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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咬咬牙就过去了。
这可苦了我，我是个既怕冷又怕热的人。偏偏2001年7月中旬的莫斯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温天气，平均温度都在摄氏37°C上下。
晚上，我把所有的窗户都打开，还是热得一趟趟往洗手间跑，用冷水冰脸。
7月12日晚9点，我终于大汗淋漓地看完了所有的资料。想想第二天的直播，我还是不放心，于是给文涛的房间打了个电话。
“咱们现在分分工吧。”
文涛的声音很干哑，一听就是和我一样，也在屋里闷了一天，“咱们这次事先不做任何规定，明天以最松弛，最自然的状态来主持，完全是生活式的。我说的时候，你听着，我说完了，你接着说，我再来听。这样，我们不会抢话，还能彼此补充，引出新的话题。”
“好像也只能这么办。”我用手拍了拍面前的资料，“这么多内容，真要事先分工的话，分到明早也分不完。”
“你放心，按我说的方式去做，明天你会发现，咱们的主持艺术将跃上新的高峰。”
挂上电话，我又洗了把脸，然后带着对攀登主持艺术新高峰的企盼和满头大汗沉沉地睡了。
7月13日清早6点整，我在闹钟叫响的那一刻，就从床上一跃而起。
天已大亮。干爽清凉的空气从敞开的窗户吹进屋里，这让我觉得十分舒适，连心情也变得轻松、愉快起来。
今天，凤凰在各地的主持人和出镜记者将统一着装：白色西服配淡粉色衬衫。相同的服装我们也给北京台的同事一人准备了一套，并且在胸口处绣上了凤凰和BTV的标志，象征两台强强联手。可惜，这次酝酿筹备了几个月的合作却在最后关头胎死腹中。既然不能联合完成直播，衣服上北京台的台标就得想法遮掉。不知是谁的主意，把印有凤凰图案的不干胶撕下来，贴在我和文涛白西服的胸口处，不大不小，正好盖住BTV的标记。
6：30，我准时来到楼下，等着和大部队一起去俄罗斯大酒店的直播现场。
来到莫斯科一天多了，我还是第一次站在莫斯科的街头。我这才发现，乌克兰酒店竟然就在莫斯科河边，红场、克里姆林宫、圣瓦西里大教堂也在不远处。
我听虎子介绍过，乌克兰酒店门前的马路是普京每天上下班的必经之路。有一次，普京的车队经过时，有一个男人开着辆破破烂烂的伏尔加从河边的一条小路上斜插过来，差点撞上普京的座驾。那个男人立刻被保安带走，也不知是不是车臣的恐怖分子。这以后，克里姆林宫方面加强了保安工作，并且大大提高了总统车队的车速，避免再有类似的事发生。
我站在酒店门口，打量着门前并不宽敞的水泥路面，想象着普京的车队在这呼啸而过。
文涛也晃晃悠悠地出来了，我这才意识到，只有我们俩去俄罗斯酒店，其余同事一直在直播现场根本没回来休息。
这时，住在乌克兰酒店的其他中国记者也陆陆续续下来准备坐车去新闻中心。我和文涛见到了中央台的主持人白岩松，彼此友好地打了个招呼。
在外界看来，从1997年香港回归开始，凤凰和中央台几乎在每一件国内外大事的直播上都要一争高下。对凤凰来说，能和中央台这样的大台站在同一个舞台上已是一种莫大的肯定，谁输谁赢并不重要。而在两台之间这种良性竞争的过程中，中国电视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我很自豪，在中国电视飞速发展的日子里，我是其中的一分子。
我们赢了
7点整，我和文涛已坐在了主播台上。
和每次做马拉松式的直播一样，我的面前摊着资料、做记录用的笔和纸、一面小镜子、一把梳子、一小瓶发胶、唇彩、粉盒和一瓶矿泉水。这是我冲锋时的全部装备。
宴会厅里乱哄哄的。
高雁、小宋带着虎子正和莫斯科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比比划划交待着什么；酉年一手拿着他的宝贝硬纸板，另一只手像打太极拳似的慢慢向外推开，那个扛着机器专管流动机位的俄罗斯摄像立刻腾出左手做了个OK的手势，表示对他的意图心领神会；院长穿着一件鲜黄色的衬衫站在大厅中央，正亮着大嗓门打电话。
