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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皇家的规矩，皇帝生前不能为自己的葬身之地命名。道光二十六年三月初，旻宁去河北易县谒祖陵（清西陵）时，突发奇想，希望嗣皇帝把自己的陵墓称作“慕陵”，却又不好明言，就写了一道“密谕”：“敬瞻东北，永慕无穷；云山密迩，其慕与慕也。”写完，他召见十八岁的奕和十七岁的奕，让这哥俩分别诵读一遍；然后，把密谕藏在自己的陵址。
可见，直到这时，旻宁仍然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尚未最后敲定接班人。
《清皇室四谱》记述：道光“二十六年六月”，旻宁“密定皇储，缄其名于厘”，藏于“正大光明”匾后，最后敲定，由奕继承他的衣钵。
促使旻宁下定决心，有两方面的决定性因素。其一，是有人为奕帮了倒忙；其二，是奕在那段时间干了几件漂亮活儿。
《清稗类钞》是这样解释的：旻宁“倦勤时，以恭亲王奕最为成皇后所宠，尝预书其名，置诸殿内。有内监在阶下窥伺，见其末笔甚长，疑所书者奕”，就到处嚷嚷，说奕已经被立为皇储了。“圣心难测”，皇上肚子里的小九九，怎么能让外人猜到呢？旻宁一气之下，反其道而行之。
眼瞅着奔七十岁的人不断生病，谁心里都明镜似的：皇上活不了多长时间了！旻宁又病倒了，急召老四和老六，入宫议事。哥俩分别向自己的师傅告假。奕的启蒙老师卓秉恬对学生说：如果皇上垂询政务国事，应该“竹筒子倒豆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奕点头称“是”。
奕的授业老师杜受田示意学生“附耳过来”，悄悄嘱咐：皇上如果考问治国方略，你肯定处于六爷下风；今有一计，可保你反败为胜：圣上言及自己老、病，不久于人世时，你就表现出非常痛心的样子，光流眼泪，千万别说话。奕依计而行，父皇果然一通夸他“仁孝”，说这是“治国之必需”；对奕的评语则是：聪明练达，辅国之干才。
道光二十六年三月中旬，旻宁拖着病体，率诸皇子到京城南苑去打猎。“鬼子六”奕大显身手，满载而归。奕则按照师傅的嘱咐，一无所获，空手而返。父皇询问。奕侃侃而答：春天，乃万物滋生之时，儿不忍心伤害它们。旻宁深感欣慰，夸奖老四“善良仁慈”。
“仁人不过乎物，孝子不过乎亲。”在旻宁看来，奕“仁孝双全”；对畜牲尚且能施“仁政”，何况对兄弟姐妹，以及万方子民了！
当然了，奕作的都是表面文章，“刁买人心”。旻宁对老六奕的爱，毕竟是根深蒂固的。旻宁病危，紧急传谕奕入宫。鬼使人差，奕恰在此时，不召自来。听说父皇召见六弟，觉得必有大事相托，遂潜入父皇寝宫，观察动静。处于弥留状态的旻宁，似醒非醒，一再焦急地询问：老六来了没有……等老六赶到，旻宁已经“走了”。就为这件事，奕对六弟起了疑心，一直不能释怀。当上皇帝后，他难为六弟的母亲，让六弟坐冷板凳。奕临终任命的八名辅政大臣，把“八杆子打不着”的王爷、亲戚，都收罗了进去，却没有奕的份儿。
事实证明，旻宁老糊涂了，选错了人。如果当年他把皇位传给“鬼子六”，中国的近代史，也许会有别一种写法。
奕只有一根独苗儿，同治皇帝载淳和光绪帝载湉，都断子绝孙，也就少了处理父子关系的种种麻烦。至于慈禧太后逼迫光绪皇帝载湉，管她叫“亲爸爸”，纯粹是假冒伪劣，不值挂齿。
第五部分第十章 服饰与着装规制（1）
穿戴是身份、地位、等级的象征。明黄为御用服色。
明太祖朱元璋“诏复衣冠如唐制”，皇帝有衮服、礼服、吉服、常服、行服和雨服。
清代皇帝是“无冕之王”。康熙皇帝玄烨确立服饰规制，皇帝有礼服、吉服、常服、行服和雨服。
商人不得穿绸缎，平民一律“短打扮”。
俗话说：穿衣戴帽，各好一套。仔细琢磨琢磨，这句话即使在讲究人权的现代社会，也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穿“官衣儿”的人，就没有这样的自由。不信？那么，穿上警察的上衣，套上武警的裤子，再戴上工商的大盖帽，试一试！
