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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吗？”
我又笑一笑，说：
“我谢谢他，因为我是你的朋友，他是你的同事。”
“去他的！这些家伙都是在香港混不下去，才跑到这儿混日子来。我刚到香港，他们叫我‘大陆崽’，瞧不起我！可到了这儿他们就神气不起来了。我现在是领班，管他们，都得听我的。哼！我要是想拿他们泄泄气、开开心时，就叫他们‘香港崽’，气他们！香港算个屁！不过是中国的一个脚趾头，还是最小的一个。”
“哟，你居然也有‘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情感了？”
她描过的黑眉毛一挑。显然由于义气用事，缺乏防备，失口叫我抓住什么，她一时反不过嘴来，马上换句话说：“十一点半了。我去找一个人替我顶班，咱们吃饭去！”她站起来。旗袍和高跟鞋使她显得挺高。
“老板不会扣你薪金？”
“你来之前，他到俱乐部赌钱去了，一赌就得到半夜。他走了，我当家。现在客人不多，只有几个‘鬼佬’。懂得什么叫‘鬼佬’吗？香港人把外国人都叫做 ‘鬼佬’。你等一下，我马上就来。”
她进去一会儿再出来时，换了一身黑衣眼，黑外衣，黑裙子，黑靴子，黑色挎包。黑头发反而不显了，白脸红唇却更突出。
“走！”她说。
我们走出去。
在路上，她问我：
“我穿这身黑衣服好吗？’
“嗯？嗯。似乎不如红的。”
她没说话。她高高的硬鞋根，快步走起来，象小马驹走过那样“得得”地响。
“我们到哪儿吃饭？不如到我们旅馆去，吃完还可以聊聊天。”
简梅淡淡一笑，好象我轻看了她。她立即领我走进一家中国餐馆。刚坐下，立即有一位年轻而削瘦的男人走过来，用广东话殷勤地同简梅说话，我不大懂广东话，大概他们在说笑打趣。这男人掏出烟来请我们吸，还微笑着对我说一句话，我听不明白。简梅说：
“他说‘叹番支’，粤语，意思是‘请享受一支烟’。”
我马上向这男人表示谢意，说明我不会吸烟。简梅拿一支叼在嘴上。这男人马上掏出打火机，“哒”地打着火给简梅点上烟。动作熟练，表明他老于此道。但从她吸烟吐烟的样子上看，分明是个新手，却尽量装得老练自如。她一边把只吸人口中的烟，象吹气儿那样吐出来，一边以一种漫不经心、略显大气的态度与这男人交谈。随后点了菜，都是清淡的广东小吃。
“看来你经常到这儿吃饭。你和侍者好熟。”
简梅笑了：
“这哪里是侍者，是老板。”
“老板？”
“你印象中的老板大概都是饱食终日、坐享其成的了？对不起，你那些千古不变的概念，还得根据变化了的现实修改一下呢！如今这里的劳资关系不同以往。这种小老板，不带头干活，雇佣的人就不给他卖力气。这老板姓陈，九龙人，在这条街上齐了三家餐馆，他整夭得三家餐馆轮流跑，迎客送客，端酒端菜，你看他那双腿都跑成细棍儿了……”
我刚要笑又赶紧止住。陈老板亲自端来酒菜，还笑嘻嘻把一张印着银字的红纸名片给我，请我指教。这时，一个客人吃过饭走了。他转身跑上去，说客气话，鞠躬致谢，一直送出大门，此后再没进来，大概又跑到另一家餐馆应酬去了。简梅对我说：
“你尽管吃饱。我在这里吃饭，向来不花钱。”
“噢？你好大能耐！”
“能耐？谁没能耐？”她向热鸡汤里的馄饨轻轻吹了两口气，抬起她漂亮又神气十足的脸儿说：“只不过这儿一切都得靠自己。自己靠自己。不象国内，可以靠老子，靠领导，靠谁也砸不碎的金饭碗；干不干，都吃饭。”
“你在四万里之外，还在批评自己的国家。”
“批评自己国家的人，。并非不爱惜自己的国家。批评不是咒骂，颂扬也不见得是热爱。批评现在，正是为了将来。”
“真没想到，你居然有这些可爱的想法。”
