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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９日，在亚洲执行一项外交使命的基辛格从伊斯兰堡秘密地飞往中国（人们以为他因为肚子痛而呆在巴基斯坦休养）。他的外交病到中国后弄假成真，变成一次真正的肚子痛。当周恩来在他到北京后仅４小时就来宾馆与他会谈时，他所有的不适感都被抛在脑后，他们前后共谈了１７个小时，这两个敌对意识形态阵营的代表简直喜欢上了对方。对于两大敌对阵营的发言人来说，能像周恩来和基辛格那样彼此沟通的并不多见。基辛格站在门口非常富于象征意味地伸出他的手，周恩来立即露出微笑握住了基辛格的手。他们两人这时都想起了杜勒斯。基辛格后来评论说，“这是抛弃过去的包袱所迈出的第一步。”他意识到周恩来的矛盾心理——当台湾海峡两岸仍在对抗、越南战争仍在进行之际，自己却在和中国２５年来的头号敌人进行会谈。
基辛格注意到这种矛盾心理表现在“周恩来时而陷入沉思，时而神情恍惚。”然而没有一次周恩来表现得有丝毫的不耐烦，或者是暗示他还有别的事情要做。“我们的会议从来都没有电话干扰，也从来没有因为他要处理这样一个大国的必要公务而中断。”在基辛格面前是为会议而准备的一大堆文件，而周恩来面前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张纸。在后来几次会谈中情况也是如此。
周恩来固有的由中国古老文明所带来的文化上的优越感给基辛格以深刻的印象。这种优越感以及伴随而来的“优雅而轻松的举止和似乎不费力就能抓住事物本质的技巧”，缓和了敌对意识形态所带来的紧张气氛。基辛格还对周恩来发出了如下感叹：
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是一根绞紧了的弹簧，他的谈话轻松自如，但细心观察就知并不尽然。他听英语时，不必等到翻译出来，脸上的神情就显得已明白语意，或立即露出微笑，这很清楚地表示他是听得懂英语的；他警觉性极高，令人一见就感觉得到。显然，半个世纪来烈火般激烈斗争的锻炼，已将极为重要的沉着品格烙在了他的身上。
对周恩来来说，在这个不寻常的客人身上所具有的美国式的鲁莽外表下面，隐藏着成熟的欧洲智慧和知识。在基辛格第二次访问中国前夕，周恩来与一些来访的美国客人聊天时不时高兴地笑着拍手说：“喔，这真不错，这些东西在我与基辛格会见时用得着。”他们两人显然都在与对方进行的外交斗智中得到了一种孩子气的满足。然而，在他们第一次会面时，他们仍不免闹些误会。基辛格犯了一个初次来访的旅行者所犯的典型错误。他把中国比作“一块美丽的但对我们来说却又神秘的国土”。周恩来立即举起手来告诫他说：“你会发觉，它并不神秘。当你熟悉它之后，它就不会像过去那样神秘了。”在后来的会面中，他又提到了这个话题。
但在后来，当周恩来想知道尼克松访华的随行人员有多少时，他也犯了一个错误。他估计大约会有５０人左右，这真叫美国官员们不禁感到遗憾。而正确的答案是，尼克松想带７００人同行。
周恩来邀请基辛格访华并与他就政策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最后在尼克松总统访华问题上达成了原则性协议。这标志着周恩来政治上的一大成功，在这场戏中没有扮演任何角色的地位不稳的林彪将军被周恩来的胜利所激怒。他夸口说（或者是威胁说）“如果周恩来能邀请尼克松，那我也能邀请勃列日涅夫”。也许，他认为周恩来已经走得太远了。不管怎么说，他不久之后为夺取最高权力进行了最后一次尝试，但当时的情况至今仍搞不清楚，因为存在着几种相互矛盾的说法。当时的情况似乎是，林彪在１９７１年８月计划轰炸毛泽东的专列。毛泽东当时正在中国中部地区旅行，据说是林彪的女儿及时地把情况报告了周恩来，这才救了毛泽东。然后，到了９月１２日，与妻子、儿子及一些高级军官在北戴河海滨休假的林彪，在当天黄昏的时候，调了两架三叉戟飞机到北戴河机场，准备进行一次秘密的夜间飞行。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顿时起了疑心。北京流传的一个耸人听闻的谣言说，周恩来实际上把林彪困死在“北戴河一座别墅的一条昏暗走廊的拐角上”。但是，这纯属凭空捏造。
