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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瓦拉的第一反应，是准备打仗。10月22日晚上，在得知美国的孤立政策后，他立刻赶回工业部自己的办公室，摘下挂在墙上的药袋，背上装满子弹的冲锋枪，匆匆跳上吉普车，赶往距导弹基地最近的瓜内镇。随后，他挑选了6000名士兵，要他们自行解决武器和交通工具，准时开赴战场。10月27日，美国人的一架U…2侦察机被击落，飞行员就是发现古巴导弹装置的安德森。
关于这架侦察机是由谁击落的，到现在还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苏联的地对空导弹击落的，也有人相信是格瓦拉击落的。甚至还有一种更传奇的说法，说是那天卡斯特罗前去基地，看到雷达上正在显示侦察机飞越古巴领空的航线，他于是问旁边的人：“导弹怎么才能把飞机打下来？”有人就指了指导弹发射按钮。于是卡斯特罗下意识地按下按钮，大家还没反应过来，导弹已经将侦察机准确无误地击落。
在古巴已经进入战斗状态的时候，苏联人还在与美国谈判。10月26日，赫鲁晓夫提出和解条件：美国人保证绝不侵犯古巴，那么苏联就在联合国观察员的监督下，把导弹撤走。10月28日，美苏双方正式达成妥协。
卡斯特罗和格瓦拉认为苏联老大哥背信弃义，一心想要发动核战争的卡斯特罗从广播中听到这一消息后，气得一拳把房间里的镜子打碎，还砸烂了自己的一副眼镜。格瓦拉则立刻下令切断与苏联部队联络的电话线。
第五部分：工业部长阁下工业部长阁下（6）
卡斯特罗坚决拒绝联合国稽查小组到古巴，倒霉的米高扬奉命前去安抚古巴人。卡斯特罗拒绝见米高扬，让他等了整整10天，结果连妻子去世都没办法赶回去见最后一面。卡斯特罗始终不肯承认，在这次导弹事件中，古巴还是赢家。客观地说，他们因此而得到了美国的保证，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全心全意投入经济建设。
“零度点”训练基地，集结了来自委内瑞拉、尼加拉瓜、秘鲁等国的青年战士，格瓦拉是这里的负责人，他不仅向战士们传授战争知识，讲授游击战战术，更向年轻人讲解马克思主义。
受古巴影响，南美的革命形势如暗潮般涌动。1961年10月，格瓦拉的危地马拉同志胡里奥·卡西莱斯悄悄离开古巴，回到家乡继续打游击。临走时，格瓦拉向卡西莱斯传授自己的经验，总结为三个要诀：经常转移、绝对怀疑、持久警惕。经常转移：游击战的要义就在于绝不能在同一个地点停留超过两夜，要不断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绝对怀疑：不能小觑斗争的复杂性，不要相信身边的任何人，除非已经牢牢控制了一个解放区；持久警惕：不能在屋子里睡觉，以免被敌人包围，昼伏夜出，加强巡逻。可惜，在1962年3月，格瓦拉就听到了卡西莱斯阵亡的噩耗。
无论如何，革命的种子已经在危地马拉生根发芽。3月至4月，人民的反政府运动风起云涌，大学及中学停课，首都交通瘫痪，革命行动联合会将各种革命力量组织在一起。当年12月，游击队成立了一支统一的起义军。拉丁美洲游击战的序幕渐渐展开。这正是格瓦拉所期待的，他相信南美各国本身就是血脉相连的兄弟，此时应该展开“洲际革命”，以此来打破美国的统治，各国通过武装斗争获得真正的独立自主。 离哈瓦那不远处，出现了一个叫“零度点”的神秘训练基地。这里集结了来自委内瑞拉、尼加拉瓜、秘鲁等各国的青年战士，分成36个营区接受分批训练，而格瓦拉正是这里的负责人。他不仅向战士们传授战争知识，讲授游击战战术，更向年轻人讲解马克思主义。有趣的是，格瓦拉前妻伊尔达的弟弟里卡多也在其中，高中毕业后，他来到哈瓦那读经济学，参加过击退猪湾侵略者的战斗。
第五部分：工业部长阁下卡斯特罗对切不耐烦了
