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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看他的“永别了，祖国！”，听听他的这一声呼唤吧！它既象是一个重创 地但却不可战胜的斗士在绝望中发出的一声顽强的呐喊，又象是为过早离开人世而情不自禁发出的一声充满惆怅的微若清风的叹息，更象是为担心祖国的命运而发出的一声惊心动魄的痛苦的呼唤，因为他不知道，永远也不可能知道，在东方那边，祖国的命运和前途究竟将会发生什么变化。他把自己的临终告别不是献给了诞生他、哺育他的母亲，不是献给了亲爱的妻子儿女，如果他有妻子儿女的话。临死的时候，他呼唤着一个比其他一切字眼都更崇高、更宽广，能够把个人、家庭、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统统包含在内的字眼，这无限珍贵的字眼就是“祖国”。这条短短的题词现在已保存在博物馆中，它好象在我们的面前一下子就把我同人民那伟大而质朴的胸怀敞开了。
要塞保卫着亚历山大·列布祖耶夫有一次曾对我讲过一个小小的插曲，它表现了那种无限仇恨的全部威力。正是这种感情才是布列斯特保卫战最后的英雄们无法解释的力量的唯一源泉。
福明战斗兵群被打散后，列布祖耶夫成了俘虏。德国人并没有把他和其他几个战士立刻送往集中营，而是在布格河对岸的几座杂物仓库里关了将近一星期。当中央要塞里的枪声稍稍静下去一些以后，看来也就是波塔波夫兵群停止存在以后，俘虏们被押到捷列斯波尔门地区去收尸。
他们被押着穿过西岛，听见不远的地方传来了枪声，也许边防军还在继续战斗。在要塞中部对射的枪声此起彼落，但捷列斯波尔门附近已是一片沉静。
俘虏们被带进了深深的城门洞，他们看到在这象掩蔽部一样坚固可靠的穹顶隧道的中段，靠墙放了一张大桌子，摊放着几张地形图和一台军用电话。三、四个希特勒军官正俯身察看地图。另一个对着电话大喊。
但俘虏们首先看到的都是另一些东西。每一个军官面的都放着一只行军杯，桌子当中放着一只一公升装的大酒瓶子，贴着白花花的“莫斯科伏特加”商标，里头几乎是满满一瓶子酒。列布杜耶夫对我说，正是“莫斯科”这三个字突然使人们心里觉得那样沉痛，那样难过。眼看着一群法西斯围着“莫斯科”商标在狂笑滥饮。这简直是一种无法忍受的污辱，好象这样一来“莫斯科”三个字就蒙受了极大的羞耻一般，而对于落入敌手的这些人来说，如今“莫斯科”三字却是那样的神圣。
看来列布祖耶夫的同志们也感到了这一点。这群俘虏中，有一个战士走在他身旁，他跟大家一样的瘦弱，也是一脸胡茬，身上 ，破破烂烂。他是别的团的，列布科耶夫不知道他的姓名。不过一看就知道，在这个人的心里，已积郁着对敌人极大的仇恨，而希特勒匪徒纵酒取乐的场面则成了注满这仇恨之杯的最后一滴。
“你看！……狗娘养的！……”他朝列布祖耶夫推了一把，轻声说。
有个军官以讥嘲的目光朝俘虏瞅了一眼，对别人不知说了些什么，引得那些人放声大笑。
“不行！……”列布祖耶夫突然听到身旁人小声说，“打死我我也要……我要让他们尝尝‘莫斯科’牌的滋味……”
这战士几乎在不知不觉的当儿猛一哈腰，捡起地下一块砖头，朝德国人坐的地方狠砸过去。砰地一声，酒瓶子碎了，玻璃四处飞迸，酒洒在地图上。军官们吓了一跳，从座位上跳起，惊叫着忙去掏枪。押送的士兵从身后跑了上来，响起了短促的一梭子，战士倒在了桌旁。
其他俘虏招来了一顿没头没脑的毒打。他们奉命抬起死者的尸体，抬出门洞，扔在布格河畔。列布祖耶夫记得死者脸上还挂着笑容，那安详而充满鄙夷的笑容绝不会属于一个战败者，它只能属于胜利者。而门那边的核堡院内，这时又响起了射击声。
德国炮兵和一队队自动枪手日复一日地、巧妙而有条不紊地消灭着要塞中最后一批反抗者。然而，有些事情真是难以理解：这些反抗者却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死灰复燃。从军营和房屋的地下室，从厚厚的土墙壁内那又黑又深的掩藏部，或东或西不断响起机枪的连发声和步枪的射击声，于是希特勒第四十五师的布列斯
