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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国主义，仍旧野心勃勃、没有被彻底摧毁的德国军国主义，又有了抬头的趋势。
第十九章 在敌人的统治下
妇女们带着孩子，同重伤号一道隐蔽在深深的地下掩蔽部，隐蔽在钢筋混凝土的要塞地下室里。然而，尽管这些隐身之所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但呆在里头不出去，也许比留在上面还要困难，要塞保卫者在废墟里经受炮火与死亡的考验，愤怒地搏斗着。
人们在上头可以积极地行动和斗争，可以面对危险毫不退缩。疯狂、紧张的斗争驱走了恐惧，吸引了筋肉和神经的全部力量，干脆不给人留下丝毫焦虑不安的时间和余地。
地下室里的人恰恰相反，他们只好呆在那里无所事事。这里笼罩着因情况不明而万分痛苦的气氛，人们由于忧心如焚、前途不明而惊慌不安，紧张而痛苦地等待着。伤员的呻吟和孩子的号哭淹没在令人心碎的隆隆炮声之中，厚厚的穹顶被震得直晃。有时飞机在近处扔下的炸弹震得这些埋在地底的小盒子忽悠忽悠地晃动，地下室的混凝土地面也裂开了大口子，气浪极为强劲，人们的耳鼻都震出了鲜血。
妇女们竖起耳朵，毫不放松地谛听着传入地下室的战斗声息，她们想猜出上头发生的情况。每一次轰炸，每一发大口径炮弹对要塞的轰击，都使她们情不自禁地要为孩子的生命，为自己的命运而颤抖。她们每时每刻都在担心炸弹或者炮弹会直接命中地下室，并把她们埋葬在这一座座沉重的穹顶化成的废墟之下。一想到自己的丈夫在浴血奋战，生死未卜，心就不由得由于担惊受怕而痛苦万分地缩成一团，她们只好眼看着自己的孩于日渐衰弱，眼看着饥渴带来的死亡离她们越来越近而无能为力，于是她们陷入了绝望之中。
然而，她们都是大无畏的妇女，她们尽可能不流泪，不抱怨。象她们在上面同敌人斗争的丈夫一样坚强地承受着全部考验。
后来，更为可怕的新考验又来临了。
当第三三三步兵团防区的情况变得全然无望之后，第九边防哨时指挥官基热瓦托夫中尉来到地下室看妇女们。他一身硝烟尘土，疲惫万分，到处缠着血迹斑斑的绷带，但这位边防军官同她们讲话时却还是那样精神抖擞，甚至还开着玩笑。
“我说，女同胞们，”基热瓦托夫说，“你们跟我们在一块来的时候也不短了，待够了吧。该分手了。我命令：带上孩子，打上白旗，出去投降当俘虏去吧。当了俘虏你们有人总还能保存下来，孩子也能保全，在这里可是所有的人都准得玩完。”
但这些妇女同他们的丈夫一样，对于当俘虏是深恶痛绝的。她们声称哪里也不去，要在要塞里呆到底。有些人甚至说，最好基热瓦托夫下令叫士兵们开枪把她们和孩子们都打死算了，这比去当俘虏受罪还要强得多，当了俘虏早晚也是个死。
但中尉可不是个软耳朵根子。他说，这是指挥部的命令，她们这些指挥员的妻子应该无条件地服从他。给了妇女们一面白旗，送她们出去当了俘虏。
这些天这种情况在要塞别的防区也出现了，如第九十八反坦克炮兵独立营战士防守的东门，即科勃林门，就是如此。那里是由教导员尼古拉·瓦西尼耶维奇·涅斯捷尔丘克和阿基莫奇金中尉领导的。涅斯捷尔丘克看到这场战斗的必然悲剧性结局，便也做出了把妇女交出去当俘虏的决定。
“妇女们听着，”他说，“我们把你们送出去当俘虏，目的是为了救孩子。要往最坏处打算，等待你们的是侮辱、嘲笑、酷刑、甚至还有死亡。记住一点，为了我们的祖国，为了为我们的祖国而保存后代，你们应该承受这一切。”
在炮兵营地下掩蔽部里同妇女儿童们呆在一起的，也有涅斯捷尔丘克的女儿——十四岁的丽达。她哭着要求父亲不要把她送走，把她留下来。但涅斯捷尔丘克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她。
丽达听到他轻声对参谋长阿基莫奇金中尉说：“我的手枪里只剩两颗子弹了：一颗是为敌人准备的，还有一颗为我自己。等到最后一刻来临的时候，对她我会下不了这个手的。让她走吧。”
