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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决不向敌人低头！
同志们，大家快快上城头，
那里的苏维埃红旗还在迎风抖。
敌人冲上来喊：‘够你们受！……
别在这要塞里把命丢！
垂下战旗，饶你一命，
否则教你们尸骨无留！’
回答他的是一声怒吼，
召唤我们冲出烈焰去战斗：
‘同志，跟我来，冲上去！
快上城头，到旗下战斗！’
又是一场众寡悬殊的恶斗，
敌机在头上转转悠悠。
苏联步兵的十三条好汉，
决不向敌人低头。
……最后一个士兵倒在了花岗岩上，
但战旗已被英雄妥善收藏，
任敌人摧残他年轻的生命，
神圣的秘密已深锁在他的心房。
普通的苏维埃人
最懂得什么是真正的荣光。
谁为祖国而战，
祖国将永远不会把他遗忘。
不朽的见证是要塞的石墙，
布列斯特号召我们为国争光！
‘同志们，同志们，跟我上！
看城头的战旗正迎风飘扬！’”
这首歌是谁写的？什么时候写的？这里谈到的十三勇士在哪一段城墙上战斗？也许这一切将永远是谜。重要的在于一点：这首歌以及它的流传史说明，在那灾难深重、民族危亡的岁月，布列斯特要塞英雄们的不朽功勋不仅帮助了苏联人民生活和手持武器在白俄罗斯森林和沼泽中战斗，而且还鼓舞人们在手中没有武器的情况下，在可怖的希特勒集中营里继续生存下去，这首真实而勇敢的歌本身也是斗争的武器。
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参加者、契卡洛夫州的彼得·格倍尔谈到了我国许多战俘在希特勒集中营进行忘我斗争的动人心弦的事实。他写道：
“为了在空中架起电报线，先得挖坑、运送电线杆，埋杆，安设横木，拧上绝缘子，再拉上电线，将它们固定。这些原来都是由德国人亲自做的。可是等到总动员令一下，这些工作就转交给俄国战俘来干了。到所谓战俘工程队工作，条件要好得多，穿得干净些，吃得也好些。
俘虏们在工长的领导下挖坑，抬杆，埋杆；剩下的工作暂时还由德国人干。
后来，就连剩下的工作德国人也要逼着俄国人来干了。有一次，一个由十六人组成的工程队拒绝往电线杆上拧绝缘子，战俘们认为他们干的这个活儿帮助了德国人打俄国人，因此实际上已不再是战俘，而是成了志愿军。
一切说服和威胁均告无效。于是管辖这支队伍的司务长就地把他们枪杀了一半。其余八个人被逼上了电线杆，但没有一个人开始工作。司务长还想把他们再枪毙一半，但卫兵没有答应。
我说不清自己搞过多少次破坏，每次心里都是后怕。也许那仅仅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破坏，但我毕竟总还是干了。有时在杆子上把抗感线路接头搞得乱七八糟，结果明明是往这个城市挂电话，却往往会接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或者发报机发出来的信号乱得一塌糊涂。而要找到毛病，就得把所有的线路都检查一遍。还有就是把一根电缆跟另一根电缆搭上头，再不弄根针或钉子插在两根电缆之间，这样一来，好多公里长的线路就会有很长一个时期无法使用。
这样干的不止我一个人。许多人都这么干，都是单独行动。一旦被人捉住，就一人做事一人当。
还有些规模更大的破坏！在布雷达（荷兰）市，一列由马其诺防线调往东线的满载军火的列车爆炸了。有一次，在汉堡遭到英国飞机空袭的夜晚，第二卫戍司令部竟突然遭到高射炮的射击！正当卫兵们躲避空袭的时候，战俘们调过高射炮向司令部大楼猛射。后来才搞清楚。飞机并没有往市里扔一个炸弹，可整高层大楼却烈焰冲天，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干的。朝这座大楼发射的炮弹多达数百发，一名希特勒将军和许多坏蛋被击毙。”
