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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律己的苦行僧。因为他相信，惟有如此，他才能令自己的手下信服。
格瓦拉把这支纵队分成三个小分队，一面带领他们战斗，一面向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很快，格瓦拉的权威在纵队中树立了起来，大家都非常崇拜这个来自遥远国度的硬汉——他竟然能在哮喘病发作时坚持扛着子弹箱进行战斗！而社会主义的基本知识也在这群“农民盲流”中得到普及。他在自己的纵队里建立了一个“尖刀连”，专门执行最危险的任务，格瓦拉发现，他的士兵们很快就显露出了难得的战斗精神。他在日记中写道：“‘尖刀连’是革命精神的典范，只有经过精心筛选的志愿者才能加入。每当‘尖刀连’有人死去——这是每场战役不能避免的事情，我们就会找到新的人选。这时我会发现，那些没有选上的人表现得非常痛苦，有些孩子甚至会失声痛哭。看到这些高贵的勇士们流下绝望的眼泪，我的心里真是百感交集。”
人们对格瓦拉又敬又畏，因为有时候他甚至可以用“残忍”来形容。站稳脚跟后，他们发现眼下必须清除当地的一些土匪。有一次，他们生擒了当地的土匪头子，这个人无恶不作，和他一起被抓到的，还有强暴妇女的三个农民。他把土匪头子枪毙了，却给其他三个人留下一条小命。但是，格瓦拉下令将他们的眼睛蒙上，来一次假处决。“朝天开了三枪后，他们发现自己居然还活着，其中一个人向我跑过来，跪在我面前亲了我一口，好像我是他爸爸一样。”记者圣乔治·安德鲁把这一幕写在了《观点》（Look）杂志上，还因此得了奖。
1957年12月的一场战斗中，格瓦拉被敌人打中了左脚踝骨。后来，在拉梅萨小学的课桌上，马恰迪托大夫用一把剃须刀，将他踝骨上的子弹挖了出来。马恰迪托后来成了政府的卫生部长。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像一个孩子一样，格瓦拉将这粒子弹挂在脖子上。
古巴解放了。卡斯特罗不能让一个外国人第一个进入哈瓦那。于是，1959年1月2日，哈瓦那人卡米洛，兵不血刃第一个走进哈瓦那；而格瓦拉却驻扎在几个钟头路程以外的卡瓦尼亚堡，接受政府军的投降。
他还忙里偷闲谈起了恋爱，阿莱伊达·马奇成为格瓦拉的第二任妻子。
1958年2月，卡斯特罗发动了全新攻势：破坏糖厂、炼油厂、烟厂、公共设施和铁路，他的口号是，“有巴蒂斯塔就没有收成，有收成就没有巴蒂斯塔。”到8月底，“七二六运动”共破坏了古巴200万吨的糖产。
美国的态度值得玩味。总的思想当然是控制事态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商业利益。可是华盛顿内部的分歧却很大，国防部和美国驻古巴的军队，与反共机构BRAC合作，想要继续支持巴蒂斯塔政权，摧毁游击队。与此同时，国务院和CIA却认为，让巴蒂斯塔彻底滚蛋才是控制局势的最有效方法。也正因为如此，种种证据表明，在1957至1958年间，CIA暗地里向“七二六运动”提供了大笔资金。到了1958年3月，美国停止向巴蒂斯塔供应武器，政府军已经到了崩溃边缘。
第四部分：古巴革命中的格瓦拉古巴革命中的格瓦拉（4）
4月，卡斯特罗号召工人起义；26日，总罢工开始。这是一次彻底失败的行动，具体领导罢工的福斯蒂诺·佩雷斯并没有动员一切反对派的力量，甚至没有在各处张贴告示，告知大家罢工的具体时间。结果到了预定时间，只有一些家庭主妇在电台里听到了这个消息。少数几支支持罢工的游行队伍被镇压在血泊中，150余人被杀，100多人被捕。
