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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躲在里面，等红军打过来。可是一直没等来——一发炮弹也没落到这儿来。”
他俩被安顿在土窑里，村妇每天给他们送吃的来。
两个在要塞里一直忍饥挨饿，后来又身陷囹圄的朋友，头几天怎么也吃不饱，吃起来似乎没够儿。一个村妇送来一小桶汤，两人一会儿就喝得点滴不剩，接着还会这么痛快地把另一个村妇带来的一大罐奶油粥吃得精光。有时他们自己也担心，吃这么多东西会不会撑死，可是极度虚弱的身体需要食物，所以他们还是不住嘴地吃……
到了第四、五天头上，他们才觉得饱了。但是由于长期受饿，现在又患了一种奇怪的病症，就是杰克·伦敦在小说《生之欲》中描写的那种病。象这篇小说的主人公一样，他们总觉得饿，总觉得马上就会断食，吃的东西又会匮乏，所以必须多多储藏。这是一种本能的兽性的恐惧，是他们忍饥挨饿所引起的心理变态。热心的村妇仍象头几天那样带来许多食物，虽然这两个朋友现在已吃不完，可每次都照收不拒，生怕别人断了给吃的，他们又要挨饿。
一个村妇送来一锅汤，他们感激而又贪婪地赶紧把它拿过土窑。第二锅汤送来了——又被拿了进去。带来的馅饼、甜馅饺子、薄饼——全都送进土窑存了起来。
第二天该把铁锅、铁罐还给村妇了，可要把那么多东西吃掉，即便是一头大象也无能为力。于是只好把剩下的东西倒出去喂狗，装出一副把东西全吃光了的样子。村妇们哎哟哎哟地惊叹着，不过还晕按时按顿地送来装满食物的大钵和铁锅——这个村子不穷。只是狗都跑到逃亡者的土窑附近来了——大部分食物都进了它们的肚子。朋友俩仍象头些日子那样，非常担心得不到大量吃的。
这种病态逐渐消失了。他们的身体得到了恢复和休息。于是村长给他俩找来一个向导。他们告别了殷勤好客的主人，第二天便到了布格河对岸。
他俩有时在农民家里于活，有时设法慢慢往东走，流浪了整整一冬。一九四二年末，在巴兰诺维奇市附近，别索诺夫遭到警察逮捕，又被押回了战俘营——先到波兰，后到德国。不久他又出逃了。他经历了千辛万苦，一九四五年春在克拉科沃市附近遇到了我军，在军中服役到一九四六年。
布扎科夫同朋友分手之后，一年后流落到平斯克地区，加入了著名游击队员费多罗夫领导的一支游击队。一九四四年游击队编入正规军，一九四五年三月攻击布勒斯劳时，列兵布扎科夫身负重伤——失去一只手臂。
直到战后别索诺夫复员回到克拉斯诺达尔时，朋友俩才重逢。可是现在只剩下他们两个了，加伊沃隆斯基正象自己所预料的那样，已在战俘营里故去。
第五章 佩带红星勋章的上尉
一九五五年，我在克拉斯诺达尔第一次见到布扎科夫和别索诺夫，从他们口中听到一个关于佩带红星勋章的上尉的有趣的故事。
事情发生在保卫战第。天，要塞已处在严错的封锁之中，德军占领了一二五团驻地，隐蔽在紧靠穆哈维茨河的要塞墙上。他们多次企图过河突入中岛，但营房窗口的火力每次都迫使他们又退了回去。
天近傍晚，双方的机枪不时仍在对射，不过在夜幕降临之前，紧张激烈的战斗渐渐平息了。
突然所有的人——隐蔽在防御阵地里的观察哨和射手们——都警觉起来。对岸，德军占领的要塞墙脚下，灌本丛中闪出一个人影。打这边可以看见，那人身着军官制服，手里拿着转轮手枪。
他钻出树丛，两步跳下河岸陡坡，把手枪插入枪套，猛地扑到水里。他双手用力划动了一会儿，游到了我方岸边。射手和机枪手担心他是奸细，所以便瞄准了陌个人。不过，对方仿佛发觉了。
“不要开枪！自己人！”他喊了一声，迅速地上了岸，跳进了最近一个营房窗口。
随后，德军机枪发出爆豆般急促的响声．不过为时已晚。
此时，在整个营房一线，始终紧张观察着泅水者的战士们高呼起”乌拉”。各房间的战士都跑向这位陌生指挥员进入的房间。
