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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吓人的东西反会使人发笑。但对于被吓的人，却是留在心中的难以抹掉的阴影。
我敲了门。
门打开，一个高高的、脸儿白净的青年迎出来。我一眼就认出他是简梅的弟弟简松。他和她姐姐有些相象。
“你找谁？”
“我是你家的朋友，也认识你，你还记得七二年冬天在车站？”
我笑咪咪看着他。他大了，面皮光滑，没一条皱痕，但唇上已然有一些软髭。
他立即露出甜甜的、讨人喜欢的笑容。伸出一双又细又长的大手，热情地同我握手说：“记得，记得，快请进！我姐姐和爸爸都在家，还有许多朋友。”他喉音挺重，象成年人的声音。咬字可不清晰，不象他姐姐口齿那样伶俐。
我随他进去。楼下的门都开着，物归原主了，我想。楼上传来热闹的说笑声。
“我姐姐前几天还念叨你呢？你还在报社吧！”
“不，我在乡下，正在往回办。你和姐姐都从黑龙江回来了吧！”
“也还没有，快了吧！“简松笑呵呵地说。他两条长腿，轻松地连跑带跳地上楼梯。真是个可爱的小伙子！同当年在车站狼吞虎咽吃包子的样子大不一样。生活一变，人也两样了！
“你爸爸落实政策了吧。”
“嗯，差不多，就剩下补发工资和发还查抄的东西了。”他说着，我们已经上了楼。
从敞开的门口望进去，屋里一群年青人正在聚餐。一条长桌子上摆满啤酒、汽水、碗筷、杯子和五颜六色的水果。大家七嘴八舌，欢乐在每一张脸上。简松走进去说：
“姐姐，你看谁来了？”
应声从餐桌一边站起一个修长、漂亮的姑娘。几年不见，她仿佛高了许多。她穿一件浅蓝色、夹着白条的毛衣。这时姑娘们已经开始试探着打扮自己，穿起非规范的各种衣服了。她的脸儿依旧雪白，明洁透亮，却褪尽了原先多多少少带着的孩子气，前两次凝聚在眉宇间的愁云也一扫而空，她象一只鹿儿轻快地绕过餐桌跑过来，握着我的双手说：
“太好了，太好了，你来了！”
快乐使她更动人。她二十多岁了。任何生命的青春时代，都是生意盈盈，有一股鲜活的魅力。
她把我介绍给屋里的青年们。这时，简山川走进来。一见到他，不免生出几分感慨，他头发已然全自了。当然不单是时间过早地把他的头发耗白。所幸的是，脸上开心的笑抵消掉浸透在这满头白发上的忧愁。他告诉我，他已经官复原职了。简梅对我开玩笑说：
“你也官复原职了？”
“我随父亲回到原籍，正在设法回来。”我说。
“会很快的！”简梅畅快地说，她从餐桌上拿起一杯酒，对大家说：“为这位不幸者重新得到幸福，为他官复原职，于杯…一”
大家一饮而尽。简梅请我坐在桌旁一张木凳上。我刚落坐，同桌一个回头圆脸、唇上靠右长了一颗黑痞的小伙子问我：
“你什么官？”
“哪里的官！”我笑道，“过去是一名记者。”
“记者！记者从来不讲实话。”这小伙子说。我一怔。跟着我明白过来：青年们就这样直截了当。
简梅把两条半长的小辫扔到肩后，说：
“今后中国要立一条规矩，谁不说实话，就驱逐出境！”
大家又笑又点头称对。那唇上长痣的小伙子把满满一杯酒高举过头：
“为实话干杯！”
“好！好！好！”
大家再一次干掉杯中酒。痛饮最能激发情绪高涨。简山川也高兴极了。他那白发下皱痕纵横的老脸通红，有如雪里的一团火。简梅呢？她正为自己说了一句受欢迎的话而兴高采烈。我从来没见过她如此快乐、开朗和开放过。她和我以前对她的印象全然不同了。她为了超过大家乱嘈嘈的谈话声，提高声调说：“不过，我们这位记者是不会讲假话的。如果他过去讲了，也是违心的，今后人们再不说违心话，做违心事。因为，虚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她说着扭头问我。“对吗？记者。”
