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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少校，您指挥的前步兵第四十四团战士前来报到！’
加夫里洛夫也心慌意乱了，眼中的泪水夺眶而出，他手足无措地忙活起来，我发现他的脸和手都在神经质地直哆喷。斯米尔诺夫同志，可惜您没法目睹我们的重逢。那场面简直难以形容。
我惊喜交加，激动万分。不过，使人难以置信的是，站在我面前的已不是我记忆中往昔那执法如山、刚毅不屈的指挥员，而是一位谦朴温良的公民。我们一直长谈到晚上。只有当他讲起过去的事情时，才仿佛又变成了团长，当年的英姿重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别索诺夫把加夫里洛夫的地址告诉了我，我当即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介绍了我寻找他的经过，还告诉他，我认为，在布列斯特要塞他建树了英勇非凡的功业，我坚信人民了解他的功勋，祖国正确评价一个英雄人物的勇敢和献身精神的时候已指日可待。我告诉他，近日我将动身到克拉斯诺达尔去同他会见，并记录他的回忆。
两星期后，我来到克拉斯诺达尔。加夫里洛夫同别索诺夫一道在车站迎接了我。我怀着极大的兴趣望着这位深切思慕、四处寻觅的人物。这是一个饱经沧桑的人，他身材瘦削，宽宽的脸盘上略带着一种疲惫的神色，看上去比五十五岁的年龄显得更苍老一点。身上穿的是一件破旧的军大衣，头戴一顶军用护耳棉帽。
他立刻把我带到了他的家——克拉斯诺达尔市远郊的一座矮小的土坯房。他的第二个妻子玛丽亚在门口迎接我，对我的接待十分殷勤周到。
这幢小屋室内整洁异常，不过所有的陈设使人可以感到，主人的生活远不能说是富裕。房子是加夫里洛夫夫妇亲自盖的，我看得出来，为了给自己安排这么一个住处，让日子能过得下去，他们不得不节衣缩食。
然而，房前屋后那一大片精心培育的葡萄园，却是主人的骄傲。所以，当我们坐下用早餐时，桌上摆上了家酿的新酒，于是我们自然又为布列斯特要塞的英雄们干了第一杯。
此后，我同加夫里洛夫一连畅谈了数日，记下了他的回忆。他向我谈到了自己的一生，它是那样的引人人胜，但又是那样的坎坷曲折。
第十七章 东堡的指挥员
加夫里洛夫出身于喀山地区的鞑靼民族，早在伊凡雷帝时期，祖先便皈依了东正教。随着信仰的改变，他们采用了俄国人的姓氏和名字，不过仍保留着自己的语言和许多风俗。
他的父亲居住在喀山附近的一个贫苦小村子里，是一个贫民。加夫里洛夫的童年在贫苦无告、愚昧无知的环境中度过。他从小就过惯了艰难困苦的生活，养成了吃苦耐劳、刚毅不屈的性格。同艰苦的农民生活所产生的种种不幸和苦难作斗争，已成为他的习惯。一九一八年，当他加入红军时，这种坚强不屈的性格使他受益非浅。他入伍时是一个愚昧无知、没有文化的小伙子，但却具备军人必不可少的品质——意志顽强坚如钢铁，面对困难百折不挠。
红军不仅使他学会了军事知识和技能，而且还使他在政治上也成熟起来，教会了他读书写字。在平定高尔察克分子和邓尼金分子的战斗中，在肃清北高加索山区白匪的殊死搏斗中，他茁壮地成长起来。他的坚强不屈的品格，他的勇敢顽强精神，他的超群的组织才能，日益显露出来。所以，国内战争结束不久，加夫里洛夫就很自然地成了一个共产党员和红军指挥员。
战后他一直在北高加索服役。他在那儿结了婚。夫妻俩没有生下孩子，于是从儿童保育院要了一个孤儿。加夫里洛夫收他为义子，小科利亚在这个家里就跟亲生的儿子一样，加夫里洛夫的前妻叶卡捷琳娜对他体贴入微。
加夫里洛夫是国内战争在民间造就的那批红色指挥员之一。这些天才的军事首长无限忠于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党，同祖国的敌人斗争起来英勇无畏，舍生忘死，但是他们缺乏必要的理论修养，没有足够的知识和一般文化素养。所以，当国家结束了灾难性的战争，刚刚得到生息的机会时，便开始培养自己的保卫者——军队的指挥干部。
