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庵皇浅鲇谇珊稀�1848年，在加州淘金热那会儿，罗伯托的父母曾去过美国，几年后才带着孩子们回到阿根廷。这个家族在阿根廷的上流社会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祖先恩里克·林奇是19世纪末阿根廷寡头政治的统治者之一。不过，埃内斯托的祖母安娜·林奇显然是这个家族中的异数，她是个无神论主义者、生性崇尚自由，她是埃内斯托热爱的祖母和偶像，他最终选择了学医，也是因为她去世的缘故。
埃内斯托·格瓦拉的母亲这边的先人，同样也都是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祖先约瑟·德·拉·塞尔纳曾是西班牙最后一任驻秘鲁总督，直到1820年南美独立战争取得最终胜利，他才告别政治舞台。塞莉亚是家中7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父亲在她出生后不久就去世了，据说，他是在被确诊得了梅毒后投海自尽的。没过多长时间，她的母亲死于黄热病。虽然成了孤儿，塞莉亚却仍然可以过着优渥的生活，一方面，这是因为她的父母留下了大量遗产，虽然是由7个孩子平均分配，但仍然可以保证每个孩子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她的大姐卡门对这个小妹妹照顾有加。1928年，卡门嫁给了诗人卡耶塔诺，夫妻俩都是阿根廷共产党员。塞莉亚一直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圣心教会创办的法国学校里接受最正统的教育，她是虔诚的教徒，就在这个20岁的女孩打算当修女时，她遇见了格瓦拉·林奇，27岁的建筑学系学生。
两人一见钟情，男的荒废了学业，女的抛弃了一辈子侍奉上帝的念头，毫不犹豫地结了婚。格瓦拉·林奇没有否认，妻子很有钱，这是他想与她结婚的原因之一。接下来的几十年，他不断用妻子的钱投资做生意，但几乎从未成功。 1930年5月2日，两岁生日的前夕，埃内斯托的哮喘病第一次发作。由于疾病的缘故，埃内斯托没办法像正常的孩子一样上学，他只上了两三年学，他的老师其实是他的母亲。
1928年，当埃内斯托·格瓦拉（小时候，人们都喊他小名“迪迪”）出生时，阿根廷还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大批白人移民为这里带来了经济和政治繁荣。在一战前，阿根廷的人口社会版图更像是澳大利亚、加拿大或新西兰，而不像它的南美邻居秘鲁、哥伦比亚或墨西哥。这个国家当时得到的国外投资，是墨西哥或巴西的三倍，千人拥有的铁轨长度，更是南美其他国家的三到十倍。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国民收入在全球排到了第13位，比法国还要高一点。此时，阿根廷致命的弱点——工业欠缺，外债过多，出口类别极度不平衡还尚未显露出来。总而言之，埃内斯托出生时的阿根廷，是个繁荣却又有些过分轻率的国家。
埃内斯托出生的这一年，阿根廷政坛还发生了一件大事，伊利戈因第二次连任总统。伊利戈因是激进市民党的首脑，1912年，在激进市民党的支持下，政府通过了普选法，伊利戈因当选总统。伊利戈因试图限制大地主大商人的统治，为中产阶级和新兴的工人阶级摇旗呐喊，可惜始终未能获得成功。在大萧条的影响下，1930年，军方接管了统治权，20世纪拉美的第一个民选政府就这样结束了它短暂的民主试验。
