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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组的张工和市商委副主任李胜利一通电话，两人都愣了：北京解放五十多年来，啥时候见过市面上缺米少菜、店空人饿？但SARS让北京经历了这么一回。
4月22日下午开始，左安门大集市和南苑菜市场先后关门或贴出告示要闭市。一时间，成千成万的市民走出居室、离开单位和工作岗位，直奔商场和超市，凡见油盐米醋必抢。有一对年轻夫妇往市郊的住处运了两旅行车物品，“准备三个月不出门！”他们囤粮存库，甚至在别墅的后院挖了一个两米见方的泥坑作“垃圾处理库”，因为物业人员早已各奔前程，再说业主也不想再让外人接近他们。一位老太太见超市里人头攒动的抢购风，急得当场昏倒。服务员将她扶到一堆方便面的纸箱上休息。当老太太睁眼醒来时，指着身底下的那堆方便面，对服务员说：这些全归我了！
市商委“158”房间内灯火彻夜通明。李胜利在指挥部才上任不到两天，嗓子已经哑得说不出话。哑了也不行，哑了也要喊出声！
“老李啊，无论如何，明天你得从天津给我调拨30万箱‘康师傅’来。对，明天一早就得运到，八点店门打开时我得让市民们能看到啊！”李胜利在手机里向天津市商委主任李泉山求救。
对方停顿了一下，然后说：“好，明天6点前我们在北京市郊见面！”
“我不知道李泉山主任他们是怎么在一天之内把30万箱‘康师傅’方便面调集成功的！30万箱哪！堆在一起真是跟山一样高！天津同志太了不起了。24日清晨，李泉山主任亲自押着浩浩荡荡的几十辆卡车与我们见面时，我看到泉山主任走路都在摇晃，我走过去抱住他时，他却说：胜利啊几天没见，你咋走路都摇摇晃晃的？我听完这话，跟他抱头痛哭起来……”两个多月后，李胜利回忆起那一幕时依然语顿气咽。
其实当晚在天津方面的大车队驶向北京的同时，一辆装载着50节车厢的超长专列，正以最快的速度行进在京哈铁路线上——这是中央政府专为北京救市而动用的特快列车。50节车厢，每节装有60吨大米。上好的东北好大米！
北京市民在24日便在市场上买到了它。
后来我知道，北京其实是有能够吃上半年时间的储备粮的，但它们至少得有15天的加工时间才能进到市民嘴里。突如其来的战争，给以往的备战物资管理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
30小时？40小时？北京市民们发现，仅仅紧张了这么一段短暂的时间，全市商场店铺，在24日下午后便再没有出现大的波动。各商场超市的货架上依然琳琅满目，诸如方便面和油盐米醋等食品，你要多少就供多少！
硬气！人民政府领导下的首都北京就是硬气！
然而SARS之战并不因为人们不愁吃喝而停止进攻，SARS专门打击人类的生命防线。
“为什么到处买不到体温计？”
“不是让我们预防SARS吗？可上哪儿买消毒液呀？”
“我为了买几个口罩，竟然跑了70多家药店也没买上！”
市民们的惊恐和焦虑丝毫不减。
张工与陈济生联手从山东调集到130吨过氧乙酸，可那是200公斤一桶的大装置，怎么好卖给广大市民呀？
“我们找人改装2公斤一罐的小装桶吧！”陈济生二话没说，把任务接过来，交给了所属的环科化学试剂公司。
“26万桶哪！我们全部靠手工一桶一桶灌装成的呀！那过氧乙酸腐蚀性特强，可我们谁也顾不了这些，大伙争着抢着干，直到把最后一桶灌装好并送到各个销售店。”陈济生又忍不住要哭了。她看到自己的1000多名职工一个个疲惫到了极点：有人推着装卸的小货车竟然睡着了，有人手脚肿得连饭碗都端不起，却还在24小时不停地抓药灌桶，有人一天十几次往非典医院送防护服……
“一天半，就一天半时间！”一位市领导告诉陈济生，小汤山所有的医疗设备和用品，必须一天半内全部运达，没有商量余地。
一天半就一天半！这回陈济生不哭了，她咬紧牙关，豁出命干。她知道这时候叫屈喊冤也没人搭理。市领导和张工他们为解决呼吸机，甚至连美国、德国、澳大利亚驻华的使馆都敢直接“照会”了。