特墓地变得越来越大。掩藏部和地下室都仔细搜查过了，苏联士兵战斗组防卫的楼房一间接一间地被炸平了，可是过了一会儿，废墟中却又响起了枪声。由战士组成的零星小组摸到德国人早已认为自己是主人的地段，子弹在最出人意料的地方击中了法西斯匪徒。要塞的保卫者深深钻入了地下，沿着德国人所不知道的地下通道撤离要塞中已为敌人占领的地段，跑到另一个地方去继续展开斗争。
早在七月八号，四十五师指挥部就向上级报告已经占领要塞，他们认为余下的抵抗者不要几个小时即能肃清。但第二天抵抗者的数量却大为增加，显然，这场斗争将旷日持久地延续下去。
一组组士兵仍在兵营西区和三三三团的地下室里坚持战斗，中岛的这一整个地区始终是敌人可望而不可及的禁育。边防军的机枪和步枪还在西岛叫个不停。要塞北部，西堡的火力点还在射击。东门附近的涅斯捷尔丘克和阿基莫奇金为首的幸存的炮兵还在浴血奋战。在北墙的一处掩蔽部中据守着几名由政治指导员维捏季克托夫指挥的步兵。德国人向掩蔽部里扔过一批手榴弹，但战士们在空中接过德军的手榴弹，又朝敌人扔了过去。
谁究竟是布列斯特要塞的最后一个保卫者？他们究竟是如何牺牲的？我们说不清楚，也许永远也说不清楚。
据说斗争延续了很长时间，一组组苏军官兵钻进了深深的地下隐蔽所，伺机打击敌人。法西斯虽然占领了要塞，但却不敢单独行动。
后来希特勒军官曾对布列斯特居民说，德军指挥部下令用布格河水淹没了一条地下通道。这样，布列斯特要塞的最后一批英勇不屈的英雄才壮烈牺牲。
我们甚至说不出这件事发生在哪一天，布列斯特要塞最后一声枪声何时消逝，要塞惊人的防卫战结束在何时。
大家还记得，一九四二年在奥廖尔地区前线缴获的德军报告说，要塞抵抗了九天，于七月一日陷落。后来才弄清，斗争延续的时间要长得多。以后在兵营的墙上发现了一则日期为七月二十日的题词，证明要塞保卫者在第二十九天上还在进行着战斗。后来发现加夫里洛夫少校还活着，而他是七月二十三日才被俘的，那是在战争爆发后的三十二天．而他也仍不是要塞的最后保卫者。此后，斗争仍在进行。
几年前我在莫斯科偶然遇到教育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的科学工作者费奥多尔·尼古拉耶维奇·舍米亚金。
舍米亚金战时在戈尔巴托夫将军的军政治部工作。他记起一九四三年当该军在奥廖尔或勃良斯克一带的时候，有一次给政治部送来一包从被歼灭的敌军某师司令部缴获的文件。
舍米亚金精通德语，他在整理文件的时候注意到一件不大的卷宗，其中装订了一批关于一九四一年布列斯特要塞战斗的文件。他清清楚楚记得，这些文件谈的是五个半星期的斗争。据他说，卷宗收存的敌军报告，日期署明为七月末、八月初，其中有不少关于英勇保卫战的有趣而重要的细节。后面还有在布列斯特要塞被俘的我军官兵的审讯记录。会米亚金说，当他翻阅这些报告的时候，他对我方人员在审讯中面对敌人所表现的英勇和尊严表示惊讶。
最后卷宗里还保存了一份由一群德国军医开具的文件。德军指挥部要他们对最后一座坚持抵抗的要塞掩蔽部中发现的尸体进行研究。希特勒的军医确认，掩蔽部的保卫者是用最后几颗子弹自杀的，他们不愿投降敌人当俘虏。
于是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想要找到这些重要文件。波克罗夫斯基上将对我调查布列斯特要塞的工作给了很多帮助，他下令在我国各军事档案馆组织力量进行最仔细的搜索。遗憾的是一直未能发现这一卷宗，看来它不是在战争中遗失，就是存放在一个我们所不知道的地方。我们只能希望有朝一日这批文件或它们的抄件将被发现。
