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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风暴-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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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常常提到他父亲的另外一件趣事。    
    1983年,已经为人父的郎咸平一边做记者,一边申请留学。而他当时寄发了七所美国大学研究生院的入学申请,〃我的运气不好,只有一所学校回应: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而且没有奖学金。年轻的我当时也慌了神:看来老师说得没错,我是没有什么前途了。唯一一家接受我的学校,竟然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学校、不知道有多烂的学校!真的,不是说笑,我到了沃顿才知道这所学校原来大名鼎鼎。现在国内对沃顿是妇孺皆知,沃顿的名声如同洪钟巨鼎,令人仰止。不过80年代初的台湾消息闭塞,很少人知道沃顿。〃    
    当然,紧张之处还在后面。〃1983年的台湾和现在的内地经济水平相仿,当时我们家有两幢房子,其中一幢我妈妈把它卖了二万美金,准备给我出国交学费用的。可是我爸爸还想拿去做生意,他跟我妈妈讲,你放心,我下个月就还你,我发誓还你,还好我妈妈长了心眼没借他。如果借他的话,到现在我还再等着那笔钱出国呢。〃    
    记得以前在美国的时候,一般的教授大约10万美元年薪,税后实际到手的只是55000美元,折算成每一个月就是美金不到五千元,房租2000美元,供车400美元,如果还要出去旅游的话,开销就更大了。那时候,年轻教授最怕的事情,就是学生找上门来请教问题,因为谈完了教学,到了吃饭时间,出于面子关系,就得请学生吃饭,吃完了就心疼。我因为教学多,还算好一点。    
    这么多年来,郎咸平既不炒股票也不买基金,对这些投资一概敬而远之,宁愿把钱存银行。    
    2004年德隆事件爆发后,郎咸平深刻地感受到,〃这个社会对我有着相当的期许,我现在是身不由己,2003年以前,我告诉自己,我必定保持实质上的独立,但现在很难了。我强烈的感受到媒体和股民已经开始要求我保持实质以及名目上的客观和独立。2004年德隆事件爆发后,企业家对我的预测能力感到十分震惊,因此这两个月虽然有上百家的公司要求我担任独立董事或顾问,但我现在已经不可能再担任任何职位了,这就是为了符合这个社会对我的期许。〃    
    说到这里,郎咸平边大笑边说,〃现在完全的客观和独立带给我的最大问题是私房钱没了。    
    


