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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这正是食品库，地下室的保卫者们眼看就有断粮之虞。于是，他们投入了抢救食品的战斗。但抢出来的只有几箱糕点和夹心糖果，余下的全部毁于火中。人们好不容易才控制住火势，没有朝守卫部队拒守的地下隔间蔓延。火头转向车站食堂烧去。
德国人这才着了慌——大火威胁着整个车站大楼的安全。于是慌忙把机车开到月台，用软管开始喷水灭火。地下守卫部队仍然没有动摇。
为了冲进地下室，敌人又想了好多办法，但都毫无结果。现在被围困的人们，在正对入口的地方用装糖的口袋垒起一个掩体。战士们伏在那里，只要有人开门就用排枪射击。所有的窗口日日夜夜依然还有射手守望，只要希特勒分子稍有疏忽，就会伺机给他们一枪。
地下室的火力对德国人是个妨碍：他们想赶紧恢复布列斯特地区火车的运行。工兵奉命由外部封死这些窗口。他们由侧面偷偷靠近每一个窗口，突然用什么东西塞住窗孔。有时一下子没堵死，或是弄出了响动，于是围内便飞出了手榴弹，工兵因而不断伤亡。最后他们终于用厚铁板、枕木和铁轨堵住了所有的窗眼。
但射手们还是能找到孔隙，或在一旁再开个小洞，继续射击，只不过效果已不如原来。德国人如今可以着手恢复工作了。
第五天或者第六天上，敌人再次发来最后通牒。这回希特勒分子威胁说要向被困在地下室里的人施放毒气。尽管只有几只防毒面具，威胁仍未奏效。
希特勒的士兵们把封死的窗户弄开一些洞，然后开始往里扔催泪弹和化学手榴弹。呛人的毒雾在地下室各隔间里弥漫开来。
人们咳嗽，窒息，辣得睁不开眼，那些没有防毒面罩的人只能用一个办法来防护，那就是弄一块布在水里蘸湿，用它捂住口鼻进行呼吸。
瓦斯战进行了好几个小时，所幸死人不多。看来，有排气口能把毒气扩散出去。空气中毒气的浓度越来越低，污染逐渐消除了。地下保卫者仍然没有停止斗争。
被围困者的境况越来越严峻，但谁也不打算投降．正如布列斯特要塞保卫者一样，这支地下防卫部队也抱着一个希望：就是我们的部队很快就会从东方打回来，把敌人再打到布格河那边，打出国境去。他们并不知道在这些日子里战线已后退得多么遥远。他们的所有这些愿望已多么难以实现。由战斗的要塞中传来的声音，似乎在召唤他们继续战斗，鼓舞着他们，使他们更加坚定不移，英勇顽强。
这时，敌人急着要把这一小撮在车站地下室扎了根的顽固分子赶出去。车站保卫者强迫德国指挥当局始终要在站上保持一支兵力，我军通过堵窗留下的隙缝不时仍能对某个军官放冷枪，夺去他的性命。劝说也罢，通牒也罢，放火也罢，放毒也罢，一切都无济于事。于是，希特勒分子决定朝地下室灌水。一个窗孔被打开了，地下室里伸进了一条帆布水龙带。
水灌了一天一夜，又加上一整天。地下保卫者试图垒起一座独特的水坝，把这个隔间同其他隔间分开。门上封上了一块大铁板，周围再码上装白灰的袋予，——地下室存放着不少这样的口袋。可是时过不久，白灰被冲掉了，堤坝被冲垮了。水缓缓向各个隔间漫去，毫不留情地越涨越高。这时人们又把有些地方铺在水泥地面上的木板起下来，沿外墙架起了跳板，站在跳板上保卫各窗口。
水越涨越高。
布列斯特车站的地下室地面修得高低不同——有的隔间较深，有的隔间较浅。有的地方水深过膝，可有的地方水深过腰，还有的隔间里人一进去就没到脖子，甚至连底都够不着，行动就得靠游泳。
由于疏忽大意，水把剩余的食物泡了。糕点全完了，夹馅糖果成了一大块潮乎乎、粘乎乎的团子，人们只好一块块地把它掰下来当“口粮“。
后来水不再涨了。据说是火车站这边的自来水管子出了毛病，因此德国人没能把灌地下室的事进行到底。这些灌了水的地下室照旧枪声不绝。
于是，敌人被这种顽强不屈激怒了，采用了最后的、简直具有嘲弄意味的手段。装着污物的卡车一辆接一辆开到车站，这些东西被倒进了地下室的窗内。