她更不敢向商委李胜利他们求助。商委的“158”会议室此刻正经历着一场惊心动魄的“防守战斗”——好几名指挥部战斗人员突然高烧不止，又咳又吐，吓得商委领导脊梁骨发冷。SARS进入指挥部，岂不全盘皆输？
还好，是劳累所致的普通发高烧。
“我不管你们想什么招，5天之内，必须按质按量把非典特用的救护车给我送到急救中心。记住：第一批是30辆，第二批可能加倍！”张工给北汽福田公司下单的时候，是咧着嘴瞪着眼，那神态真有点凶神恶煞。
就5天。5天内要出一种全新样式的专用救护车！开国际玩笑嘛！
战争从来不开玩笑。北汽福田人也真是神了，一天半内把样车开到张工面前，4天半内又将30辆崭新的SARS救护专用车开到市急救中心。
就这么神！战争状态下北京创造的神奇有一千个、一万个。
北京保卫战
五、
病毒室中的漂亮大夫
在我接受采访任务的那一天起，我心中一直有个愿望：想看看SARS到底是什么样。它真的就不能让人接近？接近者皆死亡？
机会终于来了。
6月19日上午，我穿着普通的汗衫，普通的牛仔裤，没有戴口罩，什么预防都没有。我要独闯一下那个最恐怖、最神秘的地方——SARS病毒的聚集地。我来到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这里集中了北京SARS患者身上采集到的全部病毒样本，也就是说这里可以称之为“北京SARS病毒大本营”。
SARS魔巢！我终于找到你了！那一刻我又好奇又紧张。
我抬头看到一块牌子很醒目地写着五个大字：特殊工作区。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未经批准，请勿入内。我一乐：此地此处，怕是怎么请也不会有人愿意进来的啊！只有我——一个想看看SARS真面目的“傻瓜型”作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再往三楼走。右拐，向前十几步。到了，SARS疫魔就在那个“331室”！
我注意观察，看到上面有一块很小的牌子，写着“流感病毒实验二室”八个字。
SARS，流感病毒？对也，非也。估计那是块挂了很久的老牌子。其实也没错什么，SARS本来就是属于流感型病毒嘛！
“不许进来！”当我靠近那个敞着门的“331室”时，突然被里面那个穿着防护服的大夫严厉警告道。
嘿嘿，再傻我也不会这么随便进去的嘛！心想：大夫，请你们放心。
我站在门口，往里看去，这里比我想象中的恶魔老巢要简单得多：一个不足15平方米的小房间。里面除了几张桌子和几台仪器外，还有一个大冰箱。视线反方向还有个能够观察到“SARS”的操作台，这是站在门外唯一看不到的地方。
就这么些东西！
但谁也想象不出就在这间“331室”房间内，我的主人公在过去的近三个月里与SARS进行了一场场惊心动魄、惊天动地的较量啊！
更令我意外的是：参与决定这场与SARS恶魔决战成败的竟然是位漂亮清秀的女大夫！
我的主人公丁丽新，年纪轻轻，美丽清秀中带着几分纤弱。她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丈夫是位理科博士，还有一个上小学二年级的宝贝儿子。丁丽新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儿子长这么大从没有离开过她的怀抱，即使上学了，还是她天天接送，顿顿饭菜伺候。如此温柔贤惠的女人本该在家做个全职太太，但她不是，当年她选择的志向是与病毒打交道。她从事病毒实验工作已经十几年，主攻呼吸道传染病中的流感病毒。
“流感病毒一直在变异，就像我们人类自身不断发展一样，病毒也是在不断优胜劣汰，留下来的和新出来的，绝对都不是些孬种，一定是对人类具有特别的杀伤力。”丁丽新说。
“你与病毒恶魔战斗了十几年，就没有过被击倒的情况？”
“当然有，好几次非常危险，差点丢了小命。前年我还有过一次险情，那次还把我身上的病毒传染给了儿子。当时我真的很紧张，我还拿儿子的血清做了分离，发现他传染的正是一种我正在实验的病毒。要不是采取措施及时，那我们母子俩就危险了……”女检验师的脸上有些暗淡。
