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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几只狗，这已经成了这条街上每天上演的闹剧。有一天，当地的孩子们一边嘲笑着“狗人”，一边向他身上扔石头，埃内斯托和他的朋友们正好见到了这一幕，于是他立刻上前制止这些小孩。没想到，“狗人”非但没有 感谢埃内斯托，反倒用更肮脏的语言咒骂他，在他的眼中，仿佛充满了对埃内斯托的仇恨。用他朋友德洛丽丝·马丁的话来说，“狗人”的敌人并不是那些向他身上掷石头的穷人家的孩子，而是那个试图保护他的富有的白人少年。生平第一次，埃内斯托发现，单凭他一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法填平富人与穷人之间那条深深的鸿沟。
父母之间的关系已经从紧张变成淡漠。父亲与一个叫瑞科尔·希维娅的女人好上了，这个古巴女人长相艳丽，是当地有名的放荡女人，对于格瓦拉·林奇来说，这已经不是他的第一次风流韵事，也不可能是最后一次。这件事成了科尔多瓦的一桩丑闻，有趣的是，格瓦拉·林奇甚至曾经将瑞科尔带回过家，立刻遭到了孩子们和妻子的强烈抗议。这桩丑闻显然让埃内斯托相当生气，几年后，有一次他的女友“奇奇娜”不经意地提到了瑞科尔的名字，结果埃内斯托立刻大叫起来：“永远也不要在我面前提这个女人！”
父母之间的问题已经影响到了他们的5个孩子，据他们家的朋友贝蒂回忆，“我记得埃内斯托最小的弟弟胡安·马丁出生时，我过去看他。他们住的那幢房子乱极了，给人一种贫穷而没有出路的感觉。塞莉亚是个非常聪明的女人，而且非常有吸引力，可是在我看来，当时她似乎已经放弃了要将丈夫拉回来的念头。”事实上，埃内斯托的父母是在1947年才正式分居的。此时，丈夫已经不着家了。1943年，他们的最后一个孩子胡安·马丁在科尔多瓦出生，这个婴儿与兄长的关系非常微妙。胡安·马丁后来说：
埃内斯托既是我的大哥，也是我的父亲。他教会我走第一步路，他常常把我扛在肩膀上，他带着我玩，他就是我的父亲。
埃内斯托好像在一夜之间成熟起来。据他的一位堂兄回忆，埃内斯托似乎开始不停地打工，谁也说不清他到底在做什么，可是他总会把工资如数交给母亲，他成了这个家庭的顶梁柱。对于政治，他有了更多的思考，他关心阶级与贫富差距，希望有一天投身战争，只是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将要为谁而战，又为什么要战斗。在埃内斯托·格瓦拉诸多版本的传记中，有一个故事反复出现。那是在1943年，阿尔贝托·格拉纳多在参加一次学生反武装示威游行时，被警察局拘禁，当埃内斯托前去探监时，格拉纳多建议他和其他仍在中学读书的朋友一起，再组织一次游行。埃内斯托回答说，“去游行，然后让这帮狗屎把我们也抓进来？绝不。如果我没有一杆枪，我就绝对不会游行。”16岁的埃内斯托，虽然还不明白他的未来在哪里，可他已经发现了一个真理：永远不打没有把握的战争。
“听他的声音，你会发现他很热情，同时却又有些愤世嫉俗，他看似高傲的外表下，隐藏着深刻的智慧。”埃内斯托长成翩翩美少年。
1946年底，埃内斯托终于从高中毕业了。这年夏天，他在科尔多瓦公路局里工作，而他的家人此时已经离开科尔多瓦，搬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与埃内斯托的祖母同住。不幸的是，1947年，祖母病倒了，一向与祖母最亲的埃内斯托赶去照顾她。最后，祖母还是去世了，埃内斯托做出了一个令家人惊讶的决定。在所有人都认为他应该读工程学的时候，他却一个人跑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院注册。此时的埃内斯托已经长成翩翩美少年，人们开始以他的姓氏格瓦拉来唤他。而他的父亲，人们则喊他“老格瓦拉”或“林奇”。