这期间加夫里洛夫参加了各级指挥员训练班，后来又把他送进了红军指挥员的大熔炉——伏龙芝军事学院。
军事学院的学习非常困难——最大的障碍是没有受过教育。但这时加夫里洛夫百折不挠的毅力又发挥了作用。他从学院毕业时，被授与少校军衔，担负团的指挥任务。几个月后，一九三九年酷寒的冬季，在芬兰战争中，他指挥的步兵第四十四团表现突出，在卡累利阿地峡的历次艰苦战斗中，表现得十分坚强。
芬兰战争以后，整个第四十二师被调到西白俄罗斯的别廖扎——卡尔图兹斯卡亚地区，战争爆发前的两个月，加夫里洛夫的团又被调到布列斯特要塞。
他家在要塞军官宿舍的一栋楼房里，分得了一套住房。叶卡捷琳娜长期受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折磨，被困在床上已有数星期之久，战士们的宠儿小儿子科利亚整天扔在部队里没人管。
加夫里洛夫很少回家——团长的职务并不轻松，他也难得有余暇时间。他是个凡事都讲认真的首长，有的人说他“过于苛刻”。事无巨细，只要涉及到自己下属的生活，他总是要求严格，绝不轻易放过。无论是对己对人，他从不马马虎虎。他从来不满足于自己或全团在紧张训练中取得的成绩，总认为做得不够，时间不等人，形势逼人。
作为军人，而且是身在边境的军人，加夫里洛夫凭着特有的敏感预见到，危险已迫在眉睫。这种预感仿佛在不断督促他，他记得芬兰战争对我军曾是一次何等艰巨的考验，所以现在才珍惜每一个和平的日子，力图使全团对那次不久即将到来的考验作好准备，他深信考验即将临头。
出于那种特有的直率，加夫里洛夫在同战士和指挥员交谈中不止一次说过，战争已迫在眉睫，布格河对岸那个危险的邻国什么勾当都能干得出来，希特勒可以任意撕毁同苏联订立的友好条约，因为在此之前，他也曾撕毁过不少其他国际协议。
但是众所周知，类似的直言不讳在战前年代是要付出昂贵代价的。有人居然向师党委打了报告，揭发加夫里洛夫。他受到指控，说他到处宣扬对德作战不可避免，在下属中散布恐怖情绪。罪名十分严重，加夫里洛夫很可能受到严厉的党纪处分。党委预定于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处理他的问题，所以在最后这些日子里他已预感将会遇到很大的麻烦，难以向战友和家人掩饰这种深深的不安。
现在看来，这件事情似乎荒谬得离奇，他因为预见到战争，竟要受到党纪的处分，而使加夫里洛夫免遭处分的，却是……在预定的党委会议召开前五天爆发的战争。
六月二十二日拂晓，听到第一阵爆炸声后，加夫里洛夫立刻意识到战争开始了。他迅速穿好衣服，命令妻儿躲入最近的地下室，然后同他们告别，拔出手枪向中央核堡跑去，那里设有团司令部，那里有该团的军旗：首先应该抢救军旗。加夫里洛夫跑过了受到德军破坏分子猛烈扫射的穆哈维茨桥。他记不得怎样冒着炮火穿过核堡大院，又怎样冲过三三三团大楼，跑向环形大楼的西端：他的司令部就设在那里的二层楼上。
不过，当他赶到那里时，整个二层楼已几乎全都坍塌，四周烈火熊熊。有一个战士认出了团长，向他报告说，本团的军旗已被司令部的一个工作人员拿走。
这时，加夫里洛夫开始召集部下，打算率领他们冲出要塞，前去占领为该团指定的防御地段。但要完成这一行动又谈何容易：天色尚未放明，战士们半裸着身体在大院里四处乱跑，急于找到隐蔽的场所、在这种混乱局面中，几乎不可能分辨出谁是本团的战士。
他勉强召集二、三十人，然后带领他们向三拱大门跃进，再次冲过桥面，奔向要塞正门。但是正门已被封锁——在北大门的门洞附近，战斗已经打响。德国鬼子已经对要塞形成了包围圈。
就在大门附近，加夫里洛夫遇上他熟悉的指挥员卡萨特金大尉。卡萨特金指挥的是第四十二师通信兵独立营，该营布置在离要塞数公里的地方，卡萨特金家住要塞，他是回来过星期日的。现在，他同营里的联系被切断了。
