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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多少战场上的老兵直至现在还含着泪水回想那把半死不活的他们从火线上拖下来的无名姑娘，或者为外科军医那双金子般的手祝福，梦想着要同拯救过他们生命的白衣战士重逢。紧紧地拥抱他们！成千上万的战俘之所以能够熬过希特勒集中营地狱般的苦难，现在还活在人世上，只是因为在他们的身边生活着以崇高义务为己任的同样无权的囚徒——俄罗斯的医生们！
法西斯把战俘营变成了疾病和死亡的工厂，变成了灭绝人类的工厂。而在他们这种灭绝活动的道路上，俘虏中的医生构成了唯一的障碍，他们是同死亡作斗争的唯一战士。希特勒分子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同集中营医疗室以及医生们的活动妥协，因为第一他们要把战俘作为劳动力来使用，第二希特勒政府不得不装装作了，似乎他们也在遵守国际公约的规定，给予敌方被俘官兵以医药帮助。医生们冒着生命的危险，机敏而广泛地利用他们的条件，拯救饿得濒死的人，宣布他们是病人，把他们收藏在传染病房，把他们从死亡的边缘挽救回来，他们参加集中营的地下斗争，帮助囚徒逃跑。被秘密警察发现之后，他们就要忍受酷刑和折磨，就要被处死；而在集中营的日常生活中，他们则同其他囚徒一样忍受饥饿、毒打和嘲弄。
布列斯特的医生们从头至尾经历了这条道路。他们之中有无数直正的英雄；这些人于心无愧地完成了自已的职守，在保卫要塞的日子里是这样，后来在被法西斯俘虏后还是这样。
在布列斯特市内有一家州立医院，战前的主任外科医生叫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伊利英①。这是个身材魁梧、体格强健的中年人，宽脸盘，粗犷，很象个农民，两只大手倒象个工人，在手术台上动外科手术创造了不少奇迹。他在这里工作多年，成百上千的布列斯特人靠他那把手术刀救了命。
【 ①伊利英现为莫吉列夫市州立医院的主任医生。——作者注】
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那个难以忘怀的凌晨，伊利英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于是他首先跑到武装部。但那里的人对他说，没有接到任何动员令，随即他又朝市执委会赶去，但没有见到一个人。这时他在街上见到了州卫生局的几个工作人员，便决定同他们一道撤离城市。这位医生知道，他不能留在布列斯特，在这儿大家不仅知道他是个外科医生，而且还知道他是个积极的共产党员。
他们要经过伊利英家门口。医生请同伴在外稍候，跑进家门去通知妻子。但这时医院的急救车开到了他家门口，一个护士万分激动地朝伊利英跑了过来。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亲爱的，快到医院去吧！那边伤员都堆成山啦！一个大夫都没有。孩子们都快死啦！”
伊利英进退维谷，不知所措地站下了。他曾认为在这之前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完全正确的。他想撤离城市，遇到哪个部队就参加进去。医生曾坚定不移地认为，现在战争打起来了，他的岗位在军队里。他心里非常清楚，一旦落到希特勒匪徒手里，他将会有个什么下场。可是，现在一看见面前这位激动得浑身颤抖、哭得象个泪人儿似的护士，从她那儿了解到医院里的情况之后，他突然第一次对自己的行动有了另一番评价。他应该回医院去，哪怕只待一段时间也行，把那里的秩序整顿一下，把护土和卫生员的情绪鼓动起来，把医生们都找来，把接收伤员的事好好组织一下。他为他没有这样做而感到羞耻。
他转身朝站在拐角上等他的那几个同伴走去，老远就朝他们挥挥手，坐进了救护车。他的脑子里已经形成了一个行动计划。他马上到医院去，用最快的速度把非党医生召来，这些人留在城市里用不着特别担心安全，他要从他们之中指定一个人来代替自己，然后再立刻撤离布列斯特。