于是，丽达便跟随妇女们走了出去。
要想把这些妇女在俘虏生活中的一切情况都—一叙说清楚是十分困难的。她们有些人跟孩子一起被枪杀了，还有一些人受到德国人的嘲笑，鬼子逼着她们跪在机枪前面给她们拍照。把她们剥光了衣服毒打，然后用枪托推着她们，赶进了布列斯特监狱。
一个军官的妻子尼基金娜一阿尔申诺娃向我讲过怎样把一群妇女和儿童赶到集中营去的情况，她本人就是这群人里的一个。那天天气炎热，押解队的自动枪手们不愿冒着酷暑押着她们走这趟路。离开要塞不久，他们就想就地把这队俘虏统统枪毙。但他们之中有个上了年纪的士兵，坚决反对这种行动。押解队的人经常命令队伍停下，把自动步枪对准妇女和儿童，但每一次都是那个上年纪的士兵又喊又骂，才迫使他们放弃了自己的企图。这些家伙终于对他发起火来，回头朝要塞折了回去，他一个人把俘虏押到了布列斯特。
妇女跟儿童在挤得满登登的布列斯特监狱里呆了两个星期，她们先是在那里挨饿，然后是吃臭鳕鱼。最后等把她们放出去时，做一个“自由人”也并不轻松多少。
我们有些指挥员的妻子虽然在市内或郊区各村安顿下来，但等待着她们的严峻考验也不少。她们已丧失了一切生存手段。她们的财物被抢光了。为了能养活孩子，这些女人便应雇去做最沉重的工作。其中好多人——有上校、少校、尉官的妻于，为了免于饥饿而死，不得不向农民乞食。这些人在农村到处乞讨，用这种办法来养活自己的孩子。
无论命运之神对这些妇女多么残酷，但她们始终不曾丧失对于未来胜利的信心。她们坚信早晚东方会重新响起苏军的大炮，红军会给她们带来盼望已久的自由。在这漫长的、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沦陷生活的几年中，她们一直在梦想望眼欲穿的那一天将会到来，唯有这种希望才能给她们以力量，来承受她们所遭遇的一切。
她们是苏维埃祖国的女儿，在战斗的党培育下长大，她们没有消极等待自由的来临，没有束手待毙，没有忘记斗争。有些妇女参加了布列斯特及其郊区共产主义组织的地下活动，还有一些同游击队建立了联系，完成他们交付的任务或参加了他们的队伍。布列斯特州有不少所谓家庭游击队，那里男人是战士，妇女和儿童也是战士。
按着是令人毛骨惊然的四二年。希特勒匪帮把他们所谓的“东方人”几乎一个不留地统统枪毙了——那是些在西白俄罗斯解放之后来到布列斯特州工作的指挥员、党和苏维埃工作者的家眷。警察把这些人从各村各镇一家一家送往布列斯特附近的区中心扎宾卡。一连几天机枪一直啦啦地响个不停，被枪毙的妇女儿童尸体一排排倒进了事先挖好的坑里。
这种骇人听闻的兽行仍不能吓倒侥幸活下来的人们。勇敢的妇女们续继在战斗——她们仍然是不动摇，坚信未来的胜利。据说，当一九四四年我空军第一次轰炸位于布列斯特的敌方军事目标时，生活在该市的指挥员的妻儿老小简直把这天夜晚当成了真正的节日。就在占领军和他们的走狗躲进地下室、防空洞的时候，这些妇女儿童却跑上街头，把轰炸的危险当成了及时的春雨。他们仿佛有一种坚强的信念：苏联人双手制造出来的炸弹是不会伤害于她们的。她们捡来爆炸后仍然烫手的弹片连连亲吻，把它象宝贝似的藏在身边。
她们终于活到了久已盼望的一天。苏军到来了，在西白俄罗斯土地上重又牢固地确立了苏维埃政权。
后来战争结束了，胜利的一天终于来临。然而，在这些妇女之中只有为数不多的人盼回了自己的丈夫——大部分指挥员已经牺牲在一九四一年的战斗中，或者牺牲在希特勒的战俘营中。
指挥员的家属得到了国家的救济金或抚恤金，但当时在那备受敌人蹂躏和掳掠的土地上，在那刚刚开始医治自己创伤的土地上，日子过得仍是那么艰难。战后那些年，妇女们又接着受了不少苦。成了子女唯一抚养者的寡妇，被迫加倍地劳动，在物质生活上常常非常窘迫和贫困。