第四部分:香港的两次出击回到亚洲

    香港的两次出击:《谁制造了中移动的恶梦》和〃激辩十大银行〃    
    导读    
    由1994年回到香港,郎咸平度过了六年多平静的学术生涯,华发渐生。    
    因为2000年底的《谁操纵了中国移动的股价》那篇长文章,郎咸平在内地引起注意,此后有越来越多的媒体找他合作。    
    至于郎咸平是怎么样开始把学术重心转移到内地来的?这个问题直到2003年4月,我才有时间跟他详细回顾这一段历程。这也是媒体第一次完整地了解郎咸平教授的发展轨迹。    
    在香港,郎咸平激辩十大投资银行,舌战25个律师,引出香港证监会主席沈联涛公开回应。    
    〃香港证监机构胆小〃,〃香港监管水平应该向内地学习〃。    
    郎咸平在香港一样是异端,一样有着和流行意见截然不同的研究结论,一样有声有色。    
    回到亚洲    
    1994年,在美国财务学界,郎咸平已经是有不少论文发表的教授之列。那时候他收到两个来自香港的大学OFFER,在选择教职的时候,郎咸平还做了一番思想斗争,最后推掉了另一所香港的大学的邀请。一个人来到香港,来到了更加具有诚意的中文大学。    
    为什么到亚洲来?而且是选择学术气氛不是很浓的香港?郎咸平也有他自己的理由。    
    美国开放自由的学术环境,使得郎咸平能够在三十之后,迅速找到突破,融入学术主流。1994年,郎教授当时已经在美国呆了十年了;虽然研究做的挺好; 但在美国总是二流公民; 感觉很不好。美国几年苦行僧一般的教学和研究生涯,一方面使郎咸平功力渐长,炼出了财务学研究洞若观火的能力;但是另一方面,越来越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    
    〃我还记得我在俄亥俄州大学教书时; 一个学期新开一门课程,第一天我走进教室后,就听到有一个美国白人学生看到我,就很小声的说了句shit。确实有hurt feeling(被伤害的感觉)。但这种感觉仅限于美国中西部地区; 到了纽约以后就好多了。然而,对外国人而言,在美国的学术界,除了做专业研究和教书之外;不可能对这个社会有任何实质的贡献。因此总希望有机会能回亚洲博一博。〃    
    他后来回忆,有一流的同行学者对他说的一番话很打动他,那个朋友说,〃你在美国,大约有二三十位专家和你一样的造诣,但在亚洲乃至欧洲,关于公司财务研究,你郎咸平都能是第一人。〃    
    天性喜欢热闹和挑战的郎咸平就此来到了中文大学的梁球钜楼的225号办公室。开始了十年多的学术修行。    
    郎咸平教授的办公室在香港中文大学一栋灰白色的办公楼的二楼。大约十平方米的办公室放着一张办公桌,一个文件柜和一个书架,和其他的教授和讲师没有什么分别。比起在东方广场三楼的长江商学院的豪华和现代感形成巨大的反差。    
    书架里面是郎教授一本本厚厚的中英文的企业管治的著作,办公桌上的报纸和杂志铺得满满的。〃在过去差不多十年里面,我大多数的研究成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郎教授回忆起十年前由美国到香港的历程,依然唏嘘。〃当然,十年前,我绝对想不到,我的研究会在内地引来多轩然大波。〃    
    郎咸平在中文大学这个靠山面海的校园度过了四五年的平静学术生涯,继续在世界级的学术期刊上面发表了好几篇论文,同时也进入了四十的中年心态。    
    这段期间,因为学术成就在1998年被世界银行聘为顾问,专门研究亚洲金融风暴所折射出来的亚洲企业问题。当时因为这个项目,他一度回到美国去,呆了相当长时间。郎咸平回应,〃多少有点厌倦了香港过分宁静的生活,一度准备重回美国的芝加哥大学等学校进行学术生涯。〃不巧,到了2000年,因缘际会,另一位由香港中文大学回到内地的项兵,到北京大学任教,看中了郎咸平能够〃采用大量案例剖析企业融资财务课题〃,专门把他请到北大教课。后来项兵又获得李嘉诚基金会的投资,成立了长江商学院,当了院长,就把郎咸平也拉了过去。    
    


第四部分:香港的两次出击炮轰券商操纵中移动股价(1)

