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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我在她心目中的形象一定不够好。我有点后悔，那天的妆化得好像太浓了。
谈起来中国的原因，寒春一下子兴奋起来，好像又回到了激情燃烧的革命年代：“我崇拜小米加步枪，我要亲眼见见小米加步枪的力量。”
1945年，寒春的哥哥韩丁受斯诺《西行漫记》的影响，来到了中国延安，解放区热火朝天的革命生活使他受到很大震撼。回国后，韩丁把自己的见闻告诉了同学阳早，并鼓励他到中国去看一看。
阳早欣然前往，而他的未婚妻寒春此时正在芝加哥核物理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并参与美国一项名为“曼哈顿工程”的原子弹研究。1945年8月，美国用原子弹先后轰炸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寒春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看到人类遭到屠杀，她再也无法坐下来思考抽象的科学理论，1948年，寒春决定追随阳早，前往中国。
在延安的窑洞里，他们结婚了。那是1949年。寒春并没有热烈地爱过阳早，他们是同志、革命伴侣，然后才是夫妻和爱人。我想问寒春，革命了一辈子，却没有轰轰烈烈地谈一场恋爱，会不会觉得遗憾。想想，又认为自己太主观，谁说他们没有爱情。对于寒春和阳早来说，也许，革命就是爱情。
和寒春说话有一点我非常不适应，她常常会提到一些中国人已经多年不用的词汇，比如：大鸣大放、阶级斗争、要文斗不要武斗，她说起这些却很自然。
寒春认为20世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中国革命，她赶上了，实在幸运。对她来说，中国是自己的国家，所以她不喜欢别人把她当外国人来看，但她对文革的看法实在和中国百姓相去太远。回顾文革，寒春说，“真有意思。”
也不怪她，那10年，她只看到了大字报，听到了人们高喊的革命口号。她没有看到残酷，只感受到激情。
我和寒春有关文革的一段对话，充分显示了我们不同的性格、文化背景和斗争精神。
寒春：“（当时我们外国人）写大字报，也去看别人写的大字报，到处跑，很好的。那时候消息灵通，哪里有了好的大字报，大家都去看。我们还在友谊宾馆游行。”
鲁豫：“你不觉得当时的一切都非常混乱吗？”
寒春：“不，一点也不混乱，特别好。就是要群众都起来。现在美国政府有一些人干的事不能见光，如果美国也这样，发动群众去造反，那就了不得。”
鲁豫：“但是我们中国人现在回头看那一段，觉得非常混乱。”
寒春：“你说毛主席搞这个不好？好家伙！”
和寒春在一起，我有时会说到中国人、外国人什么的，这让她很不高兴。
鲁豫：“我不明白，为什么外国人见到毛主席也会激动得又叫又跳？”
寒春（一脸不耐烦）：“这不是中国人外国人的问题，这是一个阶级感情的问题。”
寒春很直率，她说不喜欢现在，因为大家都忙着挣钱，没人去革命了。就像她的3个孩子，寒春对他们有一个形象的比喻：鸡蛋。意思是说他们的模样是美国的，内心却是中国的。他们曾经也一心一意要做又红又专的革命青年，后来在80年代有机会回到了美国，如今都已在当地成家立业，这让寒春意识到，他们不会回来了。
采访结束后，我们和寒春去一家小餐馆吃饭。寒春的胃口很好，她吃肉、吃菜、还吃了一大碗米饭。临走前，她向服务员要了几个饭盒，把剩下的菜打包带走。
我和寒春不会成为朋友。在她看来，我太娇气，太不革命了。而在我眼里，她和我们这个时代又似乎隔得太远。但我由衷地欣赏她的执着。她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一生都在追求自己的理想，无怨无悔。我钦佩这样的人。
张海迪
海迪的出场很有意思。她先在门口夸张地大叫一声：“朋友们，我来了！”话音一落，她的轮椅就平平地滑了进来。