“现在信号还是没有，Bobby和崖子他们正想办法呢。”
挂上电话，院长迈着大步向我和文涛走来。
“鲁豫、文涛啊，今天总的基调就是要娓娓道来，和观众一起见证历史性的一刻。今天这场直播，我们只有36小时的准备时间，技术上也有很多困难。等一下，你们从现场的电视屏幕上看不到我们直播的画面，所以什么时候镜头给到你们，你们该什么时候说话都看我的手势。”
到2001年7月13日那天为止，我已经做过无数次直播，可像这样因陋就简的条件还是第一次碰到。
我们的转播车停在俄罗斯酒店的停车场上。因为体型巨大，足足占了10个车位。酒店方面无论如何不肯降价，坚持按照停10辆车收费。到晚上结账时一算，40几个小时已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导播刘璐，带着翻译坐镇转播车，由于楼层太高，转播车上的线路不够长，刘璐和22楼的现场导演小宋的联系只能靠手机来完成。
在长达11个小时的直播中，刘璐始终保持着同一个工作姿势，两手操作切换台，头向左边倾，夹住放在左肩上的手机。直播结束后的一个星期里，刘璐的脖子一直处于落枕状态。
我曾大惑不解地问她：“为什么不用耳机？”
“我忘了！”刘璐如梦初醒。
另一位现场导演高雁则用宴会厅里的惟一一部电话和香港方面保持联系。
俄罗斯人实在精明。酒店的总机得到上级通知，对于从香港和北京打来转22楼宴会厅的电话一律回答“无法接通”，这一来，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由高雁拨国际长途打回香港。没到过莫斯科的人根本无法想象在酒店里打国际长途到底有多贵。等到直播结束，高雁叫来酒店负责人结账的时候，电话收费一栏里的天文数字让她备受刺激，她几乎从22楼一跃而下。
正常状态下的直播，主持人都带着耳机，由切换台上的导播直接下命令：“看3号机；还有1分钟出广告；现场信号还没来，接着说别停；鲁豫你左边的头发有点翘，用手整理一下……”7月13日这一天，我和文涛没有耳机，是聋子，现场的电视屏幕也看不到自己的画面，是瞎子，我们只能依靠院长的手势。
这么简陋、原始的直播是不得已而为之，可我，并不担心。这些同事是我朝夕相处的朋友，我们合作多年，配合默契，技术的困难影响不了我们。
7∶59，喧闹的宴会厅安静了下来。
我用余光看了看身旁的文涛，心情益发的平静。和他合作，我觉得踏实。再看看大厅里的同事们，高雁、小宋都举着电话听筒，右手高高举在头上，准备倒计时；酉年站在摇臂车旁边，那架势，万一俄国佬达不到他的要求，他就掳袖子亲自上阵了；Bobby和崖子不在场，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正在落实8点钟的卫星线路；院长双手叉腰笑眯眯地站在我和文涛面前，鲜黄的衬衫被明亮的阳光映照得更加夺目。
我的心里充满了创造的快乐。
这就是我喜欢电视的原因，它充满了未知和挑战，它的创作过程是克服困难的过程，也是体现团队精神，精诚合作的过程。
“10、9、8、7、6、5、4、3、2、1——开始”
院长大手一挥，我和文涛上场了。
“大家好，现在是莫斯科时间7月13日上午8∶00。
今天，国际奥委会将召开第112次全体大会，并投票选出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莫斯科市中心的俄罗斯酒店，我们的直播间就在酒店22层的克里姆林宴会厅里，大家通过我们身后的落地玻璃窗可以看到红场、莫斯科河、克里姆林宫……”。
我和文涛流畅地说着开场白，事先完全没有安排，只是遵循一条原则：他说的时候，我听，我说的时候，他听，互相补充，绝不重复，不抢话，一气呵成。
5分钟后，院长举起了右手，我和文涛于是按照事先的约定，将现场交给了香港演播室里的吴小莉和胡一虎。
