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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八扇，黄色。同治帝在帘前御榻坐。一说垂帘听政时，太后坐于大殿，座前以黄丝帘障之。召见人员，皆不能见，诸臣若有失仪，两宫皆可窥见。，这一制度本身就体现了对女性的歧视，为什么皇帝临朝时用不着垂帘呢？
北宋的宣仁太后高氏是垂帘的先驱人物，曾有“女中尧舜”之称。她固然是旧党的后台，但为人还是正派的，因而得到许多正直的士大夫的拥护，这说明垂帘并非什么大缺德的坏事情，否则，即使属于同一集团的司马光，以他的倔强固
垂帘听政之纱帘。执，也会拼死力争的。
外国的女王时代，人民对他们的评价，只在政治倾向或个人行为上，而不在性别上，不因她们是女性而予以额外的负荷。署名赘漫野叟的《庚申夷氛纪略》中有这样一段话：“英之国王皆女主，进御男夷，不一而足。生男则出赘，生女留以嗣位，洋钱所镌人头，即其国王之像，是女形也。”此处的庚申，即英法联军时的一八六〇年，也即辛酉政变的前一年。文中寥寥数语，已足暴露当时士大夫的眼界、学识和心态：由于这时正值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便武断说“英之国王皆女主”，而引起作者那种歧视鄙视、大惊小怪的心理的原因，就因国王是女性的缘故。
后人曾以清初的孝庄与晚清的孝钦对比：孝庄生前未垂帘，孝钦则反之。孝庄和孝钦的功过，史家已有定评，但垂帘与否，不能以此作为两人优劣的依据。而且顺治、康熙两朝，孝庄对朝政实质上是干预的，过问的，所以胜保疏中说孝庄“无垂帘之名，有听政之实”。
总之，问题不在是否垂帘，而在由什么人垂帘，孝钦的垂帘，就成为家门不幸了。辛酉之变，固有权力上的争夺，也有性别上的冲突。
还要指出，无论是北宋的高氏或晚清的那拉氏，她们的垂帘听政，并非自觉地为了维护女权，争取女权，相反，她们自身还是不能摆脱对男性的人格依附，但历代士大夫的反对垂帘，仅仅因为垂帘的皇太后是个妇女的缘故，一见女权露了头，总要找出种种理由来压制。中国的历史多了一重复杂性，这一重就是在性别问题上老是纠缠不休。
第七部分恭王与慈禧 上
文宗奕和恭王奕都是宣宗儿子，都有做嗣君的资格。奕是第四子，孝全皇后钮祜禄氏所生。奕是第六子，孝静皇后博尔济吉特氏所生。宣宗于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六月十六日，于“封名匣”时有两谕，一立奕为皇太子，一封奕为亲王，开清朝建储家法未有之例。奕即位，即封奕为恭亲王，并将宣宗朱谕宣示，命编入《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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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忠王母，文宗慈母也，全太后以托康慈贵妃（即博尔济吉特氏，当时尚为贵妃），贵妃舍其子而乳文宗，故与王如亲昆弟。即位之日，即命王入军机，恩礼有加，而册贵妃为太贵妃，王心慊焉，频以宜尊号太后为言，上默不应。会太妃疾，王日省视，帝亦省视。一日，太妃寝，未觉。上问安至，宫监将告，上摇手令勿惊。妃见床前影，以为恭王，即问曰：“汝何尚在此，我所有，尽予汝矣，他（指文宗）性情不易知，勿生嫌疑也。”（不要恭王常进宫，免得引起文宗猜忌）帝知其误，即呼“额娘”（满语，即娘、妈），太妃觉焉。回面一视，仍向内卧不言。自此始有猜，而王不知也。又一日，上问安，入，遇恭王自内而出，上问病如何，王跪，泣言已笃，意待封号以瞑，上但曰“哦”！“哦”！王至军机，遂传旨令具册礼。
所司以礼请，上不肯却奏，依而上尊号，遂愠王，令出军机，入上书房，而减杀太后丧仪，皆称遗诏减损之，自此远王，同诸王矣。