    现在,我们先来看看令郎咸平教授为公众所知,影响力开始走出学术界的关于操纵中国移动股价的文章。    
    2000年12月香港股市上,中国移动股价由70多港元大幅滑跌至39。6元一股。与上月相比,其股价跌幅为20%,而市值损失达170亿美元。其后的一个月,一篇痛斥瑞士银行美国第一波士顿在这其中充当了不光彩角色的长文《谁制造了中国移动的恶梦?》令读者为之一震。该文视角独特又分析深入,作者郎咸平这个名字第一次给媒体和金融界留下深刻印象。         
    文章之中,郎咸平教授对2000年11月份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及瑞银华宝银行操控中国移动股价做了一个详细解说。    
    在香港上市的中移动2000年11月8日前逾一周出现大量卖空盘,每天卖空值高达交易量的一成五,一周卖空值高达每天交易量的七成。11月8日,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分析员突然改变对中国移动的股价预测,由10月份的目标价76元,调低至49元。郎咸平认为,当时市场上并没有负面消息出现,而且中国信息产业部也尚未对外宣称移动电话将从第二年1月改成单向收费。他对〃一波〃的做法深感不解。其后,该行在11月21日继续调低目标价至39元。    
    11月24日开市前,瑞银华宝举行一电话会议,会上介绍一信息产业部高级研究员钱进潮接受访问,钱进潮证实了市场传言,指今年一月份开始,中国便实施手机单向收费政策。结果中国移动股价一周内跌至39。6港元。中国移动股价变动及跌幅,基本上与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前两周的预计吻合。但该行随即否认钱进潮的意见代表信息产业部,只说钱进潮的意见只代表个人意见。    
    郎咸平教授在文章结尾更加直指,是次机构投资者卖空后股价大跌和否认钱进潮来自信息产业部等事件,即可看成作为违法的诉因。在美国,美国证监会可透过听证决定不当行为谁属问题,并进行制裁,此时辩方必须向美国证监会提出解释或证明清白。    
    不过,因为在香港,因为没有辩方举证的规则,因此,这个事情,自然不了了之。郎咸平曾就这件事向香港证监会投诉,但得到的答复是香港证监会必须自行取证,太费时间费力。不过,郎咸平认为,如果这事发生在美国,美国证监会的做法将有所不同,因美国证监会不用做出意图证明。    
    虽然这篇文章〃丝毫未能改变香港的监管现状〃(郎咸平语),郎咸平教授的名字,随着这一篇文章开始慢慢进入内地。    
    2000年12月,我刚到三联生活周刊任职主笔,主要写经济报道,我的同事另一位主笔高昱,正好提到了这个中移动暴跌的选题,本来想就此写一篇深度报道。我那时候因为和香港财经界有一些联系,知道有人写了这篇文章,千方百计找来一看,都不得不叹服,说得了,人家这是十年磨一剑的学院大家出品,洋洋洒洒七千多字,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通通破解了,我们还能做什么。于是这个选题就没有写了。但是对作者郎咸平的印象就非常深刻。    
    注意到这一篇文章的,不仅是媒体圈子的人。后来2001年夏,郎咸平因为炮轰德隆系成为财经界名人的时候,我在北京的财经界朋友之中,也经常有人会说,哦,这个就是写中移动被操纵的那个教授啊。因为那时候内地的整体财经报道水准还远不如今天成熟,因此遇到一篇有好的分析方法和特别的分析角度的文章,大家都会印象深刻。而郎咸平教授后来跟我回忆这篇文章的出台,也说毫无背景,就是看到这个事情的前后,他觉得气愤不已,就做了详细分析,然后整理成文发给《信报》,《信报》很快就刊用了。就像预料之中的一样,香港负责证券监管的的证监会和交易所,对于郎咸平这件事情上这样清楚的指责没有任何反应。而证券商,也从未公开回应。    
    


第四部分:香港的两次出击炮轰券商操纵中移动股价(2)

    有趣的是,被郎咸平教授这篇长文质疑的一名分析员,就是明星分析员张化桥。这位被郎教授批评的张化桥,和郎教授有一样事情相同的,就是都在香港法院被顾雏军起诉诽谤。2002年1月30日,顾雏军就曾向香港高院控告瑞银华宝及该公司董事兼中国研究部主管张化桥诽谤罪。张化桥曾任职于中国人民银行,于20世纪90年代初进入证券界,先后效力于东方惠嘉、里昂及汇丰证券,曾被权威机构评为〃最佳中国分析员〃。    
    同样在香港和郎教授一样以敢言著称;张化桥的风格同样是直率而张扬,肢体语言丰富。在谈起令他又爱又恨的中国民企时,他更加是喜怒形于色。〃当我发现我研究了几个月的上市公司的业绩竟然是通过作假得来的,我就会感到非常恶心,真想拿刀子把这些公司的总裁杀掉。〃张化桥同媒体记者谈起上市公司作假问题时甚至会这么说。     
    2001年12月12日,张化桥发给客户的电子邮件及此后的研究报告称,〃从顾(雏军)先生电话会议及接连的解释中,他似乎承认其产品并非如招股书所称,全部属于无氟类制冷剂,亦有异于管理层过去向投资者和分析员所讲的〃。当日,格林柯尔的股价比前一交易日的收盘价2。65港元下跌13%,随后股价连续下挫,最低下跌到1。26港元。一直保持沉默的顾雏军,在2002年1月30日突然发力,向香港高院提交诉状,指张化桥的报告引用的话语和数据未经核实,存在恶意诽谤。    
    官司一度扰攘许久。到了2002年7月底,瑞银华宝、张化桥以赔偿30万港币的代价与顾雏军庭外和解。      
    2004年9月,当同样遇到顾雏军起诉诽谤罪之后,郎教授研究过顾雏军起诉张化桥的案例。起诉书指出张化桥报告存在对格林柯尔制冷剂的恶意诽谤;称顾雏军从未有发表张化桥在证券报告中所指的言论。更指张化桥蓄意漠视事实真相,且没有尝试加以求证,令格林柯尔和顾雏军的声誉受损。双方将矛盾集中在顾雏军是否曾说过某些话上。 因为那些话是没有录音证据的,所以当时形势对张化桥较为不利。    
    张化桥后来也因为对民企造假的揭露而声名大躁。据郎咸平自己说,和张化桥认识,不过没有什么深交。见面会打招呼,但是没有什么进一步的接触。    
    事实上,郎咸平在香港和大多数金融业人士都是这样的距离和交情。〃其实,平时在(香港)的很多公众场合,大家都会碰面,不过大家都会很热情地打招呼,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不过,我的态度是很鲜明的,要么不说,一旦在论坛上发言,只要是我做了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我会坚持不懈地反复批评他们。当然,有一些投资银行会背后和认识的我媒体悄悄说,郎咸平的观点很荒谬,哈哈(大笑)。但是他们不做研究,根本无法反驳我啊。〃    
    不过,在香港,证券界很快就忘记了郎教授这篇倾注大量心力的文章,虽然很快有另外一件事情让他们牢牢地记住了郎咸平这个名字。    
    


