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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止于猜测，没有到达演绎的程度，只不过以关心她的形式表现出来。常常有人劝她和安适之复婚，婆心苦口，再三再四，很有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概。她原来曾以为是安适之派来的说客，一定领受了什么好处。可细一打听，也不，都是些热心成性的人，受不了任何一个全须全尾的女人和男人离婚。好象他们生到人世的唯一任务就是撮合一切离异的夫妇。其实，他们无非想得到自我道德的满足，维护一种在他们看来天经地义的道德，至于这道德是否合适，当事人是否幸福，那就不是他们的事情了。
复婚，是绝对不可能的。静雅看见安适之就产生幻觉，以为见到了一个“克格勃”。和一个间谍同床共枕，她受不了。于是，她坚决地回绝一批又一批的复婚论者。用了三年的工夫，才让这些热心家屏声敛气。可是，接着又来了一批改革论者，力主她赶紧恋爱，抓着一个合适的人，马上出嫁。不然，二婚的女人，同年轻姑娘相比，哪怕是跟老姑娘比，也缺乏竞争力。袁静雅连想都没想到再来一次爱情。因此，对这批朋友的衷肠也只好婉言相拒。说服改革论者，她又耗去三年的时间。
谁知今年春天，随着电视台英语广播教学“FOLLOW ME”收视率的提高，又向静雅涌来一批新潮激进派，主张她不要急于结婚，把命运再拴到另一个男人身上，而要只恋爱，不结婚，充其量象文雅的凯瑟琳小姐一样，和心爱的人同居而已。这个办法是新分配来的几位女医生私下里向她建议的。但是，她们都是语言的巨人，在实践上还都是矮子。也许，她们正盼着一位带头人？静雅在属于另一个时代的家庭里长大，娴淑是她的本色，她不愿也不能做一个新潮的领袖。尽管她离了婚，可她没有离开培育她的土壤。
她微笑着回答了这些渴望“自由”的幻想家：“不，这我做不到。”
“那就别急着结婚，先过几年松快生活再说。”她们劝她。
这倒可以，因为她还没有一个使她心族飘摇的男友。单身女人的生活，其实并不松快。她常常莫名其妙地在黎明前醒来，好象被什么突如其来的恐惧惊醒，再也睡不着，烦躁地看着窗子渐渐发白；有时，竟会出一身冷汗。在中医看来，虚汗、盗汗皆是虚症，她不免有些慌恐。但是想到自己的脏器，无论是器质，还是功能都还正常，也就打消了惶惑，只剩下无名的烦闷。她在失眠时，总有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男人的影子飘上心头，稍纵即逝。那是谁呢？她反复地辨认她心灵中的这个幻影。有一天，她终于认出来了，那是白天明。她哑然失笑：“怎么会想起他？”
白天明也是医学院的毕业生，有名的“白专典型”，比静雅整整高五个班。静雅入学，白天明毕业。要不是让他留校现身说法，劝新同学不要象他似地只专不“红”，袁静雅就根本不会认识他。那是一九六四年，正是到处开展“四清运动”的时候。后来，白天明分配到新华医院，派去做袁亦方的学生，搞“西学中”。西医学中医，那时虽然叫得很响，但派去学中医的，往往是医院里认为不大放心的年轻西医。自然，那些有成就的自愿去学中医的医生又当别论。这时，和白天明同期毕业的安适之，由于政治可靠，业务熟练，已经提拔为内科主任。而白天明依泪是个领工资的学徒，跟着袁亦方从《内经》开始，认真而系统地学起中医典籍来。静雅一直记得白天明背诵汤头歌的情形——厚厚的嘴唇微微歙动着，象是在嗑瓜子儿。又高又瘦的身材，使他象个笔直的蜡扦儿。他们之间，从来没有过一次认真的交谈。要不是他古怪的名字，她也许早就把他忘记。
