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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权和新闻媒体由所谓“民主派”垄断。所以，俄共与苏共是有实质区别的。但是，苏共的主要价值观，如对人民友谊的强调、对劳动者的尊重、以及国际主义和作为最高价值观的人道主义等等，仍是俄共存在的意识形态基础。
阮：过去贵党曾进行过很多改革，这些改革的目标和意图是什么？
久：俄共是在苏共逐渐衰落的时候恢复起来的。当时的目的是捍卫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社会主义价值观和成就。遗憾的是，叶利钦和其他叛徒摧毁了这些最高价值观和成就，国家被推到历史的边缘，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今天，我们的主要近期目标是，捍卫俄罗斯国家的完整，保障国家经济的正常发展，恢复苏维埃人民政权。俄罗斯现在具有犯罪的警察国家的特点，这对我国乃至世界都是很危险的。这就是我们近期的任务。同时，我们仍忠实于社会主义、苏联以及在新的基础上恢复苏联的理想。
阮：您在党的改革道路上是不是还坚持公有制度？
久：我认为，目前国际上有两种趋势在斗争。一个是美国式的全球化，其目的是建立一国的霸权，迫使各国人民都接受美国的价值观；另一个是社会化，这一趋势在许多国家获得深入发展，首先是在中国。重要的是，不能让美国霸权以及好战主张占了上风，而是要让人道主义的发展模式、对劳动的尊重和人民的尊重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要以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利益的平衡为基础建立国际秩序。当前是个负有重大责任的时刻，需要动员世界上所有的力量，把俄、中、统一的欧洲以及阿拉伯世界联合起来。否则，如果在中东爆发战争，那将成为世界上更加危险进程的开始。现在，摆在世界人民面前的发展道路有三条，第一是臣服于美国的霸权；第二是国际关系体系的完全混乱和瓦解，这必然导致世界大战；第三是实现利益平衡。我认为，利益平衡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愿望，它将考虑到各国的文化、民族和宗教特点。俄中联合可对实现利益平衡作出巨大贡献。
阮：您刚才一直强调，从列宁以来，俄罗斯共产党一直致力于加强人民的经济利益。您提到，中国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善人民生活。在您的领导下，有可能建立一个有俄罗斯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吗？
久：我们的党是人民的党。我认为，人民的利益正在蒙受损失，寡头篡夺了人民的利益。国家90％的财产属于10％〜；15％的寡头；三分之一老百姓的收入低于国家最低生活标准，温饱得不到保障；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科学家离开祖国。所以，我们致力于建立一个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尽一切努力，完全恢复公民权利，恢复社会主义的理想和社会公正，这得到俄罗斯90％人民的支援。
阮：您一辈子都是很忠诚的共产党员。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以后，您接手的俄共承担着很艰巨的任务。检讨过去，您认为苏共以前的错误在哪里？
久：我们曾经有一个地域辽阔的祖国。我出生在苏联，我是在苏联时期接受的教育。我的父母都是老师，他们教了40年书，他们教给学生各国人民友谊、社会公正、尊重每个劳动者的信念。今天完全是另一种价值观了。现在许多前苏联国家人民感到痛苦的是，我们失去了那个地域辽阔的祖国。我现在是俄共主席，我是在苏联和苏共垮台前的最后几年进入党的高级领导岗位的。当时我就公开反对戈尔巴乔夫，认为他是个毁灭者。我曾呼吁贵国，不要听从苏联的建议，尤其是在复杂的“天安门事件”中。我认为，经过20年的探索，中国领导人找到了将国家与市场结合起来的合理道路，使国家跻身于世界上三个最发达、最强大、最受尊重的国家行列。