丁丽新跟普通百姓一样，是在毫无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条件下接触SARS病毒的。她说：“今年2月份听说广东那边出了一种叫非典的呼吸道病，当时我们北京市CDC应急中心把我和细菌实验室的几个同志叫去说了这事，大家讨论北京怎么对付这种可能传染过来的流行传染病。当时我提出最好找个病毒来做实验。可由于北京当时没有SARS病例，我们只能等待机会。2月份3月初也做过几例疑似病人的血清分离，但都没发现什么新病毒。3月11日，CDC副主任，也是我们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所长的贺雄同志突然过来对我说：以前搞的非典都是假的，这回来真的了，你们一定要认真做啊！”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是3月11日晚，CDC应急中心的沈壮主任气喘吁吁地拿来七八个咽拭子病毒管交给我。他告诉我，这是北京发现的第一例非典病人及受她传染的其他病人的咽拭子标本。从这一天开始，我一直在与SARS病毒打交道。我是检验师，实验室的病毒分离和细胞培养及传代等现场实验都是由我来完成的。我还有两位同事，他们都是我的战友和领导，一位是林长缨博士，一位是副所长刘海林先生。我们的上级单位CDC的领导们也给予了我精神上全力支持，使我一个弱女子能够面对强大的SARS恶魔而不胆怯，并且按时完成了一项项实验任务。”丁丽新把年轻博士林长缨介绍给我，其实在认识她之前，我已经先认识了林长缨，只是这位年轻博士在抗非战斗中承担的工作太多，那天约定采访他的时间里，他一边还在参加一个SARS科研招标会。采访现场，他一会儿出现，一会儿去开会，因此多数时间我是在听女检验师讲述，而这也是我所希望的，因为整个北京SARS病毒实验都是由这位女检验师在做的，她的美丽外表和平静心态更使我感觉与SARS恶魔的搏杀，是那样残酷和惊心动魄。
“有时我特别兴奋得意”
“第一例病毒实验什么时候出的结果？”
“很快。我的分离SARS病毒实验结果大约是在3月13日就出来了。这个时间与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在一个多星期后的3月18日宣布非典的源头是‘副黏病毒科’属同一时间，而要比欧美国家及世界卫生组织在一个多月后的4月16日正式确认SARS的病原体是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结果要早些。我所在的北京CDC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实验室只是一个B2实验室，像SARS这样传染力强度的病毒应该在B3实验室，也就是设备更完备和高级的病毒实验室进行。”
条件有限，责任无限。面对猝不及防的灾难，急切需要充满责任的寻找：寻找病因，寻找疗效，寻找科学精髓……
女检验师的生活因与SARS的战斗而发生了变化。
她离开了温馨的家，告别了心爱的儿子，与丈夫通了一次如同生死诀别的电话——
“我可能回不来了。”
“暂时吧？”
“不，也许是永远……”
“不许这样说！”
“可我知道……”
“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记住：我和儿子都在家等着你回来，啊！”
她说不下去了。
这一天，她知道几件事：东直门医院的段力军大夫死了，武警医院的李晓红死了，连第一个发现SARS的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意大利医生乌尔巴尼也死了，他们都是在拯救SARS患者时不幸被病毒击中而死的……
女检验师也给自己作了最后的打算——她从侧面知道此时单位领导给她和几位做病毒实验的研究人员悄悄买了“意外伤亡人寿保险”。买这样的“保险”在当时是很具悲壮色彩的。那些日子里，丁丽新奇怪地发现单位里所有的人都对她特别的好，同事们跟她照面时总报以特别友善的微笑。虽然平时她与同事们关系相处也很和睦，可眼下大家对她的微笑里总夹杂着另一种东西——那是一种对勇敢者的敬意？还是对行将死亡者的敬畏？