车站保卫战最后几天的情景可怕得令人难以想象。地下室一片漆黑，空气中弥漫着腐烂的尸体和污物的臭气，人们泡在没腰深或者没胸深的令人作呕的臭水里，上头漂着泡胀了的死尸。这些人形容消瘦，默不作声地走动着，饥饿和疾病使他们直打晃，但手中却始终紧握着枪。他们对突围得救已不抱任何希望，只有对敌人的疯狂仇恨，只有宁可付出生命代价也绝不屈从于敌人凶恶意图的高傲而顽强的愿望，——只有这些情感还鼓舞着他们活下去，继续战斗。布列斯特要塞的英雄们也正是在这样感情鼓舞下去战斗的。
这时，他们一共只剩下了二、三十个人，他们都是最能吃苦耐劳、最坚强不屈的人。他们也明白，他们已难于再长久坚持下去。投降做俘虏吗？这念头他们连想都不愿意想。出路只有一条：试试看能不能冲出重围，争取在这场战斗中多拼他几个。
但通向食堂的门德国人已从外面牢牢地钉死，所有的窗户又被铁板和枕木堵死。看来这些人已被困在这水泥匣子里，插翅难逃了。
幸好有一个铁路员工几乎从始至终一直同守军呆在一起，他对候车室和车站的情况十分熟悉。他想起大楼的另一头是一间同样的地下室，那是一间锅炉房，有一道门通外头。
地下室顶棚的下面，有许多狭窄的、弯弯曲曲的暖风道伸向四面八方，在这座迷宫里弯来绕去。冬天，热风可以把火车站建筑物的地板烤暖。这些暖风道相当大，一个人完全能爬得过去。几个战士出去侦察了一番，居然发现了一个通向锅炉房的热风口。那边果然有座门，外头也被枕木堵死。但是到了夜晚，人们到底还是把它弄开了。这道门通向与月台相反的方向，通向备用线路，门上延伸着一块混凝土遮檐，沿着车站的整幢建筑物展开。大家决定第二天夜里，即在第二个星期即将开始的时候从这里突围。
整个第二天，人们在那位熟知车站地形的铁路员工帮助下，讨论了突围的详细路线。出门后应该顺混凝土这樵底下一直走到建筑物最远的一个角落，并由该处跑步穿过备用线，翻过车站围墙，经由东北郊区冲出城去。
二十个左右战士在中尉和巴斯涅夫准尉的指挥下开始突围了。有三个人——伊格纳杰耶夫中士和两名战士——留在原地不动。他们应该藏在地下室顶棚下的暖风道中，不得暴露，等德国人撤哨后再想办法悄悄脱身。
地下室的守卫者在深夜里同留下的几个人—一告别，从锅炉间的门里走了出去。几分钟后，伊格纳杰耶夫和他的两个同志听见了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和喊“乌拉”的声音。然后一切重又归于寂然。车站的保卫者们究竟是冲出了重围，还是在众寡悬殊的战斗中壮烈牺牲，这就难于判断了。
第二天早晨，德国人打开了地下室堵死的窗户。他们从月台那面朝地下室里扔了好多手榴弹，想弄清底下是不是真的一个人也没有。接着，撤去了岗哨。
第二天夜里，伊格纳杰耶人同两名战士钻了出来，爬过车站的线路，在布列斯特郊区一家人家的小房里过了一夜。他们休息了几天，恢复了一下身体，又向东或前线方向走去。
现在我们知道，车站保卫战的主力也冲出了包围，但其中一部分在突围时牺牲了。尼古拉中尉同巴斯涅夫准尉都活了下来。逃亡者们在城外的一片沼泽地中坐了一夜，等待对他们的追捕过去。两天后，他们在一个村子里换上便衣，进了扎宾卡区。这时他们不得不分散行动了：各村都驻有德国大部队，大批男人在一起将会立刻引起人们的怀疑。中尉同政治指导员朝一个方向走，巴斯涅夫跟费奥多尔·加尔布佐夫中士朝另一个方向走。这些人从此再也不知下落。我们知道巴斯涅夫战后没有回来，不知是穿越战线时在同希特勒分子交火中牺牲，还是当了法西斯的俘虏在那里死去。
前不久，即一九六三年秋，当本章已在《青年近卫军》杂志上发表后，我接到了克里米亚州巴赫切萨拉伊地区实验站石匠康斯坦丁·鲍里欣科的来信。他原是反坦克炮兵营中的一个副指导员，出差到布列斯特来，战争爆发那天恰好在火车站，也成了车站保卫者之一。他正是当年保卫战参加者回忆中的指导员科斯佳。从他那里我终于了解到领导这次防卫战的中尉的姓名。他就是鲍里欣科的直接领导者、炮兵排长尼古拉·查廖夫。他跟鲍里欣科二人一道朝战线走去，后来一块儿落到了希特勒匪帮的手中。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他们失去了联系，鲍里欣科一点也不了解他的指挥官的下落。他现在甚至记不清尼古拉·查廖夫是什么地方人。我们但愿这一点以后也能搞清楚。
