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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５年，邓颖超考入了天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在班上，她的成绩常常中等偏上。她聪颖，但并非出类拔萃；她活跃，善于雄辩又具有直率开朗的性格。据说，这是中国中原人的特点。
她在１２岁芳龄时，便参加了反对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学生爱国运动。她后来说：“在两年内，我便完成了学校规定的整整八年的功课，可是由于过度疲劳，我患了肺结核。最使我感兴趣的是地理、历史、音乐、物理和汉语，我不喜欢针线活。”
在离校的前一年，她积极参加了１９１９年的“五四”运动。邓回忆道：“我们分别组织男学生和女学生，因为让他们一块行动是困难的。我们是‘女子爱国协会’，并与男同学进行合作，周恩来就是其中的一个。”可是后来的生活中邓承认，她们所做的一些行为是有些过激的。“在激动中看书学习是不可能的。抗日的热情这么高涨，以至于我们把一个日语教师给赶走了，并撕毁了他的教科书。我现在认为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因为为了反抗日本，我们必须学习日语”。
１９１９年秋，觉悟社成立了。这里正是两个未来的情人初次相遇的地方。“周恩来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一位中国作家写到，“那时邓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姑娘，她积极参加了所有的宣传和游行活动。在频繁的接触中，他们逐渐产生了爱慕之情”。
同年１０月，在天津，这对情人再次站到了斗争的前头。邓承认，他们利用书中所学到的一切来引起革命。“我们鼓动人民拯救祖国，推翻那些卖国贼。当我们演讲时，经常泣不成声，听者也为之感动”。邓带领一个演讲团，到处散发激进的学生报纸，包括周编辑的那份报纸。１９２０年夏，邓来到北京的一所私人学校任教。由于她母亲失去了工作，所以她必须赡养母亲而无法出国。
据说，是邓先爱上周恩来的。一个后来跟他们很熟悉的德国人安娜认为，邓相貌一般，所以周“很明显看中的是她内在的东西而并非其外表”——不过那是在长征之后的事了，长征使她变老了许多。
邓颖超后来回忆说：“一方面我憎恨旧的婚姻形式，另一方面我也不赞同所谓的自由恋爱思想。”她觉得年轻人对这些事情不太了解，所以形成一种成功的现代婚姻是不容易的。“我没有爱上任何人，周恩来和我当时只是好朋友，那时我只有１７岁。”
她的教师工作很辛劳，她希望在收入较高的银行谋一个职，为此便在晚上学习会计知识。正像３年前在天津上学一样，由于疲劳过度，她的身体再一次垮了下来。这样她不得不放弃学习，更谈不上在银行谋职了。在北京住了两年半之后，她又回到天津在一所小学里任教。
到１９２３年①，她已经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和周恩来一起成了天津学生领袖的核心人物。这些领袖们定期聚会，讨论俄国革命，并受到北京的共产主义理论家李大钊的巨大影响。中国的年轻妇女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所以西方的政治理想对她们可能有着特殊的意义。这种大胆而又新颖的自由、平等思想可能对邓比对周更有意义。
邓同周一样，对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感兴趣，并于１９２４年加入了国民党。她见过周所尊敬的同志蔡和森。１９２４年她又参加了共青团，几个月后转为共产党员，被任命为妇女部部长。１９２５年，国民党选代表参加在广东举行的第一次党代会①，她被选为天津的代表，正是这个机会，使她能与她所爱慕的人结合在一起。