古巴导弹危机过去半年，卡斯特罗的气终于消下去了。1963年4月26日，卡斯特罗前往莫斯科，赫鲁晓夫颁发给他一面金星列宁勋章，而且以极其热情的语言歌颂卡斯特罗，“普罗米修斯把永恒之火传给了人类。你，为了自由而战的勇士，把十月革命的圣火传到了西半球。”除此之外，赫鲁晓夫还给了卡斯特罗相当实惠的好处：苏联政府保证向古巴提供1500辆拖拉机和3500辆收割机，而且答应以国际市场上的最高价收购古巴砂糖。 卡斯特罗已经忘记当年他是如何咒骂苏联人的了。回国后，他重新将甘蔗种植放在第一位，这样，格瓦拉领导的工业部将不再是国家的关键部门。格瓦拉非常不赞同卡斯特罗这种极端近视的做法，私下里他对人抱怨说，一个农业的古巴，一个再次成为“世界糖王”的古巴，将可能会导致社会主义的覆灭。古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才取得了今天难能可贵的自由，如果将经济命脉交到苏联手上，成了“苏联的女儿”，那与当年将“宗主权”交给美国又有什么分别？
在南美革命这一问题上，格瓦拉与卡斯特罗的意见也出现了严重分歧。卡斯特罗并不十分热衷于继续搞革命，在他看来，也许“零度点”训练基地存在的惟一价值就是牵制美国人。1964年7月，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理查德·埃德尔采访时，他就公开表示：只要美国停止敌视古巴，古巴就会终止援助拉美的革命运动。
格瓦拉的意见则截然不同。1963年委内瑞拉政府发现了一批苏联和捷克制武器，后来查实是由古巴提供的。所有人都相信，这些武器就是由格瓦拉帮助运到委内瑞拉的，格瓦拉也没有否认。他还在几次会议中不断强调：美洲各国人民解放的道路，都必须经历枪林弹雨的考验，古巴革命已经树立了典范，各国必将沿着古巴的道路前进。在格瓦拉看来，帮助拉美进行武装斗争，这已经是他现在惟一能做的事了，他在古巴的价值已经不再重要。在给儿时好友格拉纳多的信中，他表现得相当苦闷，说：“我整天只能坐在办公室里批公文，其他人却在为他们的理想出生入死。我根本就不想当部长，也不想这样庸庸碌碌虚度年华。”可是他的言行，无疑让卡斯特罗在外交上相当被动，一些同志发现，这时卡斯特罗和格瓦拉已经很少私下谈心，格瓦拉偶尔去卡斯特罗的办公室，出来时脸色也总是阴沉沉的。
在古巴国内，格瓦拉露面次数已经变得非常少，即使偶尔露个脸，也不再说话。可当他出现在国际社会时，说话的语气却越来越激进——这也许正是他决心离开古巴的一个兆头。
1964年12月，格瓦拉出现在联合国第19次大会上，当其他国家的领导人都穿着西服时，他却一身橄榄绿军装，还始终衔着粗粗的古巴雪茄，再一次引起全世界媒体的关注。在会上，格瓦拉从容不迫地发言，他谈到了老挝、越南和中南美洲受美帝国主义压迫的情况，呼吁各大军事集团尽快停止制造和实验核武器，进行全面裁军。最后，他再次要求美国停止对古巴的经济封锁，停止对古巴的破坏行动。
就在他讲话时，一小群古巴难民在联合国大厦门口示威，一个女示威者想把古巴国旗扯下来，结果被格瓦拉的保镖拦住。事后她承认身上藏了把刀子，想要刺杀格瓦拉，格瓦拉倒觉得这件事很好笑，他打趣说：“死在女人的刀下，总比死在男人的枪下好。”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在纽约期间，格瓦拉竟然参加了一个资本家的家宴。洛克菲勒在格瓦拉来美国时，为他举办了一个接风宴会。后来人们分析，之所以格瓦拉会接受洛克菲勒的宴请，也许是因为洛克菲勒本人相当具有叛逆精神，毕竟在20世纪60年代，反叛是更高级的时尚。为了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格格不入，格瓦拉甚至脱下了军装，穿上了一套熨烫得服服帖帖的麻质衣服。宾主都非常渴望见到这位传奇人物，可是当格瓦拉真的出现在他们面前，气氛却一下子变得很僵硬。大家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又害怕自己说的东西会受到格瓦拉无情的讽刺和抨击。可是格瓦拉本人却显得相当镇定自若，甚至入乡随俗地喝了好几杯红酒——格瓦拉始终没有改变他的饮食习惯，他喝不惯古巴人酿的朗姆酒，一直热爱家乡的红酒和马黛茶。