有一次，安适之在袁亦方家里当着更年长一些的郑柏年等人问白天明，“天明，谁给你起的这名字？”
“嗯嗯，是，是先父。”白天明嗫嚅着，连语言也沾染了中医惯用的半文半白的味道。
安适之哈哈大笑：“你的名字是最伟大的真理，也是最超级的废话。白天自然是明亮的，不然，就是日全蚀了。”
许多人都笑起来，除了郑柏年。静雅正在端茶，笑得把茶洒在白天明身上。袁亦方从里屋撩起门帘探出头来，阴沉着脸，轻声说：“适之，不许可开这样的玩笑。”
就因为安适之的这句笑话，惹恼了魏旭之。他当着静雅的面对袁亦方说：“亦方，不要看花了眼，不尊重别人人格的人，绝非善良之辈。我知道，你想招个乘龙快婿，可不应该是他。”
然而，袁亦方没有听老友的劝告，在静雅毕业的时候，还是劝说女儿嫁给了当时新华医院革委会业务组长安适之。不是老爷子要攀高枝，他自己那时候也正燃烧着革命的炉火，三天两头到农村去，矿山去，去执行“六·二六指示”。
婚礼那天，魏旭之来了，只喝了一杯清茶，把静雅叫到里屋，摸着她的头说：“长大了，出嫁了。好，好，好自为之吧！”就悄然走了。
看来，还是魏旭之最会相人。他早就看出了安适之的不地道……
白天明呢，早被革命的风暴吹到辽远的贵州山区。他在山乡的油灯下给静雅寄来一封贺信，自然也都是“祝你幸福”的“废话”。他也邮来了一包中药，还有一颗完整的麝香，说是从青海的牧民手中辗转买来的，都送给了袁亦方。此后，便音讯皆无。白天明仿佛被黑夜吞噬了。
这些往事，早就淹没在生活的波涛里。不知为什么，白天明却又顽强地从记忆的泥潭里挣扎出来，磕瓜子儿似地嚅动着厚嘴唇，在静雅的心头游荡。
“这只是大脑皮层的下意识活动而已，什么都说明不了。”静雅自己跟自己解释。
然而，当郑柏年告诉她，白天明终于又调回来时，她还是由衷地高兴。但是，她掩藏住了这种高兴，象是不经意地把这消息告诉了父亲。没有想到，父亲是那样兴奋，连魏旭之这个同白天明没有师徒之谊的老人也从椅子上跳起来，非逼她买一把花带来不可。
这把花让她犯了愁。不买吧，怕两位老人不痛快，买吧，又怕引起同事们无谓的猜测。她想跟郑柏年解释一下，谁知郑柏年看了这束花，眼睛都湿润了，颤抖着声音说，“看来，老人比我们更珍重情谊。”就再也说不下去了。解释是多余的，而且显得矫情。当郑柏年不得不遗憾地转回医院时，这把花又系上了他的心。静雅此刻觉得这花比先前更加可爱，在夜风里一阵阵地向她喷吐着芳香。
所有从南方来的特别快车都已经到达了，依旧没有白天明的影子。还有一趟快车在十点三十五分到达。静雅决定再等这一趟，假如他还不来，只好归去，因为十一点钟末班公共汽车就要开了。
她向进站口走去，蓦地在人群中看见安适之。他也来接白天明？他现在虽然还没有正式被任命为院长，只在医务处当主任，但谁都知道，他这位院党委委员在新华医院是执掌实权的。他自然知道白天明准确的归期、车次甚至车厢号码。静雅不愿同他一起来迎接往日的朋友。她正要转过身去，却瞥见安适之正提着一个红色的带轮子的手提包，同一个女人在谈话。
人的心理真是奇怪，对于曾经和自己有过密切关系的人，哪怕他曾严重地伤害过自己，也依旧保留着心灵的敏感区。情绪不愿意服从理智的调遣，顽固地否认早已经恩断义绝再无瓜葛的现实，非要了解对方的一切隐私不可。袁静雅早就听说安适之又认识了一个女人，过从甚密。那女人是位导演还是位演员？她没听清，反正是位艺术家，而且据说十分漂亮。这女人是她吗？静雅很想看看，而且想与自己评比一下，看看孰个更好一些。