我问：“和疾病相伴了42年，从来没想过放弃吗？”
海迪说：“其实，每天都想放弃。但是，每天又把快要熄灭的生命火焰拾起来。这个
小火种经我吹一吹，就又变成我心灵的篝火，越燃越旺。”
第一次见到张海迪是2001年12月28日，人民大会堂的一台电视晚会的录制现场。那是一台以关怀残障人士为主题的电视歌会，海迪坐在轮椅上，静静地唱了一只歌。她的声音细细的，很柔和，像个小女孩。那天我像个追星族，海迪在台上表演的时候，我拿着一支笔、一个本在舞台旁边等着她，想请她留下一个联系方法，我想采访她。海迪一见到我，就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她的手很大，瘦瘦的，可很有力气，把我的手握得生疼。和海迪说话的时候，我一直蹲在她的轮椅旁。后台黑黑的，从舞台上透过来的光正好打在她的脸上。海迪的头发短了，清清爽爽地别在耳后。她的样子一点没变，只是瘦了很多。秀气的脸窄窄的，人坐在轮椅上显得那么单薄。
和别人初次见面，我总是有些拘谨，可海迪的热情却让我觉得我们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了。仔细想想，也对，海迪的事迹几乎陪伴了我的整个少年时代。
2002年的新年钟声刚刚敲过，我和《鲁豫有约》的同事们就如约到了济南。海迪住在市区东部的一个花园小区，小区的环境很好，看样子在济南算得上比较高档的住宅。这让我十分欣慰，我太怕看到英雄人物含辛茹苦地生活了。
海迪的家宽敞、明亮，雪白的墙、白色的家具、白色的地砖，到处一尘不染。我站在客厅中央，低头看看自己一路走来风尘仆仆的皮鞋，竟有些迈不动步子。这和我想像得一样，海迪是个爱整洁、生活得十分精致的人。
海迪的出场很有意思，就像舞台上女主角的亮相。她先在门口夸张地大叫一声：“朋友们，我来了！”话音一落，她的轮椅就平平地滑了进来。刚刚我还在想，北方家庭辅地砖不太好，冬天冷，就算屋里开了空调、暖气，地上总是凉凉的，穿着袜子踩在上面也能感到一股寒意。这下我明白了，光滑的地砖让海迪的轮椅能自由地进出每一个房间。
海迪穿了件深绿色的西装，领口处围了一条有绿色树叶图案的纱巾，脸上薄薄地扑了些粉，口红的颜色淡淡的，浑身散发着一种清新的气息。她微笑着坐在自己白色的书房里，身后是一排白色的书架，一瞬间，我竟然有些恍惚，不能相信张海迪就坐在我的面前。
看着海迪，我总是忍不住想，如果没有那张轮椅，一切该是多么完美。可现实很残酷，海迪胸部以下没有知觉，她必须每隔两小时去一次洗手间。和疾病相伴了42年，海迪的身体里已经有了个准确的生物钟，不用别人提醒、也不用看表，到时间，海迪就会抱歉地打个招呼，也不需要帮忙，自己把轮椅滑进浴室。
我问海迪：“和疾病相伴了42年，从没想过放弃吗？”
“其实，每天都想放弃。但是，每天又把快要熄灭的生命火焰拾起来。这个小火种经我吹一吹，它就又变成我心灵的篝火，越燃越旺。”
海迪说话抑扬顿挫，语言极其流畅，一字一句记录下来，不用修改，就是一篇挺不错的文章。
1991年，海迪的鼻部被诊断出患有黑色素癌。医生担心注射麻药会使癌细胞扩散，于是决定只用安定。医生告诉她，这意味着疼痛是存在的，而且会非常疼。
海迪笑眯眯地说：“我忍受了世界上最难以忍受的痛苦。”
听海迪眉飞色舞地描绘可怕的手术过程，我总觉得没打麻药生挨了一刀的是别人。而且，癌症这种词汇从她的嘴里说出来，就像感冒那么轻松平常。
海迪极有感召力，在一群人中间，她总是绝对的中心。采访这天，海迪的丈夫王佐良也在家。海迪常常大着嗓门叫：“佐良，帮我倒一杯咖啡。再拿一个垫子。”
温文尔雅的佐良就默默地忙前忙后。
佐良在山东师范大学教外语。他和海迪是经朋友介绍认识的，然后两人一直通信，发现彼此性格、志趣十分相投，于是在1982年，海迪家喻户晓之前结了婚。如今，已是婚龄20年的老夫老妻了。10年前，两人收养了一只小狗，取名“板凳”，疼爱得不得了。