“我不是布列斯特要塞的保卫者，”克拉斯诺达尔边区杰姆留克市后备役军官亚历山大·拉戈兹写道，“但我是亲身经历过法西斯集中营骇人听闻的苦难的人们之一。我原是苏军的一个团长。战争开始不几天就被俘了，因为我就在布列斯特附近的国境上。
德国有一处集中营，里头关押有二百名校级军官，在原九十九师检察长斯米尔诺夫的领导下，这里成立了地下爱国组织‘家庭’。后来，一九四三年，我们这个被法西斯称之为布尔什维克集中营的集中营，也同其他军官集中营一道，被送到挪威去做苦工。
我们的爱国主义组织在挪威对千余名苏联军官产生了影响。这阶段‘家庭’做了大量工作。主要是宣传鼓动，组织破坏和怠工，等等。
我个人以及在‘家庭’这一爱国组织中共同工作过的同志希望您能在报刊上对它的工作加以报道，这将会是一件重要的工作。因为在一九五六年以前，关于这一类问题，即我国的爱国主义者在敌后开展斗争的问题，从来是讳莫如深的。”
在要塞中阵亡的指挥员的妻子，在保卫战的日子里度过了多少个担惊受怕的日日夜夜，后来又喝够了希特勒占领时期难以入口的苦水。她们寄来了内容生动有趣、感人至深的信件。营教导员维汉季克托夫，一个在要塞中壮烈牺牲的英雄，他的遗孀现居沃罗涅日，她写来了详细的回忆。写回忆的还有边防军中尉丘维科夫的遗孀娜塔莉亚·康特罗夫斯卡娅医生，原三三三团参谋长的遗孀、布列斯特市民齐娜伊达·鲁萨克。一个曾经为保卫通向布列斯特的要冲而战的指挥员的亲戚——德罗戈倍奇市的女教师塔吉扬娜·波塔波娃写了几乎是一大本书，细说了被占领的白俄罗斯土地上我们的妇女那令人震惊的生活与斗争。
“啊，我要是能到要塞去，对我那些已经牺牲的兄弟姐妹深深地鞠上一躬，那该有多么幸福！他们是在保卫祖国、抗御来犯之敌的时刻头一批血沃大地的人，”要塞保卫者的遗孀叶莲娜·库兹涅佐娃从伏龙芝市来信说。”如今我们已赢得了自由，谁的铁蹄也不敢再来践踏我们的土地。我们工作，休息，教育子女……是啊，又当母亲又当父亲的确不容易，总是照顾不过来，不过谢天谢地，我的大女儿侬娜在卫生学校已经毕了业，现在医务所工作，她已经二十一岁了。小女儿拉塔十七岁，升入了九年级，学习成绩也不坏……”
“我们这些‘苏联贱货’（德国走狗就是这样来称呼军官家属的）无依无靠，衣食无着，”牺牲于布列斯特的炮兵中尉的遗孀玛丽亚·别斯帕洛娃在寄自奥廖尔的来信中回忆道。“我们以乞讨为生，随身财物全被洗劫一空。我们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地死去，神父不许我们把孩子埋葬在墓地，因为他们不曾受洗。我们的东西在大街上就可以被人抢走，我们的衣服鞋袜在大街上就可以被人扒光。我们的妇女和儿童，其中也包括我，过的是什么日子。想起来真是可怕。
我走遍了布列斯特州，到过别尔斯克、别洛斯托克、平斯克、科维尔，在科布林也住过，我经过的大小村庄不计其数。我同游击队员有着联系，完成他们交给的各项任务。德国人逮捕过我六次，我挨过他们的毒打，成了二等残废。”
第九章 一个阿塞拜疆妇女的来信
在我所接到的妇女的来信之中，有一封信占有突出的地位。其中没有一句话提到要塞防卫战，它同我这本书的主题仅仅有着间接的关系。然而我倒觉得，信中谈到的好多事情就其精神实质而言，同布列斯特要塞保卫者的英雄业绩是那样的相近。我想把这份具有特殊力量的充满人道精神的材料向读者作一介绍。
给我写信的是一个阿塞拜疆女人，家住巴库，名叫阿茜娅·塞拉热季诺夫娜·古谢因扎杰。一位苏军军官的遗孀。她丈夫近卫军少校阿里·盖达尔·伊勃拉吉莫夫是一个炮兵营的指挥官，在前线转战三年，在乌克兰、白俄罗斯、高加索、克里米亚都战斗过，参加过解放敖德萨之役，荣获一枚红旗勋章、两枚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一枚红星勋章和数枚奖章。
一九四四年夏，伊勃拉吉莫夫少校的炮兵营参加了解放布列斯特的战斗，少校受了重伤。
阿西娅·古谢因扎杰的信同下面的一系列事件有关，所以我把这封信引用在下面，只是稍作删节，但没有任何改动。
她写道：