为了谋生，格瓦拉从事了各种各样的职业，他不要父亲的钱，却通过父亲一个朋友的关系，在市政府的物资供应局弄到了一份抄抄写写的差事。这里成了格瓦拉最常去的地方，或者在这里看他的医学书，或者编写他自己的哲学词典。在这本词典上，他既摘抄了柏拉图与苏格拉底的经典著作，也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
在学校，他表现得非常用功。在图书馆或咖啡厅，他常常抱着书一看就是十来个小时。20年后，当年暗恋他的女同学蒂塔·因凡特回忆说：“听他的声音，你会发现他很热情，同时却又有些愤世嫉俗，他看似高傲的外表下，隐藏着深刻的智慧。”
1950年一二月份，学校放暑假，格瓦拉骑着自行车去流浪，这次旅行，他走过了阿根廷北部的12个省，跨越了4000多公里距离。当时，阿尔贝托·格拉纳多已经从药学系毕业，在科尔多瓦北部圣弗朗西斯科的麻疯病院里当药剂师。他邀请格瓦拉去那里参观，格瓦拉一下子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过，他的野心更大，决定要沿大西洋的海岸走一大圈。
这次长途旅行的交通工具，就是一辆自行车，他在上面装了一个意大利制造的小马达，每小时可以跑25公里。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发，来到圣安东尼奥，接着他连人带车上了一辆大卡车，到达出生地罗萨里奥。到了第三天，他的自行车后胎破了，好在碰到了辆顺风车，将他送到了科尔多瓦，总算与格拉纳多兄弟会合。兄弟俩陪他参观克里罗河瀑布时，不安分的他一定要攀登一座陡峭的山峰，结果在下坡时摔了下去。他颇有哲理地总结说：“就这样，我学会了登山运动的第一条规则，上去远比下来容易得多。”
第二部分：那个与哮喘病作战的孩子那个与哮喘病作战的孩子（5）
一路上，格瓦拉涉足的是一个对他来说完全陌生的世界，越往北走，接近印第安人居住的区域，这种感觉就越强烈，22岁的青年在他的笔记中写道：
要了解一个民族，不能只凭借参观天主教堂、当地的神庙、博物馆甚至是什么圣母显灵地，这些只是最表象的东西。在医院里的病人、监狱里的犯人或是忧心忡忡的路人身上，才会体现出一个民族的真正灵魂，你应该去跟他们交朋友。 旅行的最后一站是安第斯山脚下的门多萨，当他满身污垢地出现在姑妈面前时，她差点以为面前站着的是个乞丐。3月，学校开学，他如期回到学校，重新恢复了一个风度翩翩的医科学生形象。
人们都叫她“奇奇娜”。与格瓦拉一样，她也出生名门，家里马球场、游泳池、网球场这些设施一应俱全。奇奇娜的家人很不喜欢格瓦拉，他们相信这个年轻人是“共产党”。不过，这反而越发点燃起奇奇娜对格瓦拉的热爱，她决定与格瓦拉私订终身。
1950年10月，格瓦拉全家来到科尔多瓦，参加好友的婚礼。在婚礼上，格瓦拉认识了16岁的玛丽亚·德尔·费雷依拉，一个既漂亮又热情的女孩，人们都叫她“奇奇娜”。与格瓦拉一样，她也出生名门，家里马球场、游泳池、网球场这些设施一应俱全。
初次见面，奇奇娜便发现，格瓦拉与她以往认识的那群公子哥儿很不一样。首先是外表，虽然长得很英俊，可格瓦拉完全不懂得打扮自己，头发乱蓬蓬的，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夹克，裤子也很脏。可他那种大大咧咧的气质和激进的语气，对于16岁的女孩来说，却是一种独特的刺激。奇奇娜发现，她竟然对这个年轻人产生了好感。
奇奇娜的家人却很不喜欢格瓦拉，他们相信这个年轻人是“共产党”。那是在一次家庭聚会上，奇奇娜家的亲戚们正在热情赞美英国首相丘吉尔，一向不喜欢跟他们凑在一块儿的格瓦拉突然接上了话茬儿，大骂特骂丘吉尔：“这个贵族，是帝国主义的代表，他的目的只不过是要保住大英帝国，扼杀一切要独立的国家。”数年后，当格瓦拉回忆起这个小插曲时，他承认说：“这样做，一方面确实是因为我极其痛恨丘吉尔，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奇奇娜，我希望引起她的注意，希望她能崇拜我。”可是，他已经彻底得罪了奇奇娜的家人，他们禁止她再与格瓦拉这个“野蛮人”交往。不过，这反而越发点燃起奇奇娜对格瓦拉的热爱，她决定与格瓦拉私订终身。