后来，她常常对她的朋友们说当周恩来在巴黎时，他们是通过书信来往而恋爱的。另一位作家写道，他们借鸿雁传书使爱情从１９２２年便建立起来了。这样，才有了他们在广东的相聚。
一位西方记者是这样描绘邓的，“她有着敏锐的政治头脑，在表达其思想时又不受感情所左右；她有礼貌、和蔼可亲；而周恩来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坦率的人，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他的夫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的长处，可以在这方面给他一些弥补”。
周恩来亲切地称邓为“小超”，这就成了她后来的别名。邓是周工作中的好助手，家庭中的好妻子。黄埔军校的学生和党的领导人常常到他们家里来探望，来客都无拘无束。邓从不让她的客人知道她很忙或很累，使他们有宾至如归之感。然而，客人从佣人那儿得知邓颖超总是亲自挑选购置家具，并特意指教厨师做菜。他们赞叹她不辞辛苦，既忙于政治，又忙于家务。一位传记作家这样写道：“结婚以后，他们是由邓来掌权当家。”
有人会说她没有摆脱小资产阶级习惯，无论如何，虽说他们出身于旧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家庭，但他们已经背叛了那个阶级的习气、价值观及生活方式。
第二部 奋斗第4章 南昌起义（1）
上海既是资产阶级的乐园，又是工人运动和共产党的摇篮。然而，它却几乎轻而易举地被拉进了反动阵营的势力圈内。蒋介石何以能在中国的无产阶级中心赢得这场胜利呢？１９２７年，共产党领导人在武汉举行会议，分析了失败的原因。
最高领导人陈独秀主张，党应倾全力于政治工作，并认为国民党部队处于优势地位。另一些人则倾向于向蒋的军事挑战应战。浪漫诗人瞿秋白、敏感的农民毛泽东及其他人都提出了对未来的设想。周的态度如何呢？
在第五次党代会上，周首次提出了党内斗争的策略，他也因此而广为人知。他与瞿和毛对陈的批评观点是一致的，并被推举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和秘书长。极不寻常的是他却把这一职务交给了他在巴黎时的朋友蔡和森，自己则集中全力于党的军事政策。这一举动本身就是对陈独秀的领导表示不赞成。周并不拒绝政治局的职务，在以后的４９年里他始终在这一最高决策机构工作。据说，直至他去世，他的同事中没有一人能够与他相匹敌。半个世纪以来，周一直是共产党的内阁成员，并逐渐树立了一种道德权威，这是除毛以外的任何人都无法动摇的。①
这时，周宣称，共产党应该不惜一切代价，采取果断行动，向蒋施加压力，以战斗代替退却，争取国民党左派。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赞成他的观点。长沙事件（马日事变）后不几天，一位左翼国民党军队指挥官就下令杀害了１００多名共产党人。两党之间脆弱的联合失去了平衡。
当中国共产党还在争论不休的时候，斯大林和印度籍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加速了两党的最终决裂。６月１日，斯大林拍来一份电报，让中国共产党通过实行土地改革和武装共产党员、工人及农民而坚持攻势。由于到现在还弄不清楚的原因，罗易竟出格地向汪精卫透露了这份电报的内容。结果，受惊的左派国民党迅速同共产党决裂。
懊悔莫及的共产党人不知所措。没有国民党左派的庇护，他们就失去了军事实力，无论在哪儿采取任何政治行动，都很容易受到蒋介石之流的挫伤。共产党必须尊重共产国际的俄国顾问鲍罗廷的建议，要共产党应当自愿地向左派国民党政府投降，以此重新获得从前的盟友。
