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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当我在谈话中提及阿巴库莫娃殉职时，加夫里尔金耸了耸肩。
“您搞错了，”他说，“阿巴库莫娃没有牺牲。敌人占领期间，我妻子住在布列斯特，在那儿经常见到阿巴库莫娃。”
这消息使我感到兴奋。也许，要塞女英雄还活着？可是为什么时至今日她依然默默无闻呢？关于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的文章屡屡见诸于报刊，每一篇都介绍过她本人和她牺牲的情况。莫非她从来未见过这些报刊？
不管怎样，应该查明阿巴库莫娃的下落。不过要想发现她的踪迹，首先要顺蔓摸瓜，一个人一个人地打听。
第一个人是护士米哈莉丘克，我是在布列斯特找到她的，她给了我列宁格勒医生彼得罗夫的地址，后者战前在要塞医院工作。原来，彼得罗夫同自己以前的同事——助理军医邦达列夫有书信来往。
邦达列夫在一封信中，把要塞的另一位医生——扎宁的地址告诉了我，后者现居莫斯科。扎宁还知道阿巴库莫娃的挚友、护士拉耶夫斯卡妮的住址。
拉耶夫斯卡妮现居奥廖尔州姆岑斯克市，正是以她那里我得到了期待已久的消息。阿巴库莫娃健在人世，在该州克罗梅市的区医院工作。
稍后，我在莫斯科见到阿巴库莫娃时，问她是否知道许多文章和特写都把她当作阵亡者予以介绍。原来有一次，她曾得到一期〈星火〉，上面登有兹拉托罗戈夫的特写，文中说她已经英勇牺牲。读后，她苦笑了一声，暗自说道。“好吧，阿巴库莫娃，愿你永垂不朽！”
由于谦虚，她甚至没有想到给编辑部写信，更正自己牺牲的说法。
战争前夕，阿巴库莫娃和六十岁的老母同住在布列斯特要塞一栋军官宿舍里。战争前一天夜里，她几乎没睡觉：晚上，她同女友去市里公园游玩，回家时已过午夜。三点半就该起床——布列斯特地区的演习一大清早就要开始，而她则应该参加这次演习。
她穿好衣服，洗完脸，母亲张罗着准备早饭。突然，附近响起了爆炸声，窗台上的花盆被震落到地板上。随后稍远的地方又接连传来了两声轰鸣，紧接着好象在中岛上，可怕的爆炸声急促地响了起来，随后又传来飞机俯冲撕心裂肺般的吼声。
母亲急急忙忙拾起花盆。
”这是什么演习？”她唠叨着，“干吗这样使劲儿打炮？花盆都给震碎了……”
阿巴库莫娃仿佛恢复了知觉，惊恐地谛听着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唉呀，唠叨些什么，妈妈！这哪是演习啊！”她大声说。“这是打仗啊！快找个地方躲起来，我马上去卫生所。”
她冲出家门，跑向通往穆哈维茨河桥的那条大路。爆炸的轰鸣愈来愈频繁，弹片时而尖啸着飞过头顶。周围浓烟翻滚，充斥着一种怪异的焦糊味——可能是爆炸引起的。
河桥被烟雾笼罩着，从那里传出急促的射击声。
一个战士从烟幕中冲了出来，他看见阿巴库莫娃，喊道：“医生，别往那儿去——会打死你的！”
说完他摔倒了。
阿巴库莫娃冲到他跟前。战士牺牲了——弹片打碎了他的后脑勺。
这时，阿巴库莫娃想到，她没把常用武器——卫生包带来。
第一二五团卫生所的二层小白楼就在飓尺之间的路旁，她向那里跑去。
楼里只剩下一个卫生员，她在往自己的卫生囊里塞个人急救包。阿巴库莫娃抓过挂在钉子上的红十字卫生囊，和卫生员一起跑了出去。卫生员转向北门，直奔要塞出口，可是阿巴库莫娃想到了母亲和留在军官宿舍里的其她妇女，于是匆忙赶往那里——应该把她们从宿舍里带出来，在土墙里找个可靠的掩蔽部安顿下来。
一路上她不时地需要停下来——到处都有受伤的人在呻吟，她还没跑到家，卫生囊已经空了。
母亲已经不在房间里。不过在下面的楼梯底下，一些带着孩子的妇女惊慌地挤在一起。
“跟我来！”阿巴库莫娃招呼了大家一声。“在这儿要被砸死的！”