在封建社会里，更不得了。服装不仅是用来遮风挡寒、蔽羞隐私的，而且是封建等级的标识，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绝对不能“乱套”的！
中国是个礼仪之邦，而最讲究礼仪的，是历代的封建帝王。规范的服饰，则是他们主持制订的种种繁琐礼仪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每个朝代，“开天辟地”的太祖，都要结合本朝的具体情况，兴师动众，引经据典，费尽心思，确立具有时代特征的服饰款式和着装制度。清朝完蛋了，“共和”了，“民主”了，“中华民国”虽然未再对老百姓的服饰作出什么严格的法律规定，也还是以孙文先生为榜样，流行起了“中山服”。
说来说去，还数现而今最“自由”了。皮的、毛的，任意选；大衣、斗篷、旗袍、布拉吉，随便穿；胳膊、大腿、胸脯、肚脐眼儿，想露出哪儿就露哪儿，爱露多少露多少；卖白菜、耪大地、挑水劈柴，全都穿着“大翻领”的，居然把西服给彻底改造了！
显德七年（960年），后周大将军赵匡胤奉命率军北征，从首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开拔，走到大梁东北边的陈桥驿，就按兵不动了。赵普等几名将军，按照预谋好了的，为赵匡胤披上了只有皇帝才能穿的“黄袍”，“请”他当皇帝，为弟兄们谋幸福。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陈桥兵变”。
自从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唐代才大致定型的皇帝服饰的基本色调和款式，就一直为后世帝王借鉴或沿用。明黄色成为皇帝的“专利”，为帝后独享。他们的衣服被褥，基本色调是明黄色的；屋顶覆盖的琉璃瓦，是黄色的；就连椅套、椅垫儿、桌布、窗帘、包袱皮儿、杯、碗、盘、碟、马鞍、马怼⒙肀蕖⒙硗啊旧饕参抟徊皇腔粕摹Ｄ压只实圩约阂彩亲睢盎啤钡模芤病吧ā辈桓删唬 �
王爷一级的，就得一律戴绿帽子——府邸都用绿瓦。
要是皇帝赏给一件“黄衣服”穿，对那个人来说，是莫大的荣幸。未经皇帝允许，私自使用了明黄色，那就是“非礼”，就是“僭越”，轻者遭“重谴”，重者掉脑袋。
乾隆皇帝弘历“率诸王校射”，年幼的十五皇子颙琰连中两矢。弘历很高兴，摸着他的小脑袋瓜儿，随口说道：儿要是连中“三元”，就赏黄马褂一件！为了这件黄衣服，颙琰卯足了劲儿，果然又一次中的，遂跪在了父皇面前。弘历问：“儿有何要求，尽管说！”颙琰不吭声，赖在地上不起来。弘历这才想起：君无戏言，童叟无欺，一拍脑门儿，自我解嘲地说：“我怎么刚许的愿，就忘了呢！”遂命令太监，拿来一个黄马褂，给儿子穿上。人小衣大，马褂成了曳地长裙，走路直绊脚。就这样，颙琰也舍不得脱下来——只要是明黄的，哪怕是件破裤衩子，也是无价之宝！明代，有的太监衣服右边扎一条黄绫带子。那是皇上赐给的“宝贝”，名叫“抹布”。
废帝溥仪十一岁时，有一天亲弟弟溥杰入宫会亲。哥俩高高兴兴地玩起了“藏猫猫”，君臣之分被抛到了九霄云外。突然，溥仪发现溥杰的衣服里子是明黄色的，立刻不玩了，拉下“马脸”，把弟弟狠狠地训斥了一顿。把溥杰吓得浑身“筛糠”，一通叩头谢罪，差点儿没尿了裤子。
明神宗的皮弁明初，太祖朱元璋“诏复衣冠如唐制”，元代的发式、服装，一律都要扔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根据周、秦、汉、唐、宋各代的有关规定，结合本朝的情况，“斟酌损益”，确定本朝的服饰制度。官员们遵旨献计献策，最后皆“断自圣心”。洪武三年（1340年），根据礼部的考订，周代和汉代“尚赤”；唐朝“尚黄”，旗帜“尚赤”；宋代亦“尚赤”，朱元璋“诏定官员服装”以红色为基本色调。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见朝臣衣服多取便宜，日至短窄，有乖古制”，于是“命礼部尚书李源名等参酌时宜，俾有古义。议凡官员衣服宽、窄随身，文官自领至裔去地一寸”，“武职官去地五寸”……官员所戴乌纱帽，通体皆圆，前低后高，两侧各有一个帽翅，内有束发网巾。官服圆领，两胁各有细钮贯带于巾；一二品钮为金镶犀角，三品花金，四五品花银，六七品素银，八品以下用明角乌角。