说来也巧，舍米亚金所说的德军文件谈到的五个半星期的这一期限，同保卫战的许多目击者——一布列斯特及其城郊各村的居民—一所提供的证言是一致的。这些人认为，要塞里的战斗一直延续到一九四一年七月的月底或八月的月初。这一点还有一些旁证。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末，我从遥远的科日拉－索拉村收到一封信，那是马里自治共和国喀山区的一个村庄。给我写信的是一个退休教师，现在是农庄养蜂员，叫伊格纳季·瓦西里耶维奇·伊万诺夫。他并不是要塞保卫者，但一九四一年七月初曾同一些受伤的红军战士一起在明斯克附近被希特勒匪徒所俘，送到比亚拉波德利亚斯卡集中营。在那里，有一次会见永远铭刻在他的心头。为了更准确起见，我要一字不易地引用他来信的部分内容。
‘一九四一年七月末，”伊万诺夫在信中写道，“我被押到三○七集中营，它大约位于布列斯特城郊三十公里至五十公里的地方。
在七月的最后几天，不是三十号就是三十一号（准确是哪一天我记不得了，但是这两天之中的一天），从布列斯特要塞押来四个人。到达集中营的时候是下午，黄昏即将来临。为他们单独安排了住处，专门划出一块营区，同我们隔着一片空营区，因此交谈起来相当困难，因为彼此距离超过了五十米。他们在那片营区呆的时间不长，一共只有几小时，不过我们却抓紧机会向他们了解到某些情况。
下面就谈谈我们从这四个布列斯特要塞保卫者那里听到的情况。
这四个人对我们说，他们是从要塞直接落到这座集中营里来的。他们在要塞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战斗。每人都多处受伤。最后他们打算同别人一道冲向布格河，但却没有成功。这大概是七月二十六、七号的事。此后，他们又坚持了几乎两昼夜，战斗一直进行到子弹打光。在失去战斗条件，事实上已经解除武装后，他们被迫退入地下掩蔽部。德国人每隔两小时就要劝降一次，但同志们用国际歌的歌声来回答。这样又坚持了一昼夜多。
就在把他们押解到集中营的那天，希特勒匪帮向布列斯特要塞的地下施放了有毒物——毒气。呼吸十分困难。于是要塞保卫者们决定出去站在阳光下受死。他们高唱《国际歌》，走出掩蔽部。等待他们的是一大群武装的德国士兵和几名军官。尽管他们在高唱《国际歌》，德国人并没有朝我们的战士开枪。
德国人被这些遍体鳞伤、饿得皮包骨头、站在那里直打晃的人的勇敢精神惊呆了，他们一声不吱。一个看来官阶最高的军官在要塞保卫者面前除下钢盔，这时所有的士兵也仿佛听到一声令下，都跟在他们首长身后除下了钢盔，——他们以这一行动表达了对我军战士忠于军人职责的敬意。
这四个人在被俘的当天就被送到我们的集中营。
大约三小时后，他们又被带走了，具体带到哪里，我也不知道。这里只说说我看到他们的样子。实在太可怕了。他们身上衣衫槛楼不堪，肮脏的绷带上凝满了血迹，骨瘦如柴，须发猬张。他们不住地咳嗽，擦眼泪。他们虚弱极了，站都站不住，彼此互相搀扶着。
同这几位英雄的会见给我们这些俘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对我这印象就更为深刻。因为战前我曾参加过布列斯特要塞附近永久火力点的构筑，这些地方我是熟悉的。在德国战俘营同一个多月来一直保卫着这座要塞的人见面，使我深为激动。
遗憾的是，后来我再也没同他们见过面，也没有听到任何关于他们的情况。很可能是不久就把他们转到了别的集中营。
这就是伊万诺夫证实的情况。应该说明，在这之前我早就听原三○七战俘营的战俘讲过，似乎七月末曾有一小批要塞英雄被送到那里，但这在当时仅是一些模糊不清、极不确定的传闻。
然而，这四名战士是否就是要塞的最后保卫者呢？
保卫战参加者、现在是养老金领取者尼古拉·谢尔盖耶夫于一九四三年在前线遇到过兹旺科夫准尉。这个人在要塞一直战斗到八月初。最后几天他向两个战友躲在中岛上我们一辆被打坏的装甲车里。三个人都受了伤，兹旺科夫的两个战友不久因伤重去世。准尉从暸望孔中观察德国人的情况，等待时机好离开自己的藏身之所，想办法逃出要塞。