我从外人的角度来看，海迪和佐良同中国千百万普通的夫妇没有什么差别。他们俩，也会拌嘴，海迪的脾气比较大，她一发火，佐良就不出声，气得海迪没辙。
我让海迪给自己的婚姻生活打分，她想都不想地说：“八、九十分。”
对自己的晚年，她有着很美丽的憧憬：“在一棵树下我坐着，我穿着红毛衣，要穿鲜红的毛衣。我头发已经白了，我的腿上要盖上一条非常漂亮的毯子。在我的头顶是石榴树，在我的身边是绿湖。”
这真是一幅美丽的图画。
金星
老天犯了个错误，把一颗纯粹女人的心放在了男人的身体里。很勇敢，她纠正了这个错误。
一次坐出租车，司机和金星聊天：“小姐，你的声音很低，挺特别。”
金星大大方方地说：“那是因为我以前是个男的。”
有一次跟何东聊天，他职业性地把小录音机放在我的面前，然后像说绕口令似的问我：“鲁豫，我采访人，你也采访人，采访了这么多人以后，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大家都觉得自己不容易，我原来也觉得自己不容易，现在才发现，别人比我更不容易。”我也说起了绕口令。
“没错！”何东使劲地点点头，一副于我心有戚戚焉的表情。
真的，做《鲁豫有约》以来，这样的感触一天比一天深。
最初听到金星的名字是1996年。她在北京举办了《红与黑》舞蹈专场，这是中国内地第一次公演现代舞专场。演出前，媒体的报道铺天盖地，演出当天，场内更是座无虚席。那时，金星刚刚完成变性手术，公众的兴趣点并不仅仅是她的舞蹈，他们更关注金星变成了怎样的女人。可是，演出结束时，金星炉火纯青的舞蹈已经征服了所有的人。
当时，也许是出于世俗的心理，我总觉得金星的女性形象略显生涩。但几年来，陆陆续续从各种媒体看到她的消息和样子，我发现，她早就出落成一个优雅而妩媚的女人。
2000年6月，张元拍摄的纪录片《金星小姐》在北影小礼堂试映，张元请了不少朋友去看，我也去了。银幕上，金星披散着长发，神情慵懒地在挑选服装。那种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性感，深深地打动了我。影片中也有金星手术前仍是男儿身时的照片。那时的他，穿着军装，眼眉微微地向上扬着，是一个青春逼人的少年。
老天犯了个错误，把一颗纯粹女人的心放在了男人的身体里。金星很勇敢，她纠正了这个错误。
我见到金星是2001年12月22日，在一个圣诞节晚会上。这种社交场合我很少光顾，嫌麻烦。事先要花很长时间挑衣服、化妆、吹头发，然后在衣香鬓影的场合里矜持、得体地微笑、交谈。很好玩，也很累人。那天的主人家是潘石屹、张欣夫妇。小潘是个活宝，待人真诚、友善，而张欣，她举手投足流露出的小资情调令我心仪，我很喜欢这对夫妇，对他们的活动自然就兴致勃勃。我于是认真准备，“闪亮登场”。
我到的时候，晚宴还没有开始，大家正人手一杯香槟三三两两站着聊天。我远远地看见了金星，一身墨绿色长裙，长发盘在脑后，仪态万方地站在那里。
我跑去找张欣：“我想认识金星，你能帮我介绍一下吗？”
张欣真是个出色的女主人，连忙把金星拉过来。
“鲁豫，你好！”金星握住我的手。她的双手很有力，声音哑哑的很有磁性。
那天晚上，金星的打扮赢得了全场一致好评，获得了“最另类着装大奖”。
和金星的访谈定在了2001年12月30日，那天冷极了，拍摄用的酒吧没有暖气设备，空调声音太大又不能开，真是活活把人冻死。金星还没到，我就一直捧着杯热咖啡走来走去，棉衣也不敢脱。
和金星约好了10点开始访问，可11点了，还不见她的人影。编导吴穷说：
“她没什么时间观念，昨晚我和摄像为了拍她和朋友在一起的画面，在楼下等了她1个多小时。”
我笑了，心里满是纵容。“艺术家，就该有些不拘小节的气质。”我是个极守时的人，平常最讨厌等人。但金星的迟到，我丝毫不以为意。
我就是这样，喜欢一个人，会毫无原则。
11∶20，金星终于到了。还是盘着发髻，一件宽袍大袖和服一样的大衣松松地罩在身上，那么夸张的款式，她穿着只觉得随意，不觉得张扬。金星脱去大衣，我扑哧一声乐了。她比我还凉快，里面只穿了件短袖毛衣。
我们俩哆哆嗦嗦地开始了对话。