第四部分:香港的两次出击深入案例超过五十个(1)

    由于当时大争论发展迅速,我们都往往为形势驱动,没有时间就郎咸平的学术研究具体情况再做深入报道,在8月底和9月中旬,以及12月上旬,和郎咸平教授的三次见面我都有不断了解他学术研究的具体情形。在写作本书过程之中,我感到,他到底研究了多少内地的公司,又怎么研究的,用什么标准,其实对于这场大争论有着基础的意义    
    陆:你最近几份的研究结果接连引发出了财经热点乃至社会热点,大家很好奇,郎教授真正研究内地财经问题可能才三年,请问你的研究成果有多少。    
    郎:这几年间,我深入研究的企业案例超过五十个。而进行大样本的分析就更多了,基本上包括全部的A股以及到香港上市的H股国企和民企。    
    陆:你是指所有的,一千多家的A股嘛?    
    郎:是的。所有的A股,因为大样本分析,就得尽可能穷尽目标对象,只是很可惜,做完这个庞大的基础梳理工作之后,我发现内地A股因为很多数据存在问题,而且各个企业的具体目的不一样,所以没有提炼到多少规律性的东西。因此反而是企业案例研究经常有比较引起各界关注的结论。    
    陆:哦,那么说,你还有很多研究报告没有发表。    
    郎:是的,因为很多时候,很多企业研究完了,它的案例报告不一定能够有很大的启示意义,所以我没有拿出来发表。    
    陆:这样的研究确实是很浩大,而且非常需要时间精力的。    
    郎:对,这就是为什么你每次来香港,都能看到我在办公室的原因。当然,我也要感谢我的学生们,他们替我完成了很多基础工作。    
    陆:这样的话,有没有研究不下去的时候?    
    郎:个别的公司会有的。例如某家著名的在香港上市的民企,我发现他公布的资料,根本和内地行业协会提供的数据有很大的出入,这样的公司,就失去了正常研究的价值了。    
    陆:有人担心,你研究中国企业的案例会不会样本时间不够长。又有经济学者说,研究时候的逻辑很重要,同样的数据,不同的逻辑会导出不同的结果。    
    郎:我是由这些上市公司能够找到的公开披露的第一天的数据开始研究的,绝对不是拍脑袋任意选择其中一段来说的。而且我采取的是国际通行的研究方式,只要你是使用和我同样的数据,是一定能够推导出同样的结论,完全可以重复和验证。至于逻辑影响的这种不科学的说法,我想这种经济学者做的实证研究太少,才会有这样的担心。    
    陆:请介绍一下你在香港的工作状态,是否像和内地那么多媒体曝光。    
    郎:2003年6月开始在香港的《东方日报》开始写作〃郎评〃专栏,每日一千多字,探讨的都是很严肃的财经话题。以前在信报也写一点文章,但是不多。因为在香港写文章跟在内地写不一样,影响力大大不一样。当然,我这么做也主要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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