埃内斯托出生在罗萨里奥，可以说是纯属偶然。结婚后，他的父母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来到了位于阿根廷西北角的密西昂奈斯。他的父亲野心勃勃，打算在这片潮湿而炎热的地区种植200公顷的马黛茶。马黛茶实际上是一种灌木，在这里生长得格外茂盛。阿根廷人将它的叶子放到小葫芦里，浇上开水，然后用一根长长的麦秆吸着喝，虽然味道又苦又涩，却是阿根廷人最为喜爱的一种饮料，人们甚至称它为“绿色的黄金”。父亲有一套经营哲学，在其他同行都满足于将马黛茶叶直接出售时，他却在考虑深加工的问题，想用风磨将茶叶磨碎，再把茶包装起来出售。而此时，妻子塞莉亚已经怀孕7个月，一方面为了研究购买风磨的可能性，一方面也是为了给妻子找到一个生产的地方，夫妻俩来到了罗萨里奥。最终，购买风磨的计划泡汤，农场的生意也失败了。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格瓦拉·林奇的一生，就是不断投资，又不断失败的一生。可是他们的另一个计划却成功了：埃内斯托在罗萨里奥呱呱坠地，早产了一个月，但看起来还算是个健康的男孩。
第二部分：那个与哮喘病作战的孩子那个与哮喘病作战的孩子（2）…（图）
孩子出生后不久，一家人就离开了密西昂奈斯地区，老爸又做上了一门新生意，成了圣依西德罗一家即将破产的造船厂的合伙人。就在这里，埃内斯托的哮喘病第一次发作。
这是1930年5月2日，还有几星期，就是他的两岁生日。据格瓦拉·林奇说，他的妻子特别喜欢游泳，经常带着孩子去圣依西德罗的航海俱乐部，然后，就把两岁大的孩子一个人丢在河岸边。父亲在他的传记《我的儿子，切》中回忆说： 5月的一个早晨，寒风呼啸，我的妻子带着我们的小埃内斯托去游泳。中午时分，我去俱乐部找他们，准备和他们一起去吃午饭，这时我发现，孩子穿着一身湿漉漉的游泳衣，已经冻得直打哆嗦。塞莉亚却还一个劲地在游泳。她不是个有经验的母亲，根本没有意识到现在已是冬天，天气变化对这样一个脆弱的孩子来说，该有多危险。
虽然父亲认为一切责任都在妻子身上，可事实上，病灶已经在埃内斯托身上潜伏。在他出生后40天，他就患上了严重的肺炎，差点儿因此送命。可是母亲塞莉亚已经觉得自己罪孽深重，她甚至认为自己的遗传害了儿子，因为她小时候也曾得过哮喘病，这样，她后代得哮喘病的可能性会高达33％。孩子的病一直没有好转，到了1933年6月，埃内斯托几乎每天都会犯病。
五年里，这家人在阿根廷四处游走，只想为他们患病的孩子找到一块适宜的土地，至少不要再让他的哮喘病恶化。最后，他们到达了阿尔塔·格拉西亚，这是个科尔多瓦附近的小镇，海拔高度超过600米。这里空气纯净，居住的大多是中产阶级白人，干净而稀薄的空气吸引了大量游客和肺结核病人。来到这里，孩子的病情果然大有好转。
一家人决心在这里定居。他们租下一所宽敞的别墅，母亲全心全意照顾埃内斯托，还有他的两个妹妹塞利亚和玛丽亚，以及弟弟罗伯托。家中的另一个小成员胡安·马丁，在1943年出生。此时，与全世界一样，阿根廷也走进了大萧条时期，可是，这家人的生活仍然像往日那样宁静。
塞莉亚与患病的长子之间的关系，明显比其他家庭成员要更亲密。也许这是因为埃内斯托的病，母亲无法不给予比对其他孩子更多的爱。埃内斯托在母亲的膝头上认识了第一个字母，母亲的性格影响了他的一生。至于家中的顶梁柱呢？不错，格瓦拉·林奇同样是孩子们亲密的朋友，可是，他却是个疏远的父亲。有时，他会一连几小时陪儿子游泳、打高尔夫球，可是更多时候，他却完全不理不睬孩子和家人。当母亲担负起家庭教师、厨师和护士的职责时，父亲却流连于西埃勒酒店，这是小镇里专供富人享乐的地方。
由于疾病的缘故，埃内斯托没办法像正常的孩子一样上学，他只上了两三年学，到了小学的最后两年，他只能尽力去学校。他的弟弟妹妹为他抄作业，他的老师其实是他的母亲。
国外源源不断的消息，让埃内斯托对这个更广阔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和幻想。西班牙内战对小埃内斯托的影响，远远胜于罗斯福“新政”甚至贝隆执政，对他青少年时期的政治观念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埃内斯托的父亲倒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他在这个病童的生活中，扮演了一个男性的角色，培养了儿子对于体育的热爱，并且使他相信，顽强的毅力可以令他战胜病痛带来的种种困难。埃内斯托的父母都热爱体育，喜欢大自然，这种爱好也影响了他们的孩子。很快，父母就发现，虽然在运动时，埃内斯托表现得很吃力，可他总是能坚持到最后，在不断的游泳、登山和骑马中，孩子的病情竟然稳定了不少。