别索诺夫和布扎科夫也匆忙赶了过去。指挥员身旁围着一群战士，他站在那里喘着粗气，身上的水滴滴答答往下直淌。朋友俩一眼认出这个上尉；他们同在一个团服役，以前常常见面。他没戴军官帽，但穿着一身军官制服，腰上紧紧扎着皮带，肩上斜挎着武装带，胸前佩带着一枚红星勋章——参加芬兰战争的奖赏。
上尉喘息了片刻，从枪套中拔出手枪，用手帕把枪仔细擦拭干净，然后微笑着环视了一眼周围的战士。
“我说，你们这儿情况怎么样？不太妙吧？”他问道，然后抬手指了指城市方向，补充说：“那边的情况也不妙。我军暂时在撤退。”
“上尉同志，您是从城里来？”有人好奇地问。
“是的。好不容易才到了你们这儿。到处都是德国鬼子。现在要和你们一块儿拼了。”
他开始拧干制服。关于一个“当官的”只身冲出德军包围圈来到要塞的消息，已经在防御阵地传播开来，战士们纷纷来到这个房间。
“有指挥员吗？”上尉突然冲大家问。
人群中站出两个人：一个穿一件很脏的衬衣，另一个身着士兵服装，没扎腰带。
“我俩是中尉，”其中一个说。
上尉从头到脚打量了他俩一番，轻蔑地冷笑了一声。
“中尉？”他嘲讽地又问了一句，“看不出来。”但他立刻换了口气，生硬威严地说：“限你们二十分钟整理好军容风纪，然后按规定报告。否则按胆小鬼枪毙。跑步——走！”
两个中尉慌忙离开房间去执行命令。战士们默不作声，赞许地相互交换了眼色：“嘿，和这个人可含糊不得。说话管用的来了。”
上尉确实马上把这个防御地段抓了起来，在此之前，这地方个别指挥员忽来忽去，战斗一直主要靠几名中士指挥。他重新布署了步兵射手和机枪手，任命那两名穿上带标志服装的年轻中尉担任排长，并同祖巴乔夫和福明指挥的防御地段建立了联络。他果断、严格，勇于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凭着自己那种刚毅果决、朝气蓬勃的神情，鼓舞了战士的斗志，大家热爱他，称他是”恰巴耶夫”。
上尉来到以后，战士们的士气高涨起来。他不停地四处奔波，和战士们谈话，总爱和大家开玩笑，发现战斗中表现突出的人，就记入厚厚的笔记本里，并大声宣布，以后要呈请对他们予以奖励。
只是在保卫战最后几天别索诺夫和布扎科夫才发现，他变了——神色阴郁，沉默寡言。看得出来，他已经确信，得到救援的希望破灭了，冲出要塞的企图必然受挫。有一次他来了，不过役佩带红星勋章，也没带放笔记本的军用挎包。别索诺夫问他勋章放在哪儿时，上尉挥了一下手。
“藏起来了，”他简短地回答说，“战后，也许有人会发现勋章和笔记本。”
此后，他俩再也没见到上尉。不料两天后被俘时，有人告诉他俩，上尉用手中仅有的一颗子弹自杀了。
这个布列斯特要塞英雄究竟是谁？
查找的困难在于，别索诺夫和布扎科夫都不记得他姓什么。不过两人都觉得，他是第四十四团副参谋长谢缅年科上尉，就是《第一号命令》中提到的那个人。
很长时间我对谢缅年科的命运毫无所闻，也认为他已自杀身死，尽管别索诺夫和布扎科夫并没有亲自目睹此事。后来，我又找到了一个四十四团的要塞保卫者，据他回忆，他在德国战俘营见到过一次谢缅年科，就是说，所谓自杀的说法并无根据，上尉还活着。
不过，直到档案中发现了第六师、第四十二师指挥员名册时，寻觅上尉的实际可能性才出现了。如前所说，根据这份名册，我找到了加夫里洛夫。我在名册里又发现了上尉谢缅年科的情况。
他确实任副参谋长一职。他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出生在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市附近的一个地方，应召入伍前一直住在那里。
谢缅年科战后会不会又回到了故乡？今天会不会仍住在尼古拉耶夫市？这样的推断是完全有根据的——因为数百万军人复员或从战俘营获释后都返回了故乡。于是我致函尼古拉耶夫市委，请求告知谢缅年科是否住在该市。我的推测得到了证实：谢缅年科果真住在尼古拉耶夫市，——市委的同志给我寄来了他的地址。我立即和他通信，并于一九五五年来到尼古拉耶夫。