东堡的土墙离得很近，可是要跑过这二、三百米的路，并不太容易。孩子们吓得大声啼哭，附近每响起一声爆炸，妇女们都要高声惊叫，一个个吓得呆若木鸡。她们跟不上阿巴库莫娃——她总要停下来，等待落在后面的人。最后大家总算到了最近的土墙跟前，跑进了离得最近的掩蔽部。
那里是马厩，约有二十匹军马拴在马栏里。听到爆炸声，它们发疯似地乱蹦乱跳，惊惧地嘶叫着。
厩舍里集中了不少人。邻近几栋军官宿舍的妇女和儿童都隐蔽在里面。阿巴库莫娃见到母亲也在人群中，感到很高兴。这里还坐着几个没有武器的受伤的战士；阿巴库莫娃立即检查了他们的伤势，把他们的衬衣撕成绷带，为他们作了包扎。
时近中午，以一名少校为首的指挥员来到马厩。这就是少校加夫里洛夫，他担任了堡垒守军的指挥，正在巡视各掩蔽部。
他鼓励唉声叹气的妇女，说敌人很快会被击溃，当发现阿巴库莫娃时，把她叫到跟前。她象军人那样，正规地作了自我介绍。
“助理军医同志，我委派您在这里组建卫生所。让妇女帮助您——我们要把伤员送到这地方来，”少校说。
“可是我这儿一无所有，少校同志，”阿巴库莫娃恳求地说。“绷带用光了，药品一点儿没剩。”
“我们要设法为您搞到一些，”少校答应说。“暂时您就尽力而为吧。”
阿巴库莫娃确实想尽了办法。她带领妇女把干净的干草靠掩蔽部墙边铺好，安排好未来的医院。伤员运来时，她们把自己的衣服撕成绷带。还用木板和被击毁的步枪枪托代替夹板，包扎伤员的断手断腿。食物匮乏，供应又不及时，只好首先分配给儿童和伤员。搞到水的时侯，也同样处理。
第二天，只好将马匹放出去。它们得不到水喝，渴得发疯了。马匹被赶到堡垒的小院子里，惊恐地嘶叫着，挤在一起跑向穆哈维茨河平日饮水的地方。观察员从土墙上发现，德国鬼子用机枪把它们射杀了。
按照阿巴库莫娃的要求，战士们在马厩里挖了一个不深的水坑。可是里面满是马圈里的尿和粪，渗出来的是一种散发着异味的黄水——即便干渴难耐也难以入口。开头，战士们爬到穆哈维茨河打水，以便多少减轻一下孩子和伤员的痛苦。后来通向河边用道路也被切断了，幸好在邻近的土墙里发现了贮冰的冰窖。
现在阿巴库莫娃亲自爬去取冰了。总共只需要爬四、五十米，可是德军机枪不知从哪里对准这个地区的部分地段不住地射击，子弹不时在身边呼哨，打在地上发出扑哧扑哧的响声，吓得阿巴库莫娃心都要不跳了。可是大家等着水喝，于是她一次又一次地冒着危险去取冰。
一次，负责整个后勤工作的捷列霍夫中尉奉加夫里洛夫之命率领战士搞到了一部分绷带和药品。阿巴库莫娃非常高兴，因为坏疽病已经在威胁着他们。最令人高兴的是药品中有漂白粉片。现在她可以把水坑的黄水烧开，再加上漂白粉片，这样，这种象药似的水就能喝了。贮藏的冰块快用尽了，经过漂白的水总算帮助大家保存了体力。
阿巴库莫娃在堡垒里经受了各种考验：德国鬼子施放了烟雾——于是，包括儿童和伤员在内的全体人员只好一连数小时戴上防毒面具，或者捂上浸湿的手帕呼吸；敌人还开来坦克进行炮击；当一千八百公斤的重磅炸弹爆炸时，掩蔽部砖砌的拱顶好象马上就要塌落下来，头上数吨重的土墙似乎眼看就要成为埋葬人们的坟墓。
后来，面容憔悴、骨瘦如柴的加夫里洛夫少校来到他们这里，下令妇女带着孩子去当俘虏。他不容别人反驳，所以妇女都嚎哭着进行准备。少校发现阿巴库莫娃躲在一边，便训斥了她一句：“你怎么，需要单独下个命令吗？”
“我哪儿也不去。少校同志，”她说。“我是助理军医，我的岗位就在伤员身边。”
少校明白，争论是无济于事的，只好默默地点了点头。甚至当阿巴库莫娃的母亲提出她也不离开女儿时，少校也没有表示反对。这样，母女俩一老一小，就和战士们留在一起了。她们决心同这支兵力微薄的守军生死与共，坚持到底。
两天以后，她们和伤员一道被俘。一名德军军官发现，阿巴库莫娃军装上有卫生勤务的浅绿色领章，断定这个女人是边防军人，打算立刻枪杀她，但是一名通晓德语的伤员向德军军官解释说，她是医生。
阿巴库莫娃母女同其他战俘隔离开来，她们被押往布列斯特。在当地的一间地下室里，她们被关押了几天几夜，后来母女俩逃走了。阿巴库莫娃自己弄到了一套便服，便和母亲在市里定居下来。
