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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或者警察。罗曼学会了撒谎，他说自己是乌克兰人，胡乱编造了一个名字，不过他自己也清楚他有一个典型的犹太人面孔，他明白警察是信不过他的。
他尽量不进村子，随遇而安，饥不择食，时时刻刻担心逃不脱同警察相遇的厄运。两三天之后，这样的事终究还是发生了。一个警察在离扎宾卡不远的地方碰上了他，仔细瞅瞅这孩子的脸，把他带走了。
他们来到扎宾卡，这是一个人们一听就毛骨惊然的地方：市郊各村的“东方人”正是拉到这里来的，大规模枪毙也是在这个镇外执行的。当他们来到扎宾卡区警察局长这整个边境区闻名的刽子手面前时，罗曼明白了：他的命算是交代了。
警察局长身旁正坐着一个年轻女人，模样很漂亮。警察把罗曼押来，打断了他俩的谈话，报告了这个被他扣留的孩子的情况。警察局长朝孩子斜看了两眼，为了装装样子，提了两三个问题，然后朝下属把手一挥。罗曼心里明白，这手势意味着他已是必死无疑。警察端起自动步枪朝小罗曼身上一捅，命令他往外走，不料坐在桌旁的女人叫住了他们。
她忽然向警察局长提出，要求把这个男孩交给她，好帮她干点家务活。罗曼发现这个请求并不合乎局长的口胃，但女人总算没有遭到拒绝，他把警察一个人打发走了。
女人把罗曼带回家中。此人原来就是扎宾卡镇上的住户，是个波兰人，名叫弗罗丽亚·布季舍夫斯卡娅。跟她住在一起的有个妹妹，还有个儿子马里安。马里安跟罗曼同岁。她可怜罗，把这孩子要来根本就不是为了给自己当小使，而是为了把他照顾大，她让罗曼跟儿子一道受教育。罗曼在这九死一生之际，出乎意料地来到这么一个人家，来到这么一个对自己亲切慈祥的女人身边。她在这无比艰难的时刻，在许多方面对他都起到了代替亡母和大姐姐的作用。
警察局长之所以能买布季舍夫斯卡娅的帐，说来也很简单：长期以来，她家一直住着一个重要的德国官员，他对女房东颇为照顾。弗罗丽亚有时也巧妙地利用他的这种支持。她从枪口下救出了几家“东方人”，不止一次帮助过落难的俄罗斯人。后来罗曼还发现，深更半夜常有一些身份不明的人来会见他的义母，她跟这些人单独在一起窃窃私语，他猜测布季舍夫斯卡娅大概是同游击队有联系。
枪毙人的事渐渐停止了。有消息说德国人在伏尔加河被打得一败涂地，报纸的腔调也收敛多了，原来苏军正在打击敌人。警察的气焰再也不象过去那么嚣张——看来他们也在考虑战争可能会有什么结局，想给自己留条退路。游击队员在四郊森林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行动越来越积极。人们很快就要获得解放的希望又复活了，又活跃起来了。
一九四四年夏季，扎宾卡的居民们终于又听到前线传来的盼望已久的声息—一从遥远的东方，隐隐约约传来了隆隆的炮声。这时，罗曼·列文决定朝苏联进攻部队迎上去。弗罗丽亚·布季舍夫斯卡娅和马里安送他上了路。弗罗丽亚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在告别时为孩子祝福，给他往脖子上戴上了一只银制的圆形圣母像。罗曼谢过救命恩人，告别了他们，不久穿过战线来到一个被苏军解放的村庄。
后来，整个布列斯特地区都解放了，这时他才知道，他走后不多日子，秘密警察就逮捕了弗罗丽亚·布季舍夫斯卡娅。看来她同游击队的联系被德国人发现了。敌人把她带到布列斯特，在城市解放前夕杀害了她。
罗曼不久找到了他的父亲——他是在开战的头一天跟部队一起离开布列斯特的，至今还活着。孩子起初一直跟着父亲，十九岁时自立了，在敖德萨一家工厂工作，后来又转到哈尔科，成了家，现在是哈尔科夫一家企业的俱乐部主任。他曾多方寻找，并于几年前十分幸运地找到了弗罗丽亚的儿子马里安·布季舍夫斯基。后者现在在华沙担任工程师。两个义兄弟如今常常通信，希望能有个见面重逢的机会。
