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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哦，我们刚收到这个内容，正在研究当中，我们不准备做明确的答复，但我认为从这两个问题用词来看陈“总统”已显示了一点灵活的姿态，我们已清楚地对陈先生声明美国将一如既往支持基于三个联合公报的“一个中国”的政策。当然，并且履行《与台湾关系法》中对台湾当局的责任。并且，我们也不支持两岸中任何一方采取单方面的行动来解决双边的难题。我们将对此议案进行非常非常仔细的研究，我们看出他比先前的立场表现出了一些灵活性。
阮：国务卿先生，至少就我个人的看法，在他问题中的用词里有一个小小的陷阱，他说“如果中国不放弃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您知道，中国不会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中国方面认为动用武力使台湾免于独立是国家主权的问题。所以您认为争议会一直持续下去吗？
鲍：哦，我认为最好我们对他们的用语进行非常非常仔细的研究，然后，再提出对我们来说恰当的问题，好让我们对公决投票发表观点之前，将问题完全弄清楚。我认为我们的立场十分清楚，布什总统已在近来明确表明了我们的立场，我们将不支持任何有悖于目前形势及我们一个中国的政策的行动。
阮：我问您的另一个问题是，台湾，陈水扁这些小家伙，现在或将来他们都需要你们的帮助。但是，过去的两三个月，他们连续对一堆问题以及你们要他们做很多事向你们说“不”，比如，不要让他们公决投票，不要宣布独立，不要说任何事情或采取任何会导致台湾独立行动，这些情况会使你们感到困扰吗？
鲍：不，我们与北京有着良好的关系，我们与陈水扁有着良好的关系，他很清楚，我们关于任何导致独立问题的立场，他很清楚我们的立场是最终使双边进行和解，他非常清楚我们对单方面行动的立场，我认为布什总统对两岸非常坦率地表明了我们的政策及我们对他们的期待。当然，我们支持台湾是基于台湾关系法案的义务，两岸会意识到，我们将继续遵循台湾关系法案，尽我们的责任。
阮：好！中国农历年猴年即临，国务卿先生您能借此机会透过凤凰卫视对全球华人说些什么？
鲍：哦，我从美国祝愿全世界的中国人，在中国或世界其他地方，在猴年来临之际度过一个最幸福快乐的新年。值得欣慰的是，我们开始了新的一年，是在中国与美国关系良好的时候，同时，增进友好关系，造福中美两国人民也是我们的愿望，当这两个伟大的民族正共同努力改善、发展两国的经济的时候，我想这对亚洲各国及世界其他国家送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息。
阮：非常感谢国务卿先生，我祝愿您健康、快乐，并代我问候您的家人，谢谢！
鲍：非常感谢！
（结束）
2004年1月16日发布
风云手记
专访鲍威尔的台前与幕后
过去这些年里，我曾访问过许多国家的政要，也累积了许多经验。这些国家的元首、总理、总统在会见访客时，大都话中有话，言谈举止另含春秋。日子久了，我和他们交谈也就自有一番观察和体会。
今年元月16日，我应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的邀请，和他经过卫星专线联络的对谈，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分钟，却透出目前台海两岸关系和中美关系的许多台前幕后的内情。
对美台关系而言，由于陈水扁政府惯于向民众撒谎隐瞒实情，而台湾媒体又为利益所迫，需顺应陈水扁政府的摆布，难向台湾社会报道公正、客观而又能匡正形势的新闻。因此，美国布什政府基本上已不信任台湾，最近两个多月，每遇重大事件，仍爱透过我所服务的香港凤凰卫视转达正确消息。以期这些消息能回销给台湾及中国大陆。我也甘于担任此角色是因为：任何媒体都乐于成为官方的独家发布重大消息的对象，如此可获得独家消息。因此，过去九个月，我也乐得为美国政府及中国官方所用，因为，只要我能小心查证，避免“有闻必录”，我就能在报道中加入平衡的材料和个人的观察。