这时，分散配置于大门前土墙上的我狙击手小组正同进逼的敌自动枪手展开对射。在卡萨特金协助下，加夫里洛夫着手在当地整顿防御工作。他冒着敌人的炮火，在战斗正在进行的情况下，组建起一个连队，少校委派一名正在当地的中尉指挥该连。加夫里洛夫随即向该连布置了战斗任务，并组织人力从邻近的仓库向这里运送子弹。
后来，一名战士跑到这里，向少校报告说，在毗邻地区的东部马蹄形工事的掩蔽部里，集结了分属各团的数百名战士，加夫里洛夫和卡萨特金闻讯后立刻赶到该地。他俩就这样来到了东堡。
“马蹄铁”中央的楼房里，驻扎着三九三高炮独立营。战争爆发的那天夜晚，该营营区只剩下了一个高炮连，它的两门高射炮住放在堡垒附近的外墙根底下。指挥该炮连的是一位上尉——正是他向全连战士发出了警报。一个小时后，这个指挥员却牺牲了，接着指挥高射炮兵的是该营通信主任多米延科中尉和从第一二五团跑到这里来的科洛米耶茨中尉。人们发现了几个弹药仓库，战士们用步枪、自动步枪和手榴弹武装起来，而在营房二楼配置了四管高射机枪，它现在把通向马蹄形大院的大门置于火力之下。
这时，从核堡冲出来的几批战士相继来到东堡。将近正午，当加夫里洛夫和卡萨特金来到这里时，在营房和掩蔽部里，已经集结了三百余人。
加夫里洛夫作为职务较高的首长，掌握了对大家的指挥权，开始组织这支队伍，为了加强大门附近北面上墙作战的连队，加夫里洛夫派一个连开赴大道另一侧西部马蹄形工事去进行防御，一个连隐蔽在要塞的东北土墙上。现在加夫里洛夫部队的防区呈三角形，它的三个角就是要塞的北大门和两座马蹄形工事。
在东堡中，加夫里洛夫设了指挥所，配置了直属预备队。司令部也设在这里，参谋长由卡萨特金大尉担任。从这里向各连发出命令时常派出侦察员和通信员。甚至还在司令部与各连之间架设了电话线，但炮击和轰炸使联络不断失灵，不久，电话就完全失灵了。
担任加夫里洛夫政治副职的是第三三三团的指导员——斯克里普尼克。他当即统计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数字，组织记录苏联情报局的战报，由报务员在炮兵营营房里收听。加夫里洛夫还把照顾伤员以及照顾从邻近军官宿舍跑来的妇女和儿童的任务委托给他。
妇女和儿童被安置在最安全的地点——外墙内坚固的掩蔽部里。“医院”也设在这里——墙角铺上一抱抱干草，伤员就躺在上面。助理军医阿巴库莫娃成了这所医院的”主治医生”，而军官的妻子则成了她的志愿助手。
整个第一天，加夫里洛夫的队伍扼守在自己的阵地上，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冲锋。就连这支队伍的炮兵——配置在“马蹄铁”附近的两门高射炮也发挥了作用。上午，高射炮兵不时同经正门突入要塞的德军坦克展开战斗，每一次都把敌人的坦克赶了回去。
指挥炮兵的年轻中尉在对射中身负重伤。可是，他拒绝离开火炮。当一辆坦克突破大门冲进来时，坦克和高射炮兵之间展开了一场火力决斗。坦克一面在路上忽左忽右迂回闪避，一面向高射炮快速射击，一门高射炮很快被击毁。这时，失血过多、面色惨白的中尉鼓足最后的力气，站到高射炮前，亲自实施直接瞄准射击。他总共只用了两、三发炮弹——坦克就被击毁，企图逃命的坦克手也被战士们用步枪击毙。不过，中尉的力量已消耗殆尽。他当场倒在高射炮旁，当炮兵把他抱起时，发现他牺牲了。
加夫里洛夫马上命令卡萨特金为这个中尉写一份报告，呈请追认他为苏联英雄。遗憾的是，后来当德国鬼子冲入堡垒时，这份文件同司令部的其他文件一道被销毁，如今，中尉的名字已被保卫战参加者遗忘，所以他至今仍然还是无名英雄。
德国鬼子用绳缆拖走了被击毁的坦克，后来，敌机又飞临东堡轮番轰炸。就在这时，一颗炸弹落入存放高射炮弹的掩体，把这个小弹药库炸得粉碎。高射炮再也不能射击了。
第二天，局势恶化了。敌人切断了战斗在西堡的连队同加夫里洛夫的联系，并逼近了大道。在后来的几天里，在敌人猛攻下，其他两个连也伤亡惨重，剩余人员被迫撤离要塞土墙。现在，加夫里洛夫的队伍已全部集结在东堡，被敌人团团围住。德国鬼子发动了围攻。