我正朝简松点头致谢，这个只爱笑，不爱说话的青年在热情地给我斟酒。我听到简梅的问话，便说：
“我比你们年龄大一些，也许就更懂得，把现实想得困难一些，便不会由于一旦碰到困难时而懊丧。过于乐观的人，常常经受不住打击，事实和想象总有距离，有时甚至完全相反。中国极左的土壤过于肥沃了。它有多肥沃？你今天埋下一个暖瓶盖儿，明天就会长出一个大暖瓶来！”
大家哈哈大笑。有人说：
“你可以当作家。”
我笑而不语。这时我手里正在悄悄写一部关于当代青年生活道路和精神历程的中篇小说。我习惯于在事情没有做成之前，不告诉别人。
可是那唇上有病的小伙子又说：“作家更不说实话。”紧接着补充一句，“在中国没有真正的文学。”
“那么真正的文学在哪里？”
“在心里。”小伙子说。别看他年轻，往往一针见血。
“不，现在已经有了起色。”有人反对他。
“但吞吞吐吐，欲说还休。有了一点勇气，不过仅仅一点点而巳。”
“为什么？”我问。说实话，我不大喜欢这个口气太狂的青年。但我很想知道他的想法。他们有时十分尖锐，敢于一语道破成年人习惯了的某些荒谬的东西。；
这小伙子发出一声嘲笑。撅起的嘴唇把黑痣顶得快跑进鼻孔里去了：“我们的上辈人没养成说实话的习惯，下笔更得打折扣。《天安门诗抄》里有几首诗是名诗人写的？甭说文学，中国将来的事都指不上他们！”他抓起酒瓶，把自己和旁边几个人的杯子都斟满。
“刘海，“你说话留点分寸，别动不动叫驾‘上辈人’，我爸爸在这里呢！” 简松用他成人般的粗嗓音呜噜呜噜的说。
唇上有痣的刘海抬手使劲拍一下自己的脑袋说：“小的该死，触犯伯父，罚酒一杯！”说着把刚斟满的一杯酒倒入腹中。
白发红颜的简山川笑呵呵听着这些年轻人直率、大胆、纯真又狂妄的谈论，神情不免时露惊愕，时显惶惑。老年人的天职之一似乎是训戒年轻人。但他们刚刚从十年囚禁中解脱出来，脑袋麻木不灵，生活的急转弯弄得他们更是头晕目眩。转折时期总是属于年轻人的。当青年人带着活脱脱的朝气和所向披靡的勇气冲击生活、冲击传统、冲击多年来被视为不可逾越的老化了的经验时。老年人不免瞠目结舌，好象骑在一匹豪放不羁的马背上，一时真有点驾驭不住了。
刘海给酒精刺激得有些冲动难禁，他大声说：
“简老伯，我可向来是尊敬您的。但中国将来要有希望，思想上必需平等。如果总是年纪大的当教师，年轻人只能竖着耳朵听，只准点头，不准摇头。国家只能走向衰老。过去中国是个老年人的国家，今后应当成为年轻人的国家。”
简梅叫着：“去你的，我听爸爸的。”她伸出胳膊搂着简山川瘦削的肩膀。
“我们也要相信自己。”一个青年郑重其事地说：“我们是在生活的旋涡里滚着长大的，对生活的理解并不比老年人浅薄。”
“如果每个人都不相信自己，最后都成了没有能动性的‘螺丝钉’了。”另一个女青年说。
简梅听了这话，眸子闪闪发光：
“我同意你们的看法。我刚才是诚心气刘海，不叫这家伙太狂。我认为，人就是人，不能有脑袋而没头脑，创造生活不但需要双手，更需要有创造性的头脑。”
刘海端起酒来说：
“简梅，别看你气我，我一直是佩眼你的！在你这几句话里，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她曾经就是一个希望。”我说。