她走到进站口旁边售票大厅的窗檐下，透过人群的缝隙观察着安适之和那女人。可惜，只能看见那女人的背影和安适之谈笑风生的脸。那女人有顽长的身材，窈窕的腰身，一头波浪般的黑发，合身的轻薄料子做的连衣君在夜风中微微摆动，确乎有点魅力。安适之微微低着头，满脸含笑，谦恭而又不失尊严地轻轻述说着什么。静雅看着他的脸，痛恨、酸楚连同妒意一起飘上心来，混杂的情感竟变成了叫她恶心的情绪，她暗自咒骂了自己一句，转身朝一O四路无轨电车站走去。
“静雅同志，”她忽然听见了安适之的叫声。她又走了两步，终于站住。她不能失态，不能没有起码的礼貌。她是个有自尊心、自持力的主治医生啊。
她慢慢回过头来，安适之和那女人正朝她走来。
“来，介绍一下，”安适之微笑着，“这是我们医院的袁大夫。这是电影厂的章秋丽同志。”
袁静雅微笑着伸出手去：“袁静雅。”
章秋丽闪着妩媚的大眼也伸出手去：“章秋丽。”
袁静雅握着她的手，觉得很软，手指很长，但是很凉，好象还有些抖动。她不知是自己还是章秋丽在竭力压抑着内心的波涛，是谁的手在打颤。
安适之依旧笑着：“袁大夫是很好的医生。”他对章秋丽说完，又转向袁静雅：“章秋丽同志原来是很好的演员，现在又是导演……”
“副导演，”章秋丽边更正，边院视着袁静难，对安适之说，“你认识的人都是很好的。”
袁静雅微微一笑，说：“可惜，他自己并不很好。”
章秋丽忽然开心地笑了，两只手合在一起又一拍，象个小孩子似地说：“太好了。这话真精彩。好台词！”
袁静雅微微点点头说：“你们忙去吧，我还有事。”说着，就要走。
安适之拦住她：“等等，林院长很想找你谈谈。”
“找我？什么事？”
“不清楚。”安适之笑着说，“也许是工作的事，明天，八点半。”
袁静雅冷冷地回答：“那就明天再说。”
安适之一笑：“随你的便，反正我完成了任务。”说罢，挽起章秋丽的胳膊扭转身走去。
袁静雅呆呆地立在那里，浑身一阵轻轻的抖颤。她愤怒了。她意识到，这是安适之在向她示威，向她炫耀，向她宣告：“我在离了你之后，找到了一个远远超过你的、美丽能干的女人！”
静雅觉得心在燃烧，汹涌的热流岩浆似地在往上冒，烤干了嘴唇，熏花了眼睛，她恨不得举起手里的花朝他白净的脸上扔去——但愿那花是铁做的，扔他一个满脸开花！可是她的手却重重地垂下，再也举不起来。
第二章
白天明呆呆地立在夜晚的天安门广场，小皮箱靠在他的脚边。他盯着自己细长的身影，脑子里老是窜出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人究竟有几个影子？”
刚才他在长安街上行走，脚边有三条影子伴随着他。前面的浓黑而又墩实；斜斜地躺在身边的那条，细长而又浅淡；后面的只是个影影绰绰的轮廓。浓黑、墩实的影子不断的萎缩，直到溶化在他的脚底，身边的那条影子赶紧补充它先前的位置；后面的又填补了身边的空缺，而先前那条最清晰的影子又从脚边向身后延伸，变成了模模糊糊的轮廓。
“哪一条是自己真正的影子？或者说哪条影子更象自己？”他翻来覆去地思考着：“自己是纤细、灰暗，还是壮实、明晰？哎呀，明晰壮实的影子只出现一小会儿，可灰暗无力的影子倒老是追着自己。”
他知道，这里面根本不包含什么哲理，充其量有那么一点可以引发人们想象的隐喻。人与影子的关系完全看灯光的位置。就自己前面的灯光来说，自己是一步步走向光明；而就后面的路灯来说，自己又一步步远离灯光。