第五部分：工业部长阁下那人把自己打扮成格瓦拉
格瓦拉有一架可以任凭他差遣的飞机。12月中旬，刚刚参加完联合国大会，他就风尘仆仆地前往非洲、中国等各地访问。
第一站是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是格瓦拉的热心拥护者。他们之间的沟通几乎没有任何障碍，既可以说法语也可以说西班牙语，因为本·贝拉的出生地曾受到西班牙势力入侵。本·贝拉将首都阿尔及尔的一座花园别墅提供给古巴，让这里成为拉美和非洲解放运动的秘密训练基地。
从12月25日起，在古巴驻阿尔及利亚大使塞尔格拉的陪同下，格瓦拉开始访问独立不久的非洲七国，先到达马里、刚果（金），又到几内亚，接着是加纳、达荷美（现在的贝宁）。可是在1965年1月25日，他却突然中断访问，返回阿尔及尔，接着立刻飞抵巴黎。
巴黎是格瓦拉最喜欢的城市之一，在这里，他暂时忘却了自己的革命工作。两天里，他闲散地出没于塞纳河左岸，买了一大堆书。他还是像往常一样穿着土黄色大衣，戴着贝蕾帽，嘴上还叼着雪茄。结果，这个奇装异服的人立刻就引来了巴黎市民的注意，一些人对他大叫：“老兄，真有你的，竟然打扮得跟格瓦拉一个样子！”
1965年2月初，格瓦拉突然去了中国，这是他第二次来中国。与他同行的还有古巴建设部长奥斯马尼（好友卡米洛的哥哥）以及社会革命爱国联盟秘书阿拉贡。他们与邓小平和刘少奇进行了会谈，可是毛泽东这一次并没有见他们——中苏关系紧张，古巴在公开场合是站在苏联一边的。对于自己为什么要转个弯去中国，格瓦拉的解释听来有些空洞：“中国之行是一次闪电式的旅行，目的是和中国共产党交换一系列意见，为了研究发展我们互相帮助的方式方法，我们谈了各自的意见和看法。”人们分析说，格瓦拉此行的目的是要斡旋中苏关系，他始终认为中苏之间关系紧张不是件小事，这意味着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遭到削弱。
访华结束后，格瓦拉再次去巴黎，仔细参观了卢浮宫，然后折返非洲的坦桑尼亚和刚果。坦桑尼亚之行给他很深的印象，在日记中他写道：“访问特别有教育意义。一大批争取自由的战士留驻在这里，他们大多数住在舒适的酒店里，把他们的遭遇变成了一种真正的职业，一种有时有油水，而且几乎总是很顺利的营生。他们个个都叫喊着要去古巴接受军事训练，让我们给点资助，这简直成了他们的口头禅。”显然，对这群黑人兄弟，格瓦拉的印象并不是太好。
一路走下去，同伴们发现，格瓦拉的表情越来越凝重，他显然有心事。2月24日，他再次来到阿尔及尔，出席亚非团结组织经济讨论会，会议上格瓦拉的情绪甚至有些失控。他公开表达了他对苏联及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不满，因为这些国家援助了阿尔及利亚后，居然立刻开出发票，让阿尔及利亚赶紧支付。他的声音比平时高了几度：“社会主义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帝国主义剥削者的帮凶。他们有道德上的义务，与他们的西方剥削国家划清彼此心照不宣的同谋关系。”
作为穷国反对富国的代表，格瓦拉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国际关系”概念：首先，公平转让知识和技术（“放弃现行的专利许可做法，让不发达国家得到发达国家的技术”）；其次，尊重各国文化，前来援助的工程技术人员应该为人师表，尊重环境、语言和风俗习惯的差异（这一点，格瓦拉特别要表扬中国，因为中国来古巴的技术人员甚至不要工资）；最后，重开债务谈判，再次审查压在穷国头上的外债。
也许连格瓦拉本人都没有想到，他会在这次大会上抛出这些言论。他更加无法估计这次演讲产生的影响，在当时的社会主义世界，还没有谁这样评价他们的苏联老大哥。他的演讲稿甚至开始在巴黎的左派大学生中间迅速传播。
就在他做这个演讲的当天，妻子阿莱伊达生下了他们的第四个孩子，这是个男孩子，秉承他们家的起名传统，这个孩子就以父亲的名字“埃内斯托”命名。
