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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个不得不指出的现状是，取得相当进展的产权改革一直是在形形色色争论和极不规范的政策环境中进行的。由于缺乏公开的竞价平台和明确的法律依据，几乎所有企业的产权改革都是变通更大程度上是博弈的产物。
一度有流行的理论认为，中国乃至世界公司改革的经验表明，没有明晰的产权人格化，任何企业在完全市场竞争领域中都无法获得可持续的成长。企业家对资本的追逐天性始终存在，当企业家认为他们的付出与所得出现巨大反差之际，再惊险的冒险他们都会不惜尝试。当变通无法实现的时候，铤而走险便成了必然的选择。需要反思的不仅仅是企业家，还包括体制。
不过，郎咸平的观点则几乎是以斩钉截铁的方式提出了反对。他认为，国际上有很多产权没有人格化依然做得很好的例子，企业家的所得，其实远较表面工资要多得多。他认为，中国的企业家，就是普遍缺少〃信托责任〃，不能采取把公司送给企业家的办法来换取他们努力工作。而应该通过职业经理人制度来完成中国企业的发展和进步，用法治来解决企业之中的种种内部人失当行为。
就像郎咸平教授说的那样，他对于企业家没有个人褒贬，他的研究只是涉及公司的实际数据得出结论。本书之中，没有对企业家和经济学家做出个人评价的目的，本章是希望梳理出有关企业家和经济学家的言行，以便社会大众更好地了解他们在想什么，做什么。至于他们为什么这样说这样做，其价值或者缺陷各是什么，将留给读者去做判断。
第三部分：神态各异的经济学家群像神态各异的经济学家群像（1）
导读
在国企产权改革大争论过程之中，最为活跃的一群人物，则属于经济学家，这些本来离公众比较遥远，语境以及叙述方式和日常生活都有一定距离的专业人士，在这一次争论之中，大部分都有胜任公众人物角色的表现。
〃这场辩论已不是一场经济学的专业学术讨论。在辩论中，经济学家并不仅仅对自己的同行说话，而且是对公众说话，对政府说话。学者们希望使自己的意见影响甚至左右未来的公共政策。因此，这是一场重大的公共政策辩论。〃秋风在《中国新闻周刊》上发表了《一场激情遮蔽理性的辩论》的评论，对郎咸平风暴进行了以上相当精准的概括。
郎咸平的主要结论是，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国有的企业内部人和外部人，以压低国有资产价格的方式，在内幕交易中侵吞国有资产。而郎咸平风暴袭来之后，经济学家群体已经因为他不断提出的尖锐和芜杂的话题，而分裂成为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
一方是所谓经济学界〃主流〃。这些〃主流〃经济学家曾积极参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方案设计，而他们正是以过去十几年的经济增长这一成就来捍卫国企产权改革的合法性、民营化的正当性。他们承认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可能存在问题，但那是改革过程中的问题，而改革本身的正当性是无可置疑的。
另一方则通常被人们称为〃非主流〃，他们更多地具有批判和怀疑色彩。跟往常一样，他们以民众和国家利益的代言人的角色相期许，而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成就表示质疑。
在写作本书的时候，我问及，你是如何看待对你提出种种批判的学者们？郎咸平教授说他这样看：〃我虽然不同意这些观点，但是，我仍要向这些人们表示感谢和尊重。无论大家的认识有何不同，能在一起争辩影响国家发展和人们福祉的重大问题，本身就是十分有意义的。而且，学术的探讨本就应当在一种公平、坦诚却又激烈的氛围中进行。〃
郎咸平回应十批判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之中，我不断与学界以及商界联系沟通，他们之中，也有许多问题希望求教郎咸平教授，我挑选了其中比较有针对性的向郎教授提问。由于郎咸平的学术背景与内地的经济学有很大不同，包括他激情四射，高调张扬的表达方式，在良莠不齐的传媒之中的不断曝光，这也使得他的学术观点和立场出现相当程度的偏差，为此，我找到了一些比较明显批评之中的误读部分，郎咸平也对此一一做出澄清和解释。