阮：外面有人说，戈尔巴乔夫应对苏共的失败负很大责任。您觉得这种批评公平吗？
久：第一，我对戈尔巴乔夫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没有很高评价。他对需要进行的改革没有制订出任何方案，也没有建立起一个有力的班子。他选的助手都是一些“破坏者”，一些人是庸才，一些人是彻头彻尾的叛徒。我认为，戈尔巴乔夫不是一个改革者，而是一个国家的毁灭者，他应为此承担刑事责任。叶利钦继续了戈尔巴乔夫的路线。在负有重大责任的历史时期，遇到这样的领导人， 至今世界仍在饱尝苦果，中东就是一个例证。说到中国，我认为，美国的目的就是不让中国发出自己的声音，不让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美国不能容忍世界上出现一个能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国家。恢复强大的社会主义俄罗斯是最有利于在世界上实现利益平衡的，这不仅将加强俄罗斯的地位，而且将加强中国的地位。
阮：像叶利钦这种政治人物，当年把党证丢掉，对俄共有什么负面意义？
久：叶利钦的举动令人厌恶，30年当中，他都一直宣称忠实于社会主义，但突然之间丢掉了党证，摇身一变成为民主派，后来又下令炮轰国家的议会。他从来没有任何意识形态，他只有权欲，这相当有害。
阮：作为俄共最高领导人，您认为，俄共在俄政坛的力量在哪里？俄共有多少党员？在地方上有多少州长？
久：俄共是俄罗斯最有影响的政党。有5000万人投票支援我们。地方上有一半的州长是在我们的支援下当选的。国家杜马议员三分之一是俄共党员。居民对我们的支援与日俱增。这令今天的“毁灭者”感到害怕，于是就阻挠我们壮大力量。但我们加强了，也必将继续加强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支援，包括在选举中。现在我们致力于把两个方面的工作结合起来，一是结合选举做群众的工作；二是组织抗议集会，声讨导致国家越来越穷、经济破产和公民权利被剥夺的政策。所以，将选举和群众工作结合起来，这是我们今天的主要任务。
阮：想问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1991年12月苏联垮台，象征苏共作为一个大的执政势力解体了。那时你作为党员，心里感觉怎样？
久：所有诚实的人都把那一事件看成一个灾难。同时，我们完全相信，共产党一定会复兴的，因为社会主义的理想符合人民的愿望，没有任何一个政权的效益高于苏联政权。所以，我们提出了三个口号，即社会主义、苏联政权和在新的基础上恢复苏联。
阮：在您的理想中，您想把俄共带到什么地步？现在俄共是第二大党，要拿回政权不是很难的事。您计划中有什么具体手段？
久：我们的主要目标，一是要捍卫统一国家；二是不让新的世界大战打起来，而中东如果发生战争，肯定会蔓延到世界其他地区；三是恢复人民政权；四是为实现上述目标，尽一切可能，广泛团结爱国主义力量。在广泛的爱国主义联盟中，俄共是核心，因为它享有广泛信任。在外交方面，我们要尽全力加强与邻国的关系，首先是与中国这个美丽、强大的国家的关系。我曾几次去过中国，现在回忆起来还感到很有意思。我现在仍有贵国领导人的邀请，今年如果有机会，我会再次去访。中国是一个大国，一个很有趣的国家。
阮：您有没有什么具体目标？在重新执政的路上有无阶段性目标？比如哪一次选举争取多少选票？
久：我们正在认真准备选举，其实各种选举从来没有停过。我们正在准备杜马选举。我们的任务在于，使真正关心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人、善于高效工作的人进入国家政权和政府。我们在遴选合适的候选人，现在就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在选区工作，与选民进行交流和探讨。我希望我们能够完成任务。最后，祝中国、伟大的中国人民和中国新领导人取得新的成就，万事顺遂。我曾见过胡锦涛，与他进行过很有意思的会面和谈话。