巴蒂斯塔以为卡斯特罗就快不行了，加派1万余兵力以及飞机、大炮、舰艇，决定将山区 里的280个游击队员一举歼灭。这场热战没有像巴蒂斯塔想像中那样轻而易举地结束，战斗持续了76天，游击队熟悉地形，打了就跑，诱敌深入，政府军被歼灭1000余人，还送给游击队600多件武器，其中包括一辆坦克和20门大炮。到了8月底，政府军将游击队的交通道路全部破坏，格瓦拉和他的游击队只有打着赤脚，在泥地上艰难行走。10月2日，格瓦拉的日记这样写道，“我们已经三天没有吃饭，也没有睡觉了。完全是在靠意志坚持着。坚持不住了就在泥地里偶尔打个盹。”格瓦拉的哮喘病又发作了，可他仍然最后一个睡、第一个醒来，夜里还不时地出去巡视。
9月初，格瓦拉和当初差点误杀了他的老友卡米洛会师。两队人马，一共230个战士，被格瓦拉用尽了各种方法，逼着往前挪动脚步。10月16日，他们终于赶到拉斯·维拉斯省的埃斯冈布拉伊山，这里激流很多，陡峭的山脉刚好适合打伏击战，政府军不敢深入敌后，格瓦拉终于有了点空间，他在这里建立弹药厂，又进行了一次土地改革，同时开办军校培养新兵。
他还忙里偷闲谈起了恋爱，他遇见了阿莱伊达·马奇，她又年轻又漂亮，长着一头金发。更重要的是，她与格瓦拉在思想上完全一致，她本人也参加了“七二六运动”。后来，她成为格瓦拉的第二任妻子。
12月21日，首战告捷，游击队攻下了卡瓦甘和瓜亚约的两处军营。在卡瓦甘，格瓦拉少校跳上一个小楼的屋顶指挥作战，不料被一根电视天线绊倒，滚了下去，摔在一个花盆上。他右眉弓被撕裂，左手腕脱臼，军医将他的左手前臂打上绷带，再用一块黑布吊了起来，倒让他看起来更潇洒。
12月27日，格瓦拉和他的部下解放了8000平方公里土地和50万人民。他们现在的主要目标是圣克拉拉，古巴第二大城市。这里驻扎了3200名士兵，并配备了坦克和大炮。而格瓦拉与同伴卡米洛率领的队伍，加在一起才只有360人。仔细研究地图后，格瓦拉发现可以走一条小路潜入城中。28日凌晨，战斗开始，到了第五天，也就是1959年元旦，守军指挥官逃走了。收音机里传来更震撼人心的消息：巴蒂斯塔在例行的元旦晚宴上，胡乱吃了点饭，便向在场的人士宣布，现在事态已经超出了他的控制，他要离开古巴。随后，他携带巨款和家人登机逃往圣多明哥，而后流亡美国。夜里12点半，最后一批守军投降。凌晨两点，格瓦拉和卡米洛向哈瓦那挺进。
1月2日，临时政府总统乌鲁希在圣地亚哥宣誓就职，卡斯特罗的大学老师米罗·卡迪纳担任总理，卡斯特罗被任命为古巴武装部队总司令。
此时，卡斯特罗玩了一点花招，他不能让一个外国人第一个进入哈瓦那，他一再表示，应由“卡米洛的纵队当先头部队，首先攻占哈瓦那”。于是，1959年1月2日，在哈瓦那土生土长的卡米洛，兵不血刃地第一个走进哈瓦那。而格瓦拉却驻扎在几个钟头路程以外的卡瓦尼亚堡，接受政府军的投降。
第五部分：工业部长阁下工业部长阁下（1）…（图）
“我是格瓦拉司令。”很多昔日的游击队员，包括卡斯特罗本人，都已经搬到了哈瓦那的希尔顿酒店居住，可他却坚持住在卡瓦尼亚堡阴冷潮湿的房间里。
战争结束了，卡斯特罗并没有重用自己的亲弟弟劳尔和格瓦拉，因为这两人的共产主义倾向表现得太明显。于是，他派弟弟担任奥伦特省省长，而格瓦拉留在卡瓦尼亚堡当司令。 格瓦拉仍然怀着极大的热忱做每一件工作。1月13日，他在卡瓦尼亚堡发起了学文化运动，让那些习惯举着枪杆子的军人拾起纸笔，学习古巴历史、地理、经济和政治。他仍然保持着打仗时的生活习惯，每天很晚才睡觉，当其他游击战士已经被哈瓦那这个花花世界迷惑时，他仍然保持着最朴素甚至清苦的作风。他总算剪掉了长发，但还是不愿整理好胡子。他穿上了一身干净的军服，口袋却总是鼓鼓囊囊，里面塞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是笔记本、铅笔、香烟，还有治疗哮喘的喷雾剂。来访的人总会惊奇地发现，这个面容严肃的人说话竟然带着浓厚的阿根廷口音，而且，他的声音那么小，让人感觉他的身体糟糕极了。很多人发现格瓦拉难以接近。一次，电视记者皮内利采访格瓦拉，随口说：“那么，切……”格瓦拉立刻打断了记者的提问：“对于你来说，我是格瓦拉司令，切是留给我的战友和朋友叫的。”