在敌人占领的恐怖岁月，她们经历了无数艰苦考验。母女俩被迫在大田和菜园里打短工，累伤了身体；被迫坐法西斯牢房，染上了肺结核。当我军逼近布列斯特时，德国鬼子把他们母女和数百名其他妇女、儿童逮捕起来，押往西方。直到西德彻底战败，她们才返回祖国，在故土奥尔洛夫希纳居住了一段时间。
第七章 “没有什么特殊的！”
经过长期寻访，终于在一九五六年找到了《第一号命令》提到的第四位指挥员——维诺格拉多夫中尉。原来他和谢缅年科一样，依然健在人世，在沃洛格达市一家工厂当锻工。
当年夏天，我同他在莫斯科见面。站在我眼前的，是一个相当年轻、精力充沛的人，一双粗大有力的手，一副典型俄罗斯人英俊、宽大的脸盆，说话带有沃洛格达人富有音乐感、Ｏ音特浓的特点。当我打开笔记本，请维诺格拉多夫介绍一下他在要塞里所见和所作的一切时，他温和拘谨地笑了．
“我简直想不出该说什么，”他摊开两手说。‘是这样，在要塞里我和同志们一块儿战斗了。好象没有什么特殊的。”
直到后来，我才象挤牙膏似地从他的回忆中得知，在‘没有什么特殊的“这句话后面隐藏着保卫战的一个重要事件——整个保卫战期间，中央要塞守军唯—一次成功突围的始末。
事情发生在六月二十五、六日。当时已经发觉，我军远远撤向东方，无法指望外援把要塞从包围中解救出来了。综合兵群司令部决心从里面组织战斗，突破敌人包围。
组建了突围先头部队，维诺格拉多夫被委任为指挥员，其任务是率领战士在天明时出敌不意地迅速涉过穆哈维茨河，压制营房对面上墙上德国鬼子的机枪火力，突出要塞后，续继向布列斯特南面的公路挺进，随后，以祖巴乔夫和福明为首的中岛其余守军应迅即通过突破口。
不管战斗任务何等艰巨，维诺格拉多夫的队伍还是完成了它。穆哈维茨河被枪弹打得开了锅，但是战士们强行突破了敌人的火力阻截，爬上了土墙，用手榴弹摧毁了敌人的机枪巢。这支虽然遭到伤亡、但颇具战斗力的队伍很快又突破了要塞的外墙，在那里稍事停留，等候守军主力与其汇合。
但是守军余部始终未能跟进突破包围：德军迅速把支援的生力军调至刚刚被突破的地方，封锁了防御中的缺口。
与此同时，维诺格拉多夫率领部分战士继续沿预定路线前进，傍晚来到了布列斯特南侧。救命的暮色正在降临，可是就在他们即将顺利避开敌人耳目之际，这支队伍被希特勒匪徒发现了。离他们不远有一条公路通过，公路上的德军坦克吼叫着开了下来，敌摩托化步兵则从另一侧展开了战斗队形。在开阔地上，突然与敌遭遇的维诺格拉多夫的队伍没有别的对策，只好决死一战。敌我兵力相差过于悬殊，激战一小时后，这支小小的先头部队已不复存在，身负重伤的指挥员和余下的战士被俘了。
他曾冒着生命危险突破穆哈维茨河，在土墙上用手榴弹同敌人展开战斗，在布列斯特南面的开阔地上进行最后的殊死搏斗，而十五年后的今天，他，诺维格拉多夫，却把这一切直率简单地说成是“没有什么特殊的”。
不过，他并没有被排除在布列斯特英雄和伟大卫国战争英雄之外。
他具有美好的本质，这是一种令人惊叹的、和普通苏联人的品格不可分割的品德。我们的人民善于创造真正伟大、英雄的业绩，却把它看成是普通而又平凡的事情，绝不以英雄自居。布列斯特要塞的保卫者们同样不以英雄自诩。他们是这样说的：是的，在布列斯特要塞，我曾饱经艰难困苦，不过这仅仅是我在履行一个士兵的天职，完成我应该完成的工作，就象在伟大卫国战争这四年中，千百万苏联军人在前线其他地区光荣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一样。
在寻找布列斯特要塞保卫者期间，我曾多次领略过我国人民这种质朴、谦逊的英雄主义。
我往往要象理出一团乱线的头绪那样，费尽多方周折，一个人接一个人地寻访，才能找到一个要塞保卫者，然后来到他居住的城市或农村，记录他对布列斯特历史上某几个难忘时刻的回忆，可是最后当问起他：“为什么您至今对自己的事情缄口不谈？为什么不把自己的事迹向武装部报告，或者向报纸编辑部作介绍？”
