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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深刻的信心。仅仅有一次，在战斗间隙，在同马捷沃相交谈的时候，他那隐藏在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秘密才流露了出来。
“一个无牵无挂的人，死起来到底要轻松些，”他叹了一口气，对团委书记说。“谁要是知道他的死不会给别人带来灾难，那么他死起来就会轻松得多。”
他再没有说什么，马捷沃相没有回答，沉默了一会儿，他清楚政委在想什么。
他是名副其实的政委，在各方面树立了勇敢、忘我和谦逊的榜样。不过时过不久，他也不得不换上普通战士的服装：希特勒狙击手和破坏分子首先暗算的就是我军的指挥员，因此所有指挥员都奉命换装。即使穿上普通战士的服装，大家也能认出他——他总是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有时还亲自率领战士冲锋。他几乎彻夜不眠，同战士们一样忍受着饥饿和口渴的折磨，可是当搞到食物和饮水时，他又总是最后一个去领取，并严格监视，不允许别人给予他任何优待。
有几次侦察员搜寻了希特勒匪徒的尸体，把从德军背囊中发现的几个干饼或者小面包带给了福明。这些东西他自己一点不留，全部送到地下室，分给妇女和儿童。一次，几个口渴难忍的战士在伤员休息的地下室里挖了一个不大的水坑，每小时差不多能渗出一杯水，米尔凯维奇把头一份水——一杯混浊的脏水——拿上来给了政委，要他痛痛快快地喝下去。
时逢天气燥热，福明已两天两夜滴水未沾，嘴唇干裂，呼吸困难。可是当米尔凯维奇把杯子递给政委时，福明抬起失眠红肿的双目瞪了他一眼。
“拿给伤员去！”他哑着嗓子说，语气如此坚决，搞得米尔凯维奇一声不敢争辩。
在保卫战已进入尾声的一天，福明的手臂被一枚投进窗口的手榴弹炸伤了。他来到地下室包扎。当时卫生员身边正围着几个受伤的战士，卫生员一看到政委，立即走了过去，但是福明制止了他。
“先给他们包扎！”他当即命令说。随后他在屋角的箱子上坐下，一直等到轮到他包扎的时候。
福明的下落很长时间一直是一个悬案，传闻种种，莫衷一是。有的说政委在要塞战斗期间牺牲了，有的听说他被俘了。究竟怎样，谁也没有亲眼看见。所以对这些说法都要画个问号。
直到我在加里宁州别尔区找到了前步兵第八十四团中士、现农村中学校长列布祖耶夫以后，福明的下落才水落石出。六月二十九日或三十日，中士列布祖耶夫和团政委同在营房大楼的一间屋子里。当时希特勒破坏分子已把大楼的这一部分用炸药炸毁，这里的指战员大部分死于这次爆炸，或被倒塌的墙壁压死，有些人侥幸活了下来，当他们被自动枪手从废墟中拖出来时，已经奄奄一息，结果都成了俘虏。政委福明和中士列布祖耶夫也在其中。
战俘恢复知觉后，在大批兵员的押送下，被驱赶到霍尔姆大门。一名讲一口地道俄语的德军军官在那儿等着他们，他下令仔细搜查每一个战俘。
根据福明的命令，苏军军官的所有证件早已销毁。政委本人穿了一件战士穿的普通扎趟棉袄和一件军便服，上面没有任何等级标志。他瘦弱已极，脸上长满胡须，衣服破烂不堪，和其余被俘人员毫无二致，所以战士们希望，他们能够把这个人的身份瞒过敌人，这样就能挽救政委的性命。
不料战俘中间却出了叛徒；这家伙之所以一直没有跑到敌人那边去，显然是因为怕吃苏军战士的枪子儿。现在机会到了，他决计在希特勒分子面前邀功请赏，于是诌媚地笑着从俘虏队伍中站出来，向德军军官说：“长官先生，这个人——不是士兵，”他指着福明，奉承地说。“他是政委，是个大政委。他吩咐我们打到最后，不投降当俘虏。”
军官下达了简短命令，敌自动枪手随即把福明拖出横队。战俘们那一双双布满血丝的塌陷的眼睛盯着叛徒，射出了无声的威严的目光——一这家伙脸上的笑模样没了。一名德军士兵用枪托捅了他一下，他立刻泄了气，贼眉鼠眼地四下里睃了两眼，重又站进横队。