按照朝廷的规定，平头百姓必须“短打扮”，不准穿“大衣”。洪武六年，朝廷又订了规矩，庶人戴的环，不得用金玉、玛瑙、珊瑚、琥珀的。帽子不准有“顶”，帽子前面嵌的帽珠，只许用水晶、香木的。洪武十六年，朝廷又颁布一项新法规，允许农民穿绸、纱、绢、布料衣服。但是，“无商不奸”，做买卖的都不是好东西，如果家里有一个人经商，那么，全家都不准穿绸和纱。要不，怎么说“天翻地覆慨而慷”呢！如今，经商的比当官的打扮得还体面，要是真有“皇帝的新衣”，有人照样敢穿。
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心血来潮，要管一管老百姓脚上的事儿，诏令：庶人严禁穿靴，疍民、打渔的，只能光脚。有功名的人，才能穿“大褂”，见官免跪。这种规定，世代相袭。因此，在鲁迅先生的“咸享酒店”里，孔乙己才成了穿长衫、站着喝酒的一大怪。
明神宗金翼善冠给老百姓划的圈儿，小小的，严严的。皇帝却“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明清时期，皇帝服装分为礼服（衮服、朝服）、吉服（龙袍、朝服）、常服、行服和雨服，料子、款式、规格、色调、花纹等，都有严格而细致的规定；另有相应的冕，朝冠、吉冠、常冠、行冠、雨冠等各类帽子，以及腰带、鞋袜和饰物，与各式服装成龙配套。
逢大典、大祀，皇帝着礼服；常朝、视朝，穿吉服；日常起居办公，穿常服；出宫巡幸、狩猎、征战，穿行服；下雨下雪，穿雨服，也叫油衣。“裘、棉、袷、单，唯其时”，即随着季节的变化，选用上等的皮、棉、绸、纱，制作毛、皮、棉、夹、单衣。
古人认为，头发、皮肤、眼睛等，都是“父精母血”，不可言弃。除非当和尚；“髡刑”，即剃个大秃瓢，那是惩罚犯罪分子的种种刑罚之一。时至今日，在劳改队服刑的老爷们儿，也得剃光头。三国时，曹操手下大将夏侯惇“拔矢啖睛”；曹操因为坐骑践踏青苗，违犯了军令，断发罪己，意义等同砍了一次脑袋。
明代男子都不剃头，也不能像现在这样，随意染得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他们规规矩矩地束发于头顶，有的戴冠，有的佩“幞”。皇帝的帽子可就讲究了。礼冠，称作“冕”，一块呈长方形的“板子”，盖在脑袋上，前面圆而低，后面方而高；前后各有十二个五彩玉制作的“旒”，吊儿啷当地挂在“帽沿”上。从北京十三陵定陵出土的一个冕，前后都有红黄蓝绿等颜色的小“球球”串成的旒。
与冕配套的衮服上，绣着“日、月、星、山、火、龙”等“十二章”图案，整得花里胡哨的。
与龙袍配套的通天冠，高九寸，成筒状，顶部向后倾斜，后面有两个“卷梁”，微微地向前弯曲，形状像十三陵定陵出土的“九龙冠”（翼善冠）；而这顶九龙冠，是用一百五十根头发般粗细的金丝编成的。
第五部分第十章 服饰与着装规制（2）
皇帝的“便帽”，与盘领短袖黄色常服配套，名字叫作“翼善冠”，顶部略呈圆形，左右两角短圆上翘。
着礼服时，皇帝穿黑色矮靿软皮靴；日常穿单底儿红边的“玄履”，饰红缨黄结，女里女气的。十三陵定陵出土的一件黄缎龙袍，暗地儿杂花，前后绣团龙，两袖各绣一行龙，前襟绣二行龙。
穿宽松的长袍，不系腰带，必定会成为“癞蛤蟆挎洋刀——肋脦兵”。皇帝穿礼服时，佩双玉，扎玉革带；穿常服时，扎的腰带上，装饰着金、玉、琥珀、通犀制作的小零碎儿。