她们的遭遇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她们的年龄并不算大，但早巳未老先衰。皱纹早早就出现在她们脸上，她们的手由于干重活磨得粗糙了。但她们的良心却纯洁、安宁——面对着他们受到的严峻考验，她们保全了自己的子女，把他们抚养成人，教育他们无愧于苏联公民的称号，忠于人民，忠于共产党，成为和他们的父辈——那些牺牲于布列斯特要塞英雄保卫战的烈士——同样的人。
第二十章 一个布列斯特男孩
对于希特勒匪徒来说，德国之外的一切国家，日耳曼民族之外的一切民族都是不配生活在地球上的多余的国家和民族。希特勒主义的种族理论以一种麻木不仁的骄横口吻宣称；在这个星球上，只有日耳曼人才是主宰，其他民族要么统统应从地球上被消灭，要么可以作为德国征服者的仆从、奴隶或者干活的牲口而留存下来。
头一个“不配”活在世界上的民族就是犹太人。对犹太人来说，希特勒分子绝不会还有什么别的态度。这个民族被法西斯列为必须彻底消灭的民族。希特勒的军队只要一占领哪个国家，哪里就要以空前的规模掀起一股灭绝犹太人的恶浪，行动计划之周全和组织工作之严密都是典型日耳曼式的。数百万犹太血统或犹太混血的人民成了集体枪杀的牺牲者，被塞进集中营焚尸炉烧死，关进毒气室毒死，或者送进杀人机器里绞成肉泥。在德军占领的国家，犹太人必须身佩黄色六角星，这是他们衣服上少不了的标志。好多城市把一片片街区划为犹太隔离区，把成千上万佩带黄星的居民赶入那里，把他们活活烧死，把整个街区夷为平地。
基辅的居民还记得犹太人排着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队在街上过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的情景。他们都是被赶到巴比亚尔去枪毙的。奥斯维辛、马伊达内克、特雷布林卡的囚徒们都记得，成千上万批犹太人从波兰、匈牙利、苏联、捷克、荷兰、法国被死亡传送带不停地送进毒气室，他们的尸体象一堆堆枕木那样垛在焚尸炉旁来不及火化。您还可以向原茅特毫森的囚徒们了解，当年几十架机翼上涂着法西斯 字标记的飞机如何在一天之内把这座死亡营的犹太分部炸了个稀巴烂，把它那成千上万的居住者炸成了肉酱。成百座大大小小的城市都会向您讲说那无数用铁丝网拦起的犹太区居民的骇人听闻的命运。
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世世代代居住在布列斯特，他们的遭遇与各地大同小异。这里也要缝上六角黄星，这里他们也受到嘲笑，这里他们也要被赶进犹太隔离区，用带刺的铁丝网把街区封锁起来。后来，到了一九四二年，这些隔离区的居民也同别的地方一样，全部被消灭光了。
如果您想要了解这些人吃的苦究竟有多大，磨难究竟有多深，我想向您讲一个布列斯特的犹太小男孩罗曼·列文的故事。
列文一家并不是布列斯特当地人。他们是西白俄罗斯解放后由东部一个州迁来的。这一大家子人里头有祖父母、父母、小罗曼和十六岁的姐姐。父亲在布列斯特一家机关工作，母亲管家务，十岁的罗曼在学校上三年级。
对于孩子们来说，一九四一年夏季跟往常是一样的，离国境不远的森林里，少先队夏令营人山人海，到处笑语喧声不绝于耳。
行军、游泳、游戏、夜晚的营火——一切仿佛还是同去年一样，那么愉快，那么有趣。但孩子们和辅导员们万万不会想到，在这个夏天，不是什么战争游戏，而是一场真正的可怕的战争在等待着他们。过不几天，边境森林中炽热的少先队营火就会变成隆隆作响的德国大炮喷出来的死亡烈焰。
夏令营离布列斯特很近，因此六月二十二日清晨孩子们倒是很快就被送进了城。罗曼回家之后没有见到父亲：战争一打响，他就赶赴前线参加工作，从此亲人们再没有见到他。
上午十时左右，一辆望眼欲穿的卡车开到列文家门口。上车的有好几家人。
街上炮弹在爆炸，传来了步枪的射击声，但汽车还是顺利地冲到城南，开上了通向莫斯科的公路。大家都以为这回算是得救了。忽然前方响起了自动步枪声；罗曼的祖父应声倒在了车厢里——他被打死了。通向东方的道路已被切断，希特勒匪帮在公路上设下了埋伏。