但他却没有想到医院里等着他的却是那样一种局面。楼内楼外全都挤满了伤兵，足有两千来人。人们把伤兵往这里送，在街上遭到炮击与轰炸的人也往这里爬。
“大夫！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亲爱的！……”当他跟护士挤过人堆朝门口走去的时候，四面八方都有人在呼唤。他小心翼翼跨过躺在地上、流淌着鲜血的人们。
他还没有走进大门，就清楚地意识到，要离开这里可是难上加难。
护士和卫生员看到他来了，一个个欣喜欲狂，他表面上镇静如常。他那高大魁梧的身影立刻使人们镇静下来，产生了信心。他聚精会神，紧皱眉头，而说话的腔调也同平时一样，威严而生硬。伊利英的同事们这不会想到，这位大夫心里是多么没底，思想和感情正进行着一场多么复杂的斗争。
他命令一个卫生员坐汽车到各医生的家里去一趟，命令他们立即到医院报到。他诊察了头一批伤员，下令把一个从机场送来的腿被炸烂了的中尉飞行员立刻放上手术台。他在各病房巡视一周，指示如何把伤员安排得更有秩序。而在这段时间里，思想上缠着他的仍然只是一个看来无法解决的矛盾：他不能留在市内，但又实在难以离开。
他到底也没能解决这个矛盾，匆匆忙忙洗净了手，穿上手术衣，戴上帽子、口罩，来到手术台前。
飞行员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脸色因失血过多而变得煞白，两只眼睛睁得老大，注视着医生。他这两条腿从膝盖以下几乎全要锯去，伊利英还对他说，手术不能进行麻醉，因为没有时间等待这位中尉进人昏睡状态，其他伤员也正在等待给他们动手术。飞行员默默地点了点头，接着手术开始了。
起初，不论伊利英多么努力想要把思想集中于手头的工作上，他却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命运。他的手指虽在习惯性地飞快地做着动作，但意识中总有一个潜在的角落在继续思考着摆在他面前的驱之不去的问题。可是，逐渐他的注意力越来越被这躺在手术台上的小伙子所吸引。
伊利英知道这手术有多么痛苦，这位年轻的飞行员将忍受多大的折磨。他以为中尉会喊，会呻吟，但中尉却。沉默着。甚至当他锯骨头的时候，伤员也没有哼上一声。有那么一瞬间，医生甚至以为他的患者疼昏过去了。他朝飞行员的脸上看去，只见脑门上滚动着豆大的汗珠，两片嘴唇紧紧地抿着，紧张得成了铁青色，但两只眼睛却还是那么虎虎有生气，充满了痛苦。于是，突然之间，他对这个如此勇敢地经受着痛苦的孩子产生了一股强烈的怜悯和慈爱之心。别的他什么也不想了，他只想赶紧把这个手术结束。
“完了！”他缝完最后一针，俯身对飞行员说。
然而，那一声静静的、安详的回答却是多么出乎他的意料：“谢谢你，医生！…”
伊利英只觉得一阵激动使他喉头发紧，他赶紧转身朝盥洗池走去。
这时他明白了，那个久久使他不得安生的问题，如今在他的内心中已得出了答案。这充塞整个医院的两千伤残人的命运，要比他个人的命运更为重要。不久前在他还认为是互相矛盾、水火不容的东西——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一个医生的责任和一个人的责仁—一忽然间统统汇成了一体，变成了他现在所做的和将来还要继续做下去的事情。他在这里，在手术台旁，觉得自己是一个正在进行战斗但却没有接到撤退命令的兵。他坚定了信念，他将留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决不离开这里，不管他将遭到多大的威胁。
他留了下来。这一天他一直工作到精疲力尽，整个城市已经被敌人占领，德国人进了医院，但他还在工作。他在手术台旁度过了整个夜晚，第二天又几乎是一整天，只是偶尔跑去换一换被鲜血浸透的手术罩衣。在他的患者中，有一些原来曾在要塞战斗，被俘以后被抬进市立医院的人。
后来，则是沦陷后可怕而漫长的岁月，那是充满灾难、残暴和死亡的生活。终于有一天，秘密警察登门来抓他了：有人向希特勒匪徒报告，伊利英是个共产党员。
