开前后，围绕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爆发了空前激烈的争论，同年发生的东南亚经济危机，暴露了裙带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给一个国家带来的严重灾难。从这时开始，中国思想界开始出现了要求警惕“权贵化的市场经济”、“坏的市场经济”的声音。
实际上，市场经济的倡导者对于市场秩序扩展中有可能出现的问题是有警惕的。弗里德曼就指出过，秩序自发演进具有多样性。他指出：“毋庸置疑，价值观念的社会演化过程，并不能确保所发展的一体化体系，与你我在我们的价值观念下所喜欢的那种社会相一致。的确，实践证明：这是最不可能的。人类的大部分一直生活在苦难之中，喘息于暴政之下。毫无疑问，需要进行调查研究的一个迫切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一体化体系将与我们所尊重的那种社会相一致，什么样的环境将有助于这样一种体系的发展，而且，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关键因素是这一过程本身——例如自由社会讨论——或者，这种一体化体系的广泛内容是什么。”
弗里德曼很清楚，像美国那样的市场化体系并不是那么轻易就能演化出来的。面对中国的现实，据张五常介绍，弗里德曼也感到没有绝对的把握。
香港的张五常提出了滑入印度那样的体制的可能性。他说，人类所知道的经济体制有三种：第一种体制就是所谓的私有产权体制；另一种体制是根据所处的社会等级分配产权；第三种制度是所谓根据贪污腐化的权力来排序的社会。腐败的权力已经被很好地定义为一种制度了。他接下来说，在中国进行改革的过程中，惟一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怎么把一个靠社会等级来排序的社会变成一个靠产权的拥有来排序的社会，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在他看来这就是市场化的问题。但是他指出，在从一个靠社会等级配置资源的体制转化为一个靠私有产权来分配资源的体制的过程中，将不得不触及到类似印度的这种体制，“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改革一定要走得非常快的原因，因为如果你走慢了，就会变成印度那样的情况（即所有的贪污都是界定的非常好的体制）。这也是我为什么反对任何渐进路线主张的原因。我认为那些建议走渐进路线的经济学者对此是一无所知的”。
第一部分分析中国政治变革的两个范式
目前形成的精英联盟是以权力为轴心的利益共同体。他们之间确实存在着结构的适应性。这一联盟是社会中的主导力量，它的稳定形成了社会总体上的稳定。但是，这个联盟，并不是一个均衡的和横向平等的联盟，而是以权力为中轴的垂直体系，这种不均衡不断地撞击体系的边界，结构适应中存在着紧张和冲突。同时，这个联盟体系在整个社会结构中，虽然带有总体性，可以说是“总体性资本”，但由于政治权力的垂直性，这个联盟，尤其是其中的政治精英负有整合全社会的职能，这就决定了它不是封闭的，它需要从中间层和下层汲取政治资源，这是其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因此，这个联盟体系并不是绝对稳定的。在稳定中，具有进一步变革的动机和动力。即使是维持联盟的需要，也迫使这个体系进行政治变革。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选择政治变革的方式和目标。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的政治变革呈现出渐进演进的形态。对于这一形态，有多个描述，有人把９０年代的政治改革称为“外围”改革（王贵秀），有人则用“波浪式”的渐进模式描述这个进程（徐湘林），有人把这一演进称做“增量政治改革”或“增量民主”（俞可平）。
自上而下的渐进改革，体现在改革目标的选择上，就是所谓的外围式改革。所谓外围式改革，指的是为“一个中心”创造条件。其基本策略是：市场化过程遇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一般来说，只有在这些问题构成对市场化的严重障碍时，才会被提到解决日程上来。这一方式决定了政治变革不具有总体性和系统性，而是个案式的。政治问题往往被作为行政问题和管理问题对待。对于这一转向，人们很晚才意识到。造成这种滞后的原因在于，当政治向行政化转变的时候，旧的意识形态模式还深植于人们的头脑中，从而影响了人们对问题的认识。
实际上，政治行政化对应着的完全是新的问题。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十五大前后地方国有经济的改革。当时爆发了一场姓“公”姓“私”的争论。这场争论的关键并不是国有经济市场化改革中是否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而是改革中各种利益如何进入决策过程、参与改革过程的问题，也就是权利问题、民主问题、政治问题。这场争论最后以“解放思想”、“冲破姓‘公’姓‘私’”为结论，而政治行政化中出现的新的政治问题，则变成了一个行政问题，一个分配问题。与人们期望的相反，政府的地位得到了强化。政府摆脱了政治问题的缠绕，获得了公司化、技术化的特征。经济增长，财富，成为政府追求的首要目标。
政府公司化无疑加强了政府的垄断地位，强化了政府的权力。公共领域处于政府的严格控制之下。与此同时，市场化造成了一个迅速生长的私人领域。增量政治改革的判断就是据此做出的。
俞可平写道：“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的最重要发展，就是中国正在走上一条增量民主的道路，这是在中国目前现实环境下惟一一条通向善治的道路”。他认为增量民主包含以下三层基本的意义：首先，正在或者将要进行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建没，必须有足够的“存量”。即必须具备充分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必须与既定的社会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尤其是，必须拥有现实的政治力量而无需完全地重新培植，必须符合现存的政治法律框架，具有法学意义上的合法性？穴Ｌｅｇａｌｉｔｙ？雪，不能违背现有的宪法及其他基本法律。其次，这种改革和民主建设，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形成一种新的增长，是对“存量”的增加。这种新的“增量”，不是对“存量”的简单数量增长，而是性质上的突破。它不仅具有法学意义上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具有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Ｌｅｇａｉｔｉｍａｃｙ），即对于社会进步和公共利益而言具有正当性，并为绝大多数公民所自觉认同。其三，这种改革与发展在过程上是渐进的和缓慢的，它是一种突破而非突变。虽然这种突破可能意味着质变的开始，但质变的过程将是十分漫长的。这种渐进改革或渐进民主形成一种“路径依赖”，它不能离开先前的历史轨道，是历史发展的某种延伸１０。从这个定义来看，增量政治改革的概念，内在地镶嵌着一个假设，即市场化私域的增量通过渐进的路径，最终能够实现存量突破，走上善治。这个结论，以及外围式改革、波浪式改革等等，都可以表述为：市场支持民主。