简梅知道我指什么而言，她瞥向屋角，那里的钢琴没了，空荡荡只有一片投进来的阳光和窗影。她的声音变得深沉：“过去的希望没了，希望在将来，来” 她忽然使自己的声调升高二度，好似提高自己的情绪，“为将来干杯，为我们自己干杯！干杯！”
为将来多么壮阔又空泛，为自己多么目信又自傲。简梅却高兴极了。她已经喝得两颊泛红，仍然要大家举起杯来一起尽兴干掉。她仿佛还很满足自己此刻的位置她是这间小屋和这几个人的中心。
几个杯子叮叮当当碰在一起。好象几颗热烘烘的心碰在一起。心仿佛也斟满酒，醉醺醺了。在酒意朦胧中，我感到，我们好象回到了一九五三年，一九四九年，一九一九年，那些真实、赤诚、献身的年代。那时代的一切都是自发的，非人为的，因此充满魅力；生活有希望，心中有信念，哪怕这信念中有幻想色彩，希望中有虚构成份。为它死，嘴角也含笑。即使你将来由于过失成为生活弃儿，错怪它欺骗了你。但人的一生中，赶上这样一次，也不枉来此一世呢！
迷人的一九七九年呵！一可能由于我喝了简梅的祝福酒，不久就全家迁回北京，我在报社重新领到记者证。经过严峻的岁月，记者的社会责任感变得郑重和分明，它使这记者证变得象铁制的一般沉重。
这期间，简梅和简松正努力从黑龙江调回北京。他们来找我研究。我在报社，报社是一个长着一张巨嘴和十万个耳朵的大脑袋。消息灵通，联系面广，能够帮助他们。我也愿意帮助简梅，是不是这样就可以多接触她？我模糊而幸福地感到，她对我有种好感；是好感还是一种信赖？她知道我是个音乐迷，几次从简山川那里搞到来华演出的维也纳、费城、波士顿等交响乐音乐会珍贵难得的入场券，并陪我去看。此后这姐弟俩的户口都弄回北京来，连铺盖卷儿也从遥远的地方运回来了，她家里一切悬留的问题都已解决。十年劫难里查抄去的东西和扣发的薪金一律发还。有如寒飙吹尽，这株几乎断绝的树重新又葱笼起来。生活把能发还的都发还了，无法还的则永远欠着。比如欠她死掉的妈妈，欠她可能放出光华的音乐生涯，还欠她什么？光阴？当然不仅仅是光阴。十年正常而良好的生活，会使她获得多少宝贵的精神积累。但她现在还看不到，也不当做一回事。生活陡然的转机带给她的快乐暂时压倒一切。可是当生活象潮水那样平静下去之后，她会茫然地将这一切寻找。有些也许还能找到，有些永远给流逝的时光冲去……如何补偿？她大概想也没想。
虽然她和弟弟都回到北京。他们没有学历，没有特长，心气很高，却无所适从，找不到如意的工作，也不知什么工作如意，她渐渐苦恼起来。我又成了她减除苦恼的帮手。但是，在别人唾液里溶化掉的苦恼，转瞬会在自己心里重新凝聚而成。何况她的苦恼象浓烟一样摸不清，赶不散，紧紧笼罩着她。
起先，她对我劝慰的话点头称是，渐渐默不作声，后来她拿话反驳我。心情愈冷漠，对世事议论起来就愈苛刻。我们便开始了一种新的谈话方式：辩论。我心里清楚，她把我当做对立面，好发泄胸中郁闷。有时我故意刺激她，为了使她在泄掉郁气之后可以痛快一些。斗嘴使我们没有忌讳地交换和交锋思想，关系反而更接近了……
简松呢？简松好象没有这么多苦恼。他整天玩玩乐乐。家里富裕，没有迫使他快去工作的压力。他听音乐、跳舞、郊游、滑冰、游泳，还养只小狗。一帮朋友互相找来找去，比我这个上班工作的人还忙。他过得挺快活。
有一次，简松来报社找我。说同他一起插队的一个青年写篇小说，想通过我的介绍在报上发表。闲聊半天，最后竟落到一个使我十分难堪的话题上。这就是他来找我的真正目的？
“你喜欢我的姐姐吗？”他问得过于直截了当。
我碰到真正的难题，真难回答。
“我看得出你喜欢她。”他又补充一句，“她也喜欢你！”
听到后一句话，我的心跳了。我一张能言善辩的嘴巴忽然不灵了。这天的话全都叫这个平日里不好言语的小伙子说了：