他被捕之后，集体请愿书立刻象雪片似的向市政当局飞去。过去被他从死神手中拯救出来的人以及这些人的亲戚朋友，都为他向占领军求情。尽管伊利英在监狱里也度过了不少难熬的日子，希特勒分子还是不敢杀害这样一个在城里深孚众望的人，最后终于把他释放了。不久，伊利英医生同游击队取得了联系，参加了它的一个支队，并一直坚持到布列斯特解放。
伊利英是一个在市立医院服务的医生，他不是军医。但在沦陷后头几个月里，他有时也曾到过南镇的俘虏营。他的一些同行——布列斯特要塞的军医们当了俘虏之后，就在那里工作。伊利英亲眼见到过这个集中营里难以忍受的条件，看到成千上万的战俘死于饥饿和疾病，看到我们的人怎样受苦受难，他对自己无能为力想到万分难过，有时甚至想，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医生，他的位置应该在那里，同法西斯的囚徒们在一起，他们最需要他的帮助。有一次到了集中营之后，他宣称自己将留下来做俘虏，南镇集中营医务室的领导人彼得罗夫大夫好容易才打消了他的这个念头，几乎把伊利英强行推出了集中营的大门，也许这才保住了他的性命。难怪这个医务室的另一名医生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叶尔莫拉耶夫后来在谢德列茨集中营竟无力忍受他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的一切，用一片剃胡刀割断了自己的喉咙，尽管他那些做医生的伙伴尽了最大的力量来抢救，也还是无济于事，终于自杀身亡。
尤里·彼得罗夫、伊万·马霍文科、弗拉季米尔·麦德维杰夫、瓦西里·扎林、鲍里斯·马斯洛夫——布列斯特要塞的所有这些医生在南镇集中营里负起了治疗和营救我国受伤战俘免遭死亡这一极端艰巨的使命。他们都是一些高级外科专家和本行的能手，但他们却不得不在骇人听闻的环境中工作。
伤员们东倒西歪地躺在肮脏的谷草上，没有绷带，没有药物，希特勒分子根本就不想帮助医生去救治他们打算尽快赶进坟墓的那些人。于是只好尽力想办法：护士们把用过的绷带洗净，然后再一次用来包扎，有时他们会为伤员再要到一勺烂菜汤，或者向德国医生要到一点药品。
尤里·彼得罗夫是著名的列宁格勒肿瘤外科专家彼得罗夫院士的学生，是这一行的大专家。布列斯特军医院的德国军医们不久就听说，南镇集中营的医务室里有一个外科医生，手术非常高明。有时他们还乘车来观摩他的手术，遇到什么复杂的病例就来向他请教，彼得罗夫则利用德国同行对自己的兴趣和尊敬，从他们那里不是搞点包扎用品，就是抓点药物。
彼得罗夫和马霍文科是加夫里洛夫少校的救命恩人，当这位要塞英雄被送入集中营时，布列斯特的秘密警察不知为什么对少校的痊愈特别感兴趣，人们都担心会因为他的坚毅顽强而对他采取报复行动。为了以防万一，医生们宣布加夫里洛夫得了伤寒，并将他转入伤寒病房，让他在厨房分菜汤，使他能多吃到一点东西，以望体力有所恢复。
战后加夫里洛夫第一次同他的救命恩人彼得罗夫见面的场面，我没有参加。那是在飞机场，那次是要塞英雄到现住列宁格勒的老战友们家里去做客。不过，我见过当年的布列斯特英雄、如今的白俄罗斯作家马赫纳奇同如今已作古的马霍文科大夫——一个心地善良的杰出人物，一个战俘营中光辉的外科医生，一个真正的苏联公民——一年前在莫斯科见面的情景。在南镇的集中营医务室，马霍文科曾给马赫纳奇做过一次复杂的手术，摘除过一颗由后脚跟打进去直穿到膝盖的子弹。我看到马赫纳奇的那双眼睛是怎样瞅着自己原来的医生，而马霍文科则立刻要求他把那条受伤的腿露出来让他看看，先是摸了一阵，看了一阵，接着二人就兴奋无比地陷入了长久的回忆，简直是旁若无人。听着他们的谈话，我意识到对于昔日这批法西斯囚徒来说，这位医生不仅是一名与他们有着无数共同遭遇的战友，而且还是一位特别受尊敬的长者，尽管他们之间的年龄差异并不如此悬殊。
要想把布列斯特要塞中幸存的或已经牺牲的医生—一列举出来，对我来说是太难了，就象是要把英勇的布列斯特保卫战中的全体参加者都列举出来一样，根本是不可能的。但在本章行将结束的时候，我还想讲一段一个俄国军医的事迹。这是一段艰难的、诚实的、悲剧性地突然结束的生活史，军医的名字叫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马斯洛夫。