这时，院长带头鼓起掌来，然后整个宴会厅掌声雷动。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我知道，我和文涛开了个好头，今天的直播将会顺利进行。
中午一过，由凤凰请来的200多名广告客户和热心观众进场了，宴会厅里摆好的十几张圆桌一下子坐得满满当当。每张桌子上都摆着好几瓶香槟，等萨马兰奇一念出北京的名字，香槟就会喷洒得满屋都是。
莫斯科时间下午6点钟，萨马兰奇手拿信封，缓缓登上了主席台。我紧张得心都要跳出来了。
“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是——北京！”
一片沸腾。我只记得自己双手捂住脸放声大哭，旁边的文涛、李玟、周星驰都抱在了一起又跳又叫。
我们终于赢了。
第一日
只听刘佩琦一声惊呼：“开打了！”我的心咯噔一声。挨千刀的小布什和萨达姆。
2003年3月20日 成都——北京——香港
这是一场张扬已久的战争。
2003年3月18日，小布什给萨达姆下达了48小时最后通牒。全世界一起屏气凝神倒计时：“10、9、8、7、6、5、4、3、2、1。”布什不再犹豫，咬牙切齿地说了句：“Lets go。”（开始吧。）一场叫嚣多时的战争就此开始。
战争打响的时候，我正坐在成都飞往北京的班机上，昏昏欲睡。
前一天晚上，我在成都代表凤凰出席了长城葡萄酒的活动，一晚上衣香鬓影，歌舞升平。回到酒店休息已是凌晨1点。
入睡前，我心里总是不踏实。第二天，也就是20日上午9点，48小时的最后期限就该到了。如果这场战争真的无法避免，我就得赶紧飞回香港准备做直播。可我的机票、证件都在北京的家中，看来，我只能明天先坐11点的班机飞北京，再坐下午5点的班机飞香港，这样，最快晚上11点我就可以坐在主播台上了。
我翻来覆去越想越兴奋，直到窗外隐约传来早班公共汽车的声音，我才沉沉地睡去。
早上9点，酒店的Morning Call（叫醒服务）准时响起。
我眼睛睁开的一刹那，伸手就按了一下搁在枕边的遥控器。凤凰卫视中文台和资讯台正在并机直播，主播台的背景是一块玻璃屏风，上面用灯光打出了《海湾最前线》。我立刻困意全无。
我飞快地收拾着行李，眼睛自始至终盯着屏幕。
电视上出现了凌晨4点的巴格达现场画面：漆黑寂静的街道、几盏路灯撒下的黄黄的光勾勒出街边一座尖顶的建筑，也许是清真寺。
我手上正抱着一堆衣服要往箱子里扔，可看着电视，人就呆住了。
巴格达太平静了，平静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在这平静的背后，我分明感受到了巴格达的痛苦和绝望。
10∶40，我关掉手机、系好安全带，准备开始两个小时的飞行。
同机的还有演员刘佩琦，我看过他的戏，但不认识他，所以没有打招呼。
10∶50，我正裹着毛毯睡觉，听到刘佩琦惊呼了一声：“开打了！”
我的心咯噔一下。挨千刀的小布什和萨达姆！
飞机一落地，我的手机刚打开，公司的电话就从香港打来了：“鲁豫，你要尽快回香港！”
回家呆了1个多小时，下午3∶00我拎着箱子又往机场赶去。
在车上我给同事高雁打了个电话，她正在北京筹备凤凰7周年台庆晚会。
“打仗了，你还在莺歌燕舞呢，有没有商女不知亡国恨的感觉？”
正在闲聊，窗外竟哗啦啦地下起雨来，刚刚还艳阳高照的天变得阴沉可怖。挂上电话，我呆呆地看着豆大的雨点不断地砸在玻璃窗上，心里突然充满了哀伤，眼泪也一串串地滚落下来。
我去过伊拉克。巴格达、巴士拉、乌姆盖斯尔港，我都去过。我还认识那的人，比如那个敦厚老实的英文翻译穆罕默德。1999年11月的伊拉克，外国摄影队简直是寸步难行。每到一地，我们就会被警告，这个角度不能拍，那个角度也不能拍。穆罕默德翻译给我听的时候，我总做出服从命令的样子，然后趁他不注意，就对摄像眨眨眼，要他偷拍。温柔敦厚的穆罕默德后来急了，他几乎是带着哭腔哀求我：“鲁豫，求求你，他们不让拍的时候千万别拍！我可有5个孩子啊！”
他的话和恐惧的眼神令人心碎，我立刻命令摄像关掉机器，然后对穆罕默德郑重承诺：“从现在开始，我一定听你的话。”