文中的“慈母”是按照古礼的一种特定称谓，指抚育自己成长的庶母，与“慈母手中线”的“慈母”是两种涵义。但“贵妃舍其子而乳文宗”一语，却与事实不符，因孝全后死时，文宗已十岁，即使是婴孩，也不可能由后宫贵妃亲自哺乳，应如《清史稿·孝静成皇后传》所载：“妃抚育有恩”。
文宗在热河病笃时，恭王希望能见一面，文宗手批奏疏云：“相见徒增伤感，不必来觐”，即是不满于恭王的表示，所以肃顺等拟遗诏时，没有将恭王列为顾命大臣，但顾命八大臣中第三名的景寿，则为康慈贵妃的女婿（即额驸）。
据《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中恽宝惠的《关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之因果》篇所记，咸丰五年七月，贵妃病剧，尊为康慈皇太后，越九日而逝世。文宗服缟素二十七日，青袍褂百日，慈禧皇太后油画像。一切均按后礼办理，上谥号曰孝静，不系庙谥宣宗的庙谥为“成”，孝静若系庙谥，应作“孝静成皇后”，当时只作孝静皇后，但后来还是系上庙谥。，并于奉安东陵后，神牌回京，升袝（祭奠）奉先殿，不袝太庙。此乃情礼并尽，无可非议。而奕力争，请既已称后，即应袝庙，并称庙谥，兄弟意见冲突。文宗特下谕，将奕军机大臣、宗令等职务悉予开去，毋庸恭理丧仪。此为文宗与奕失和之始。
但在辛酉政变时，慈禧因为要笼络奕，曾授以议政王名义，食亲王双俸，并免去召对叩拜、奏事书名之礼，暗中实很猜忌。这时安得海正想恃宠弄权，而奕则功高位尊，自遭安得海之忌，便在慈禧前进谗中伤，遂借故罢奕议政王之位，后经惇亲王绵恺、醇亲王奕等的力争，恢复了一部分名位，却不恢复议政王名义。这是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事，也是慈禧向恭王立威的第一着。
同治八年，安得海奉慈禧之命赴广东采办龙衣，沿途放荡招摇，带有女乐，品丝调竹。至山东境，被巡抚丁宝桢扣押，后即就地正法，也算替六爷出了口气。
第七部分恭王与慈禧 下
光绪六年（一八八〇），太监违禁携物品外出，为护军拦阻殴辱，此原为数百年之门禁规例；而宫监为慈禧所遣，以赠送物品与母家，乃大怒，严谕当值护军处斩，首领革职。命下之日，盈廷骚然。张之洞、陈宝琛等皆上书力言，恭王亦以为不可，致与慈禧争辩。慈禧曰：“汝事事抗我，汝为谁耶？”恭王曰：“臣是宣宗第六子。”慈禧曰：“我革了你。”恭王曰：“革了臣的王爵，革不了臣的皇子！”慈禧无以应。（见金梁《清宫外传》引《皇室见闻录》）这又是一件和太监有关的故事，而慈禧和恭王之间的矛盾也更加深重。对于帝皇或后妃，有时臣下因政见上的纷歧而获罪受罚，有时就因触犯了他（她）们的私人细故而遭忌积怨。
次年三月，慈安逝世，年四十五，谥孝贞。她的死因，后人也有一些传说，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云：
相传两太后一日听政之暇，慈安忽语慈禧曰：“我有一事，久思为妹言之，今请妹观一物。”在箧中取卷纸出，乃显庙（指文宗）手敕也，略谓叶赫氏祖制不得备椒房叶赫本女真部族名，后灭纳（那）拉部，遂以那拉为氏，再后叶赫为建州女真（满洲的前身）所灭，清太祖因谕以后叶赫部的女子不得进后宫。慈禧即出叶赫一系，故云。，今既生皇子，异日母以子贵，自不能不尊为太后，惟朕实
《慈安太后便服像》轴。不能深信其人，此后如能安分守法则已，否则，汝可出此诏，命廷臣传遗命除之。慈安持示慈禧，且笑曰：“吾姊妹相处久，无间言，何必留此诏乎？”立取火焚之。慈禧面发赤，虽申谢，意怏怏不自得，旋辞去。
后来慈禧便遣太监向慈安进赠克食（满语，牛奶饼之类），慈安吃了就此殒命。恽氏曾官翰林，自序中说“事先帝（指德宗）十九年”，所居皆史职，是德宗时的旧臣，后为遗老。自序中又说：“至若赤凤之谣，扬华之歌，怨口流传，几成事实，宫廷隐秘，姑从阙如。”赤凤指汉代赵飞燕事，杨华指北魏胡太后事，赵、胡都是历史上著名的有秽行的太后，这里指慈禧。
慈安是否慈禧毒死，至今尚是一谜，但恐非事实；而慈安为慈禧所忌，则由来已久。慈禧私德上的不检，入民国后，议论纷纷，只是有的传说，过于荒诞，如萧一山《清代通史》下册《慈安被弑与恭王罢黜》所记，慈禧曾经小产，薛福辰（福成之兄）会诊其脉，投以疏沦补养之品。慈安之死，萧氏似谓与此事有关。据《通史》，慈禧小产在光绪七年，这时她已四十七岁（她比慈安大二岁）。即此一端，便说明此事不可信。