中国政府的官方说法是：林彪试图逃往苏联，也许他是希望说服俄国人对中国进行干预。但他乘坐的那架飞机当晚就在蒙古坠毁了。正如周恩来后来在他的官方报告中所说的，林彪“背叛党和国家，像叛徒一样投向苏修的怀抱”。
不管怎么说，林彪死了，周恩来继承毛泽东的主要障碍已不复存在。兴高采烈的德国大使在大使馆举行的一次宴会上不顾外交礼节地向周恩来祝酒说：“周恩来的时代已经到来，这对中国来说是件好事。”大部分中国人心中肯定也是这么想的。
然而，林彪的死在当时是令人尴尬的。有谣传说，由于广东省的一些高级将领因他们的亲林倾向而迅速遭到清洗，因此广东省可能要分裂出去。这就需要周恩来使用他的全副本领来保证那些各省的解放军指挥员不至于觉得他们受到排挤。当然，周恩来还要应付他那些令人厌恶的同盟者——以毛泽东的妻子江青为代表的激进的毛主义者。后来，江青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些人都来自上海）一起，以臭名昭著的“四人帮”而闻名于世。
周恩来重新安排其老部下的工作得以逐渐走上正轨。廖承志在８月份得到了重新任命；董必武被宣布为国家代主席；而别的老同志，像朱德、聂荣臻也都重新回到他们在军事委员会和核武器发展计划委员会的位置上。这些成就都是在“四人帮”还不那么活跃和羽毛尚未丰满的情况下取得的。
但对周的某些朋友来说，这一切却太晚了。１９７２年１月，陈毅去世了，他一直未能从文革的创伤中恢复过来。“我们应该化悲痛为力量”。周恩来在悼词中这么说。追悼会结束后，毛泽东仍呆呆地坐在会场，两眼茫然地盯着花圈，好像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或许他还沉浸在某种悔恨之中。最后，周恩来上去扶着他的胳膊，小心地把他引离会场。
周恩来后来对一个美国来访者说：“我们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都犯过错误。……怎么会有绝对的权威呢？……毛泽东可能会在某些问题上是权威，但对于那些他不熟悉的问题，他怎么能算是权威呢？……这里还有一个时间问题，你可能今天是权威，但这并不意味着你明天还是权威。”
对任何负责中国安全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时期。国家仍处在分裂之中，更糟的是，周围还有大国势力的威胁。谁也说不准在林彪事件的刺激下，克里姆林宫会进行什么新的冒险。周恩来对一个美国记者说：“你能这样设想一下吗？苏联军队直插黄河北岸，美国人打到长江南岸（可能从台湾或印度支那出发），同时，日本侵入并占领山东的青岛，印度也参加进来并占领西藏。”他对另一个来访的记者说，“我们已经作好一切准备，同时迎击四面来犯之敌。”
１０月份，基辛格为了制订理查德·尼克松访华的最后细节，再次来到北京。他在下榻的房间里发现一份英文的宣传公报，号召世界人民“打倒美帝国主义”。他把它交还给中国人，并干巴巴地评论说，它一定是原先的房客留在那里的。几小时后，周恩来在会见美国代表团时把传单说成是“放空炮”，他还说应该注意中国的行动，而不是它的言辞。同时，他还表现出他为会谈做了精心的准备。他看过《巴顿将军》这部电影，因为他听说尼克松很欣赏它，他并且像往常一样记下了那些随同基辛格访华的中国问题专家的大量背景材料以及他们在政府中的职务。这使得所有这些人在离开时心里感到暖洋洋的，同时又不免有几分得意。
这次会面给基辛格以深刻印象的是周恩来具有抓住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不同寻常的能力。他是一个为信仰而献身的理论家，他运用他的信仰支持他度过几十年的斗争生涯，并把他那热情的性格锤炼成为“一个我所遇见的最敏锐而又能对现实冷静估价的人物之一”。周恩来懂得政治家不能创造时势，他经常引用中国的一句老话：“舵手必须顺水行舟，否则会有灭顶之灾。”