1950年，格瓦拉一下子通过了三门考试，还差21个学分他就可以拿到博士学位了。1951年，在朋友的介绍下，他去阿根廷的货船上打工，当护士，到过库拉索岛、特里尼达岛和多巴哥岛这些地方。可是格瓦拉意犹未尽，因为“航行15天，才能在一个肮脏的港口停留4个钟头”，无法真正踏足他所经过的城市与乡村。不过这种单调的生活也有一个好处，他可以在船上复习功课，后来回到学校时，他一口气通过了6门考试，比校方规定的速度快了一倍。
旅行的计划，在他的心中越来越清晰。他仍然在与奇奇娜热恋，偷偷摸摸地与情人相会，可是，带着娇滴滴的未婚妻长途旅行？这未免太不现实了。他在筹划着一场真正属于男人的旅行，而范围，将是整个拉丁美洲。
第三部分：革命时尚主义者革命时尚主义者（1）…（图）
“我是个梦想家，向往无拘无束的生活，我烦透了医院、学校、考试这些无聊透顶的事情。” 流浪的梦想早已渗透在他的血液里，从小到大他的家就在不断的迁徙中。出发日期定在了1951年12月29日，在地图上，他们圈定了这样的线路：沿着南美的脊梁骨穿过整个南美洲，途经阿根廷、智利、秘鲁、哥伦比亚，最后到达委内瑞拉。
1951年春天，趁着“圣贝隆节”——10月17日，贝隆上校就任周年的纪念日，格瓦拉来 到科尔多瓦，与情人奇奇娜相会后，他来到老朋友阿尔贝托·格拉纳多家里。
阿尔贝托开始向格瓦拉发牢骚，抱怨工资太低，而格瓦拉紧接着说：“我是个梦想家，向往无拘无束的生活，我烦透了医院、学校、考试这些无聊透顶的事情。”
阿尔贝托突然问：“我们干脆去北美（南美北部）走走？”
“北美，怎么去呢？”
“不是还有这辆摩托车吗？”
格瓦拉兴奋地跳了起来，立刻就开始办护照和签证，流浪的梦想早已渗透在他的血液里，从小到大他的家就在不断的迁徙中。出发日期定在了1951年12月29日，在地图上，他们圈定了这样的线路：沿着南美的脊梁骨穿过整个南美洲，途经阿根廷、智利、秘鲁、哥伦比亚，最后到达委内瑞拉。
父母虽然对孩子的想法非常不以为然，可是，他们还是同意放格瓦拉远行。行程的第一站，是奇奇娜家。热恋中的这对情侣在这里度过了如胶似漆的一星期时间，格瓦拉在日记中写道：“跟奇奇娜在一起一切永远像蜜一样甜。然而，一星期之后，长久的离别就要到了。这离别一天比一天近，我就越来越痛苦。”格拉纳多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妙，他认为同伴已经醉倒在温柔乡里，他甚至做好了一个人上路的准备。
格瓦拉最终还是决定继续这次旅行，可是格拉纳多并不满足，他要考验这位热恋中的同伴。他注意到奇奇娜的手上戴着一只很漂亮的金镯子，大概很值钱，于是他怂恿同伴把奇奇娜的手镯要过来，换成他们旅行时的盘缠。格瓦拉在日记里写下了这件不那么光彩氖虑椋？/P>；
我把她的手紧紧握在手心里，说，‘奇奇娜，这个手镯如果它能在整个旅途中，一直陪伴着我，给我指引方向，给我留作纪念，那该多么好！’可怜的姑娘，我知道，她从来没有掂量过黄金的分量。她的手指想要触摸爱情，而爱情却使我去询问这只金手镯是多少K的。
别离不可避免地到来。临走时，奇奇娜塞给格瓦拉15美元，央他为自己买一条镶花边的连衣裙，而格瓦拉则送给她一只名叫“康白克”（eback，意即“回来”）的小狗。一切，都如此甜蜜。可是，这对恋人之间的感情已经出现了很大的裂痕。就在格瓦拉走后，她就写了封信，要求与格瓦拉分手。直到一个月后，也就是1952年2月12日在穿过智利边境的前夜，格瓦拉才收到这封信。对于又累又乏的格瓦拉来说，这封信尤如当头一棒，他写道：“我相信她是爱我的，我应当用思想去征服她。她是我的。我曾经跟她睡过觉！”可是年轻人复元的能力，甚至可以超乎他自己的想像，格瓦拉很快却发现，他并没有为此痛苦多久，因为“我不可能再坚持，坚持也没有用”。