谢缅年科在站台上迎接了我。我发现，他身材魁梧，宽肩膀，大脸盘，浅黄色的头发，留着平头。当他兴奋、热烈地同我握手时，我禁不住哎哟了一声—一从这有力的一握可以断定，谢缅年科确实力大如熊。尽管我一再客气，他仍夺过我手中那只塞满笔记本和书籍的沉甸甸的皮箱，毫不费力地悠荡着它，带我坐上了他的车子——他在市里一家汽车公司当司机。
到了旅馆以后，我问他：“您的红星勋章呢？后来没重新为您授勋吗？”
谢缅年科笑着耸了耸肩：“我没有什么勋章。不够资格。”
“不是参加过芬兰战争吗？”
“但是从来没得过勋章，”谢缅年科摊开了双手。
“那么清问，战争第二天您不是涉过穆哈维茨河冲进要塞吗？”
没有，那不是他。从战争爆发开始直到成了战俘，谢缅年科始终没离开过布列斯特要塞。他一直在第三三三团和四十四团防御地段上，指挥部分战士，抗击中岛德国鬼子的冲击，还和一名不相识的准尉利用火炮击毁了一辆德军坦克。
我问谢缅年科是否知道提到过他名字的《第一号命令》，他说不知道，不过他在要塞听说过，根据祖巴乔夫的推荐，他被任命为综合兵群的参谋长。可是，此时德国鬼子重新占领了教堂，切断了福明和祖巴乔夫的队伍同第三三三团、第四十四团的联络。谢缅年科无法进入综合兵群司令部所在的营房东部地段。因此，参谋长的职责由另外一名指挥员行使。他直到最后仍留在第三三三团防区。
谢缅年科并不是那个渡过穆哈维茨河的指挥员，这使我大失所。不过他毕竟帮我把那个佩带红星勋章的上尉的身份搞了个水落右出。这个人是谢缅年科的战友和多年同事——第四十四团初级指挥员训练班的主任贝特科上尉。是他在保卫战第二天冲进要塞，是他因芬兰战争荣获红星勋章。当我听到贝特科的名字时，立刻想起他的外号“恰巴耶夫”。看得出来，这外号不仅仅反映他勇敢无畏的性格，而且说明贝特科的本名和父称同著名的内战英雄相同，也叫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谢缅年科证实了这一点，并说团训练班的学员始终怀着热爱和骄傲的心情，称自己的主任为“我们的恰巴耶夫”。
后来又找到了一些指挥员和战士，他们在保卫战期间曾同贝特科并肩战斗，并同他一起被俘。这些人补充了别索诺夫、布扎科夫和谢缅年科的讲述，佩带红星勋章的上尉的经历，现在一清二楚了。
贝特科是库班人，出生在阿宾斯卡亚这个大镇，至今他的家人还在那里居住。他刚毅果敢，无所畏惧，在军队中堪称一个有天赋的指挥员，职务晋升迅速，在芬兰战争期间，善于根据战场情况指挥，因而在全团是最先荣获红星勋章的人员之一。团初级指挥员训练班的学员都为自己的主任感到骄傲，只要”恰巴耶夫”一声令下，他们就准备去赴汤蹈火。
战争打响时，他和其他一些指挥员一样，正在要塞军官宿舍睡觉。他和妻子还有小儿子都住在那里。第一阵爆炸声响起后，他跳下床，匆忙穿上衣服，告别了家属，冲向本团驻地。
他冒着枪林弹雨跑过穆哈维茨河桥，来到团司令部。在那里，爆炸声连成一片，广场上硝烟弥漫，惊慌失措的人们在广场上乱成一团。在这种情况下，他召集了训练班的部分学员，把他们从要塞带到了布列斯特郊区，占领了根据战斗警报本团应集结的地区。
他抢在敌人形成包围圈之前把这部分学员带了出来，而且几乎无一伤亡。贝特科把自己的学员编入留在那里的分队，自己却没和他们留在一起。他记得他的“小伙子们”还在要塞里战斗，并且意识到，他没有理由对他们弃之不顾，于是只身返回。到了第二天，他才到了中岛，这过程正象别索诺夫和布扎科夫介绍的一样。他开始指挥留在当地的学员和战士，成了第四十四团防区的主要领导人。
读者已经知道，由要塞突围的种种尝试均遭失败，步机枪手的弹药颗粒不剩，贝特科的转轮手枪里仅剩下最后一发子弹的时刻终于到来。这时大家发觉，上尉总是千方百计要避开大家。他决心自杀，对这个性如烈火的勇敢的库班人和一个无比仇视敌人为坚强不屈的共产党员来说，与其被希特勒匪帮生俘，倒不如自杀。