马斯洛夫是一位二级军医，他是军区医院的院长。前面已经讲过，这座医院位于紧靠边境的地方——要塞南岛。战争打响之后．他正在自己的岗位上，领导着抢救伤病员的工作。军医院的建筑物由于遭到炮击和轰炸而起火倒塌，于是马斯洛夫下令把所有伤病员抬出大楼，就近送入土墙中的掩蔽部。
战斗正在南岛的外门进行，布格河畔的土墙上互射之声不绝，有些战斗组已经在半倒塌的军医院楼附近展开了战斗。伤兵仍不断朝马斯洛夫的掩蔽部抬来，他带领着几名医生护士尽最大努力给他们以力所能及的救助。这时包扎用品和药物几乎快没有了，而伤员却来了这么多，只好又把旁边的两个掩蔽部也占用了。
医生们和护士们一心扑在工作上，一个个象发了狂似的，完全忘记了时间。他们也不知道过了多少个小时，这时离安置伤员的掩蔽部不远的地方传来了激烈的自动步枪速发声和隆隆的手榴弹爆炸声。希特勒的士兵冲进了岛上的这个地区，如今正沿着土墙一个掩蔽部接一个掩蔽部地扫荡，他们先把手榴弹朝这些昏暗的掩藏部里扔进去，接着就用自动步枪朝里头扫射。
他们离得越来越近，再也不能拖延时间了。马斯洛夫有一支手枪，消灭一两个法西斯是不成问题的。可是往下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自动枪手们为了报复，会朝里头扔许多手榴弹，还会把所有的伤员、医生和护士全打死。数百名托付给他的人都会因此而送命。不行，应该想办法挽救他们。
马斯洛夫换上了一件雪白的新罩衣，冒着枪弹走了出去，朝着手持手榴弹狂挥乱舞的敌军士兵迎了上去。他绞尽脑汁地把早已忘掉的德文单词又想了起来，喊叫着要那些士兵停止射击：这些掩蔽部里有的只是手无寸铁的伤员。自动枪手们有些不相信，他们手中高举着手榴弹，狐疑地朝里头瞅了两眼，然后才跑了过去。伤员们得救了，尽管只是暂时得救。
不久，马斯洛夫同其他医护人员一起都进了布列斯特南镇集中营。他跟彼得罗夫、马霍文科、叶尔莫拉耶夫一道也在集中营医务室工作，但逃跑的念头始终没有断过。夏末，马斯洛夫跟着一队战士跑了出来。他们深夜逃进了城里，马斯洛夫悄悄摸回家换了一身便衣，跟妻子女儿告别，把她们留在这里听凭命运摆布，当天夜间医生就跟同志们出发向东，朝前线方向走去。
他们穿过森林和沼泽，跋涉了许多天，偶尔也蜇进村去，不时还同警察和叛徒遭遇，好容易才摆脱了德国人的追捕。这是一条多么艰苦漫长的道路啊！
一天，在远离布列斯特的地方，一个铁路工人把他们留在家里过夜。他们在这里知道了战线已后退数百公里，甚至斯摩棱斯克已被敌人占领的消息。这才明白，他们是走不到目的地的了。
这天夜晚，一个哭哭啼啼的女人跑进了铁路工人的家。这是一个女邻居。邻居说，她家有一个从德国集中营逃出来的囚徒，快要死了。女人不敢叫大夫，因为只要有人一报告，她就得为收藏逃犯而挨枪子儿。
马斯洛夫立刻到了她家。对病人他已是无能为力。这位逃亡者已耗尽了精力，受尽了磨难，患有严重的肺炎，濒于死境。几小时后他死去了。女人哭着把他身上的证件全给了马斯洛夫。
死者不是军人，他有一张身份证。而且发现了不少巧合的地方：死者的本名和父名都同马斯洛夫的一样，叫做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只有姓不同，叫做基尔萨诺夫。年龄也同马斯洛夫几乎一样。这一切似乎暗示他应该如何行动。
医生决定在身份证上换上自己的照片，然后拿着这份证明返回布列斯特。市内知道他的人并不多，他打算在区里找个地方先呆下来，然后同游击队取得联系，参加他们的一支队伍。
他这样做了。回到布列斯特后，“基尔萨诺夫”医生找到德国地方占领军总医师，对方当然向他要证书，马斯洛夫诡称他的证明在战争开始的当天毁于战火，并请求当场测试。几个手术一做，德国人信服了，认定他的面前是一个经验丰富、学识渊博的外科医生，于是按马斯洛夫的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