“请你回答我，你是否能保证我姐姐的幸福？你必须回答我，因为我必须对她负责。前些年我能在黑龙江活下来，全靠着她。她太善良、太能干、太会照顾人了。她必须找一个可靠的人一起生活，我才放心。哎，你怎么不说话？”
我仍旧没答话。对一个人幸福的保证，是件份量太重的事，我不敢轻易作答。
他却不等我开口就说：
“你能够，是吗？你是看得出来的我姐姐非常信任你，我一家人都非常信任你。你应当大胆向她表白。你知道她周围有一大群追求者吗？但我总觉得那些人都不可靠，只有你才最妥当。”
我连头也抬不起来。真为难！她的确是我心中最喜欢的人；如果她愿意，我可以把自己的一切全都铸成她的幸福。只可惜她来到这世界上迟了几年。我比她年长十岁，怎好向她吐口？
“你顾虑年龄比她大吗？”简松问。他平时好象什么事也不走心，原来事情都在他心里。他说：“这有什么？你难道还．这么封建？许广平不是比鲁迅小二十岁吗？再说，现在很多女孩子都想找比自己大十来岁的男人。”
我听了大惑不解，禁不住问：
“为什么？”
“她们认为在一个成年的男人身边够味，也显得自己更年轻。另外，现在二十多岁的傻小子们没劲儿！什么也不懂，没知识，没思想。四十来岁的男人差不多又都结婚了。有些女孩子宁肯和自己看中的成了家的男人相好，把人家搅散，也不愿意嫁给跟自己岁数差不多的傻小子们！”
我头一次听到这种话，异常惊讶，我发现自己与简松这样年岁的青年存在着很大一段距离。当然，我又是十分感激这小伙子。他是充满热情地要促成我和简梅的结合。心里的秘密第一次公开，我也第一次感到自己怯懦无能。他却慨然说：“这事交给我办吧，你大点胆儿就行了！”说完站起身走了。
我送他到报社口，他跨上一辆崭新的自行车，飞似地转眼就看不见了。
第二天在报社，我接到他打来的电话。他说，今晚他姐姐请我在大华影院看内参影片《魂断蓝桥》，还再三鼓励我“鼓足勇气”。
她为什么请我看电影？是不是简松促使的？这件事的本身就非同寻常了。
那天，我有生以来头一次打扮了自己。在影院门口看见简梅，她手里拿着票站在道边等我。她表情平淡，衣着也很一般，是否女孩子在此时此刻，反而要装扮得朴素些，神情矜持些？人们不是都说女孩子在恋爱时，自尊心变得异常脆弱？恋爱是童年之后，第二个多梦时节；猜测萦满脑袋。
看过电影出来，我们没议论电影，这很反常。以前我们每次听完音乐会出来，在道上总要一边走一边热烈地议论不休，简梅还要抢着发表意见。更何况今天看的这部感人至深的影片，有着丰富的、可供琢磨和议论的潜台词。这是到了捅破隔在我俩中间一张半透明的薄纸的时候了吧？
月光和灯光，使她很动人。晚风一直吹进我的心里，我的心跳都加快了。
我的话好象粘在舌头上了，吐不出来。当我想到了简松要我“鼓足勇气”的话，心情反而更加紧张。需要勇气的事总是很难做的事。简梅忽然说：
“有人追求我：”
“谁？”我问。听见自己“咯咯”的心跳声，只等她点我的名字了。
“刘海。”她说。她没有一点羞怯，好象说别人的事一样。
“刘海？”我怔住了。噢，那个唇上长痣的小伙子！我险些给这意外的消息打昏头脑，完全靠着毅力使自己镇定住。理智使我暗自庆幸没有先把心里的念头吐露出来，否则就会遭到拒绝，多尴尬！现在，自尊心叫我必须装做若无其事，还要保持住声调的平稳，不让内心的波动流露出半点。我问，“他在哪里工作？”
“和我一样加里敦（家里蹲）大学。”
“你熟悉他吗？”
“他曾经和我一起在黑龙江插队。”
“你喜欢他吗？”
“他喜欢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