在布列斯特，在规模发展得很大的繁华的车站中心，如今矗立着一座几年前竣工的漂亮的新候车室。但在这座高大美丽的建筑物底下，照旧是那一排排混凝土的地下隔间。战争刚刚开始的那几天，这里曾展开过一场惊人的悲壮斗争，它同英雄的布列斯特要塞守卫部队的斗争同样坚贞不屈，英勇顽强。
第十二章 最后的保卫者
七月一日之前，中央核堡防卫者的主要核心力量——祖巴乔夫大尉和团政委福明领导的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
几天之后，贝特科和谢缅年科一组战士在突围的绝望尝试中许多人牺牲或被俘，两位指挥员都被法西斯俘获。
上尉波塔波夫同他的战士们继续固守在捷列斯波尔门，他在打退自动枪手从西岛发起的多次进攻后，脑子里想出了另外一个突围计划。波塔波夫认识到，向北突围肯定会遭到失败：敌人正从这个方向等待着进攻，把主力都调了过去。然而，希特勒匪帮绝对不会想到被围者朝西或朝南突围，所以在这个方向上仅布置了有限的阻击力量。这一点正是指挥员打算利用的地方，他决定带领战士过桥登上西岛，然后泅过布格河的河湾，登上邻近的南岛，进入军医院地区，再向布列斯特南镇兵营方向逃跑。战前这一地区曾驻有我军的坦克部队和炮兵部队，上尉希望坦克兵还会在这个镇上继续战斗。
一次，中央核堡的保卫者又收到一份例行的通谋，让他们“考虑”三十分钟，于是敌军暂时停止了炮击。波塔波夫同幸存的战士跑到同捷列斯波尔门相连的营房。就在这个时峰
通牒限定的时间已到，德国人开始更加凶狠地射击要塞的中央部分。这时一声令下，战士们一齐跃出窗外，奔向布格河边，有的跑过渡桥，有的沿与桥平行的堤坝冲向西岛。战士们一枪未放，所以敌人并没有立刻发现这次进攻。当他们清醒过来，机枪开始向桥和坝扫射的时候，波塔波夫手下大部分人已经隐没在西岛的树丛中。他们飞快穿过密密的灌木林，向东南方跑去。几分钟后，突围的人们来到把两岛与南岛分开的河口，毫不犹豫地跳进了河里。
这时，对岸树丛中敌人的几架机枪突然贴水面开了火。子弹把布格河水打得开了锅。泅渡的人们一个接一个消失在水中。而对岸灌木林中已经有自动枪手的身影在晃动，还有牵着狗的士兵。波塔波夫率领的人大部牺牲在河中，只有几个人到了对岸，可是许多人立刻落到了敌人手中。没有来得及下水的人立刻掉转头来，又往桥和坝这边跑，争取赶紧跑回要塞，在那里还可以继续战斗。
尽管中央核堡保卫者中的主要几个兵群作为有组织的整体已不复存在，但战斗却仍在进行。只是战斗的性质已发生了变化。统一的防卫不存在了，防卫者各独立小组之间经常性的相互作用与相互联系也不存在了。整个防卫好似分散成无数小的抵抗源，但抵抗本身却进行得更顽强、更激烈。人们懂得，突围已经无望，唯一的出路就是竭尽全力坚持下去，直到自己人从东方打回来，或直到自己还拿得动武器。
敌军官兵看到核堡中这批最后的保卫者这种令他们完全无法理解、完全无法解释的顽强精神，感到无比惊讶。这些人指望的是什么呢？这股支持他们的力量从哪里来的呢？布列斯特的居民经常听到参加攻打要塞的德军官兵提出这样的问题。
“要俘虏他们实在太难了，”有一次一个德国军官对我们的几个妇女说，“子弹打光了，他们就用枪托，而把他们的枪抢下来，他们就亮出刀子，或者赤手空拳朝你扑过来。”
这一切简直不可思议。那些被打死的苏联士兵，或者少数活着成为俘虏的人，一个个都衰弱消瘦得到了极点。俘虏们饿得直打晃，看上去简直象一具具活骷髅。看到这些活骷髅，谁又能相信手持武器进行射击或者同敌人进行交手战的竟是他们呢？然而，在要塞中继续战斗的正是这些同俘虏们别无二致的精疲力尽、奄奄一息的人们——他们射击，扔手榴弹，拼刺刀，或者用枪托同德军第四十五师精锐冲锋营中那些身强力壮的自动枪手进行肉搏。他们的力量从何而来，对敌人来说这实在是个不解之谜。