卡瓦尼亚堡被改建为军事监狱，而格瓦拉成为最严厉的检察长，负责清除巴蒂斯塔时代的战争罪犯。他要对付的，主要是在专政时期利用刑讯逼供和暗杀对付老百姓的政客和警察。有多少人在这一时期，被控反革命，遭到军事法庭或特别军事法庭处决，人们很难下一个定论，不过一般认为，人数应该在600人左右。格瓦拉相信，这完全不是滥杀无辜，对于很多殴打或者虐待犯人的警察，他们都没有进行处理，遭到处决的那些人，往往都是屠杀了上百人的凶手。他很坦然：“革命的公正是真正的公正，不是怨恨，也不发泄不满，既然判了死刑，就要依法执行。”绝大多数古巴老百姓支持处决战争罪犯的行动，可是美国人却很不安，他们形容往日美丽的哈瓦那已经血流成河，而格瓦拉就是那个心狠手辣的杀人魔王。
很多昔日的游击队员，包括卡斯特罗本人，都已经搬到了哈瓦那的希尔顿酒店居住，可格瓦拉却坚持住在卡瓦尼亚堡阴冷潮湿的房间里。他的哮喘病不断反复发作，医生又发现他身上还有一个结核病灶，他只好同意去塔拉拉海滩的一个别墅里疗养，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就是小渔港科希马尔，当年海明威就是在那里写出了《老人与海》。
生活稍稍安定了一点，1月9日，格瓦拉突然接到消息，他的父母和家人将要来看他。在机场见到了已经阔别6年的父母和弟妹时，格瓦拉激动得大哭，哮喘病再次发作。他这才知道，这是他老友卡米洛的杰作，他瞒着格瓦拉，包了架飞机，将他的家人接到古巴。
父亲发现儿子变得如此陌生：“他很瘦，变黑了。以前他说话很快，滔滔不绝，现在却说得很慢很少，而且声音低沉。但他的眼神却没变，还是那样锐利，又有点嘲讽的意思。”父亲劝他该继续行医，他笑着说：“你和我同名同姓，干脆你冒名顶替，替我当这个医生好了。”过了些时日，父亲旧话重提，他很严肃地答道：“我的医学知识已经生疏了，现在，我只是建立政府的一名战士。我不知道将来我会做什么，甚至不知道我的尸骨将埋在哪里。”格瓦拉对他家人的态度也像对待同志一样严肃，卡米洛替他们在希尔顿饭店留了房间，没住几天，格瓦拉便让家人搬去与自己同住。有一天，父亲突发奇想，想去儿子打游击的地方看看，儿子表示当然可以，但他们得自己出汽油钱，这件事也就慢慢搁置下来。
一家团聚了，格瓦拉想起了他还有妻子、有女儿，那个他唤作“我的小印第安姑娘”的女孩。他离开墨西哥的时候，她还不会走路呢，现在，女儿该有两岁大了吧。1月21日，伊尔达·加德亚带着女儿来到哈瓦那。事实上，1958年，伊尔达曾经写信给格瓦拉，表示愿意与丈夫一起战斗，可格瓦拉置之不理。
夫妻相见，格瓦拉坦言，他已经爱上了别的女人，在打游击时认识的金发女孩阿莱伊达。伊尔达悲痛欲绝，可是又颇感欣慰，因为在她哭泣时，格瓦拉叹道：“我还不如在打仗时被人打死。”5月22日，格瓦拉与伊尔达离婚。6月2日，在卡斯特罗的建议下，格瓦拉与阿莱伊达结婚，阿莱伊达不仅担负起了照顾小伊尔达的任务，还在接下来的6年里生下4个子女。在婚礼上，人们发现，原来格瓦拉笑起来像个孩子一样，在结婚时的一张照片上，人们看到，阿莱伊达说了个笑话，格瓦拉和新婚妻子竟然笑弯了腰，从客厅手拉着手跑出去，就像一对两小无猜的玩伴在做游戏。
10月，劳尔出任国防部长，格瓦拉莫名其妙地成为国家银行总裁。这真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1959年2月7日，格瓦拉被授予“古巴公民权”的身份，此举是必要的，作为人民军司令和卡斯特罗的亲信，他必须是古巴人。
格瓦拉竭力想要影响卡斯特罗的政治倾向，但卡斯特罗并不为之所动。1959年4月，卡斯特罗受到美国数家媒体的邀请出访美国，在华盛顿他见到了很多美国政要，其中就有副总统尼克松。卡斯特罗一直谨慎地表示，古巴不会采取任何伤害美国利益的事情，甚至说，他的心“在西方”。结果会谈结束时，CIA关于拉美共产主义的“专家”总结说：“卡斯特罗不是个共产主义者，相反，他有强烈的反共倾向。”尼克松则发现他仍然很难掌握卡斯特罗的思路，他困惑地下结论说：“卡斯特罗这个人，要么就是对共产主义一无所知，要么就是严格遵守了共产主义的清规戒律。我们应该依情况行事。”