在战后的岁月里，罗曼·列文的诗才崭露。现在他是乌克兰作家协会会员，写了不少诗作，还出了一本诗集，名叫《幸福的价值》，一九五八年出版于哈尔科夫。这本集子里有一首诗叫《圣母像章》。在结束我这段叙述的时候，我想把它转引在下面。这并不是由于这首诗有什么特殊的艺术成就（从那以后，罗曼·列文作为一个诗人有了长足的进步），而是把它看作某种诗体证明文件，看作是一个布列斯特孩子战时生活的诗体传记。
圣母像章
— —献给弗罗丽亚·布季舍夫斯卡娅
１
那时每天都有着一个昏暗的黎明……
从壕堑中爬起时还顶着星星，
孩子赤着双脚，抛别了家园，
沿着苦难重重的道路而行。
多少次他曾逃脱枪杀的命运，
在一个个波兰村漂泊不定。
死神隔着每条门缝窥伺着他，
纠缠着他让他时刻不得安宁。
人世上他的见识何其浅浅！
何处才是他生命之途的起点？
当战前之风吹拂于大地的时侯，
学校的板凳他才只坐过三年。
右侧是布列斯特灯火辉煌，
脚下是布格河在国境流淌。
少先队夏令营象一座小镇，
出现在国境地区的田野上。
入夜林鸟已不再鸣啼，
唯有月儿高挂在云端，
这时我们的笑语喧声，
越过了国界四外飞传。
对岸传来了笑语的回音，
那里笼罩着不祥的寂静。
也许人间最寂静的夜晚，
正在分割着战争与和平。
欢乐的营火已经熄灭，
星辉黯淡，星光摇曳，
布格河西的克虏伯大炮，
正忙忙除下身上的炮衣。
德国佬急匆匆扣上钢盔，
抛却了烟蒂整好了队，
比亚拉波德利亚斯卡的敌人，
已做好进犯的最后准备。
２
马因·里德和德勒·凡尔纳
已无法使我们激动不安，
祖国正面临着生死考验，
谁还顾得那虚构的惊险！
十一岁的孩子变成了大人，
踏上了一条艰险的途程，
头一遭感到祖国啊母亲
同你是那样血肉难分！
过去祖国就是孩子的家，
还有那离家不远的学校。
如今却成了山坡上的弹坑，
和路旁宿夜的堑场。
祖国就是那苦涩的硝烟，
浓重的火药味弥漫在空间，
还有那俄罗斯士兵的坟墓，
竟无人把红星镌刻在上边。
还有这失去家园的孩郎，
万劫不死，生命顽强，
象一滴晶莹的清泪，
挂在刚毅不屈的祖国的腮旁。
眼看着活路就要断绝，
罗网已张开，厄运迫眉睫，
林边小镇的一位妇女，
敞开门户把孩子纳接。
护着他避开敌人的眼目，
又在炉火上忙碌了半晌，
慷慨地让他放开肚皮吃个饱，
连问他姓甚名谁也顾不上。
说话虽多却什么也不当，
实心待人用不着多言多讲。
世上有什么能比这更真挚——
把陌路相逢的孩子收养？
３
在遥远的波尔塔瓦，
母亲把孩子生下。
昨天在浅浅的墓穴旁，
母亲却遭人枪杀。
妈妈绝不会那样难受，
假如在临死的关头，
得知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
有人能把她儿子救出虎口。
假如她得知她的孩子
能安静地合上朦胧的睡眼，
一位陌生的波兰妈妈
俯身在他熟睡的床边……
４
长夜渐消，向西隐退，
伴着风儿向西驶去的
是满载德国伤兵的车队，
带着我国焦土的气味。
当朝霞那如血的光芒，
把地平线照得越来越亮，
当乡政府大楼的门旁，
夜班哨兵已经下了岗，
可恨孩子并不以诚相见，
又踏上了流浪之途。
他告别了慈母般的主人，
心中并不知应该走向何处。
她在门口把孩子叫住，
虽然这孩子并不信奉耶稣，
她却伸手为孩子画了个十字，
在他的项下挂上了圣母。
在像章那精致的表面上，
刻着天国的神圣形象，
它伴随孩子走过满目焦士——
这最邪恶也最圣洁的地方。
于是他又同死神捉开了迷藏，
又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游荡，
于是又担惊受怕，到处流浪，
又到处为家， 倘佯。
也许他真有齐天洪福，
也许像章是救命神符，
圣母伸出了一根手指，
它指着两行拉丁字母。
我根本就不信什么上帝，
但至今还葆有这块神符——
为了纪念那走过的道路，
还有她为我送来的祝福。
第二十一章 地下工作者
战场上对敌斗争的胜利得来实在不易。游击队员们那种实力悬殊的斗争和艰苦卓绝的林中生活，则既艰苦又复杂。但是，同法西斯侵略者进行秘密斗争的苏联人——我们的地下工作者，也许他们的行动条件是最困难的。