元月12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新闻官突然打电话给我表示：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想接受我的卫星访谈，时间为25分到半小时，问我的意愿如何，我当即表示同意。过了一天，华府方面打电话表示，鲍威尔开刀之后身体未完全复原，如果接受我半小时的访问，再加上排队候访的外国媒体四人每人5分钟，鲍威尔要连坐一个小时在摄像机前，身体吃不消，问我是否可以把访谈时间缩短为5分钟，我当即表示，5分钟太短，果真如此，我可让凤凰卫视驻华府记者去访他。隔了八小时，美国方面来电话表示，鲍威尔坚持要我亲自访谈。“凤凰卫视”的高层认为，既然如此，我们不好拒绝，仍照美国政府方面的安排在北京时间16日深夜11时半、美国东部时间16早上10时半访问鲍威尔5分钟，事实上，我巧妙的将访谈时间拖了近8分钟。
本来，照美国的要求，我的提问最好有两分半钟谈中美关系，一分半钟谈台湾问题，一分钟谈朝鲜问题。但是，16日傍晚6时55分，陈水扁突然公布他的“公投”内容的两个问题，我于是决定利用此机会“盘问”鲍威尔，要他在此事上表态。由于凤凰卫视在访问前两天已做预告，包括台湾在内的政界人士、媒体都等待此项访谈。台湾方面甚至有媒体传言，陈水扁本来要在元月20日才宣布公投内容，由于知道我会在16日访问鲍威尔，乃决定提前公布，并临时通知各媒体，把宣布时间放在16日傍晚6时55分。不过，据华府方面表示，台湾其实在元月14日前已把其公投内容告诉美国政府，但美国方面没有回应。因此，对陈水扁尚未获美国同意的情况之下就宣布，鲍威尔十分不愉快。
由于时间很短，我事先精心设计了三个问题：
一、 对陈水扁所提出的两个公投问题措词，“您是不满意”？
鲍威尔对此问题的答复间接展现了的不满意态度，因为，一、他若满意，必须“是的”，何况他早几天已获知陈水扁提供的内容，但是，陈水扁的措词显然美国还有意见，因此鲍威尔回答我说：“我们刚刚得知这些谈话，仍在研究他的用语，目前，仍未准备提出确切回答。”但是，鲍威尔也一再表示：“我们很小心、很小心地研究这些似乎有点微妙的立场。”
二、我觉得陈水扁这两个问题设下陷阱，譬如，他的“在中共不放弃对台动武”这种措词，中国方面不可能让步，因为对台不放弃动武是一种主权的象征，那么这种措词岂不成了没完没了的争议？
此时，鲍威尔再度说，美国方面“非常非常小心研究”，然后提出质疑。鲍威尔表示：不论如何，美国不会支持台独，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始终不变。
三、我尖锐地问，陈水扁一方面需要美国的支持，一方面又对美国提出的质疑和不让他举行公投的要求说“不”，这种情况，您（鲍威尔）会否感到困惑？
对这个问题，鲍威尔立即说“不会”。他说，陈水扁对于美国对台独的立场“心里很明白”，对于两岸应如何化干戈为玉帛的立场“心里很明白”；对于我们反对单方面行动的立场的态度“心里很明白”，布什总统对此立场很直率。
最有意思的是，当访谈时间已到，我请他向全球华人拜年时，我原以为他只说几句场面话，没想到，拜年话说过后，鲍威尔竟然正经八百地谈及中美关系问题。他表示，美国政府一直追求中美关系的改善，以促进两国人民的利益。最后他还讲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美国希望中、美两大国一起努力改善双方的关系，以促进双边政治、经济发展，我认为如此将向亚洲及世界各国送出有力的信息。”至于此“有力的信息”是什么，他并未评述。
据美方官员告诉我，鲍威尔在谈话中之所以自动提及中美关系，是因为他本想在此访问中“主谈”中美关系，但是由于我把问题都集中在台湾问题上，他只好利用最后的谈话，把已准备好的有关中美关系地内容精简地表述出来。换句话说，在鲍威尔的心目中，中美关系才是他心中的“重量级问题”，而且据美国官员告诉我，目前若非陈水扁不时搅和，台湾问题对美国而言简直微不足道，因为美国已全力想在伊拉克、阿富汗等问题上有所突破，以便在大选期间取得比较好的成绩单。因此，台湾方面有任何可能意料外的行动，美国都不能容忍。