根据军官的命令，几名自动枪手包围了政委，把他带到霍尔姆大门外的穆哈维茨河边。一会儿，从那边传来了自动步枪的射击声。
此时，在离大门不远的穆哈维茨河边还有一批被俘的苏军成土。其中也有第八十四团的战士，他们认出了自己的政委。他们看见，自动枪手刚让福明靠要塞围墙站好，政委便举起了一只手臂，发出了一声呼喊，但呼声立刻被射击声所打断。
半小时后，其余的战俘也被押出了要塞。黄昏时分，他们被赶到布格河畔的一座小石头房子里，锁在里面过夜。
可是，第二天早晨当押送兵打开门锁，命令大家出去时，德军警卫发现少了一名战俘。在黑暗的屋角里，干草上倒着一具尸体：头一天出卖政委福明的就是这个人。他头向后仰，浑浊的眼珠子吓人地鼓涨出来，脖于上面青紫的指痕清晰可见。这就是叛徒应得的下场。
福明就这样牺牲了。他是布列斯特要塞的杰出政委，是战士，是英雄，是共产党的忠诚儿子，也是传奇般保卫战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
人民和政府高度评价了福明的功勋——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追授他列宁勋章，此命令的抄件作为一件宝贵的纪念品，至令保存在已故政委的妻儿的基辅新居里。
而在布列斯特要塞，在霍尔姆大门旁弹痕累累的营房墙壁上，镶嵌着一块大理石纪念牌，上面写着：团政委福明在此英勇就义，被希特勒刽子手所杀害。参观要塞的人络绎不绝来到这里，把花环安放在墙脚下，或者在纪念牌前献上一束朴素的鲜花，用这微薄的礼物来表达人民对英雄的感激和景仰。
第三章 核堡的军事指挥员
战前，祖巴乔夫一家住在要塞大门附近的一栋军官宿舍里。在他家室内的墙上，挂着一张微微发黄的照片，上面有四个头发蓬乱的红军战士，潇洒地歪戴着布满皱折、缀有红星的大檐帽，身着显然是缴获的弗伦奇式上衣，其中有一个战士脸上挂着快活而憨厚的微笑，这个健壮的小伙子两手又大又长，竟从短短的衣袖里露出了一大截子。如果不仔细辨认，根本看不出他就是这家的主人——祖巴乔夫大尉。
这是一张纪念照，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那时，莫斯科郊区卢霍维茨附近一个小村子里的农家孩子伊万·祖巴乔夫志愿上了国内战争前线，正在北方同美英干涉军作战。二十年光阴没有虚度，它在这半文盲农村小伙子憨厚直率的脸上留下了智慧和意志的印记，使他的性格更坚强，生活经验更丰富——这二十年的经历太令人难忘了。作为一个普通战士，他在前线入了党，当了乡党委书记、科洛缅斯克县委书记，最后又成为红军的指挥干部，在芬兰前线战斗中当上了步兵营长——这就是这些年来祖巴乔夫走过的道路。
在卡累利阿地峡，祖巴乔夫领导的步兵第四十四团第三营表现突出，被誉为一支坚强的战斗部队，而三营营长本人也被战友们视为一名刚毅、果敢的指挥员。凡与勤务有关的事情，祖巴乔夫总是严格要求，毫不含糊，同时他又平易近人，对战士坦诚真挚，亲如手足，而在首长面前则从不畏思逢迎，而是不卑不亢，敢于坚持己见。
师里的人全都记得一九四Ｏ年秋季演习时他遇到的那件事。这次演习是在边境地区进行的，以军长崔可夫将军为首的全军首长从各地赶来观看演习。崔可夫是后来举世闻名的伏尔加河会战的英雄，伟大卫国战争的著名统帅之一。加夫里洛夫指挥的第四十四团当时获得很高评价，是四十二师各团的第一名。
事情发生在最后一天，演习已近尾声。进行的科目是对假设敌占领的高地进行示范进攻。祖巴乔夫带着副营长和营参谋站在山岗上，正密切注视着进攻进程。他刚刚下达了全营展开成战斗队形的命令，这会儿正怒气冲冲地批评参谋，因为他觉得各连推进的速度还远远不够。正当祖巴乔夫全神贯注地观察着步兵散兵线行动的时候，从背后高高的山岗上骑马观察整个假定战斗场面的指挥员当中，有两个人策马向他跑来。这一点他一直没有发现。直到背后响起得得的马蹄声时，他才转过身来。