不用上学，埃内斯托在没有生病的时候，可以随意与他的小朋友们一起玩闹。孩子们是不知道阶级之分的，埃内斯托的朋友中，既有中产阶级的子女，也有些是住在贫民窟的，这当中包括阿尔塔·格雷西亚高尔夫球俱乐部里的球童和饭店里的小服务生，还有些孩子的父亲，就在埃内斯托父亲开设的建筑工地上做工。他们既有像埃内斯托这样的白人，也有很多是黑人，比如在街头卖糖果的扎卡里亚斯。过去半个世纪了，扎卡里亚斯仍然记得他的这位白人朋友，在他的回忆中，“埃内斯托是个完美的孩子，没有一点他们那个阶级常见的骄横。”
犯病时，埃内斯托只能乖乖地躺在床上，这培养了他对书籍与文学的强烈兴趣。他大量阅读了那个时期孩子们必读的经典小说，像大仲马、杰克·伦敦和凡尔纳的作品，可是他也读了很多超越他年龄的著作，比如塞万提斯、阿纳托尔·法郎士、聂鲁达、奥拉西奥·基罗加和加西亚·洛尔迦的作品。父母的阅读趣味影响了孩子，父亲钟爱的是探险小说，而母亲更热爱诗歌和法国文学。
在学校里，埃内斯托只能说是表现平平，他的一位老师埃尔巴·罗西回忆说，他和他的几个妹妹一样，都非常聪明，可是读书一点也不用功。看起来，他的父母好像走向两个极点，母亲塞莉亚非常关心孩子的学习，可是父亲却采取了极端放任的态度。老师这样说：
我只认识他母亲。她真的非常民主，而且非常热心。她每天都来学校，每次家长会都会来参加，而且跟我说很多话。开着那辆小汽车，接送孩子们上学放学时，总会有其他孩子们想要搭顺风车，她也会笑嘻嘻地把他们捎上。他父亲是个很高贵的绅士，好像总是在西埃勒酒店里消磨时间。我好像也只在西埃勒里见到过他一次，那可是我们这里最高级的酒店。他从来不跟老师讲话。
第二部分：那个与哮喘病作战的孩子那个与哮喘病作战的孩子（3）…（图）
埃内斯托对政治的热衷，此时已经初露端倪。当时的西班牙内战对他影响深远，不过，作为一个还不到10岁的男孩，他关心的倒不是西班牙的国内政治和意识形态，而是战争的走向。1939年，他在自己卧室里挂了幅西班牙地图，这样可以更方便地观察内战局势的发展。他还在自家院子里搭建了一个小型战场，有模有样地搭设了壕沟和山脉。
1937年，埃内斯托的姨父、诗人凯耶塔诺出发前往西班牙，作为阿根廷共产党员，他此 行主要是作为驻外记者，报道西班牙局势。姨妈卡门于是带着两个孩子去格瓦拉家小住，凯耶塔诺的所有书信和文章都被埃内斯托仔细翻检阅读。国外源源不断的消息，让埃内斯托对这个更广阔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和幻想。
此时他生活中还发生了一件事，西班牙内战期间，一些难民先后来到科尔多瓦和阿尔塔·格雷西亚居住，离格瓦拉家最近的一户人家，是医生冈萨雷斯·阿古拉斯一家。他们家的三个孩子与埃内斯托注册的是同一所学校，整整一年时间，他们结伴一起去35公里外的学校读书。
两个家庭的友谊延续了几十年。冈萨雷斯和其他难民讲述的故事，深深激发了埃内斯托对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同情。西班牙内战对小埃内斯托的影响，远远胜于罗斯福“新政”甚至贝隆执政，对他青少年时期的政治观念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埃内斯托的父母也在向孩子传递自己的政治观点。就在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失败后，父亲带着刚刚11岁的儿子去参加了一个叫“行动阿根廷”的组织，并且替孩子报名参加这个组织的青年团。“行动阿根廷”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反法西斯组织，它召开会议，为反纳粹军队募集资金，同时通报同盟国的战果。格瓦拉·林奇回忆说，“每次‘行动阿根廷’组织什么活动，或者进行一次重要会议，埃内斯托都会跟着我一起去。”
“去游行，然后让这帮狗屎把我们也拉进来？绝不。如果我没有一杆枪，我就绝对不会游行。” 埃内斯托好像在一夜之间成熟起来。