阮：最后一个问题。中共十六大后产生了新的领导人。您认为，以后俄共与中共的关系应该怎么走，会怎么走？
久：我们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我不只一次地见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与他们一起讨论问题。我们每年都交换代表团。我们在合作中积累了经验，一起搞过活动。我认为，两党关系还会继续向前发展。我第一次访华时，中方赠送我一套三册的《邓小平文选》俄文译本，译得很好，我怀着极大的兴趣拜读了这套书。我认为，任何一个大的改革者都必须读《邓小平文选》，那里对如何进行改革提出了最好的建议。我谨祝愿中国新的领导人继续沿改革道路前进，并继续忠实于社会主义理想、人民友谊的信念以及我们两国的兄弟之情。
风云手记
和现任俄共总书记久加诺夫访谈是2002年11月列宁生诞的下午，即是一个寒冷的冬日，当天莫斯科的温度只有摄氏零下20度，我在俄罗斯杜马（国会）专供给各政党使用的办公室和他见面。
乘坐老旧电梯，进了目前的俄共中央总部，我内心为之一震。在俄共鼎盛时代我并无进入俄共总部的机会，但是，从我见过的相片中，当时俄共办公室的堂皇、壮丽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那会儿，一踏入当前的俄共总部——近面见的是一个大约有两百平方米的会议室，室内摆了一张可坐约30个人的会议桌，引导我们入内的工作人员说，这就是俄共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桌。面对这个会议桌，我不禁凝视许久，“默哀”了几分钟，内心不禁涌出了一种“曾几何时”的感慨。
进入俄共中央委员会不久，随后的工作人员带来三个年约20岁的俄罗斯青年，两男一女，并且走向那个大会议桌右角的一处高约一米的宣传板前，不久，俄共中央一名官员趋前，主持这三个人的入党仪式。看到这三名年轻人当时脸上的兴奋表情，我心中又一震：目前这么落魄的俄共也有年轻人想入党吗？我当时很想和这三个人谈谈，但是，久加诺夫的秘书已叫我们入内，只好穿入一个过道去会见他。
如果在过去，俄共总书记或主席是何等大人物，必然前呼后拥、侍卫成群，但是，我进入久加诺夫的办公室时，他也同时从办公桌后面一间休息室走出，眉宇之间带点彷徨，这位毕生效力于俄共的老党员在访谈中显露出一种迷惘：他已无法坚持俄共的理念，又无法摆脱过去俄共辉煌岁月的阴影，他不得不设法带领俄共走向一个能历经风云还能生存的未来。面对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依然峙立无恙，他感慨地说：“你们不就是有一位伟大的领导人吗（指邓小平）！”
访谈结束，他送我一管刻有他名字的普通圆珠笔和一张亲笔签名的名片，并说：“持这张名片在许多俄罗斯餐馆可以享受8折。”我开玩笑地回答：“只有8折吗？”久加诺夫会意地苦笑一下。我想，久加诺夫对于他的名片和亲笔签名只值8折，当然笑不出来。
第六部分德国驻华大使
动物园里只有一头野兽最猛并非好事
——访德国驻华大使薄德磊
欧洲要起来，要进一步醒过来，掌握中国等全球其他国家的脉动。
风云背景
对许多中国民众来说，德国是个令人熟悉又尊敬的名词。
德国虽然在二战中战败了，但是很快从瓦砾中复生。如果在中国民间进行民意调查，德国想必是深受人们喜欢的国家之一。尤其近十年来德国企业在中国创立了品牌效应，桑塔纳、大众、奔驰、宝马等牌子的汽车几乎占了中国市场的1/4，其他如西门子公司、上海即将建造的磁悬浮火车，更令中国民众刮目相看。
今年是中德建交30周年，对现任德国驻华大使薄德磊来说，今年又是一个使他深感自豪的年头。笔者在日前访问他时，言谈之间，他认为德国企业在中国成功的经验，基于两项因素：一、德国企业界到中国时都抱着在中国落地生根的期望；二、德国企业界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长期稳定，深具信心。