“想法是想法。想法可爱不见得有用，最后还是空的‘因此我什么想法都有，哪种想法有用，我就哪样想。”
“你刚刚这个想法呢？”
“为了说给你听。你是经过训练的专喜欢听没用的好话和大话。”她说着，嘴巴已经停住咀嚼东西，唇枪舌剑和我干起来。
“咱们把斗嘴的嗜好，放在饭后好吗？”
她笑嘻嘻闭住嘴。每次争辩，总要让她说完最后一句才好结束。我们吃饭。吃饱后扬长而去，没有传者来送账单。
“你吃饭真可以不花钱？”
“至少在唐人街是这样。”
“好牛气！请问，这些餐馆都是依仗你的力量才开张的？”
“不，靠我们老板。”
“你的老板是地头蛇？”
她令人莫解地笑一笑说：“差不多。”然后把话锋一转：“地头蛇并不只这里才有！”
我们说着，不知不觉走出索霍区，一片喧闹的闹市声笃地把我包围起来；繁华的牛津街重新光彩灿烂地展露面前。简梅立即明显地兴奋起来，她陪我走串一家家店铺，从那些小型、单间、热热闹闹的纪念品商店，古色古香的古董店，珠光宝气的首饰店，浓香扑鼻的花店，酒店，瓷器店，灯具店，汽车商店到超级百货商场。简梅不等我在一处看仔细，就急着把我拉进另一家店铺。她仿佛要把这一切都塞进我的眼眶里，一边向我解释：这是无人洗衣房，这是带电脑的冰箱，这是歌星爱迪 ·维廉姆斯的唱片，这是电子赌具，这就是代替主人照管商品的监看电视……说话的语气常常能区别人之间的位置，听她的语气，我象是从山沟里初入城市的乡巴佬，她却象这个富有的城市的当然主人。她以一种令我反感的炫耀神气说：
“这里应有尽有。”
“不见得。”我说。我又到了反攻时刻。
“没有故宫、长城、莫高窟。对吧？”
“只要它还在你心里就好。”
“可惜那只能代表过去。”
“不，同样代表现在和将来。”
“将来我不知道。现在是现代社会，你随我来”
她一拉我胳膊，走进一家商店。一个令人眼花镜乱的小天地。四边全是五颜六色、摇金晃银的东西，又被屋角投来的转来转去的光束照得如同梦幻的影象，细看原来是各式各样、垂挂着彩色绒线球儿的衣裤。室内用最大的、几乎不能令人忍受的音量，播放着节奏异常强烈、旋律近似疯狂的现代音乐；店内的顾客和职员却置若罔闻，大都随着音乐轻松地跳着现代舞。我听说西方有种商店，店员耳朵里塞着棉花团，大概就是这种商店吧！我一扭头，一个高高的英国青年的模样使我觉得好笑。他的头顶两边剃光，颇似当年红卫兵们创造的“阴阳头”。只不过那是强迫的，这是自愿的。新奇的是，他的头顶中间留了一长条头发，不知用什么办法把头发搞得竖起来，好象一排二尺长的黑色的细针。这使我想起古代印第安人的武士。他是在头发中夹了钢丝还是用树脂凝结起来的？我想走近看个明白，但音乐发展到高潮，撕扯我的神经，我简直一刻也呆不住了。简梅为了使我听见她的话，冲我耳朵喊着说：
“这是新潮商店。这里的衣服才是世界上最时髦的衣服。那人的发型也是最新式的。这里播放的音乐叫做‘暧’乐，最现代的，你听得见我的话吗？”
我转身拔步走出商店。简梅跟出来：
“你害怕了？”
“耳朵受不了。”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无所畏惧的吗？”
“勇士也会厌恶某些东西。”我回答她。
“马克思反对新潮吗？”
“他没见过这种东西。他见了也会反对。”
“这是你替马克思说的吧！”她嘲弄地说。
“你当真不同意马克思？”
“我不懂马克思主义。但我反感借用马克思的名义的实用主义者。”
“这话太笼统。”
“太细说不清。再说马克思与我无关。现在与我最有关系的是”简梅微蹙眉头思索着说。可是她忽然眼睛一亮，表情笑逐颜开，“是这个。请你站在这里等一下。”她推开一扇玻璃门走进去，不知什么事使她心血来潮。
我抬头看看门楣上的招牌，是一家赌马的小店铺，我也推门进去。迎面柜台上悬挂着的大型电视屏幕上亮出各匹马和骑手的名字，还有赌价。几个男人，一边吸烟，一边填写单子，谁也不与谁交谈。赌博是斗法，和政治一样。简梅面对电视屏幕思索的当儿，无意中扭头看见我站在一旁，立即笑道：