前线官兵和游击队员同敌人进行的是公开的战斗，他们对希特勒分子的仇恨可以用步枪和自动步枪的火力、手榴弹的爆炸、疯狂的白刃战来发泄。况且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接触的仍是苏联人的集体，当然是特殊的、战争条件下的集体。可是，地下工作者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他们根本连想都不敢想什么刀对刀枪对枪的斗争，他们生活在占领军的铁蹄下，他们知道凶狠的秘密警察无时无刻不在他们身后窥伺着，只要一步不慎，敌人那些公开的和暗藏的鹰犬就会立刻扑上来。
心中的仇恨不得不千方百计隐藏起来，时时刻刻都要做戏，甚至对自己的亲人好友也要保密，有时甚至还得装成法西斯的走狗，因而受到人们的鄙视。平素的直率真诚不得不放到一边，而把性格中的勇敢和谨慎、果断和小心、创造性和随机应变结合起来。此外，地下工作者心里清楚得很：只要他稍有闪失，落到敌人手里，或者被叛徒发觉告密，那么他的可怕的末日就会来临——他会遭到毒打，受到严刑拷问，希特勒刽子手用来让他们的牺牲品说话的一切酷烈的手段都会落到他们头上。而且，他们对自己的家庭将会遭到怎样的厄运心里也是哑一清二楚。
但人们还是自觉地、毫不动摇地走上了这条道路。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几乎全部被占领土地上，在波罗的海沿岸各加盟共和国，在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敌占区，在每一座城市和无数座村庄，反法西斯的地下组织都在积极地、大无畏地行动着，为全体人民的斗争，为我国未来的胜利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地下工作者都是忠于祖国的英雄的苏联人，但绝大部分都不具备秘密工作的知识，因此在同富有经验的、强大的秘密警察和警察机关的生死角逐中常常吃败仗。他们常常被伪装分子或变节分子所算计，象殉道者一样在酷刑的折磨下死去。他们毫不畏惧地去迎接死亡，但决不让任何东西玷污自己的良心。
遗憾的是，伟大卫国战争时期我国反法西斯地下工作的历史大部分至今仍未得到揭示和研究，因而无人知晓。
在这一巨大的地下工作网中，正象大家都知道的那样，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是核心和骨干。一般来说，在占领军到来之前，在各州、市、区，党组织事先就确定了这样的骨干。然而，由于组织者经验不足，或者由于某种意外的情况，或者就是因为叛变，这些最初组成的地下工作网往往被敌人发现，以致遭到破坏或瘫痪。这时，准又会出现另外一批党员干部或一般党团员，有些甚至是非党人士，他们又组成了反法西斯组织的新网络，恢复了党的战斗的地下组织，发动人民进行秘密斗争。这种有时甚至是无数次的前赴后继，也许正是我们伟大思想的生命力的最鲜明、最雄辩的佐证之一吧？
布列斯特党组织不具备事先把党员组织起来进行地下斗争的条件。敌人没有给她这段时何——战争的第一个打击是在布列斯特的党员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降临的。几小时后，布列斯特已经落到了希特勒匪帮手中，几天之后，整个州都被占领军占领了。
成千上万怀揣党证或团证的人落在了这块敌占区的土地上。他们没有接受什么任务，没有接到什么党和共青团基层组织的委托，大部分人在德军来了之后，都把自己的党证、团证妥善地收藏起来。其实，真正的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并不是看他们兜里揣没揣着证件来决定的。