相处10天后我们在伊拉克、伊朗边境告别时，我不顾伊斯兰的风俗拥抱了他。穆罕默德显得很羞涩，而我的心里充满了不祥的预感：“我们走了，他却还要留在这里，天知道今后会发生什么事？”
也许是一语成谶吧。
10天的经历使伊拉克对我而言不再仅仅是一个名字。就像秋雨老师在《千年一叹》的补记中写到的：从今以后，那里的全部冷暖疼痛，都会快速地传递到我的心间。
第二日
我在开场白中用了“狂轰滥炸”来形容“斩首行动”，何亮亮纠正说：“从这场战争开始，这个词可能就不存在了。昨晚美国使用的全部是精确制导炸弹。”
隗静、肖燕凌晨遭美军驱逐。
昨晚11点整，我坐到了主播台上，对于凤凰的直播情况已基本了解：我们采用美国FO
X电视台的画面，在华盛顿、纽约、伦敦、巴黎、悉尼、莫斯科、安卡拉有常驻记者，这一次还派了闾丘去安曼，隗静随美军进入了科威特，沈玫琦在多哈的美军中央司令部，莫乃倩在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
“惟一美中不足的是我们在巴格达没有记者。”这个念头在我脑子里一闪而过，我还是在心里骂了自己一句，“你也太狠心了，中国记者都撤出来了，你还派人进去，去当炮灰吗？有本事你自己去！”
今天香港所有的早报都用了“斩首行动”作为标题，来形容昨晚可怕的空袭。《华盛顿邮报》则披露：战争比原计划提前了9个小时。原因是CIA在伊拉克的特工人员获得了可靠情报，萨达姆和他的高层官员正在某政府大楼内开会，至少3小时内不会离开。中情局局长特内立刻将情况禀告了布什，布什沉思片刻（这是我的想象），在北京时间3月20日上午10∶24说出了：“Lets go！”战争就此开始。天知道，当时布什在想什么。
昨晚我一直直播到凌晨，今早7点起床，算了算，又睡了不到5个小时。
上午10∶00，我和时事评论员何亮亮继续主持《海湾最前线》。玻璃屏风上又打出了一行小字：“战争第二天”。
我在开场白中用了“狂轰滥炸”来形容“斩首行动”，何亮亮纠正说：“从这场战争开始，这个词可能就不存在了。昨晚美国使用的全部是精确制导炸弹。”
说来奇怪，传统的刺刀见红的战争我更能接受一些，因为，它至少公平。而这种高科技的电子游戏一样的战争太冷静了，因为冷静，则更显得残酷。
公司里突然弥漫着一种久违了的集体生活氛围：所有的主持人、评论员都埋头于电脑前、报纸堆里，那样子像极了上学时大考前夕的晚自习教室。中午和傍晚时分，管后勤的同事Betty就定好了盒饭由大家各取所需。
这种大家庭似的共产主义生活永远对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我开始变得很亢奋。
在科威特美军军营采访的隗静、肖燕今天凌晨遭美军驱逐，美方的理由是他们拍了不该拍的东西。隗静和肖燕是在士兵的监视下收拾行装被立刻赶出营地的。深更半夜，他们俩就被扔在了军营外。而军营离科威特城的市中心还有几十公里。听说隗静在鬼子走了之后就放声大哭，边哭边给香港总部打电话。总部连夜跟美国国防部、国务院进行了交涉，得到的答复都是：他们拍摄了不该拍摄的，所以美国军方取消了他们的随军采访权。
我是今天上午来到公司后才听说的。
我的第一反应是：因为隗静和肖燕是在科威特美军军营采访的惟一的中国记者，美国人对他俩当然会格外警惕。话说回来，既然放在身边不放心，不如找个借口把他们赶走，一劳永逸，省得每天派人盯着。大敌当前，美军连自己都顾不了，还管什么新闻自由。
其实，不让采访一点也不可惜，我都能想像得到，跟着美军，只能看到他们想让你看到的东西。
我倒是担心隗静，怕她咽不下这口气。
隗静是凤凰驻华盛顿的记者，平时专跑白宫、五角大楼的新闻。我们没有见过面，从电视上看，我觉得她个子小小的，是个特别可爱的女孩，胡一虎对她的形容是：她的脸上写满了认真。由于常去五角大楼的新闻发布会，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副国防部长沃尔夫威茨都对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