格瓦拉家永远一片混乱。他们家的大门永远向外敞开，小孩、朋友甚至素不相识的客人，不停地在他们家川流不息。他们的待客之道只有两条：第一，无论对谁都热情有加；第二，孩子理应得到最大限度的自由。自行车和三轮脚踏车可以在屋里任何一个角落飞驰，无论什么时候到格瓦拉家，都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菜。于是，夫妻俩渐渐发现，原来觉得多得花不完的钱，现在竟然有些不够用了。父亲开始逃避责任，长期驻扎在酒店里，母亲虽然热情好客、对孩子关爱有加，却不善于料理家事，孩子们则永远缺乏约束随心所欲。当夫妻俩的婚姻开始出现裂痕，这个家，就益发混乱。
到了1942年3月，埃内斯托将近14岁时，父母替他在科尔多瓦的迪安·福耐国立中学注册，按道理说，作为名门贵族之后，埃内斯托理应就读于当地的贵族学校蒙塞拉中学。可是父母却宁愿他在更加大众化的迪安·福耐中学读书。就是在这里，埃内斯托读了5年书，认识了一群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年轻人。
埃内斯托的生命展开了一个新篇章。他对体育的热衷仍然不减当年，特别爱好的运动是橄榄球，常常在科尔多瓦的草地网球俱乐部与伙伴们一起打比赛，在这所俱乐部，他还常常和人比赛游泳、打网球或者高尔夫球。他也认识了一批新朋友，与他关系最亲密的莫过于托马斯·格拉纳多和阿尔贝托·格拉纳多两兄弟。与他同岁的托马斯是他少年时最好的朋友，而阿尔贝托则是他青年时期骑自行车旅行时的亲密伙伴。他们就读于同一所高中，一起品尝到初恋的苦涩滋味，共同见证了阿根廷的政治风暴。1945年10月17日，贝隆登上了阿根廷政治舞台。
由于哮喘病，再加上父母不和，从埃内斯托的成绩单来看，他在学校只能算是个表现平平的学生，至多在文科考试中偶尔冒出几次高分。以1945年他在高中的第四学年成绩来看，他在文学和哲学课上取得了高分，而数学、历史与化学刚刚及格，音乐和物理成绩则相当低。他对音乐一窍不通，这已经成为了朋友们取笑他的把柄。事实上，他完全分不清节奏和旋律，不会跳舞，也不会玩任何一种乐器。阿尔贝托·格拉纳多回忆说：
埃内斯托只会跳探戈，你们都知道，即使听不出来节奏，还是能按一贯的脚步跳跳探戈。于是我们达成协议，每当探戈舞曲响起时，我就踢他一下，提醒他这支曲子可以跳。他生日那天我们举行了一个派对，他在上面大出风头，演讲棒极了。这还是我第一次发现，原来埃内斯托身上也有可取之处。那天晚上，他一直在和一个印第安姑娘跳舞，她好像是个麻风病村的护士。突然，乐队奏起了波尔卡舞曲。我轻轻踢了他一脚，他立刻拉着他的姑娘跳起了探戈。我在一边简直要笑晕过去，过了好久他才意识到我在捉弄他，他发火的样子真是有点可怕。
埃内斯托的英语成绩只能用“可怜”来形容，高中第四学年，满分10分的情况下，他平均只能拿3分。不过他的法语却很好，在母亲的启蒙下，他法语听说读写的能力都比同龄人要强，文科的成绩普遍也要优于同班同学。据他的同学回忆，他读完了所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著作，在与他的历史和文学老师讨论问题时，他们会发现这个少年想的问题非常深，也非常远。之所以其他功课乏善可陈，老师和家长认为这是因为他实在过分活跃，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到体育、国际象棋和他在省高速公路局的第一份兼职上。他的父亲因此很骄傲地评价说：“在利用时间方面，埃内斯托简直是个天才。”
第二部分：那个与哮喘病作战的孩子那个与哮喘病作战的孩子（4）…（图）
这个时期发生的一桩事，或许可以看出埃内斯托与生俱来的正义感。他们家住的那条街，旁边便是贫民窟，穷人们住在纸板糊成的小屋里。那里有个断了腿的可怜人，他的交通工具是一个靠狗拉动的小滑轮车，人们因此都叫他“狗人”，他只能把满腔愤怒发泄在比他更可怜的狗身上。每天早上出门时，他都会用力鞭打他的几只狗，这已经成了这条街上每天上演的闹剧。有一天，当地的孩子们一边嘲笑着“狗人”，一边向他身上扔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