“我可能交上好运了。”
她从店铺职员手里要两张单子，填写好，付了钱，朝我摇了摇单据存底，喜气洋洋地说：
“瞧吧！后天我就会赚一大笔。上次我睹了一匹纯种的英国黑马，一下子赚了二百镑。”
“如果输了呢？”
“那就自认倒霉。运气有好有坏，你既然掌握不了它，就得靠它。”
我们站在街头。
“我得回去了。晚上英国文化艺术委员会为我举办一个小型酒会。我得回去洗洗弄弄，准备一下。这里还有什么新鲜玩意儿，找一天空闲，你再陪我见识见识。”
“一定奉陪。不过你总得来我家玩玩。我还得托你带些东西回去给我家。”她把技在肩上的头发甩向背后说，“后天行吗？我歇班，你来我家。”
我掏出珍妮小姐给我的活动安排时间表看了看说：。
“后天下午吧！你家在哪儿。”
“这上边有我的地址。”她掏出一张名片给我，颇有某家大公司经理的派头， “你还坐九路汽车，多坐两站就行了，不用换车。”
“好，后天下午，一言为定。”
“我送你回去！”简梅说。她站在路边一招手，在大街上跑来跑去的黑色出租小车中，立即有一辆机灵地拐一个弯儿，停在我们跟前。我们上了车。在车里，我问她：“我后天能够见到你的先生了吧？”
“不能。”
“为什么？”
“你见不到他。”
“他在哪儿？”
“伦敦。就在这里。”
“怎么，他病了？”
“不，他好着呢，大概正在和什么女人睡觉……”她咯咯地笑。但这决不是一句玩笑话！
我听了不禁一惊。幸好没使一旬莽撞的话脱口而出：
“他把你”
“甩了吗？”简梅接过话反问我。倒比我更痛快、更直截了当，并且不当做一回事儿。笑容虽然还在她脸上，她却认真地说：“是的。不过在这里一夫妻不合适而分开，叫做‘分居’，没有‘甩了’这个词儿。那是男尊女卑观念的专用语。一片叶子从树上掉下来。你说是叶子拒绝了树，还是树把叶子丢弃了？”
“那，那要看你怎么理解。”
“我活得不是很好吗？”
“独身？”
“谁都是单独的。难道你和谁连着？”她说。她一直微笑着，笑得自然、随意、开心。
“你不是开玩笑吧。”
“正常的事，没有玩笑内容。”她为了表示不是玩笑，收敛了笑容。雪白的脸十分平静。
比她大十五岁而和她仅仅认识了四个月的男人，迟早会甩掉她。我早就料到。
我痴呆呆看着她，不知该说什么。车停了，已经到达我的旅馆门口。
“你该下车了，作家。否则司机要我多付钱了。”
“晤！”我木然地下了车。
“再见：”她微笑地朝我一摆手，“啪”地关上车门。汽车一溜烟儿地开走了。从车子的后窗看见她的背影，黑衣黑发，很快就同飞速而去的黑色汽车混在一起了。
四
金拐杖旅馆非常舒适。
深红色的地毯、床罩和粗呢椅面，使人感到沉静。红，并非仅仅给人以火热，也含着镇定。
我洗了一个热水澡，躺在松软的床上，懒洋洋地伸一下胳膊大腿，真要好好睡一大觉，把几十个小时以来旅程和活动中积累在身上的疲劳排除掉，蓄足精力，好应付下边一连串紧张繁忙的访问。
不知什么原因，我脑袋挨上枕头，精神反而抖擞起来，睡意一扫而空。怎么？我并没有换地方睡不着觉的毛病呵！由于时差吗？记得，在北京上飞机之前，有个朋友要我在肚脐上贴一块伤湿止痛膏，据说可以消除时差反应，我这样做了，看来不管用，就把那块还紧巴巴贴在肚皮上的膏药扯下来。然后打开电视解闷，屏幕显现出一部正在播放中的电影，题材是当今西方最流行的。即性解放造成家庭解体，最后致使孩子到处流浪，老年孤居寡伴。一个老鳏夫用这么一句话倾诉衷肠：
“你以为我脸上笑，心里就轻松吗？人世间还有什么比孤独更可怕？”
这话使我一下子联想到简梅。她是我睡不着觉的原因吗？