批评一：郎先生的观点集中在两点：1 产权改革例如MBO存在大量违法行为这一点肯定没多少人否定。2 国有企业也可以治理好这一点是遭到最激烈反对的。这一点，我以君子之心，联系到郎的学术范围，可以认为，郎是研究公司治理的，他认为只要处理好治理结构，实现了信托责任，就可以管理好国有企业，郎所曾经研究的公众持股上市公司如何保护小股民利益的问题，的确也和国企有类似之处。研究某种学问的人，往往都有把自己这门学问的功用夸大的爱好，这是正常的，也是研究者所希望接受的挑战。国有企业，相当于一个最极端的公众（全民）持股的企业，郎可能认为，他所研究的这门学问，能够处理好这样一个极端的问题吗？
回应：我所研究的这个〃公司治理〃的学问就是如何要求职业经理人发挥信托责任，将工作做好。这个答案很清楚，而且也是你们漏掉的，那就是政府行政命令推出国企运行，但是政府必须严格监管，也就是利用严刑峻法来威慑职业经理人，让他们不敢不有信托责任。如果这个方法不灵的话，为什么全世界500强都是职业经理人来经营呢？这个道理充分的说明了问题。这也根本不是我的首创，这是其他国家成功的先例，因此我们知识和国际接轨而已。
批评二：公司治理的学问是否能够处理好这个问题，实在是大可怀疑。做为学术问题讨论是可以的，但在这么一个大的跨度下运用这种理论，是否太过冒险？现实价值是否有限？
回应：你错了，我的理论是在美国已经实现的理论，因此可以说我的观点已经超出了理论的范畴，而进入了成功应用的阶段。美国除了安然以及世界通讯之外，还有其他的丑闻吗？而且美国证监会处理的严格程度是大家不可想象的，不但安然公司倒闭，会计公司关门，还有人因此而自杀以及坐牢，请问美国还有人敢这么做吗？但是如果不监管严格，那就是今天中国的股市。你既然要保护国有资产以及中小股民利益，那你就必须有严格监管的决心，不然仅仅是按你所说的，干脆贱价卖给私人算了，到时候等在你面前的就是一场革命。
第三部分：神态各异的经济学家群像神态各异的经济学家群像（2）
批评三：郎教授的观点没有分清楚企业生产的有公共品和竞争品的区别。在一个社会里，国企与民企、私企的领域划分应取决于企业提供的是否公共产品，而非企业的规模大小。从火箭、战机、军舰、卫星及其相关用途的芯片到修路、架桥、印钞票，这类社会的公共品，当然只能搞国企，不能转为民营。由于公共产品既关系着国家和人民的重大利益，又可能因〃搭便车〃问题而难以赢利，所以目前还只适宜由国企提供，但与规模无关。至于非公共品的竞争性产品领域，从粮食、蔬菜、水果、养鸡养鱼、商店、旅馆、餐馆，到机械、汽车、电子、纺织、电信、民用芯片等，则不但应当发展民营、私营企业，而且因效率原因应将原有国企民营。企业规模本身并不应该成为划界标准。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开放，越来越多的外企已进入中国市场，其中小型工厂是私人企业，排名世界500强的大型跨国公司也是私人企业。 也就是说企业规模本身并不应该成为划界标准，国企不应该大规模介入相关产业。
回应：更具体地说，大型垄断性行业必须收归国有，而国企应该留在竞争性行业，因为只要政府行政命令退出国企经营，国企可以和民企一样有效率，所以当然可以一起竞争。你想公共品和竞争品的区别是经济学中最浅显的部分，我可能会不知道吗？这种批评简直可笑。那我反问你，为何火箭、战机、军舰、卫星及其相关用途的芯片到修路、架桥、印钞票，这类社会的公共品在美国竟然是民营企业来做的呢？显然这些批评者自己都还没搞清楚这个观念。
批评四，郎咸平的理论观点中经常出现〃剥削〃一词，这是他泛政治化的表现，这样的表达本身有问题。例如在周其仁看来，国内主流经济学家已经达成共识：经济活动都是自由交易，根本就不再有所谓〃剥削〃。