由于同国民党关系的恶化，７月陈独秀被解除了职务，铁腕人物鲍罗廷任命了一个５人临时小组，负责党的工作。这个小组的成员包括周和他的老伙伴李立三、张国焘。张国焘的经历在以后的１０年里同周息息相关。他出身于一个客家地主家庭，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在党内有一定的势力。许多共产党人小心翼翼地来到长江以南的安全地方，特别是江西省会南昌。这里是国民党的薄弱环节。盛夏时节，当左派国民党开始逮捕共产党时，周恩来和张国焘等人留在武汉总部，主持工作。有一位同志对当时周的工作作风作了如下的生动描述：
“周恩来孜孜不倦地工作，不夸夸其谈。他夜以继日地冷静处理大量复杂事务，承担着大量的工作和责任，对种种非难漠然视之。他负责处理大部分与疏散同志有关的工作。这个时期也标志着他受到全体同志爱戴和尊敬的开始，以及其地位的上升。在一些圈子里，人们称他为‘铁人’。”
鲍罗廷打算返回苏联，但是他的继任者还未到达武汉。在这一交接时期，中央和南方各地的共产党纷纷主张武装起义。一切都取决于武汉政治局的明确指导了。然而，左派国民党这时正在追踪周。最后，他在武汉英租界鲁茨主教那里找到了避难所。国民党警察是不能进入这里的。周后来承认，这位主教救了他的命。
通过在国民党内部进行政治宣传和直接从农村征兵，共产党现在可以获得１万名军人的忠诚了，尽管这些人缺乏训练，武器低劣。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短短７年间，人数已增至５万多人，而且每个共产党员的身上都燃烧着革命的烈火。南昌是红军最大的聚集地。李立三从那里来信，力主举行武装暴动①，联合江西和附近各省的工人农民。
周欣然接受了老朋友的建议，不过他把目标扩大了，包括在广东省仍然是共和运动的精神中枢的东江地区建立新的革命政府。两年前，周随同国民党东征军曾到过那里，对那儿的情况非常熟悉。那里的国民党部队不多，农民运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而且俄国的援助通过广东省边缘的汕头港可以很方便地运到。他相信，俄国的援助将是战斗中一个生死攸关的因素，他还说服了共产国际保证使这些援助兑现。
７月２６日，周动身前往南昌②去组织前敌委员会。关于这次起义计划，他连自己的妻子都没告诉。在他动身前夕，张国焘还向他简要叙述了新任共产国际代表的谨慎从事的观点。周只好解释了其他俄国顾问们的态度，指出他们的南昌起义计划一点也不过激。
“你看着办吧。”张国焘说，并补充道：小心即大勇。
“到那儿后，我见机行事。”周保证道。但是，他似乎主意已定。１９２７年盛夏，乘船前往南昌的那些紧张日子是决定周恩来发展的命运关头。他的行动敏捷果断。当他发现李立三领导下的一群共产党领导人仍在为起义的目的而争论不休时，他立即打破了他们在是否没收大地主土地问题上的僵局，赞成没收土地。这就是埃德加·斯诺把他称为“暴动者”的时期。他的意见和外表也颇为威严壮重。
几天后，他身着灰制服，手提黑皮包，抵达南昌。他隐姓埋名住在江西大旅社。在这里，他和朱德在柏林达成的谅解得到了报偿。朱加入了共产党，但他并未放弃国民党身份，也没向他的国民党上司暴露自己的新身份。此时，他是公安首领，左派国民党部队的代理指挥官，统辖南昌。他受命来帮助自己的同志。周立即同他取得了联系，商议起义之事。附近还有叶挺和贺龙的部队。他们是两位对共产党友好的国民党将领。另外还有张发奎将军率领的以“铁军”闻名的第四军。这支部队里的许多军官都在黄埔受过周的教育，同情共产党。
眼下的困难是如何对付张将军本人。他既不参与国民党将领们的反共活动，也不偏向共产党。当这种势头上升时，周要求坚决举行起义，不惜冒着同张发奎将军发生冲突之危险。此刻，共产国际顾问们则让共产党同张将军加强合作，保护兵力；在进入国民党的这块根据地后，如果必要，再同他决裂。
但是，这将意味着要花去更多的时间，而据周估计，怂恿张将军脱离自己的部队大概是不可能的。
周同一群激动的年轻共产党领导们在南昌江西大旅社集会，决定不再等待。以周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这一次未等莫斯科同意，就自己作出了一项重大决定。
周与同志们一起确定下这个战斗方案后，接着就到２０军军部拜访贺龙，向他表明整个行动计划。这一冒险行动是件好事情。贺将军——这位富有同情心的爱国人士——立即响应了周的号召。他同意照周说的干。周当即任命他为起义总指挥，起义时间定在７月３１日夜。