薄德磊大使说得一口流利且字正腔圆的英文，因此，他和笔者的对谈，交心而愉快，访谈过后他本邀请笔者和他共饮德国酒，但由于笔者另有约晤只能留待“下次”。晤谈过后，薄德磊大使带领我参观刚建好的、由德国建筑师设计的德国驻华大使馆，并兴致勃勃地为笔者介绍欧洲几国合作制造、可乘坐旅客1000人的A1300客机。这种庞大的客机据说已订单全满，订户中也包括中国。
阮次山（以下简称阮）：大使先生，德国商界在中国投资表现出色，像大众汽车和西门子，成功之道何在？
薄德磊（以下简称薄）：一句话——他们不单到这里来，更打定主意留在这里（中国）。他们一开始就明白到这儿是来投资，并非所有公司在首年就有好业绩。
阮：德商最喜欢在中国投资哪些业务？
薄：开始时是国际优质产品，如电器电子产品和汽车以及与科技有关的产品及化工产品等。德商不只着眼中国国内市场，不只视中国为打开区内市场的跳板，还看准中国入世后的潜力，到中国生产之余更与中国公司一起发展出口业务。
阮：经济发展有赖政治稳定，现在德国商界满意中国政局吗？
薄：出色的资本家并不会太冒风险，他们认为在中国投资不失为上策。不然只会触怒股东。若投资在其他地方，风险较大利润较少——他们都要赚钱呢，那样的话，他们不会这样做。做生意并不是搞社交。
阮：那外交或政治关系又如何？
薄：回顾过去，两国的接触，包括意见上的交流都稳健发展，很多时间都提出各样问题。事实证明，相互间是可靠的朋友和伙伴，有时更是关键的朋友和伙伴。
阮：台湾有报道说美国将购入一家德国造船厂，然后合资生产7艘柴油动力潜水艇，再售给台湾，这报道属实吗？
薄：不属实。正如德国总理施罗德最近在柏林公开表明，德国不会对台湾出口潜艇，也不存在秘密生产潜艇的阴谋，更不会容许在德国领土上进行类似生产活动。这种行为违背德国一向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也违背了德国整体售武政策。所以这报道毫无根据，绝不属实。
阮：那么贵国有没有考虑把潜艇设计蓝图卖给美国？
薄：如果有偷窃蓝图或类似状况那就很难说将会发生什么事。但问题是不会有德国人或德国政府介入其中。德国法律一天存在，便不容许在违法状况下对任何国家出口武器，这是德国公开宣称的对台湾的政策，对台湾售武完全违反这一政策。
阮：德国9月大选，持亚洲观点的观众并不明白，为何在过去几个月，极左极右言论在欧洲突然盛行，当然这种左右派的观念和中国并不相同，你可以为我们解释一下吗？
薄：首先我认为现在并无极左分子，人们害怕全球化带来的影响，害怕新移民，害怕失业。人们存在恐惧就会回到最基本欲望，往往都不会是好的价值观——譬如保护主义，设法拒人于千里之外，对邻居对外国人不友善，寻找跟自己有共同价值观、共同希望和共同梦想、以至恐惧的同道中人，这情况往往出现在右翼阵营。他们承诺人们爱听的话，尽管这张支票几乎不必兑现。还好，这政治运动的风险不高，他们在欧洲的人口仅占10％〜；15％。德国情况也差不多。若你问民众他们都有同样恐惧，这正是政界所要处理的问题，所谓的政治大党知道该怎样做——就是将不满情绪降到最低。
阮：真存在这恐惧抑或只出于忧虑？
薄：全球化令欧洲各国很多人失业。欧洲各国正进行结构性改变，人们觉得失业情况永难改善。欧洲人不及我看到的亚洲人灵活，亚洲人接受任何工作，但在德国以至欧洲，民众依赖社会福利等等，认为即使失业问题也不大，他们尚有些少收入，也许不愿改变和适应转变。德国即将举行的大选也是这样，寄予更大希望的政党或候选人自可占上风，民众必须改变，政党和经济也必须改变，全球化进程有积极面亦有风险。欧洲要起来，要进一步醒过来，掌握中国等全球其他国家的脉动。
阮：欧洲国家、尤其德国为什么有很多人反对全球化进程？
薄：部分原因是他们不负责任的想法。他们认为全球化弊多于利，他们看不到全球化早已带来好处。各式各样货品，各式各样机会，这方面政界人士宜多加解释，而不是出事之后才解释，加深他们对全球化的了解并减少他们的恐惧。全球化就是大家可加强参与，分担生产，分享收入。既是全球社会一部分又岂能与社会分离？我认为全球化影响只会有增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