由此次访谈台前幕后的经过，我深深地悟出，新闻工作者本应理性地抽身于新闻时间之外，只报道，不介入，但是，有时候，受局势发展所趋，也难免成了时间发展中的推手，虽然无奈，却也有些参与历史的兴奋。这些，对新闻工作者而言，也是可遇不可求的。
第十部分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
现实跑赢了
——访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布拉克教授
美政府必须明白到国家利益何在，
协助台湾时应示意出开放式局面，
不管采取任何形式，
在我看来都会造成本身风险，
造成本身的政治危险⋯；⋯；
风云背景
在美国对东南亚问题有兴趣的学术界人士和媒体，乃至于政坛人士，对布拉克（Jonathan Pollack）都不会陌生，这位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博士，过去担任过美国著名的智囊库兰德公司的东亚问题专家、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除了东亚问题之外，他也是美国学术界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现任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东亚研究部主任。最近布拉克教授撰写了一连串的文章和著作，分析美国对东亚及对中国应有的新战略思想及新战略趋势。
阮次山（以下简称阮）：布拉克教授，你来自学术界，最有资格评估布什政府外交政策表现，让我们先谈谈他对中国的政策。自他上任以来大陆民众多认为，他对北京强硬对台湾则太温和，你同意吗？
布拉克（以下简称布）：布什上台时心存某些动机，或至少是某些门面功夫，以推展中美关系。但我认为自布什上任以来，你已经看得出，他对大陆政策的优先次序不断演变，不再跟口号前进，而是针对特定情况以面对现实。例如他上任之初总是强调，中国作为战略对手的角色，后来又发表声明，表明将会尽其所能保护台湾，但此后政策明显调整过来。他考虑到中美关系大局，尤其“9·11事件”及其后遗症令美国等很多国家都调整策略。布什明白到需要与中国建立更复杂关系，不只是按标签行事，不只是寻求有别于克林顿的做法，这样看来布什私底下虽仍有冲动驱使他对中国采取更强硬政策，但同时亦存在其他影响力致使他改变了对中国的政策。我认为应该继续将中美关系推回更稳固层次并采取中间路线，而不应走向更极端的地步。
阮：你是否认为布什对大陆和台湾不再采取暧昧含糊政策；从表面看这是对的？
布：但按实际情况和内涵则有所不同，有时候一个标签一个口号，在外交政策上确可与众不同，但如何将口号变成现实？我想布什认为暧昧含糊的声明在现实环境中最能派上用场。我要补充一点，在他刚上任时，他早已重申美政策上其他环节，例如坚守一个中国原则，实际情况亦容许政策上有很多调动的空间。当布什明白到美国跟中国开展关系，将要付出的代价时，令他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做出考虑。布什的确曾经说过，含糊政策无助维护美国利益，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美政府不断采取灵活态度，在美政策大方向上清晰范围内，争取某种程度上的灵活性。我不相信美国总统会认为，有需要与中国严重对立，反而他多次强调希望中国不断参与国际间商业活动， 希望中美在战略层面上加强讨论或与总统在政治层面上加强沟通，甚至谋求恢复军事关系。所以，我认为现实跑赢了，制定更清晰政策的目标被压倒了，更有需要采取更复杂灵活的政策，这正是布什政府现时的政策取向。
阮：也许你可清楚说明中方一些疑问，有人认为布什起初不谙外交政策，现在他的态度改变了，由他起初竞选总统至就任后，他态度上转变是出于他本人，抑或出于他的团队，有多少是出于总统本人？