回应：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执教的崔之元介绍，称现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里经常使用〃剥削〃、〃剥夺〃、〃掠夺〃这些词汇，还有一位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创造了一个〃掠夺经济学〃的理论和模型，用来揭示所有者掠夺本企业的情形。郎咸平研究了在金字塔型控股结构下大股东掠夺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这是郎咸平的重大学术成果和学术贡献。郎咸平自己也表示，他早就美国就经常使用exploit（剥削）这个词来概括大股东或者内部人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害。他学术之中用剥削，毫不涉及中国革命史上这个词汇的意义。
批评五：对待企业〃原罪〃，郎咸平本人观点也比较矛盾，在今天积极探究民企原罪的同时，郎咸平也曾经呼吁应该赦免民企原罪，特别在〃仰融事件〃中，郎曾为仰融遭遇鸣不平，并代表仰融希望同有关方面协商处理仰融财产问题。
回应：对待企业原罪，郎咸平表示自己一直是很清楚的态度，认为要保障民营企业家发展，但是对于其掠夺性要限制监管。他今天积极主张解剖国内民企不规范行为，而不是追究什么民企原罪。批评者显然把两者混为一谈。郎氏一直主张，要保障那些原始投入就有个人资产，最后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家。另外一方面要追究的是那些，通过收购财技巧取豪夺国有资产的民企老板和企业内部管理人。两者不仅不矛盾，还是相辅相成的。
批评六：实质上郎在过去多年中的学术价值标准一直是变化着的，既有著文公开质疑李嘉诚父子操纵市场行为，又有大加赞赏李氏父子财技文章面世，前后矛盾，似乎有出卖学术求荣之感。
回应：郎教授指出，他的学术标准是一贯的，说他所谓前后矛盾的说法，显然没有认真看过他以前的几篇论文而以讹传讹。2001年5月发表《李泽楷的财务故事》，说的是李泽楷如何通过〃数码港〃概念获得土地，拓出资本市场辗转腾挪的空间，衍生出后来鲸吞〃香港电讯〃的故事。根据郎咸平一贯的风格，只是揭示大股东如何施展财技翻云覆雨，使得小股东最后损失惨重，根本不存在欣赏财技的问题。
郎教授又指出，2003年他发表的《李嘉诚如何思考大策略》一文，谈得是李嘉诚集团如何实施产业互补，使得整体多角化经营呈现正效应，其中的肯定，丝毫不涉及财经。特别是李泽楷和李嘉诚分别是两家公司，有关批评显然过分阴谋论，而且想当然的成分多，并不是真实情况。
批评七：有文章指出郎指称国企效率优于民企的说法和他以前为仰融辩护时的说法构成矛盾，经济学家即使偷梁换柱，也依然能道貌岸然，说自己是靠数据说话的。其实数据还是那些数据，但你要它说什么它就能说什么。郎并不是用数据来说话，而是为说话去找数据因此只是〃数据游戏〃而已。
回应：〃我的研究绝不是数据游戏〃，郎咸平强调，他从来不是简单地说国企优于民企，而是说经过改制并且落实了经理人信托责任的国企，一样可以做好，而不是象新自由主义者说的那样无药可救必然烂掉。这是他研究数据证明的。至于仰融离开华晨，导致的企业效益滑坡，也是财务报表显示的实际情况。这里面的滑坡不简单是一个企业体制问题，还涉及能干的企业创始人突然出走，管理层更替带来的副作用。与国企民企效率比较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东西，不存在矛盾，也不存在这样推导出郎氏矛盾的结论。
第三部分：神态各异的经济学家群像神态各异的经济学家群像（3）
批评八：国内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称，朗咸平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他对格林柯尔、海尔等企业的评论不是在学术平台上做研究。