这样，列文一家又回到布列斯特。他们到家后埋葬了祖父，接着，饱尝辛酸和备受凌辱的日子开始了，一切美好光明的东西都成了过去，眼下的生活万般痛苦，看不到一丝希望。未来只能使人胆战心凉，人们清楚地预感到死神业已逼近，明天不会给人带来任何希望。十岁的罗曼原来只知道自己是个苏联儿童、少先队员和学生，这会儿却突然了解到他还是个犹太人，因此可以对他凌辱欺侮，拳打脚踢，甚至要他的命而不受惩罚。他在占领军的报纸上、德国人及其走狗的语言中看到和听到了他们骂犹太人的侮辱性的语言，周围风传着对犹太人要实行血腥屠杀的凶讯。
罗曼的母亲认为，如果他们离城出走，情况将会比较安全，不久，他们还搬到扎宾卡镇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住了下来，找到了一份工作。她把罗曼带在身边，让女儿在邻近的村子里给人当帮工。只有奶奶他们没来得及带出来：布列斯特成立了犹太区，奶奶被关了进去，关进了用铁丝网隔开、由岗哨把守的街区。
村子里还有几个别的妇女，她们也带着孩子用罗曼和他妈妈住在一起。这些人都是我们的指挥员、党和苏维埃干部的家眷，如今他们全被称之为”东方人”。活儿又重又累，肚子经常半饥半饱，睡觉挤在木棚子里的一个大板铺上，不过日子总算能捱下去了，有时甚至还觉得生活似乎又上了轨道，好歹混得过去。总有一天自己人会回来的。
可是到了一九四二年秋天，一切全变了样。报纸上又在为德军的胜利而大吹大擂，到处都在讲什么红军已惨遭失败，苏联眼看就要灭亡。后来，布列斯特传来了叫人心里直发毛的消——犹太区的人全被拖到城外枪毙了。罗曼的奶奶也在那儿遭了毒手。接着，全州城乡到处开始了迫害”东方人”的暴行：这些人一家一家全被杀光，不论是孩子、妇女还是老人。村里的人都躲了起来，谁也不敢声张，哆哆嗦嗦地等着厄运临头。
厄运临头的一天来到了。一天深夜，党卫军和警察包围了村子。
罗曼的母亲立刻明自：死到临头了。她对自己已不抱任何希望。她只想一件事，就是如何才能把儿子救出虎口。在希特勒匪徒闯进木棚之前，她叫罗曼藏到了大板铺底下。孩子飞快地依了进去，蟋伏在一口皮箱后面。他听到大皮靴啪嗒啪嗒响过，妇女、孩子们吓得大叫，接着是警察刺耳的口令声、粗野的喝骂声，忽然，在这嘈杂之声中，传来母亲低沉而忧伤的声音：“永别了，我的孩子！”
接着所有的人都被带到门外，一个警察又把整幢房屋都检查了一遍，还朝板铺底下张望了两眼。但是没有发现躲在箱子后头的罗曼，于是转身走出门去。外面传来的呼喊之声渐渐远，变得沉寂了——党卫军和警察把人们带到了附近的林边。
这时孩子从藏身之处钻了出来，打开窗户，跳到外面。他被一种本能的恐惧感所驱使，撒腿便朝黑暗中飞奔，自己也搞不清要朝哪里跑，为什么要这样做。身后传来一阵阵凶狠激越的自动步枪声，仿佛有一条无形的鞭子在他身上狠狠地抽打，那是希特勒匪徒在干他们刽子手的勾当。
稍稍镇定后，他决定到邻村去找姐姐。
可是当他把姐姐从屋里叫出来，对她诉说了发生的情况之后，姐姐哭着对他说：“你不能跟我在一起。在我们这儿也要被打死的，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你快走，想办法逃命吧。朝东走，你是个小孩子，也许会有人可怜你的。”
孩子动身了。
这时正是秋天，秋雨连绵，路上的泥泞一陷多深。罗曼浑身湿透，冻得直哆嗦，无地安，他顺着小道和林中小径胡乱朝前走去。这么一个孱弱无助的小人儿，忽然成了孤零零的一个，失去了亲人，失去了家园，连一块面包都没有，独自处于这样一个陌生的、充满敌意的大世界里。死神在他身后穷追不舍，仿佛在道路的每一个拐角上窥伺着他，在他一路上投宿的每一幢房子里等待着他，每一个同他邂逅相逢的人都可能是希特勒分子或者警察。罗曼学会了撒谎，他说自己是乌克兰人，胡乱编造了一个名字，不过他自己也清楚他有一个典型的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