布：据我们所知，他善于听取顾问辩论，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和决定。我认为低估他是错误的做法，他有能力根据自己直觉再加上搜集到的资料，以达致结论和判决，以及订出对外政策的优先次序，包括对中国。所以我认为，由此看来，政策的修订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但在很短时间内，他已理清部分美国政策的目标，并非所有政策而是部分政策。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克林顿和布什中国政策的演变。克林顿上任时高举很多核心信念，他也多番努力无奈成绩平平，直至他连任后方才访华。但布什迄今已两度短暂访华，他注意到中方在反恐上所做的努力，他注意到亚太经合会议的高峰会并不是一个经济性高峰会，反而很关注“9·11事件”带来的威胁。换句话说，“9·11事件”和中美军机相撞意外给布什的中国政策敲响了警钟，响起了警号，肯定是的。你可能会想起布什上台时强调中美关系深具竞争性，其外交政策小组亦一致表明，会大大减少对中俄两国的注意力，把注意力放在发展美国与盟国关系上，把焦点放在其他优先项目上。但“9·11事件”和军机相撞事件迫使政府重新考虑问题，明白到尚有很多政策迫在眉睫，包括跟中俄两国有关的政策，以确保和强化中央权力架构。这些现实问题影响着历任美政府的优先次序，迫使领导层和总统顾问们重新估计美国核心利益何在，研究如何与中国等国家达成目标。
阮：你一直研究中美和美台关系，有关一个中国政策，美表示鼓励双方和平谈判，但近期看来布什有亲台之意，这鼓励了台湾远离中国大陆提出的统一目标。你认为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未来将怎样发展？
布：毫无疑问，美国政府，不论在白宫抑或国防部层次，显然致力跟台湾发展更加密切关系，在军事关系上乐于协助台湾，加强接触和合作层次，这明显令大陆方面有所顾忌，尽管在较轻易的范畴，美政府都意识到有所限制。例如最近几个星期，美政府设法理清美台关系上的优先次序。因为往往会存在这个可能性，当你试图澄清问题，到头来会制造更多问题，影响中美双边关系发展。所以美副防长沃尔福威茨声言，美国不会支持台湾独立，看来是把问题明明白白说清楚了。当中有些立场，坦白说类似“三不政策”，尽管他们不会称之为“三不政策”。美政府必须明白到国家利益何在，协助台湾时应示意出开放式局面。不管是采取任何形式，在我看来都会造成本身风险，造成本身的政治危险。明白到这一点，明白到要跟中方保持稳定关系，以合作打击恐怖主义，明白在美国处理巴基斯坦问题上北京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大陆在反恐情报上也提供合作，更有需要加强联系对抗恐怖威胁。基于以上种种理由，我认为布什政府明白到，有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令北京政府相信，美国无意与台湾恢复正式关系，更无意向台湾发出讯号，令台湾领导层误以为无论采什么步骤美国都会同意。
阮：现在让我们从更宏观层面分析布什政府外交政策，“9·11事件”后，布什外交政策态度有何改变，对全球外交政策有何不同？
我认为最大的改变是，布什个人意识到，若美国要建立长久维持的联系，要确保重点的合作关系，必须建立在持久加强沟通和不断建立联系的基础上，不能建基于单方面一系列目标上，就是必须在政治上建立合作基础。这样的话，布什必须更加投入，十分认真地跟各国领袖沟通接触，介入不同的危机和冲突。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形势，我相信他上任时是始料不及的，所以很明显他花上了更多时间，花上了更多个人的精力和时间应付这些问题，出外会晤海外领袖学习不同形势。在我看来另一个后果是，某种程度上他明显改变了较早时对中国的战略性政策取向。他上任之初背后似乎有一个动力将中国定性为美国的竞争对手，但现在我们发现这些考虑在优先次序名单上后调了。我不是说这些问题己永远取消，而是要说明，美国外交政策目标呈现新焦点，美国有需要与中国合作。因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国，地缘上又处于关键地位，包括在亚洲和中亚。基于以上理由，布什政府修改了美国政策的重点和取向，我相信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