“一九四四年九月三日，我收到一份由平扎市军医院发来的电报，请我尽快赶往平扎，因为我的丈夫受了重伤。
我立刻请准了假，准备到平扎去探视我的丈夫。一九四四年九月七日，我出发了。一路上我经历了最困难的条件——挤在餐车里，站在过道上，换了好多次车，因为有的地方车站已完全被毁。直到九月十七号半夜两点钟，我才终于到达了平扎市。我在车站上一直坐到天亮，然后走到市内去找这座军医院。车站和医院之间的距离足有五公里。军医院坐落在城市的一头，直到上午九点我才找到医院，打听近卫军大尉伊勃拉吉莫夫在什么地方。
一个没有头脑的护士当即就对我说：“噢，就是那个双目失明的伤员吗？他这一辈子算是再也看不着了。’
对我来说这不啻是当头狠狠一棒。要知道我可是从来没想过我丈夫会是个瞎子呀！痛苦和刺激使我失去了知觉，我昏倒了。醒过来时我已经躺在院长的办公室里，在那里对我进行了抢救。接着把我带到三楼病房，那儿躺着我双目失明的丈夫。
原来我丈夫自从知道他无可挽回地失去视力（也是那个护士说的）之后，便宣布绝食，要求把我叫来。所以我才接到了那份要我去探望的加急电报。
病房里一共躺着十八个军官。有的双目失明，有的截去了下肢，还有的伤在别处。当我被带到丈夫的床前时，我简直认不出他来了。伤痕已把他毁得面目全非，在原来是眼睛的地方，只留下了两个血红的眼窝，里头还化了脓，一个鼻孔被掀掉了，整个下巴已炸得粉碎，用一条金属夹板固定着。一块肩胛骨被炸碎，两只手上的十个手指一个没剩下。全身上下共有十七处伤。整个面部到处嵌着弹片。
我走到他面前，用阿塞拜疆语问：‘亲爱的阿里，这是你吗？’
他回答：‘是。’
我拥抱了他，把他贴在我塞满了万种哀伤的胸前。我感到他在哭泣。我为了自己不哭出声来，拼命咬紧嘴唇，直到今天唇上的齿痕仍然清晰可见。医生们开始催我给他喂饭，因为他已经有十三个昼夜没有吃过一点东西。他们给我送来一杯可可，我就开始用勺喂他喝。接着，他问了我一个问题：我是不是来接他的？会不会把他这么个伤得不成形的人扔掉？
我回答他说，我过去爱他，现在更加倍地爱他，非常可怜他。我说，他是为全体苏联人民受的苦，为我们亲爱的苏维埃祖国受的苦，我是一个爱国者，因此即使他是个瞎子，即使他缺胳膊少腿，我也决不会把他抛弃。我对他说，他是我最可宝贵的人。他开始高高兴兴地喝可可，他出现了赶快回家的愿望。
一星期后，我带上他和一个二十岁的阿塞拜疆战士——一格奥克恰伊市的阿塞拜疆庄员，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到了莫斯科。我们在莫斯科整整呆了一个礼拜。我多方奔走，终于请到季霍米罗夫院士给我丈夫看了一次病。他安慰我丈夫说，十四个月之后他的视力将有所恢复。对我却说，我的丈夫已不可能重见光明，让我把他带回去继续养伤。
我把他带回巴库，送进医院，他在那儿住了整整一年。我又接他出院回家，带他到敖德萨，想请费拉托夫教授看看，尽管我十分清楚，他再也不可能看到这个世界。但为了安慰他，我牺牲了一切，把家里什么东西都卖光了。
等我们到了敖德萨，却发现费拉托夫教授不在，到加格拉的乌克兰疗养院休养去了。我们又赶到那边。由于我带着所有的证件，我争取到费拉托夫给他检查的机会。
费拉托夫教授在检查过我丈夫的眼睛之后，立刻开诚布公地告诉他，恢复视力是不可能的。我对费拉托夫教授说，我愿意献出一只眼睛来挽救我丈夫的一只眼睛，这样我们俩各有一只眼睛，也就都能看见了。
教授把两手搭在我和我丈夫的肩头，回答我说：‘要是有这个需要，我一定能为他找到一只别的眼睛。’又对我丈夫说：‘伊勃拉吉莫夫，现在你的眼睛就是你的妻子。你们彼此为了对方，应该好好活下去，要珍惜自己。科学在前进，不要丧失信心。’
后来我们告辞出来。我好不容易才说服了他在加格拉哪怕小住它一个月。我们留下来了。每天我都要领他到海边去洗海水澡。
他原来是一个运动员，很喜欢游泳。但一个瞎子是难于辨别方向的。于是我买了条绳子，拴在他腰上，把他放进海里，手里捏着绳头。他只要一游得太远，我就拽拽绳子，让他知道该往回游了。这样我们试了有三、四天。