民国以后，慈禧私德所以特别为人渲染夸述，真像一头狐狸精那样，原因不外这几点：一是出于排满反清的动机，把对方说得越丑越痛快，二是戊戌维新失败，帝党一些旧人，发泄怨恨的情绪，恽毓鼎便在序中偏要与赤凤、杨华故事并提，三是慈禧既是一个寡居的女主，而性格、行为又狠辣强悍，奢侈放纵，善于玩弄权谋，发动政变，更易成为众矢之的。
第七部分变法与政变
戊戌变法，是从《光绪帝朝服像》轴。康梁的角度说的，有的却作戊戌政变（如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这固然也通，因为政变也发生在戊戌那一年，却是矛盾的另一面了。前者是阳谋，后者是阴谋，前者的主角是帝党，后者是后党，而从变法到政变，则是一个逆反性的负面过程。当然，如果变法成功，也可以说是一场政变，但性质不同，是非有别。本书则侧重于政变部分。
就慈禧和德宗之间的矛盾来说，固然有政见上的歧异，权力上的冲突，另外也有一些错综复杂的伦理上因素。
穆宗是慈禧所生的惟一儿子，德宗不是她亲生的，是她的侄子。德宗以堂弟而承堂兄之统，全是出于慈禧的别有用心的策划。当时正值内乱外患接踵而起，国赖长君，她却偏要立一个四岁的娃娃来做皇帝。她本来已经归政（引退）了，到了德宗即位，又与慈安一同垂帘听政，慈安只是象征性的。
德宗成长后，对自己的来龙去脉逐渐明了。他对慈禧，一面很驯服尊敬，一面深怀戒惧之心，因为慈禧毕竟不是他亲娘，她既然会立他，说不定有一天会废他。一道阴影，早就抹上少年皇帝的心头。慈禧呢，同样有着放不下的疑忌心理，因为德宗不是自己十月怀胎生出来的。这种心理上的距离，皇家也好，民间也好，都是很难避免。加上皇家权力上的冲突，更容易走向极端。
慈禧和德宗的年龄相差三十六岁。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慈禧六十寿辰，德宗还是二十四岁的青年，如果在现代，大学才毕业，慈禧在各方面已经定型了。这也影响了两人在接受新学说、新事物上的差别，从而导致了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例如德宗接触了一些西学知识，对李提摩太翻译的马西恳的《泰西新史揽要》很感兴趣李提摩太，英国人，由英国浸礼会派遣来华。康有为曾建议请其任德宗顾问，德宗且拟召见，后以后党密谋政变，未果。。慈禧的仇外心理很顽强，而且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说来可怜，自从鸦片战争以来，自大惯了的中国确实吃了洋人的好多苦头。
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戊戌变政》云：“母子失和，关键在西后不肯作闲人。”说得很风趣很幽默。不肯作闲人，便是权力不放手。
如果这种权力冲突，只局限于母子两人之间，也许不至发展到后来那样火爆。但在戊戌变法时，壁垒森严的帝党后党两大集团，已经对立，最后便带来了一场人头落地的政变。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记》第二篇《光绪二十年以来废立隐谋》中，历举慈禧剪除德宗羽翼六端：
（一）革去抗疏上奏的御史安维峻之职，并遣戍张家口。疏中说：太后既已归政于皇上，则一切政权不宜干预，免掣皇上之肘。革职的上谕，由德宗出面，实际上是由太后下令，德宗下旨，其他一些惩处变法官员的谕旨，都是使用这种方式。
（二）革去瑾妃、珍妃的妃号，并褫衣廷杖。妃嫔而受廷杖，这是清制所未有的。
（三）革去翁同和毓庆宫差事，使他不能与德宗密谈。毓庆宫为德宗书房，同和为德宗师博，所以相见时没有其他大臣。