一切准备就绪。然而，那天深夜，贺龙却打电话告诉周，一位下级军官已向武汉的国民党司令部泄露了起义计划，敌人正在派遣部队，准备镇压这个地区的共产党。周当机立断，下令起义时间提前几小时。
然而，另一个方面又出了麻烦。周的同事张国焘从武汉抵达南昌，带来了一份共产国际代表不切实际的电报，干涉行动计划，要求推迟起义。想当初，中国共产党人对这类玩艺儿是畏惧三分的。
周采取纳尔逊①式的办法，打算违背这个命令。他坚持说，“我们必须采取立即行动，起义决不能推迟。不要管它。”张国焘还是倾向于等把张发奎将军争取过来后再行动。但是，其他人则热切地要求起义。周对为什么要执行这个行动尽量作出了解释。他的理由是：有些部队已开始行动，如果撤回命令，就是对他们的欺骗，假如张将军开除他们，他部队里的共产党军官将采取必要行动。
“这与共产党领导派我到这儿来的目的不相符，”他说，对推迟计划十分生气。“我只好辞职……如果我们现在不行动的话。”张国烹把这一威胁视为“这次激烈会议的顶峰”。这些冒险者们大多数都希望干到底。周像个任性的学生，已订好的请客计划突然受到了大人的破坏。
由于蒋在上海的背叛和罗易的愚蠢，周受到了深深的伤害。他似乎从离开武汉的时刻起就对这次军事行动拿定了主意，而且绞尽脑汁地考虑如何说服和诱导自己的同志来实施这一决定。从这一点上来说，他应当是这次行动的设计师。张国焘是当时的参与者，他就这一激动人心的事件写下了详尽的回忆，赞扬了周处理事情的能力。不过，后来他受到了批判。他写道：
“周有管理政治事务的能力，但是，他没想这么做。他很少谈论政治，极少召开委员会议，会上也从不讨论大政方针。”
“周的注意力集中在军事上，也许他认为军事胜利才是首要的，因为，它可以使起义部队在广东的东江地区扎下根来……包括李立三在内的多数共产党要人的看法都一样，他们强调起义的必要性，把所有怀疑和反对起义的人都视为不可靠的人或动摇分子。这种无视一切就是冒险主义的根源。”
然而，张国焘并没当即解决这一问题，而是拖到了第二天。翌日一早他就回到了前敌委员会，经过几个小时的辩论，他向“冒险主义分子”们作了让步。他们决定当天深夜两点发起进攻。然而，天还未黑，他们又一次被迫行动。据悉，张发奎将军正向共产党逼来。听到这个消息，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于是，８月１日凌晨一点，发出了决定命运的起义信号。
在松坡路一座教堂附近，一所满目弹痕的学校礼堂里，周正指挥作战。身旁是他的战友，他们都是留学欧洲的学生：陈毅、刘伯承、聂荣臻，①还有军事英雄朱德、贺龙、叶挺。有一幅著名的油画，描述的是他们正聚集在司令部门口。画上的周站在其他领导人之中，显然他是在向他们下达最后的命令。毫无疑问，５０年代的官方画家们认为周是南昌起义的负责人。
城里的战斗进行得很有限。黎明前，城市又恢复了昔日的宁静。这时，周仍主张继续敞开大门，欢迎国民党联合。他的士兵仍佩带着国民党徽章。当命令革命委员会掌管这座城市时，市里仍悬挂着国民党党旗（尽管被任命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并未出席）。
刘宁，一位任命为起义的宣传负责人，受命起草一份宣言，声明南昌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国民党的正宗分支，是孙中山先生的合法继承人。刘对此不服地问：“这里的人都是共产党，我们怎能声称是国民党的接班人呢？”
“我们不也是国民党党员吗？”停了一会儿，周解释说。他十分珍惜从革命中获得的一切合法性的和有继承性的东西。于是，周让刘起草一份社会主义的土改政策，没收土地。
这是周最得势的时候。如果不是为了他的政治信仰，不足３０岁的周此时肯定成了显赫的军阀或国民党要人。他的行动已经证明他是可以领导人民，有效地组织军事行动的。他甚至敢同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