明太祖朱元璋为文武百官定下的着装规矩，沿续了二百多年。其突出特点是：文官用珍禽补子，武将用异兽补子。思宗朱由检独辟蹊径，敢于创新，在《山海经》这本书中，搜罗出一堆世上见所未见的禽兽图案，重新包装部下。视朝时，百官聚集在皇帝面前，环顾左右，光怪陆离，无奇不有。大臣们也闹不清楚，自己是个啥东西了！
朱由检要重整河山待后生，不忍以衣被锦绣，重困一方之民，大力倡导“节俭”，下令“罢苏杭织造”，改穿布衣。有一次举办经筵时，稍有破损的衬衣袖口露出来了，他悄悄地往里塞了塞。讲官发现了，对皇上说：“衣蔽，美德也，用不着遮遮掩掩。”
获赏、获准，官员和太监可着蟒袍。蟒与龙的外形相似，龙“五爪”，蟒“四爪”。如果大臣获赏黄马褂，可以照穿不误；获赏“龙袍”，应当自觉去掉“一爪”，当蟒袍穿。
史载，明万历六年，皇太后赐大学士张居正坐蟒、胸背蟒衣各一件。
中国古代曾经有严厉的规定，妇女貌不修饰，不得见君父；后来，又把“妇容”列为女人必须具备的“四德”之一。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很多“美德”，但是，如今的“半边天”，显然最愿意继承的是“妇容”这个优秀传统，并不遗余力地把它发扬光大。没有“文化”，还凑合；没有光鲜的门脸儿，万万不行。大商场几乎都是为妇女、儿童开设的；男子汉的衣服、鞋帽，总是被忽视，“开屏”的本能，逐渐退化。妇女们的化妆权，受到充分尊重，往脸蛋儿上抹的东西，五花八门，不断翻新；纹眉、拉皮儿、丰乳、吸脂，挥刀弄剪，什么都不怕，恨不得把自己脱胎换骨。
“女为悦己者容。”披头散发，鼻涕拉撒，非疯即傻。皇帝的后妃，首要靠容貌维持生计，梳洗打扮，更不能掉以轻心。
百子衣（复制品）明初，朱元璋立下规矩，自后妃以下，至嫔侍女使，大小衣食之费，金银钱帛器用百供之物，皆由尚官局奏请，再赴所部关领，为妇女梳妆打扮，打开方便之门。
民间形容后妃的打扮，言必称“凤冠霞帔”。明代皇后参加大典、大礼，着翟衣，戴凤冠，穿青鞋袜。
翟，就是野鸡。翟衣上绣着十二种野鸡图案，穿插着一些“小轮花”。领、袖口和衣边，饰以红色。那凤冠，可谓玲珑剔透，光彩眩目；初，有九龙四凤、大小花各“十二树”，两鬓各饰“十二钿”；后来，改为“独龙戏珠”，加翠盖，垂珠结，饰四十二片“翠云”，还有一堆“珠花”。两鬓饰金龙、翠云。从十三陵定陵出土的一顶凤冠，上有三龙二凤，翠云朵朵，缀着三百多颗珍珠，一百多粒宝石。
皇后的常服也很考究，与之配套的有冠、霞帔、玉带等等。定陵出土的一件皇后穿的红地儿罗短袄，上有金线绣的龙和“八宝”，以及“百子（娃娃）游戏图”。有道是：“虹裳霞帔步摇冠，钿璎累累佩珊珊。”所谓“霞帔”，就是“衣外，以织文一幅，前后如其衣长，中分而前两开之，在肩背之间。”说白了，即是一个华丽的“披肩”。宋代，把霞帔定为命妇礼服必备的一个“零配件”，随级别高低，各有不同。明代规定：“一品衣金绣文霞帔，金珠翠妆饰玉坠；二品衣金绣云肩大杂花霞帔，金珠翠妆饰金坠子。”皇后的霞帔就更华丽了。“步摇”是一种头饰。后妃的步摇，金作梁，垂珍珠，插在头上，一步一摇，更显妩媚、招摇。
皇女十多岁后束发，订婚后“梳头”，每日用加了香料的桑叶汁刷鬓角，光亮润滑，香气扑鼻。宫眷每年三月初开始穿“罗衣”，四月初换“纱衣”。唐玄宗喜欢胖乎乎的杨贵妃。明代皇帝喜欢“杨柳细腰”。因此，宫眷都用刺绣的纱绫带，把腰勒得紧紧的，美其名曰“生腰”。
明代帝后中，花钱似流水的，大有人在；而另有一些人，或出于无奈，或出于自觉，也能把富日子当成穷日子过。明隆庆末年，大学士张居正说话算数了，总是劝皇上把一分钱掰成两半儿花。万历元年十月，张居正又开导神宗朱翊钧：“宋仁宗说过，珠玉并不值钱，贤臣才是宝贝；愿圣上明鉴。”这时，十一岁的朱翊钧还没有后来那么“坏”。他对张居正表示：说的有道理。后宫的人特别喜欢珠玉，在赏赐她们时，我总是“斤斤计较”，尽量少给一点儿。皇上表了态，张居正心里有底了。内承运库太监崔敏打报告，申请买一批珠宝；报告转到内阁，张居正断然驳回。
后宫佳丽特别注重装修“门脸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