第六部分：迷失在刚果告别仪式（1）…（图）
1965年3月2日，格瓦拉折返埃及开罗。权衡好久，他终于相信总统纳赛尔应当是个靠得住的人，于是向他透露，他想带一个古巴黑人兵团支持刚果。3个月前，一群白人伞兵突袭了刚果北部城市斯坦利维尔，而这些伞兵搭乘的正是古巴反卡斯特罗人士驾驶的美国飞机。
纳赛尔对格瓦拉的计划提出质疑，他坦诚地说：“这件事不可能成功。你是白人，很容易就会被人发现。假如你或者埃及派军队去刚果，人家就会将这说成是武装干涉，弊大于利 。”格瓦拉显得很焦虑，他先是再一次批评了少数社会主义国家自私自利，接着说，在古巴革命之前，只有秘鲁发动过革命，“但是秘鲁的所作所为像个懦夫，它没有勇气面对死亡，而是临阵脱逃。”他又说，“一个人一生的关键时刻就在于他下定决心面对死亡时，如果他决心坦然面对死亡，他就是个英雄，至于他的事业成功与否，那已经不再是关键。可是假如他不能面对死亡，那么，他永远只不过是个政客。”听了格瓦拉的慷慨陈词，纳赛尔像是个老大哥一样，摇着头劝格瓦拉不要老是把死挂在嘴上：“为什么总是说死呢？你还年轻嘛。如果有必要，我们会为革命而死，但最好还是为它而活着。”
在开罗的一个晚上，他与纳赛尔的助手《大金字塔日报》记者洛夫蒂·艾尔科一起观赏夜景。在路上，格瓦拉发现一个姑娘向自己频传秋波，虽然艾尔科一再告诉他，那只不过是个烟花女，可格瓦拉还是塞给姑娘一张写有自己酒店房间号的纸条。女孩去了格瓦拉下榻的谢弗德酒店，当然，门口的警卫拦住了她。双方正在争执，格瓦拉出现了，他一把拉住了姑娘的胳膊，把她带进自己的房间，还让警卫去其他地方看看，最好再送几个这样的姑娘进来。事实上，格瓦拉曾经说过，他怀疑自己的灵魂，因为他可以同时爱上好几个女人。在一次开会时，他说过这样一段话：“从来没有人规定一个男人必须一辈子和同一个女人过日子。不要偏袒妇女，况且认为男人是罪魁祸首，这本身就是瞧不起女人。马克思主义不是清教主义。”有谣言说，格瓦拉有婚外恋情，并且与情妇生过一个男孩儿。
3月14日，格瓦拉结束了94天的四大洲之旅，回到了哈瓦那，妻子阿莱伊达带着5个孩子（其中一个是格瓦拉与前妻所生的长女伊尔达）去机场迎接他。可是，格瓦拉没有踏入家门，就直接乘坐卡斯特罗的专车，来到哈瓦那郊区的一栋秘密别墅。在这里，他们长谈了近40个小时。
这次马拉松式的谈话，卡斯特罗究竟与格瓦拉说了些什么？没有人知道。习惯写日记的格瓦拉，竟然在日记中没有提及只言片语，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卡斯特罗的若干本回忆录和传记里。这反而大大刺激了人们的好奇心和想像力，后人甚至创作了很多关于这场会谈的小说。
就在这次长谈后，3月16日，格瓦拉给他已经身患癌症的母亲塞莉亚写了一封两页纸的长信，托朋友罗加带给母亲。可是罗加没有直接回布宜诺斯艾利斯，而是先去了趟欧洲。母亲接到这封信时，已经是4月13日晚上。看到信，她立刻给格瓦拉的好友罗霍打电话，坚持让他立刻来见她。罗霍以为是塞莉亚病情恶化，马上冲到她家，他回忆了当时的情形：“她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对我说，‘你看看这个。’看完埃内斯托的信，我觉得很困惑。他在信中说，他要退下来去砍甘蔗，到工厂劳动，还反复叮嘱她，千万不要找任何借口来古巴。”
3月22日，格瓦拉参加了工业部的大会，这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公开场合，一切都与往常没多大分别。会议结束后，他对大家说，“不久在甘蔗田见。”这是格瓦拉平时最常用的告别语，因为在古巴时，他习惯每个周末去甘蔗田义务劳动。
接下来的日子，格瓦拉突然变得很轻松，大多数时候，他都在家里看书，与孩子们玩耍。有一天，他在家中与家人拍照，吃早饭的时候他问保姆：“一些古巴战士牺牲后，他们的妻子有没有改嫁？”保姆回答说：“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