是啊，他们的精力快要耗尽了！要塞保卫者几乎连握枪迈步的力气也没有了。唯有对敌人那种极端强烈的、燃烧在胸膛的仇恨之火，还支持着他们继续战斗。这种战斗早已超出了人正常体力的限度。在布列斯特要塞这口滚烫的油锅中，在战火与死亡之间度过的一长串可怕的日子，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所培养仇恨感的最好的学校。这些人眼看着赤手空拳的妇女、幼小的儿童在烈焰翻卷、弹片横飞之中丧失了生命，眼看着他们的战友倒在战场上。这是不会忘记的，就象不会忘记六月二十二日夜晚法西斯大军突然袭击，把他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一举踏为 粉一样。在这些日子里，战士们的心里积郁了多少难以遏止的愤怒和仇恨啊！他们恨死了这些身穿绿军服的刽子手。复仇的愿望战胜了饥渴，战胜了肉体的疲惫。
我国人民是善良的，甚至心肠太软，要使他们的内心充满仇恨是不容易做到的。这一点在战争初期必然会表现出来。需要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才能使我们退却的部队，使全军和全体人民个个都做得，他们现在与之战斗的是一个多么凶恶的敌人，祖国的命运和未来遭到了多么严重的威胁。这时，人们的心中便产生了和积蓄起崇高的愤怒和仇恨，没有这种感情就不会有胜利，只有完全彻底地粉碎敌人才能平息这种感情。
那些战斗在布列斯特要塞中的人们，不是用几个月，而是用几星期、几天的时间就学会了这种仇恨。他们所经历的短促的战争是那样的集中，是那样的激烈和那样的疯狂。而在这仇恨的感情中，犹如在一堆炽热凶狠的烈焰中，人们心中一切琐细的、自私的、个人的东西全部已付之一炬，余下的只有一件最主要、最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同敌人进行你死我活、至死不能妥协的斗争。他们是我国人民投入这场斗争的第一批战士。面对着这场斗争及其可能的悲惨结局，个人的生命使成了一种无关紧要、不值得挂心的事物。“我将死去，但决不投降！永别了，祖国！四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只要对这位要塞无名保卫者在掩蔽室墙上刻划下的字句稍加思索，人们究竟抱着什么样的感情那就再清楚不过了。
请看，这里没有留下姓名。他，这位面对死亡的战士，从来没想过要青史留名，要使自己功垂后人，或者让他的亲朋好友知道他的事迹。看来他根本就没有想到什么立功，什么当英雄。他在这里，在战火纷飞的地狱般的布列斯特要塞中度过了近一个月的时光，在死亡逼近的时刻，这位战争中的普通“勤杂工”，祖国第一道防线上的普通一兵，要想对她，对自己的祖国说上几句话。他想说他为祖国已尽到了一个人、一个公民所能尽到的最大努力——他把生命献给了抗击祖国敌人的斗争，他没有向敌人投降。
在“我将死去，但绝不投降！”这几个字里，濒临死亡的无名战士溶入了多少骄傲的感情啊！这不是那种自骄自矜的骄傲，而是伟大的自豪，充满了高度的自尊和安详的谦逊。尽管他的这句话以“我”字打头，但这个“我”是一个无名的我。甚至在他自己眼里，这个“我”竟也不是什么有名有姓、有着独特经历的人，而是这场愤怒斗争中的一个分子，一个原子，是阻挡着敌人前进道路的俄罗斯堡垒墙上一块由活人充当的砖。这个无名无姓的“我”就是这样平平常常地逝去了，但留下的却是一首真正非同凡响的绝唱。
再看看他的“永别了，祖国！”，听听他的这一声呼唤吧！它既象是一个重创 地但却不可战胜的斗士在绝望中发出的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