跑在前面的骑手穿的是一件没有标明官阶的皮短上衣，戴着一顶普通的军官大檐帽，他在大尉身边猛然勒住马。
“为什么提前把全营展开？！”他恼怒地叫喊起来。
祖巴乔夫断定，这个骑马的人准是师部的一个什么指挥人员，他脑子一热，想摆摆威风，所以竟干预起营长的指挥来了。本来大尉就已经因为投入冲锋的各连队行动迟缓而正在恼火，听到这位不相识的指挥官指手划脚，更是控制不住了。
“不要妨碍我对全营的指挥！”他生硬刻薄地说。”这儿我是主人，出什么问题由我对指挥部负责，快走开！”
恰当此时，陌生人胯下的烈马在原地跳了起来，于是骑手俯身去抚慰战马。在这刹那间，皮衣领上棱形的将军领章露了出来。祖巴乔夫和他的两个战友马上猜出，站在他们面前的是军长崔可夫将军。
“对不起，将军同志，”祖巴乔大连忙说，“我没看到您的标志。”
他立正站着，但是毫不畏惧和拘谨，直视指挥官的面孔，准备接受随之而来的严厉训斥。可是，崔可夫却出乎意料地温和而开朗地笑了起来。
“说得对，大尉！”他加重语气说。“你是这里的主人，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允许不相识的人来干预你的工作。不过，营的队形展开得毕竟还是早了点。再等一会就好了。”
说完他拨转马头，在参谋陪同下驰回原地。
到了指挥所后，崔可夫一跳下马，就对师长拉扎连科将军说：“你的这位营长脾气还蛮大哩！他把我狠狠地训了一通。没关系，我喜欢性格刚强的人。这样的人才配作军事指挥员！”
军长的这些话后来传得全师尽人皆知了，而祖巴乔夫作为一个刚毅直率的人，竟然名声大扬。
秋季演习结束后不久，人们得知崔可夫被召往军区司令部，在那儿接任了新职。接替他的职务的是另一名将军，全军指战员顿感怅然若失。几个月后，第四十二师又从原来的别廖扎一卡尔图兹斯卡亚防区移驻布列斯特地区及布列斯特要塞。在要塞，祖巴乔夫大尉也接任了新职——加夫里洛夫少校提升他担任后勤副团长。
一向遵守纪律、忠于职守的祖巴乔夫又一头陷进了全团弹药、给养、饲料和被服供应的繁忙工作之中。新的职务被认为是一个更高的职务，而且物质待遇也相当优越。再说大尉已经四十二岁，再当营长也的确太辛苦。可是，这后勤工作同他的心意总是格格不入。时间不长，他就找到团政委福明。
“我不是军需官的材料，政委同志，”他坦率地说。“我天生就是搞军事指挥的。您和少校说说，放我回营里吧。”
但加夫里洛夫只是同他开了几句玩笑，并没有让他回去。祖巴乔夫说什么也不会料到，他将在什么情况下重操军事指挥的旧业——那已经是在要塞被敌人包围，进行决死战斗的危急情况下了。
在要塞的废墟下曾发现《第一号命令》的残片，祖巴乔夫的名字我们正是从那里才首次得知的。此后不久获悉，大尉的遗孀——祖巴乔娃住在布列斯特州一个叫扎宾卡的小地方。从她那里搞到了英雄的照片和生平资料。不过要介绍祖巴乔夫在要塞保卫战期间的活动，她当然无能为力：在第一阵爆炸声中，大尉就仓促赶往战士们的营房，甚至没来得及同自己的亲人——妻子和两个十几岁的小儿子告别。关于其他情况，他们就再也不知道了。
直到一九五六年，才在加里宁州维什尼沃洛乔克市附近一家集体农庄找到了保卫战参加者叶戈罗夫，他以前是中尉，如今已退休养老。战争爆发时，他在要塞同祖巴乔夫待在一起。从这个人口中我们了解到大尉离家后的去向。
叶戈罗夫曾任祖巴乔夫营的参谋，不过一九四一年春季，他又接任了团副参谋长的职务。战争打响时，他正在布列斯特要塞附近的列奇察村家里。听到爆炸声，叶戈罗夫紧忙穿上衣服，抓起手枪，向团司令部跑去。
他顺利地通过了敌炮兵和机枪正对之进行猛烈射击的要塞北大门和穆哈维茨河桥。可是刚跑到三拱门的右侧门洞口时，却险些撞到三个戴钢盔的德军士兵身上。这几个家伙是从要塞大院那面无意中跑到这儿来的。前面的士兵在跑动中端起自动步枪，对中尉喊道：“站住！”