同志们揣测到他的打算。一次战斗间隙，贝特科想借口离开地下室，同志们意识到他出去的目的，于是围在他身边；纷纷劝说他放弃自杀的念头，向他证明，他的死将给战士们留下可怕的印象，他应该和战士们共同经受今后命运的考验。
贝特科低着头、默默地听着，不过看得出来，同志们的劝说使他回心转意了。
他们谈话的地下室有一个小窗口朝向要塞大院。贝特科在陷入沉思，对战友们的劝说默不作答的时候，不时心不在焉地向外张望着。突然他发现，两个德军自动枪手已经到了跟前。希特勒匪徒竟乘着战斗间隙向营房逼来。前面的自动枪手离地下室只有几步远了。
上尉把手慢慢伸向枪套，拔出手枪。
“好家伙，法西斯匪徒，”他叹了口气说，“打算留给自己的，现在只好送给你了……”
他举起手枪，用最后一发子弹撂倒了一个自动枪手。
是日，以贝特科和连长斯捷布涅夫为首的幸存者发起了决死战斗。黄昏时分，他们出人意料地涉过穆哈维茨河，试图往城市方向突围。在敌众我寡的战斗中，这支人数有限的队伍被击溃了，包括贝特科和斯吉布涅夫在内的大多数人被俘了。
第二天傍晚，当战俘被押过布格河前往比亚拉波德利亚斯卡时，两名指挥员利用夜色施护逃离了战俘纵队。
大家以为他俩逃生了。可是两天后，被打得浑身是血的斯吉布涅夫被押解到比亚拉波德利亚斯卡，把出逃后的情况告诉了大家。两个逃跑的指挥员顺利地到达了边境，可是就在二人向布格河对岸游去时，两岸都出现了德国鬼子。贝特科刚游到河心，自动枪手的一梭子子弹射中了他，斯吉布涅夫刚登上东岸，就被抓获了。
难怪团初级指挥员训练班的学员称自己的主任为“恰巴耶夫”。贝特科与声誉卓著的英雄不仅性格相象，名宇和父称相同，而且他也在河里被敌人的子弹夺去了生命，和恰巴耶夫牺牲的情景一模一样。
第六章 护士
有关这位护士的事迹，战后发表的首批纪念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的文章已经作过介绍。据说，护士阿巴库莫娃曾冒着炮火和枪弹从战场上运下伤员，最后饮弹殉职。
后来我找到的许多布列斯特要塞英雄都回想起这个年轻的妇女。她身材修长，容貌俊俏，是个出色的运动员，经常参加俱乐部的业余活动，能歌善舞。不过，人们所记得的都是战前时期她的情况，还知道她那时的职务是助理军医——一军装的领章上有三个“小方块儿”——在第一二五团卫生所任职。战斗期间她在哪个防御地段，很长时间一直无法查明。只是在找到东堡的第一批保卫者之后，才得知阿巴库莫娃当时就在加夫里洛夫少校那支队伍里。他们介绍了她的许多动人事迹。其中有些人多亏她才保住了性命。阿巴库莫娃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战火爬到防御前沿，运回伤员或者把他们送到掩蔽部。当时，在堡垒的一间掩藏部——从前的马厩里，临时开设了医院，她是医院的组织者和“主治医生”。在她领导下，妇女们忘我地护理伤员，并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千方百计地减轻伤员的痛苦，挽救他们的生命。凡是向我介绍阿巴库莫娃的，无不称赞她是真正的女英雄，并对她的死深感惋惜。
一九五五年，我在莫斯科郊区沙图尔斯基区找到医生加夫里尔金，直到这时，阿巴库莫娃以身殉职的说法才被推翻。战前加夫里尔金是第一二五团的军医，也就是阿巴库莫娃的直接上司。加夫里尔金非常热情地回忆了她，不过他所介绍的也是战前的情况，因为要塞保卫战期间，他不在东堡，而在一栋军官宿舍楼里，和沙布洛夫斯基大尉等人留在一起，后来又和他一起被俘。
可是，当我在谈话中提及阿巴库莫娃殉职时，加夫里尔金耸了耸肩。
“您搞错了，”他说，“阿巴库莫娃没有牺牲。敌人占领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