她的生活真象她告诉我的那样快活？整天串饭店，迎客送客，与老板们斗智，梳妆打扮，逛商店，赌钱这就是她的生活内容。但生活是否幸福，不在于别人怎么看，而在于本人怎么理解。这种生活她很满足吗？那个比她大十五岁的男人终于象扔掉一个废烟头似的抛掉她。她真不当做一回事？化解开这些厄运和不幸，是她坚强的个性还是消沉灰色的心理？一个年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在这个人情淡漠又充满陌生的世界里，竟活得象鸽子那样开心，简直不可想象！她又为什么不回去？她的希望在这里么？生活的希望比现实更具有吸引力。不，不！简梅告诉过我：现实比希望更有力。人活在实实在在的现实中，不是活在梦幻般的希望里。只有傻瓜才不讲实际，只要实际的人就没苦恼？
我隐隐有些不安。虽然我说不出任何具体的东西，却总感觉她得意洋洋地炫耀富足，有点强撑门面的意味。尤其她的笑容后边，总象藏着什么令人担心的东西。我从来不认为笑就是快乐和幸福。人生中的笑，大部分只是一种表示。如果说敷衍的、假装的、勉强的笑是树上无数的叶子，那么真正舒心的笑不过是这树上有限的几个花朵。在我和她接触的十多年中，她一次比一次难以理解，这一次简直叫我摸不清头脑了。此刻，不知由于心里的莫名的担忧心情，还是一种捉摸不定的异样感触，促使我把深埋在记忆里的一本有声有色的旧相册打开
记忆是个筛子。该留下的都留下，该漏去的都漏去。
我自然忘不了，最初认识她时，她只有十四岁；我二十四岁，刚刚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不久，做为《光明日报》的记者去访问她。那时我挺神气，总爱穿一件风衣，没有风也立起衣领，见了人就掏出记者证。虚荣心谁没有？现在想起来真好笑。
她是这一年（1964年）全国青少年钢琴比赛的一等奖的获得者。她爸爸是音乐学院的副院长，妈妈是这个学院的钢琴教’师和有名的演奏家。简梅是个幸运儿，少有的天赋得到了最恰当和最充足的滋养。
那次见面，真是一闭眼，就能出现的一个光洁透亮、色彩鲜丽的画面。东交民巷。大树冠盖的宁静小路。一扇墨绿色的小铁门，洁净的铺石板的小院，一幢两层小楼，走廊，楼梯……然后是一大间向阳的屋子。屋里，细白的纱帘，窗外的绿枝，桌上的瓶花；阳光把这些东西的影子都投在一架斜放着的、漆得锃亮的黑色大三角钢琴上。简梅坐在琴前。这个身材修长的姑娘穿一条淡蓝色的连衣裙，长长而黑亮的头发梳成凤昆式，上边是鲜蓝色的丝带扎一个蝴蝶结，下边的裙带也在后腰上扎成一个蝴蝶结。她最动人的还是那张雪白而漂亮的小脸儿。
她为我演奏《热情奏鸣曲》。妈妈爸爸站在琴旁，一会儿看看简梅，一会儿看看我，表情是欢喜和紧张的，好象他们自己在应考一样。简梅的手很大，不费力就够上八度，可是琴音一响，我就不再为她的天赋条件和娴熟的技巧而惊叹，我感到有一股感情的激流倾注琴上，她的演奏便开始了。我不是音乐行家，却是一个入迷的爱好者。我几乎想不到着意去欣赏，就。给卷进音响的旋涡中去了。还觉得这旋涡中有股内在的、充沛的、难以摆脱的带动力。感动都是没准备的，而任何天赋首先都是感人的。我正在激动不已的当儿，曲子已经结束，她没站起身，腰儿一转，面对着我。表情有种大人样的严肃，与她的年龄极不相合，这是由于紧张吗？
“你想成为一名钢琴家吗？”
“是的。不然我弹琴做什么？”她说。小嘴很利索。
她的回答使我一怔。看来她毫不紧张，也决不是一个腼腆羞怯的姑娘。
“你妈妈弹得很好吗？”
“很好。我要很快超过她。”
“胡说。”爸爸在一旁说，“骄傲会成为障碍。”训斥的口气中透露出明显的宽许和娇爱。
“不是骄傲，是自信。”简梅的小嘴一努说。她又似乎比她的年龄小得多。
这是那次谈话中我记得最清楚的几句。她说话随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