对方会耸耸肩，微微一笑：“可我做了什么呢？难道我是英雄吗？”
“不过您总是一个要塞保卫者呀。这些人活着的不多了。”
“我做的这些还值得写文章或者向别人表白吗？我和其他所有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那时确实很艰苦，可是别人轻松吗？我从布列斯特要塞平安归来，可我的邻居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失去了一条腿，还有一个邻居在塞瓦斯托波尔战斗过，隔壁住着一位老太太，三个儿子都在前线牺牲了。我和他们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我只是象其他人一样战斗过，没有什么特殊的！”
您听听！的确，我国人民谁能不熟悉这些英勇业绩呢？要知道在战争年代，几乎每个人都是真正的英雄啊！他可能是在前线作战，也可能是在后方工作，或是在可怕的法西斯战俘营里坚持斗争。所以，在我们经历过这一切之后，往往就容易把其他时期人们认为是反映了人的勇敢、意志、耐力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惊人事迹，用一句平平淡淡、近乎于冷漠的话来一带而过，这就是：“没有什么特殊的”。
我曾听到，俄罗斯人维诺格拉多夫和阿巴库莫娃、亚美尼亚人马捷沃相、乌克兰人谢缅年科、白俄罗斯人马赫纳奇、鞑靼人加夫里洛夫怎样用这句话来介绍自己。假如日耳曼人迈耶尔还在人世，可能他也会这样谈到自己。
是的，这是一位了不起的日耳曼人！在布列斯特要塞保卫者中间，有各民族的苏联人，其中也有来自伏尔加河流域的几个日耳曼人，他们同样曾在要塞英勇抗击希特勒法西斯匪帮。
身材颀长的迈耶尔准尉目光炯炯，头发淡黄，第八十四团的指战员都认识他。他是共青团活动的带头人和热心主动的同志，又是一个不知忧愁的乐天派，他还是一个颇有天赋的画家，每期战斗快报和墙报一经张贴出来，那上面出自他手笔的诙谐、辛辣的漫画就总要把一群战士吸引住，招得他们笑声不绝。
他在战斗中是一个勇士。他曾在该团营房附近的首次交手战中拼杀，全歼了突入中央要塞的敌人先头部队。他参加了消灭盘踞在教堂的敌小股自动枪手的战斗，多次参加了穆哈维茨河桥地区的反冲锋，还曾随福明在工程兵第三十三团的营区扼守。
每逢战斗间隙，他就象平常一样，讲起了笑话，笑眯眯地编起了各种故事，把战友们逗得乐不可支。
战争第二天或第三天，德国飞机向中岛空投了一捆煽动守军投降的传单。迈耶尔和几个要好的共青团员在废墟上爬来爬去，收集了一大报传单。他在每张传单上画上猪头，还在下面用德文大字母写上：“不准法西斯猪玀闯进我们俄国的菜园！”
后来，迈耶尔几个人请求福明派他们去捉“舌头”，政委答应了，两小时后，共青团员们押回了一个五花大绑的德军上等兵，他惊恐万状，向四处张望着。
先对“舌头”进行了审讯，然后在围观的战士们的一片哄笑声中，迈耶尔用从司令部办公室弄来的浆糊，把画着猪头的传单从头到脚贴在法西斯匪徒身上。那副样子活象一个贴满了广告的广告架。战士们让他这样举着手滚回了自己的阵地。要塞的战士们目送着他，发出一阵哄笑，而那个法西斯匪徒还半信半疑，战战兢兢地环顾着四周，看样子他不明白为什么会给他留下一条活命，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一会儿他已消失在要塞墙后面，回到了敌占区，又过了一会儿敌人的机枪从那里向我军防御阵地狂射起来，德军的迫击炮弹又在营房废墟上爆炸了。显然迈耶尔放回去的那个家伙到了地方，希特勒匪帮恼羞成怒了。
六月末，这个快活的准尉牺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