敌自动枪手多次企图突入马蹄形工事的中央大院，结果都枉费心机。战士们日夜守护在营房的四管机枪旁边。他们故意把自动枪手放到跟前——让敌人冲到地势倾斜的大院中央。当自动枪手一窝蜂似地叫嚷着向营房发起最后冲击时，机枪顿时展开抵近射击，四根枪管同时喷射出子弹。顷刻，整个大院如同被铁扫帚扫过一般。在这挺机枪的可怕火力下，没有几个希特勒匪徒能够生还，堡垒大院堆满了身穿绿军装的德军尸体。
敌坦克几次逼近这里。这时，加夫里洛夫就召唤志愿人员出击，他们手持集束手榴弹，贴着土墙根爬向敌人的坦克。自从一辆坦克在大院里被击毁后，德国人的坦克再也不敢往这儿钻了，只是躲在远处用炮乱轰一气。坦克和火炮的射击不能给敌人带来任何战果。所以敌人又开始频繁出动飞机来对付山少数苏联军人据守的这个小小的土筑马蹄形工事。
炮击日益猛烈，轰炸愈来愈残酷，而堡垒里的食物已经耗尽，饮水没有了，失去战斗能力的战士越来越多。根据加夫里洛夫的命令，妇女和儿童被送出去当了俘虏。
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自动枪手不时冲上外墙墙脊，把手榴弹扔进马蹄形的院套。好不容易才把德国鬼子赶了回去，可接着他们又发起了烟幕冲击。敌人甚至使用了催泪瓦斯炸弹。呛人的烟团笼罩着整个大院，钻进了拖蔽部。幸好堡垒的仓库里存有防毒面具，战士们有时成几小时地戴着面罩，坚持射击、投弹，抗击敌人。
后来，又是一个星期天——一六月二十九日到来了，希特勒匪徒向东堡保卫者发出了最后通喋——限一小时内交出加夫里洛夫和他的政委。德军指挥部威胁说，否则，就把要塞连同顽抗的守军消灭掉。
战斗沉寂了一小时。这时，加夫里洛夫召集全体指战员，举行了一次公开的党的会议。参加集会的不仅是共产党员，所有的人都到了这间狭窄昏暗的掩蔽部，只有值班的机枪手和观察哨留在岗位上，以应付敌人的突然攻击。
加夫里洛夫向大家说明了情况，他说：指望外援已不可能。于是向共产党员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怎么办？”
人们立时象开了锅似的议论起来，从他们的脸上，少校知道了同志们的答复：“我们将战斗到底！”
这不是一次寻常的会议，这是一次激动人心、团结一致的群众大会，是他们最后的一次会议。而当斯克里普尼克宣布发展党员时，人们立刻到处去寻找纸张。大家用散落在各掩蔽室地上的一些碎纸片，用旧报纸，甚至在德军煽动投降的传单背面，写出了简短的感人肺腑的申请书。艰难的最后考验已经来临，每个人面临着死亡或敌人的奴役，此时此刻，战士们都想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去进行决死战斗。几十名非党战士当场被吸收入党。
他们甚至没有来得及唱完国际歌，时间已到，堡垒里又响起了炮弹隆隆的爆炸声。敌人坚决地发起了冲锋。战士们在射孔前各就各位。
但是最先出现的是飞机。它们飞得很低，一架接着一架，头一架在堡垒上空投下一颗照明弹，为后面的飞机指示目标。随即炸弹如雨点般倾泻下来，而且都是最大的炸弹。
周围不断响起沉雷般的猛烈的爆炸声，掩蔽部坚固的砖砌拱顶在战土们头上猛烈地摇晃着，有时竞全部塌落下来。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塌方，战士们被活活地埋进了倒塌的土墙之下，离开了人世。这种情况持续了很久，但究竟有多久，谁也说不清楚——人们的神经实在太紧张了。最后一批炸弹刚刚响过，只听自动枪手们发出一声呐喊，扑上了外墙，院套里又响起了手榴弹的爆炸声，而在马蹄形工事中央的院子里，敌人的士兵蜂拥而至。四架机枪的扫射声已经沉寂下来——它在空袭时被摧毁了。
这一天和第二天早晨，东堡保卫者进行了多次白刃战，但抵抗终于受挫，幸存的人都成了战俘。敌自动枪手逐间逐间地仔细搜索了掩蔽部——一寻找加夫里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