良心向人们提出了在新的、不熟悉的和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行动的路线。人们不能站在斗争之外袖手旁观，因为整个人民、整个党、整个国家都在进行这场斗争。他应该成为这场斗争的参加者，在队伍中占据自己应有的位置。人们逐渐适应了艰苦的、充满危险的环境，开始寻找志同道合之士，并同他们一道行动，起初还不够大胆，似乎在摸索，然后行动就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勇敢。
布列斯特有许多女共产党员，她们大多是州委和市委机关的工作人员、负责干部的妻子。她们单独或同自己的家人留了下来，她们的丈夫大多已跟随部队向东撤退，这样的妇女有罗莎·拉德凯维奇、塔吉扬娜·斯米尔诺娃、齐娜伊达·尤日纳妞安娜·巴布什基娜、亚历山德拉·赫罗莫娃，此外还有我军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的妻子——波波娃、马特维耶娃、皮麦诺娃。她们都是受到虐待和迫害的‘东方人”，共同的不幸和命运使她们建立了友谊，彼此互相帮助。
不久，一批由布列斯特要塞出来的妇女带着孩子出现在街头，她们饥肠辘辘，衣衫褴楼。应该帮助她们找到安身之所，不能让她们活活饿死。后来人们又打听到南镇兵营有成千上万的军官和战士当了俘虏，正在挨饿。于是，妇女们从自己和孩子们嘴里省下最后一份口粮，备好吃的东西，带到了那边的集中营，偷偷送进了铁丝网。
她们渐渐习惯于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而生活也仿佛渐行上了轨道，尽管这生活是敌人占领下可耻的、不自由的和贫困的生活，这轨道是极其艰涩的轨道。于是，这些女共产党员们凑在一起，开始考虑她们应该于些什么，怎样同敌人斗争。
希特勒匪徒叫嚣他们取得了胜利，夸口说马上他们就要拿下莫斯科。他们在报上说，苏联首都被德军飞机炸得燃起了大火，成为一片瓦砾，红军垮台指日可待。这些话听起来心里有说不出的恐怖，搞不清哪句是真，哪句是假。所以尽管占领军严禁收听广播，妇女们却还是冒着危险弄到一台收音机，安放在罗莎·拉德凯维奇和安娜·巴布什基娜的住宅里，天天收听苏联情报局的新闻公报。她们秘密地把从祖国传来的新闻转告别的妇女，消息日耳相授，逐渐传遍了全城。但女共产党员们知道，这样做太不够了，她们越来越觉得必须有计划而广泛地开展地下斗争。她们甚至派拉德凯维奇和赫罗莫娃到明斯克去了一趟，希望能找到党的地下组织，得到指示。但她俩却一无所获，只好空手回来。她们没有发现任何通向地下中央的线索。
这时时间已到夏末，突然有个妇女给拉德凯维奇和斯米尔诺娃带来一张街头张贴的传单。它是手抄的，它号召人民反抗占领军。显然，城里有一个地下小组在活动。应该找到这些人，同他们建立联系，参加他们的工作。
妇女们费尽周折，通过一系列熟识的共产党员，终于找到了她们要找的对象。这就是布列斯特车站铁路员工地下小组，领导人是原车站党委书记彼得·茹利科夫。然而，铁路员工们在地下斗争方面也只是刚刚起步。现在女同志同他们联合起来了。共产党员们召开了一个会议，选出了党的地下州委会，书记是茹利科夫；又选出了党的地下市委，书记是罗莎·拉德凯维奇。
不过，州委不久就停止了活动，茹利科夫成了市委的领导人。团为在德寇占领下同各区保持联系，起初实际上简直没有可能。他们仅同布列斯特林区第一个成立的游击组，同它的组织者之一——斯塔罗村苏维埃主席米哈伊尔·切尔纳克取得了联系。齐娜伊达·尤日纳娅被派去同游击队联络，制订了共同行动的协议，保证向他们供应武器和药品。
市委逐渐扩大了工作范围。成立了党的基层组织，不久竟团结了一百多名共产党员。如今好几个地方都在收听苏联情报局通过广播发布的新闻，并转抄多份，在市内散发。通过在市政府工作的自己人，可以搞到空白的德国身份证、各种证件、市政府和占领军代表的各种印鉴。他们把这些证件发给从集中营里逃出来的战俘或游击队联络员。他们还搞军火。把从德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