回应：这种想法是很滑稽的，我的学术成就可以以在被《金融经济学期刊》、《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期刊》等国际最权威期刊发表的论文作为证明。不仅这些批评我学术资格的人他们自己从来没有在这样的地方发表过论文，而且我的文章很多他们连看都看不懂。事实上，他们并不理解什么是学术。在国际上，学术研究讲究的是科学的假设，科学的逻辑，科学的研究，科学的论证，最后得出科学的结论，这是学术的方法论，中间有大量的数据、统计方法与推导。但这样的语词和方法论很少有人看得懂，因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案例那样，需要用案例把这个学术逻辑写出来，让社会传播。一个真正的学者，不仅要能发表艰深的学术论文，而且应该能把自己论文中的学术观点讲给社会大众听懂。因为虽然方法论不容易懂，但逻辑是一样的，只是表达方式不同，需要用案例故事来表达。
郎咸平补充，〃我学的是财务，按照证券市场的规则，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是要全部如实披露的，因此，财务专家就能够根据这些数据做出结论，至于数据是否可靠也是我们做财务学研究的人必须首先查核的。商学院里有很多学科，比如物流、组织、行销等学科，确实需要到企业跟企业谈，但不同学科有不同的特性，财务学科完全可以根据财务数据对企业的行为做出自己的判断。〃
批评九：不是郎咸平当初那样骂德隆，德隆可能就不会倒。郎咸平的舆论，对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带来很坏的影响。
回应：郎咸平认为，德隆那种荒唐的模式，是注定不能成功的。如果民企这么经不起考验，那么就只能让它倒了，有实际支持的企业是骂不倒的，我去骂GE，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它们不会倒。企业自己经不住调查，经不起风浪才会倒。
批评十：郎咸平提出中国企业不能通过做大来做强，这种想法用心恶毒，是希望中国企业都不能长大。
回应：做大做强必然导致成本失控，成本是各项活动的一个总的情况，包括管理、运行、市场营销、财务，每个部门都做好，就能够控制好，否则，就有可能失控。现在的企业家都是好的切入做进去，学习不够，企业经营管理跟不上去，反应出来的现象就是成本失控。资产上升，回报率一定下降，没有一个例外。所以，我建议企业要做大先做强，慢慢再做大，慢慢学习管理磨合才能够做大，否则激进做大就可能像德隆。
事实上，成本失控仅仅是一个果，要寻找原因。国外企业比如GE人才很多，坚持学习，对企业来说就不会成本失控。当我们的企业家很毛燥，某些企业从老总开始都不是人才，都不学习，不学习就不可能成功。由德隆事件一叶知秋，这些不是独立的现象。中国企业应该选择先做强，再做大的途径。
批评十：郎咸平把〃国退民进〃中个别人的腐败行为累及到了整个国企改革中，是一叶障目，认识不到目前的低工资无法起到国企管理者的激励作用。
回应：关键一点在于，我们现在很多国企领导人认为做不好是应该的，做好了就应该把企业股份给他。因此目前的情况是只要打着产权改革的口号，任何侵害股东权益的事都可以做。
现实中，我们现在对国企领导人给予了太多的同情，却忽视对他们责任的追究。中国的国企领导人是有很多特权的，未必就是薪水真的很低。在国外，做好了是应该的，做不好才不应该，就得走人。我国不存在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是最大的问题。我们大部分国企老总没有信托责任观念。
第三部分：神态各异的经济学家群像学者风格的简单生活（1）
在香港，郎咸平的生活很简单。如果没有特别的安排外出，那就是早上到办公室，中午还是办公室，晚上七八点钟才离开办公室回家。
每周飞来飞去的郎咸平说自己几乎每周都要回到香港，除了家就是在办公室里面，搜集信息、做研究。这一间办公室大约只有十平方米，墙上面挂着四块世界性学术刊物给他颁发的奖牌。大办公桌上密密麻麻地放满了文件、资料和报刊。〃十年来好像都是这么多东西。〃郎咸平笑道，〃反正收拾与否都差不多的。〃
他在这里，已经反复研习学术研究十年了。
当然，一面练功一面出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