第五部分：工业部长阁下工业部长阁下（2）…（图）
格瓦拉不同，1月初刚进入哈瓦那时，一个记者问他是不是共产党人，他就坦率地回答说：“我是个共产党，但是，我不是古巴社会人民党员。”
就连赫鲁晓夫也对新生的古巴充满疑惑，他还编了个笑话，当时颇为流行：
“有一天，上帝召见古巴领导人，上帝开始问，‘谁是共产党人？出列向前走三步。’ “格瓦拉第一个出列，向前走三步。接着是劳尔·卡斯特罗。再没有人出列了。
“于是上帝对菲德尔·卡斯特罗大叫，‘喂，你不是共产党员吗？为什么不出列？’
“卡斯特罗看看上帝，委屈地叫起来，‘上帝啊，我什么时候变成共产党了？我根本就不是啊。’”
在古巴，多项改革都在格瓦拉的建议中展开。1959年5月7日，卡斯特罗开始履行1958年10月在马埃斯特腊山签署的《土地改革法》，法令禁止庄园存在，任何地主不得把土地扩展到400公顷以上，超过部分由政府征收。为了避免地主将土地化整为零，又规定大规模农场面积同时不得小于27公顷，可是，某些特定的项目可以保持1350公顷土地。如此，古巴政府将217万公顷土地分配给了10万户农民。
土改不可避免地威胁到了美国利益，政府没收了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3。6万公顷土地，大批自由派和温和派政客纷纷请辞。乌鲁希总统也因为反对如此激进的土地改革，而被愤怒的民众包围，匆匆躲进委内瑞拉大使馆避难。卡斯特罗扶持法律部长多尔钱戈斯担任古巴总统，其实，他已经成为古巴真正的领袖。
对外，卡斯特罗仍然表示他的这一系列举措都不是共产主义，而是“人道主义，古巴既不要右的专制，也不要左的专制，现在进行的是人道主义革命”。可是格瓦拉却不同意，他宣称，这场土改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正义战争。土地改革剥夺的是那些强占别人土地的人，而强占得最多的，是国家部门中的权贵，或美国政府中的人”。
10月，劳尔出任国防部长，格瓦拉莫名其妙地成为国家银行总裁。这真是一个天大的误会。有一次开会时，卡斯特罗问大家，谁是搞经济的？格瓦拉立刻将手举得高高的。没有犹豫，卡斯特罗立刻就任命格瓦拉担任国家银行总裁这一要职。散会时，卡斯特罗这才将格瓦拉叫过来，问他，“你什么时候成经济学家（Economista）了？”格瓦拉纳闷道：“什么？我当时听你明明说的是共产主义者（munista）！”就因为这两个单词发音如此相近，格瓦拉司令摇身一变，成了格瓦拉总裁。
没有人比格瓦拉更好学。他每天上午8点出门，下班后与真正的经济学家们讨论，一直研究到凌晨两三点，车上放了几本书，供他恶补经济学知识。虽然成为银行家，他还是不改军队里的作风，在办公室放了张行军床，整天穿一套军装，头上戴着贝蕾帽，腰间别着手枪，只有去洗手间时才会把手枪暂时解下来。要发行新钞票了，钞票正面印着古巴民族英雄的肖像，背面则是游击队员们的图像，格瓦拉大笔一挥，在钞票上签下了“Che”——他第一次体会到当银行家的乐趣。
也就在这段时期，他的好友卡米洛失踪了。在打游击时，他是格瓦拉的生死至交，战后，只有他想到格瓦拉已经6年没有见到自己的亲人，设法将他的家人接到哈瓦那。10月26日，他与飞行员两人乘小飞机回哈瓦那，结果连人带机失踪。军队搜索了20天，依然一无所获。这对格瓦拉是个巨大的打击，在《游击战》中，他写了一大段长长的题词纪念卡米洛，“他是跟我一同打过上百次仗的战友，他本来应该读我的这本书，提很多意见。卡米洛为人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