为了省钱，他们能骗则骗，声称自己是麻疯病专家，当地的媒体也注意到了这两位举止奇特的外乡人，纷纷登出他们的照片和新闻。�
两个人的旅行，总是充满了磕磕绊绊，为了省钱，他们采取了能骗则骗的战术。找不到朋友帮忙时，他们就出示助理医师和药剂师证件，在医院或者警察局借宿。
1952年2月13日，也就是刚刚失恋后的一天，他们到达智利。这时，他们的旅行才真正有了那么点“环游南美”的意思。在智利一个小村庄暂住时，他们与当地的医生谈话，得知复活节岛上有一个巨大的麻疯病院，两个医务工作者大感好奇。他们碰到了两个同样是来旅游的巴西黑人姑娘，关于这次艳遇，格瓦拉在日记里有很清楚的描写：“我把我的那个女伴引到湖岸，谈了一会儿生物化学以后，我们双酵猓刖植拷馄恃В蚁Ｍ灰值教嘎叟咛パУ牡夭健！钡钡氐拿教逡沧⒁獾搅苏饬轿痪僦蛊嫣氐耐庀缛耍裢呃透窭啥嘤谑腔钛Щ钣霉赜诟椿罱诘旱闹叮扑鞘锹榉璨∽遥峁钡氐募讣冶ㄖ椒追椎浅鏊堑恼掌托挛牛晏馐恰读轿话⒏⒙榉璨∽移锬ν谐德文厦馈贰？/p>；
尽管行程充满了欢乐和艳遇，可是格瓦拉也开始体会到了越来越沉重的悲哀，当他看到越来越多的穷苦百姓时，格瓦拉日记中的笔调也渐渐沉重起来。来到智利港口城市瓦尔帕莱索时，他们本想直接前往复活节岛，成为真正的麻疯病医生。可是一打听才发现，每半年才有一艘船驶往复活节岛，于是，格瓦拉和同伴不得不滞留下来，在当地为人看病。
本身就患有哮喘病的格瓦拉大夫，被叫去给一个患慢性哮喘病和心脏病的老妇人看病。这次经历给了他很大震动，他写道：“这个可怜的老妇人置身的环境糟透了，满屋子都是汗臭和脚臭味，加上到处飘浮的尘土，她没有哮喘病才怪。此外，她的心脏也很虚弱。这种情况已经超出了一个医生的能力范围，特别容易让医生产生这个社会不公平的念头。”最后，他总结道：“在这些没有明天的人身上，我们可以窥见全世界无产阶级所深受的苦难悲剧。在这些垂死者的眼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希望家人原谅的卑微愿望和渴望得到家人安慰的绝望哀求。”
第三部分：革命时尚主义者革命时尚主义者（2）…（图）
没法按原定计划去复活节岛，格瓦拉和格拉纳多只好调头往北走，最后到达了丘基卡马塔——全世界最大的露天铜矿。这是智利的一座“魔山”，方圆几公里之内都是铜矿，巨型的卡车将成吨的矿石运送到冶炼厂，再进行爆破，同时，100米高的烟囱向天空喷出带着硫磺的浓烟。当时，这个铜矿由美国公司投资，一直到了20世纪70年代，铜矿才最终被智利收归国有。 在这里，格瓦拉和格拉纳多如此近距离地体会到阶级斗争的现实。他们碰到了一位老矿工和他的妻子，夫妻俩都是智利共产党员。当时，智利共产党还是非法组织，两人向年轻的旅行者们讲述了美国公司和智利政府是怎样将他们这样争取工人权利的人列上黑名单，又是如何来残害他们的。
格瓦拉成功地混进铜矿，在那里看门。在那里，他们刚好碰到了一次罢工事件，格瓦拉在日记中语带讥讽地说：“那些傻帽儿美国人，他们不肯多给可怜的工人一丁点儿工资，结果罢工的时候，他们每天得损失上百万比索。”
旅行者继续向秘鲁前进。他们首先要走过两个神奇的地方。一个是印加古国首都库斯科，另一个是马楚比库废墟。这里距诗人聂鲁达笔下的“老山”还有若干公里。聂鲁达说，这座山是南美大陆文化的祭坛。由于这里表面覆盖了一层茂密的植被，人们一直不知道有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存在，直到1911年，美国学者宾哈姆在这里发现了印加人的废墟。
面对这些印加文化的遗迹，格瓦拉格外兴奋，他走遍了所有台阶和神庙，不停地素描、作笔记。在这里，他逗留了整整10天，写下了15页汪洋恣肆的笔记。他甚至有些同情那些“北美的游客”：“一般来说，那些舒舒服服坐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