“有一次他发现在城堡的霍尔姆门附近有一连德国人正在列队。法西斯士兵列队看来是为了接受奖赏：队列前面站着几名军官，其中一人手中拿着几个装勋章的小盒子，另一人正在宣读一份命令。突然，从队列后方八十四团营房半坍塌的建筑物窗内射出了长长一梭子自动步枪子弹。宣读命令的军官和五、六名士兵当场倒毙，余者惊叫着四散奔逃，胡乱开枪朝废墟射击。自动枪手当即冲进营房，不过开枪的人是否被他们抓获，兹旺科夫已无法知道。当天夜晚他神不知鬼不觉爬出了装甲车，好不容易走到市内，在当地居民家里歇宿，后来他又找机会越过了战线。
布列斯特的一位居民向我转述了另一位保卫战参加者讲的故事，遗憾的是此人姓名已被他忘记。这位战士同兹旺科夫一样，后来也跑到城里，八月初他也藏在已被敌军占领的中央要塞，只是不在装甲车里，而是在三三三团驻地的一个地下室。他从地下室窗口观察德国人的动静，充当了一次要塞无名保卫者丰功伟绩的见证人。
一天中午，大约三十名德军自动枪手列队沿营房向捷列斯波尔门行进。就在队伍正向门洞里拐去的当儿，队伍中部突然发出一声巨响，爆炸震得德兵尸体四处横飞。接着，从半倒塌的捷列斯波尔门顶端，一个身穿红军制服的人影头朝下飞身纵下，栽倒在院内石板地上，同炸得血肉横飞的希特勒分子倒在一起断了气。这位无名英雄终于等来了敌人，看来是向他们扔出了一枚集束手榴弹，然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的生命换取了高昂的代价。
与要塞相邻的科杰利尼亚—彼得戈尔斯卡亚村居民格里戈里·萨莫留克对我讲过一组战斗在中岛旧教堂建筑里的英雄的事迹。前面讲过，这座教堂在战斗中曾几易其手，但据说八月初我们的战士带着机枪又跑到那里，同希特勒匪帮进行了长时间的战斗，直至全体牺牲。萨莫留克听德国人说，这是核堡中部的最后一个反抗者，并且当他同其他庄员一道在深秋季节被占领军赶来打扫要塞地区时，亲眼看到了英雄们的遗骸。
据他说，在上面，在教堂塔楼的废墟里，还架着一挺“马克沁”重机枪，枪口指向捷列斯波尔门的方向。机枪旁倒着七具尸体，都是军衣上缀着绿领章的边防军战士。希特勒分子被这个小组的顽强抵抗气得七窍生烟，不许人们埋葬这些死难者，大群乌鸦栖集在死者身上。而在下层原来是教堂圣坛的地方，农民们又发现一具半腐的苏联士兵尸体。他坐在那里，背靠墙壁，在他身边是一支砸烂了的自动步枪，在他头上的灰墙上刻划了一行字：‘我为祖国而牺牲！”
直到如今，布列斯特及其近郊各农村中，还传诵着好多令人惊奇的故事，其中讲道：甚至几个月之后，当希特勒分子已完全占领要塞后，还有个别苏军官兵隐藏在要塞各掩蔽部和地下道中，夜晚有时还能听到枪声。当地有些人还能记得，一九四一至四二年冬天，当德国人把居民驱赶到要塞去清理废墟时，他们常常能看到有些穿着破烂不堪的红军制服的人影从一个掩蔽部跑到另一个掩蔽部，从一条地下道钻进另一条地下道。不知是谁在要塞半塌的墙上一次又一次地写上了令人望之胆寒的话：“德国占领者必亡！”
要塞保卫战的参加者、原八十四团准尉、现白俄罗斯莫吉列夫市居民亚历山大·杜拉索夫还讲了一个更惊人的故事：
杜拉索夫准尉在保卫要塞的战斗中受伤被俘，在布列斯特郊区希特勒集中营关了几个月。一九四二年春伤愈后，他被派进城去为德国军医院充当劳役。
在这个劳役队里，除了战俘之外，干活的还有一群犹太人，他们来自法西斯建立的犹太人区。犹太人同战俘稍有不同，他们可以自由行动，没有卫兵看押，但占领者及其走狗对这些人的嘲弄梛榆却也是够受的。犹太区的人里头，有一个拉小提琴的乐师，战前在布列斯特一家饭店演奏爵士乐。
一次，据杜拉索夫回忆，那是一九四二年四月，干活的时候小提琴手来晚了两小时。进屋之后，他非常激动地向同志们讲了自己的见闻。当他正往医院走的时候，突然有一辆军用小汽车追了上来，里头坐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