然而，基辛格落入周恩来耍的一个老外交把戏当中，他们本来已经同意把美国人为尼克松访华而起草的一份公报草案作为讨论的基础，因此基辛格认为这份公报草案没什么大问题了。但是到了后来，当周恩来再次与基辛格会面的时候，他发言尖锐激烈，长达一小时——据他说，这是根据毛泽东的明确指示行事。他宣布美国人的做法是不可接受的，除非公报摆出双方根本性的分歧，否则就是“不真实的”。与其假装观点一致，还不如正视现实的分歧。基辛格完全不能接受这些观点，但这时正好到了吃烤鸭的休息时间。饱餐一顿之后，周恩来提出了一个新的草案，上面阐述了中国的立场，但也留出空来让美国人阐述他们的立场。基辛格先是吃了一惊，但马上又为这种独出心裁的方式所吸引，并决定同意采用这种方式。
基辛格这时又以他的一个著名的提法从周恩来那里捞回一分，他的提法是这样的：“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表示异议。”这个提法实际上摘自美国国务院５０年代的一份文件，但它仍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它实际上并不意味着美国政府改变了政策，但它似乎正是中国人所要的东西。因此双方就草案的主要内容达成了协议，这就是后来的上海公报的基础。
当基辛格准备动身前往机场时，周恩来用英语对他说：“欢迎你快些回来共享会谈的愉快。”
几个小时之后，联大投票决定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里代表中国为联合国的会员国，这就结束了２２年抵制中国的历史。对周恩来来说，这是个有保留的胜利，尽管他为此进行过不懈的努力。多年前曾随同“迪克西”观察团到延安与周恩来会谈的美国外交官谢伟思那天正好在北京再次与周恩来见面。他开玩笑说他希望能在纽约见到周总理。听到这话，周恩来像往常一样以一种突然而自信的姿式迅速转过身来说：“绝不可能！绝不可能！只要台湾大使馆还在华盛顿，你就决不会在美国见到我。”他很清楚，他的成功是有限的，前面还有许多路要走。
中国在联合国成功的因素之一自然是由于第三世界中要求接纳中国的呼声日益增高，正如周在１９７１年接见赞比亚来访者时所说的：“我们都是发展中国家，同属第三世界。”他在访问亚非国家时也曾反复强调过这个观点，但他这个求团结的策略却又不是不负责任的。有一次，卡扎菲上校的一个副手来中国要求买一枚原子弹——“只不过是一枚战术原子弹。”周恩来有礼貌地通知他，中国不卖原子弹。利比亚要靠自己生产这种武器。
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１日，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到来了。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走出了他的专机，置身在北京那寒冬的空气中，成为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当尼克松下到舷梯的一半时，站在舷梯脚前未戴帽子的周恩来便开始鼓掌表示欢迎。尼克松停了一下，然后也鼓掌相报。走到舷梯下面时，尼克松向周恩来伸出了手。“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他后来写到，“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周恩来胯部向前稍提，肩膀略向后移，头颈挺得笔直，整个姿势给人一种略显随便的印象，一种“哦，是你啊！”的态度，与尼克松过分急切的神态形成鲜明的对照。当他们一同乘车进入北京城时，周恩来评论说：“你的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２５年没有交往了。”可见，杜勒斯的阴魂存在了多么长的时间。
诱使一个世界上最有权力的政治领导人，同时也是一个长期以来对中国共产主义怀有深仇大恨的国家的元首来中国进行官方访问（他的政府甚至还没有承认中国）并与中国领导人就悬而未决的双边问题进行谈判，这是周恩来长期外交生涯中最辉煌的成就。甚至周恩来自己也用同样夸张的语言把它称为国际关系中令人高兴的一个突破。
他们双方很快就变得不那么拘束了，并像通常在此类场合一样开起玩笑来。基辛格的秘密访问及他离奇地把他的失踪解释为是出于浪漫的原因成了他们俏皮话的现成材料。尼克松说，他作为总统，如果用姑娘作掩护的话，就会碰到麻烦。周恩来立即补上一句：“特别是在大选的时候。”