自3月中旬之后的日子里，SARS的疯狂到达了顶点，整个北京城笼罩在凝重的灾难气息中，人们连呼吸都感到极度困难。那段日子里，成批成批的SARS患者的咽拭子标本被送到实验室，需要进行病源学实验和血清分离。丁丽新常常是刚刚做完一批SARS病毒的分离和细胞接种，又一批患者的咽拭子也送到实验台上。按照规定，从病房或者其他地方采集来的患者的咽拭子，必须在六小时之内进行实验，否则就达不到应有的研究价值。
女检验师简直是在与SARS病毒赛跑。
“那时一天不知要进进出出实验室多少回，常常是这一批的病毒刚刚接种上，另一批新细胞的培养又得赶紧跟上。记得最紧张的一天，我在实验室共呆了约15个小时。那时SARS还属于未知病源，全世界都在恨不得赶紧将它弄清楚，因为只有弄清楚了才能对付它。那些日子里，我们根本没时间考虑与SARS病毒零距离接触危险不危险的事，而是千方百计摸清病源的真相。做病毒实验，你又不能急，每一个动作都必须按规程办，动作太轻太重、太快太慢，都有可能失败；时间也必须掌握好，太长太短了同样会前功尽弃。所以每一次从实验室出来，我的手指甲都被‘蒸’得紫紫的，眼睛以下的脸部则因为被口罩盖得像猴屁股似的……”说到这儿，我看到那张美丽的脸庞上露出几分动人的羞涩。
“你们别以为跟SARS打交道尽是悲悲切切的，其实有时我特兴奋和得意。”女检验师忽然满眼发光地给我讲述起她的精彩一仗：“有一次我在一例实验时，发现SARS病毒跟一种小动物的红细胞凝聚了！这个现象太重要了！因为能够观察到SARS病毒与另一种动物红细胞发生作用，就能测出病毒在某种滴度情况条件下发生变异，而这种变化过程往往是我们征服病毒的一个突破口。我能不高兴吗？”
真是战地黄花分外香。当别人在疫魔面前闻风丧胆时，女检验师竟然能英姿飒爽，驰骋风云，指点江山。你我能不佩服？
“他们偏要来陪我吃饭，怎么赶也赶不走”
“还记得最危险的一幕吗？”
“当然。”我的提问，使她的脸色一扫光泽。一阵沉默后，她说：“那次我在做北京第一例SARS患者于某的母亲等人的病毒实验时就出了个意外。于某母亲的病毒非常烈性，其本人诊断后没几天就死了。外人可能不知道，我们对每一个病毒实验不是做了一次就完事，而是要反复做几次。所有病毒需要进行分离，分离后还要接种在培养好的细胞上，看它成长变异，而且要保证病毒能够至少传上三代才算一次实验成功。那次我进实验室后先将于某母亲等人的病毒液从冰箱内取出先进行冻融，即让病毒液从冰冻状态转化成能够做实验的适温状态。当时是做一批不同患者的病毒实验，因为在实验室时候太长了，当时又没有什么防护服，绑在耳朵上的口罩带子突然一边松脱了下来，我的鼻子和嘴部有一大半暴露在外，而当时我的双手正在操作，是不能随便动的。为了不使实验中断，我不得不坚持下去，直到半小时后把一个阶段的实验做完后才走出实验室，重新戴好口罩。虽然当时我很紧张，可心里还自我安慰着，总不至于吧！哪知当我再次返回实验室，坐定操作台时，我不由大吃一惊：于某母亲的那只病毒液管里不知什么时候泄漏出了一块毒液汁！这就是说，在我刚才口罩脱落时，我的呼吸道口——鼻子和嘴恰恰零距离地面对着一例烈性SARS病毒液！完了完了！当时我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可那会儿我已经进了实验室，而且操作台上的一批病毒实验也正在进行之中，必须等做完了才能出去。一个来小时后，我从实验室出来，便手忙脚乱地赶紧消毒，然后坐在实验室对面的半污染区办公室里，我喘着大气，脑子一片空白，心想这回自己是跑不了啦！因为我知道自己所接触的可不是一般的SARS病人，而是比普通SARS患者传染强度高出几倍几十倍的病毒液！绝对的零距离——不超过半米吧！怎么办？怎么办呢？我的眼泪哗哗而下……”
女检验师满眼噙着泪花，让我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