我很难描写自己的心情。丈夫在水里游，我坐在岸边哭。
一天，一位中校来到我面前说：‘这位女公民，我观察了您好几天了。请允许我天天陪您的丈夫洗海澡吧，以后别再把绳子带来了。’
我把他介绍给我丈夫，他们于是天天一块去洗澡。
我们在加格拉呆了整整一个月，后来又到了巴库，我的丈夫这才开始学习过一个盲人的生活。
作为一个盲人，他生活了九年，可在这九年之中，他又从来不甘心过盲人的生活。他的神经受到很大刺激，脾气越来越暴躁。他常常神经病发作，于是我就只好也装腔作势，跟他演戏，什么东西都哄着他。假如他说这是黑的，尽管我明明知道那是白的，我也得说是黑的，为的只是给他一个安慰。他干不了体力劳动。我只好给他想出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来让他做。我把一个口袋装上十六公斤沙子，放到他肩上，领着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或者绕着桌子转。再不就由他扛着我们的女儿在房里走，这也得出我领着他。
我只是把我们两个人各自受到的痛苦向您说了一部分。他变得内向了，从不到剧院或者音乐会去。只有一次我带他去听贝布托夫的演唱会，当那位演唱家唱到《盲丐之歌》时，他一边听一边恨得把自己的衬衫撕成了条条，因为他看不见演唱者，看不见观众。
这一切对他、对他的心脏当然会产生不良后果。我尽量为他创造一切条件，好让他过上安静的生活。但在这种情况下度过的九年，对他的影响太大了。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六日，就在过节的前一天，由于心脏麻痹，他在二十五分钟之内就离开了人世。我最亲近的人在四十八岁上去世了。”
阿茜娅·古谢因扎杰在信的末尾请我帮她一个忙，请有关部门能在她丈夫的坟上为他立一块碑，安放一座胸像。
读起这封信来，嗓子不由得就要发紧。这是一篇悲怆壮烈的故事，它讲的是两个以充满人道的伟大情谊、爱和忠诚紧紧联成一体的生命。我不仅产生了一种愿望，想帮助阿茜娅·古谢因扎杰，满足她那小小的请求，还想把她这激动人心的故事向尽可能多的人们讲述。我决定把她的来信编进我的一次关于寻找布列斯特要塞英雄的广播讲话。
一九五八年十月，当我在播音机前讲话的时候，我宣读了这封来信，接着又直接向她简短地说了几句：
“亲爱的、我深深尊敬的阿茜娅·塞拉热季诺夫娜！我在广播中宣读了您的来信，为的是阿塞拜疆政府的同志们能听到它，好帮助您为您的丈夫建立一座纪念碑。但我之所以宣读它，还有另一个目的。我认为，您本人，阿茜娅·塞拉热季诺夫娜，完全够得上生前就为您树立一座纪念碑。您所做的一切——这是一个苏联妇女的真正的丰功伟绩。这是伟大的爱和友情的功绩，它毫不比伟大卫国战争英雄们的任何一个功绩逊色。对于一个英雄，一个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人来说，最高的奖赏莫过于人民知道他，人民把他铭记在心头。我希望我国人民、我们的苏联妇女和姑娘们知道您的这种杰出的功绩，它无愧于一个伟大卫国战争英雄的妻子的称号。我相信，阿茜娅·塞拉热季诺夫娜，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每一个人，都会屏气凝神、噙着眼泪来收听您的这封信。我相信许多听众一定会想要给您写信，向您表示同情、友谊和感激，所以现在我把您的地址也向他们宣布一下：巴库，巴希哈诺夫街二栋三门三十六号。”
我的猜想果然应验了。广播第二天，巴库巴希哈诺夫街的住宅就收到了来信，而且与日俱增。给她写信的有大人也有孩子，有男人也有妇女，有从事各种职业的人，信件来自祖国各地，甚至来自国外。
阿塞拜疆的报刊上，出现了关于卫国战争英雄阿里·盖达尔·伊勃拉吉莫夫和他的忠诚的妻子的文章和特写。作家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