“市场支持集权”和“市场支持民主”是分析中国政治演进的两个基本范式。这两个范式虽然结论殊异，但却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对市场作了抽象的理解。“市场支持集权”论注意到了目前的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的这一事实，与自发演进的秩序不同，中国特色的市场特殊就特殊在这个市场是在政府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市场支持集权”论把“市场”抽象掉了，只留下了“中国特色”，它用政府主导下的精英联盟代替了具体的市场，也就是把市场中最强大的力量，把驱动市场的威权政府视做市场本身。而“市场支持民主”论则把“中国特色”抽象掉了，被抽象掉中国特色之后的市场，获得了“市场善意”的属性，这一理论对于市场在政府主导下发育所产生的精英联盟视而不见，得出了市场似乎是力量均衡的、善意的体系这一虚假的判断。
第一部分中国是一个革命者吗？
有理由相信，如果中国日益强大，其精英们将仿效美国，使用理想主义的辞令来描绘中国的外交政策。然而，中国会像美国一样，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权力。如果生存是其最高目标，那么中国便别无选择；这正是大国政治的悲剧。
——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是２１世纪新的政治现实。如果说，在２１世纪中有什么因素将带来全球政治经济体系革命性变化的话，那么，其中之一，便是中国转轨性崛起的成败。
一般来说，一个经济体的崛起都要给世界带来不安。从历史上看，这是一个正常的反应。德国近代的崛起所引起的“德国威胁论”，人们已经很熟悉了。美国上个世纪末期的崛起也同样引起了“美国威胁论”。在１９世纪末期到２０世纪初，美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强国。１９００年，美国生产的产品，占世界总产量的３０％，１９０７年，上升到３５％。美国钢铁产量，１９０７年是２３４０万吨，而英国只有６５０万吨，德国１１９０万吨。在几乎每一项重要的工业指标上，美国都是第一。经过１８９８年的美西战争，美国力量的崛起，在美国国内外都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向外扩张的意识。一家报纸写道：我们需要菲律宾，需要加罗林，需要波多黎各，需要夏威夷，需要拉德罗内斯等。在欧洲，如何对付美国的崛起，成为主要强国关心的重大问题。
德国也遇到过同样的事情。丘吉尔在其一战回忆录中精彩地描述了德国崛起在英国人心理上投下的阴影，以及一个针对德国的大国联盟的形成，本来，如果不是德国的威胁，这些大国是不会走到一起的。英国对德国的担忧主要反映在德国海军力量的增长上。１９００年，德国出台的《舰队法》宣称，德国必须拥有一支战斗舰队，“甚至对于最强大的海上对手来说，与德国这样的舰队作战该大国将冒丧失自身最高地位的危险”。丘吉尔评论说，德国这一至少要成为第二海军大国的决心，“是世界事务中头等重要的大事”，如果成为现实，将威胁到英国的生存。本来，当时英国的主要对手是俄国和法国。面对德国的海军扩张政策，英国人开始陷于深度忧虑：德国为什么要有这么庞大的海军？德国用海军与谁为敌？“一种日益沉重的感觉不再限于政治和外交圈子，人们已意识到普鲁士人居心不良，他们妒忌不列颠帝国的辉煌”。这种忧虑导致英国调整外交政策，１９０１年，英国与日本签署了同盟条约，并开始解决与法国的分歧。
对中国的两种判断：修正主义还是维持现状
根据这个悲剧性的逻辑，中国财富的增长，对于不愿意臣服的强国来说，无论如何都不是福音。因此，其他强国起而遏制中国，似乎就是自然的选择。依据这个逻辑行事的国家出于本能，要采取个别的或联合的行动对付中国的崛起。
目前国际战略界有两派明确对立的关于中国走向的判断。一个以米尔斯海默为代表，他指出：“除非存在一个非同寻常的占有绝对优势的国家，这种观点不允许维持现状国家的存在，相反，体系中到处都是心怀修正主义意图的大国”。依据这一基本判断，他认为，随着力量的增长，中国将成为一个修正主义国家。在美国目前占主导地位的保守主义战略家那里，中国毫无疑问是一个类似近代德国那样的修正主义国家。一位观察家说：“我们是否应该让中国富裕起来？对现实主义者而言，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因为繁荣富强的中国将打破均势”。
另一派则以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为代表。他持一种与米尔斯海默相反的判断，他认为，中国过去的表现说明，中国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这派学者在分析了中国２０多年来的行为后得出结论说：在一系列关于国际准则的问题上，中国似乎比过去更遵守现存的国际社会准则６。目前的证据显示，中国并没有修正主义或帝国野心。
关于中国实力增强后是否将选择修正主义战略，在国际学术界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上述两种对立的评估，各有其理论框架，比较而言，主张中国将奉行修正主义政策的现实主义者，更侧重于理论推论，而主张中国将奉行维持现状政策的学者，则主要依据中国过去的历史记录。
第一部分尚未定型的国际体系
中国转型性崛起是不是如现实主义预言的那样将走上扩张主义的道路，将会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这皆归因于中国的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