显然在周恩来眼里，中国之行是尼克松竞选战略的一部分。当尼克松说到中国乐队正在演奏的一首曲子正是他３年前就职典礼上选中的那首曲子时，周恩来立即举杯说：“为你下一次就职典礼干杯！”他对于能从苏联人那里把尼克松拉过来同样感到高兴。他夸耀说：“你先到这里来了，莫斯科气得要命！”
第三部 开国总理第8章 握手言和（3）
尼克松对周恩来的魅力不像基辛格那么着迷。他们相处的５０个小时使他对周恩来的局限性有了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尼克松发现，尽管周恩来“才华出众、精力充沛”，但他的观点“被他那刻板的意识形态框框严重歪曲了”。
尼克松写到，在周恩来看来，法国对美国革命战争的干预不是由法国政府而是由拉斐特率领的志愿军进行的。周恩来还把林肯的胜利归功于人民站在他这一边——而尼克松则把林肯看作一个领导进行了南北战争的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他解放黑奴只是一个军事战术上的策略（比方说，林肯没有解放北方边境各州的黑奴）。
但在政治上相互信任方面，他们两人相处得极其融洽。尼克松向周恩来承认：“我们的国务院像筛子一样极容易泄密。”周恩来对尼克松要送给他一支他签署过一些普通法案和其他一些东西的钢笔的作法感到困惑不解，他从未听说过这种习惯。当基辛格向他解释时，他似乎仍然兴趣不大——因为这听起来实在像是在干涉美国的内政似的。或许美国人可以在回国后另外再送给他一支笔吧？
台湾问题是他们之间的一个大问题，基辛格为公报准备的那个提法，使得两国政府不受台湾问题的阻碍而走到了一起来，尽管全面解决台湾问题仍遥远无期。周恩来说：“我们是个大国，台湾问题我们已经等了２２年啦，我们还可以继续等下去。”甚至在今天，中国的立场也仍然如此。
在告别宴会上，尼克松对周恩来说：“我们没有理由成为敌人，我们双方谁也不想要对方的领土，谁也不想支配对方，谁都没有统治世界的野心。”周恩来对这些话的反应则不那么热烈——可能是由于他的同僚仍对美国心存疑虑，因此他不愿意在与美国缓和这个问题上走得太远。
这一戏剧性的变化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与他们最害怕的国家——苏联打交道时讨价还价的能力。因此，中美修好对中国来说仍是一大胜利。而对中国国内一些难以驾驭的非共产党人士来说，认为这是美国式伪善的一次大展现。在与中国谈判并决定帮助中国发展经济之前美国不坚持要求先清除中国的共产主义的做法是令人吃惊的。对中国主张现代化的人来说，这是激动人心的时刻，因为他们长期以来怀有这样一个愿望，就是中国与美国这个毕竟对世界的现代化作出了最大贡献的国家的联系终将得到恢复，而现在他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中美交好生动地证明，尽管中国有着它的历史独特性及僵化的意识形态，但它已不再孤立，这是周恩来的一次巨大的胜利。这时，不论以什么标准来衡量，周恩来在中国权力结构中取得的优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也更为明显。这与“四人帮”的权力与威望的下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周恩来与尼克松的会谈中，有一个小话题曾反复多次出现，这就是周恩来的年龄问题。尼克松随行人员的年轻化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总统的助手德怀特·查平只有３１岁，而且看上去还更年轻一些。周恩来抱怨说：“我们的领导人中，老年人太多了。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向你们学习。”尽管他在长时间的会谈中仍能够保持机警和集中注意力（而双方的一些年轻人却打起瞌睡来，尤其是在吃过烤鸭之后），但他也偶尔走走神。当他们去看由江青领导的歌剧时，据说周恩来告诉尼克松，赫鲁晓夫７年前①来过这同一个剧场，并且是坐在尼克松坐的同一张椅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