（四）革去工部侍郎汪鸣銮、兵部侍郎长麟之职据上谕所载，革职时汪鸣銮为吏部侍郞，长麟为户部侍郞。。鸣銮与同和友善，也力主巩固帝位。长麟为旗人，他曾说过这样的话：“太后虽穆宗皇上之母，而实文宗皇上之妾。皇上入继大统，为文宗后。凡入嗣者无以妾母为母之礼，故慈安皇太后者，乃皇上之嫡母也。若西太后，就穆宗朝言之，则谓之太后，就皇上言之，则先帝之遗妾耳。本非母子，皇上宜收揽大权”云云。长麟如果确实说过这些话（否则，也是维新派在说的），只革他的职，还算宽容的。而且，既然承认西后在穆宗朝是太后，就得承认在德宗朝同样是太后，不能因为临到德宗继统，就成为“先帝之遗妾”。慈禧于文宗逝世后为两宫，为太后，这是客观事实，对她专横揽权的指责，不应在这些方面做文章。另一方面，又说明正因德宗不是她亲生的，就给外间多了一重口实。长麟即使没说过，慈禧本人也会意识到。
（五）革去光绪帝师翁同和旧照。侍读学士文廷式职，永不叙用。廷式曾入广州将军长善幕府，与其嗣子志锐、侄志钧相友善，而二人皆侍郎长叙之子，瑾妃、珍妃之胞兄。廷式又劾李鸿章主持马关和议，为后党疾恨。但梁氏谓廷式曾教授瑾妃、珍妃，则非事实。
（六）处斩奏事处太监寇连材。连材本慈禧派往窥探德宗密事，但他深明大义，反请太后勿掣德宗之肘，又请勿纵流连之乐，因而触太后之怒。但此事不知道是否真实。
康梁与慈禧为政敌，他们笔下的记述和评论，往往意气用事，附会失实，但梁启超说的慈禧要剪除德宗羽翼，作为废立的步骤，大致可信，不过，我们看看这些羽翼，都没有一个是具实力握兵权的人。翁同和是帝师，已入军机，忠实于德宗，也较有头脑，但他使用的是软刀子，而且对康粱的政治主张并不完全同意，即使加上梁文中未列入的康梁本人及六君子等，也都是文士而无兵力。
要改变国家体制、建立政治上的新秩序、制虎视的政敌以死命，就必须有真刀真枪作后盾。老佛爷原是一个老妇人，长期深居宫中，很少与社会接触，她发动的政变所以成功，就不是依靠文士。
第七部分帝党与后党
德宗是很想改变现状的，但在戊戌变法以前，他是孤立的，真正是个孤家寡人。惟一效忠于他的是师傅翁同和，但翁氏受传统的伦理道德教养很深，对太后，他是绝对不会做贰臣的，德宗本人，其实也不敢激怒慈禧。这也是变法的先天软弱性。
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的序中说：“缅维先帝御宇，不为不久，幼而提携，长而禁制，终于损其天年。无母子之亲，无夫妇昆季之爱，无臣下侍从宴游暇豫之乐，平世齐民之福，且有胜于一人之尊者。毓鼎侍左右近且久，天颜戚戚，常若不愉，未尝一日展容舒气也。”这也许是德宗要变法图强的心理条件，不但国家的前途，就是他个人的积弱也可由此而摆脱，使“天颜”由此而展舒。
德宗的受制于慈禧、母子之间的长期失调，慈禧当然心中有数，这时看到六堂官的被黜、六君子的受知，怎不感到咄咄逼人，心惊肉跳？本来还只限于母子之间的嫌隙，顿时就升级了。
当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人入军机以前，有一礼部主事王照（维新派）向德宗上书言事，例由堂官代奏，但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满汉两尚书）不肯代奏，王照当面责难他们，于是堂司交哄。德宗知道后，欲借此以儆几个保守大臣，为自己立威，便将怀、许及侍郎堃岫、溥、徐会沣、曾广汉六堂官一齐革职，而赏王照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京堂，本为对某些高级官员的称呼，一般为三品或四品，至晚清，三、四品京堂已成为虚衔。。
怀塔布为荣禄从叔，其妻常入侍慈禧，为装扮福禄寿三星之一，便向慈禧哭诉，康有为旧照。说要尽除满人，慈禧自大不高兴。而和六堂官事件利害相关的，还有一大批吃现成皇粮的守旧的官僚，接着是四卿入要害部门的军机，矛盾更其尖锐了。
四卿以至康梁，都是手无寸铁的书生，维新的声势虽然浩大，但真正在德宗左右奔走活动的为数极少。古人所谓勤王，都是有兵力作后盾的。
慈禧就不同，直接间接为她效忠的多是实力派，其中举足轻重的是荣禄。
荣禄后人传说荣禄是那拉氏年轻时情人，不可信。这两家过去亦从不往来，怎会相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