门洞的右侧墙上有二扇门。叶戈罗夫用手枪向追赶的敌人打了三枪，往门里一闪，身后的大门洞里响起了一梭子。
叶戈罗夫跑进去的地方是第四五五团的厨房，一座大炉灶占据了大半个房间。中尉一步窜到远处的屋角，在炉灶后面蹲了下来。这个动作完成得非常及时——德军的手榴弹紧跟着飞进了厨房，在屋子中间炸响了。炉灶保护了叶戈罗夫——他安然无态。德国人没有进屋，他听到敌人的大靴子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向远方跑去。
过了片刻，他站起身来。厨房的墙上有一个门通向隔壁房间。他走进那个房间，发现了一个通向地下室的入口。从地下室传来了隐约的说话声。他顺着很陡的梯子往下走去，立刻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高声问道：“谁？”叶戈罗夫听出是自己以前的指挥员——祖巴乔夫大尉。
在地下室里，和祖巴乔夫在一起的还有一名准尉和几名战士。叶戈罗夫便向大尉打听情况。可是，大尉直截了当地说，他现在什么都不清楚，只是几分钟之前才从家里跑到这地方来。
“一等敌人炮火准备结束，我们就出去抗击法西斯，一切都会清楚的。”说完他又颇有信心地补充了一句：”没关系，咱们能把他们打回去！”
地下室顶上的房间里看来是落进了一枚燃烧弹。房间起火了，烟雾开始往下渗透。呼吸变得困难了。
地下室仅有一个窗口，它朝向穆哈维茨河岸，离桥不远，已经用木板钉死了。战士们开始动手拆除木板。可是当窗户一打开，清新的空气涌入地下室时，大家便听到，附近有德国人用很重的喉音在吐啦哇啦地说话。敌人就在旁边什么地方。
祖巴乔夫走近窗口，留心听了一会儿。
“大概在桥下面，”他说，“好象在打电话。”
他从这个和地面一平的小窗口小心翼翼地朝外望了几眼。的确，在右面几米远的地方，在桥下的河岸陡坡上，两个德军士兵正趴在军用电话机旁。红色的导线扯向水下，伸向对岸第一二五团的驻地。显然，这是德军破坏分子，他们乘夜潜入，设置了电话，现在正在校正敌人向要塞的射击。
“应当马上干掉他们，”祖巴乔夫说。“叶戈罗夫，你带两名战士，从桥另一侧迂回。准尉，你带两名战士从这边攻上去。爬到近处，一听叶戈罗夫吹响口哨，立刻扑到桥底下去。”
德国鬼子似乎以为自己绝对安全。他们只顾打电话，干脆没发现叶戈罗夫和准尉带领战士已从两侧爬到了他们跟前。随后，叶戈罗夫把两个手指放进嘴里，吹响了刺耳的口哨，大家一起向前扑去。德国鬼子根本没来得及抓起放在身边草地上的自动步枪。不过片刻电话兵便被消灭了，电话线被破坏，电话机也被扔到了河里。但是敌人对突然中断的电话联络立刻作出反应，加强了对桥上的炮击。叶戈罗夫带领战士拿起缴获的自动步枪，迅速返回窗口，进入地下室。
稍后，当敌人火力开始减弱时，祖巴乔夫把大家带到了上面。他派出一名战士往八十四团方向进行侦察，转身又对叶戈罗夫命令：“你设法过桥回到我们的军官宿舍去。加夫里洛夫少校和政委可能还在那地方。如果找不到他们，就同在那边战斗的部队建立联系，然后再回来。咱们到司令部附近或者团训练班碰头——我马上到那边去。”
一小时后，叶戈罗夫好不容易到达了军官宿舍区。他在那儿一个人也没找到，最后来到东大门附近的防区，涅斯捷尔丘克指挥的第九十八反坦克炮兵营正在那儿战斗。再回来已经是不可能了——德国鬼子冲上了穆哈维茨桥，切断了通向核堡的道路。第二天他受了重伤，再也没有见到祖巴乔夫。
根据各方面情况判断，保卫战第一天和第二天，祖巴乔夫大尉曾在第四十四团和第四五五团防区作战。第三天，他已经转到三拱大门的另一侧，即工程兵第三十三团的营区作战。当时福明指挥的那支部队的主力已转移到那里，也就是在这时候，在当地营房的一间地下室里，趁敌空袭之机，召集了指挥员会议，写下了《第一号命令》。
会上，指挥员中间发生了争论：守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