很巧的是，那天我们俩都围了披肩。两个女人，面对面，很真诚地对话，那画面，很美。
金星开朗、健康的心态让我的工作变得易如反掌。和她，我什么都可以聊。
金星说，曾经有一个记者问她：“你认为你有病吗？”她毫不客气地说：“没有！”金星回忆起这一段，脸上是一种乐不可支的表情。
可是，我总觉得能从她的语气中感受到那么一丝伤痛。
“现在，生活中还有那种异样的眼神吗？你介意吗？”我问她。
金星摇摇头：“我不介意。我已经向生命、向生活要了这么大一份自由，还不把评述的自由给别人？”
有一次坐出租车，司机和金星聊天：“小姐，你的声音很低，挺特别。”
金星大大方方地说：“那是因为我以前是个男的。”
司机从反光镜扫了她一眼：“小姐真会开玩笑。”
金星很认真：“谁跟你开玩笑了。”
司机愣了一会，然后很真诚地说：“这样挺好的，人嘛，就该做自己。”
金星乐乐呵呵地提起了这个故事，可把我感动坏了。
金星是辽宁人，家里惟一的男孩。可她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还喜欢所有女孩子关心的事情。她9岁参了军，进入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15岁时，又到了北京，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深造。1988年，她去了美国，学习西方现代舞。1993年，金星带着一个梦想回到中国，他要做变性手术，从此做一个女人。
手术的过程虽然痛苦但很顺利。可是，和变性手术本身无关的一个小小的事故却几乎给金星造成终生的残疾。
在长达16个小时的手术中，护士没有注意到，支在左腿膝盖的托架滑落到了小腿上，致使小腿肌肉痉挛，从小腿到脚之间的神经全部坏死。
金星说：“我完全可以申报二级残废。”
恢复的过程很痛苦。每天要在腿上插满针，然后通上电，用电击治疗。难怪金星说：“我比江姐厉害多了。”医生的诊断是，就是好了也是个瘸子，跳舞，想都别想。可是，3个月后，金星奇迹般地站在了舞台上。不过，直到今天，金星左腿的温度是冰凉的，跳舞的时候她得把舞蹈动作放在健康的右腿上，这样，观众就看不出来了。
金星谈过很多次恋爱，但真正刻骨铭心的有3次。她的初恋在19岁，爱上的是一个得克萨斯牛仔。金星说：“那时候爱得很crazy（疯狂），还跑到得克萨斯跟他放了3个月牛。”
在做手术那段时间，金星有个精神寄托，她说：“那是个中国人，是我爱上的第一个中国男人。”说到这，她又冲我摆摆手，不好意思地捂着嘴，“而且，你也认识他。”
金星躺在病床上，疼痛难忍的时候，喊的不是上帝，而是他的名字。可惜，神女有心，襄王无意。
而截止到采访那天，金星的感情生活是：有一个欧洲男友，正准备放弃一切，追随她到上海。反而是金星，对这份情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不管怎样，现在的金星，生活得很踏实。她收养了两个漂漂亮亮的孩子，在上海买了一所老房子，屋里摆满了中式的老家具，一副认认真真过日子的样子。
一个女人，仅仅为了做回自己，经历了那么多的痛苦和磨难，而她，始终坦然乐观地面对一切。和她相比，我觉得自己承受过的所有困难挫折都是那么不值一提。
郎平
掏出照片：“你看，我带国家队的时候，老成什么样了。”
为什么优秀的女人在情感上总要遭遇挫折呢？
知情人都说，可惜了，这份感情是被“忙丢了”。
1998年冬天，老女排在深圳举办10周年聚会，我和文涛主持了那次活动。那天，我见到了少年时代崇拜的女排队员，激动得不得了。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郎平。她穿着一身国家队运动服，没有任何修饰的短发直直地披在耳边，人很瘦，一副开开心心的样子，和女排比赛时凝神坐在场边的她不太一样。
再见郎平是时隔4年后的2002年8月，郎平做客《鲁豫有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