他微笑了一下，想赶开自己脑子里的这个固执的问题。他知道自己永远也当不成哲学家，只是由于自己不安定的心绪，才在脑子里幻化出那些毫无实际意义的命题。他抬头看看街灯。桔黄色的街灯明亮而不耀眼。他走到广场的观礼台边，放下手中的小皮箱，斜靠在短围墙上，遥望着黑丝绒般的天幕下那威严高耸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他前些天接到调令，要他回到北京，回到原先工作的新华医院。但他并不觉得特别高兴。北京虽说是故乡，然而已没有亲人。父母早已经去往天国，假如真有一个冥冥世界的话，他们准在那儿相依为命。他们留给这个世界的只是一尺方匣里的些许骨灰。后来，连这骨灰也被大姐埋掉了。二十五年前，白天明才十五岁，大姐就抛下他，跟着自己高鼻、金发、碧眼的外国丈夫飞往另一个遥远的国度。临走时，把父母的骨灰埋在了万安公墓。也许，正是沾了她的光，白天明才能从小县城调回北京，回来看守那已经破落的小院儿，四间瓦房。那毕竟是“侨产”。然而，他对那度过自己童年、少年、青年时代的老屋，并没有多大的亲切感，对于大姐，则简直万分地鄙视。他始终闹不清，大姐怎么会爱上一个胸脯上长满黄毛儿的洋人？不错，爱情是没有国界的，而且，近来的时尚似乎崇扬大姐这路的“国际”主义者。从优生学的角度看，大姐似乎也够得上改造人类本身素质的先驱者。然而，他知道，大姐的远嫁外邦与这些主义和科学无关，甚至也远异于古代的和番。大姐不过是喜欢乔·方登身边的生活而已。大姐自己说：“乔尼有个了不起的姓：方达，说不定是亨利·方达的亲属，将来也会当电影明星。天明，瞧，乔尼多帅！”
白天明那时还小，闹不清“方登”和“方达”是不是一个外国字，更不知道“亨利·方达”是谁。在他眼里，电影明星绝不会比胡同口儿卖豆腐脑儿的老孙大爷更亲切可爱。但他知道，大姐不是因为乔尼的电影明星家系才嫁给他的，是她早就想到外国去，没有乔尼·方登，她也会找一个“橡皮泥·圆凳”嫁过去的。
白天明并不是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尊重和理解海外侨胞思念故土的心，并不简单地认为移居国外便是背叛母邦。但他恨自己的姐姐。无论怎么说，那时他才十五岁，还在上初中，姐姐竟忍心抛下他，远走高飞。要不是那象母亲般慈爱的吴老师，白天明的少年生活将会更加凄凉和清苦。他变得沉默、内向、郁郁寡欢。在学校里除了念书之外，他和一切活动远离。但是，他的内心却奔腾着炽热的熔岩，他要用优异的成绩给姐姐一个颜色。只有在吴老师那简朴的小屋里，他才变得象个少年，和吴老师的侄女儿吴珍一起说笑，一起听吴老师在一架旧钢琴上弹出悠扬的曲调。吴老师早已在“史无前例”的烈火中烧尽了自己的生命之烛，如今埋在黄土丘下，听秋虫的弹唱。吴珍也已不知去向。白天明考上医学院之后，一心发愤读书，想用未来的薪水回报吴老师的慈爱，惩罚大姐的良心。可是，他的努力无损于大姐的自尊，而大姐幸福的婚姻却给他的生活投下浓黑的影子。多少年来，他经受了一次次政治运动的冲击。要不是实事求是的理智终于占了上风，他大约永远会在周而复始的政治运动的圆圈中，带着枷锁舞蹈。
没有亲人的旧居，便是一个没有生命的躯壳。这样的栖身之所到处都有，何必非要回来？
他并不特别高兴回来的理由，还因为在北京他有过两次还孕育在内心便被掐死的爱情。
一次，是他的初恋，那对象自然是吴珍。吴珍比他大三岁。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象是亲姐弟，有说不完的悄悄话，唱不尽的中国与外国（更多的是俄罗斯的）民歌。吴珍买了什么好吃的东西，除了捧给姑母，就是偷偷用手绢包起一份，等着天明放学的时候交给他。当天明津津有味地吃着这些美食佳味的时候，吴珍总是坐在一边，用似乎是母亲的目光，笑咪咪地盯着他。白天明从来没有感到自己已经爱上了她，只是觉得一天也离不开她。直到有一天，在一九六O年吧，他刚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在音乐学院钢琴系读四年级的吴珍，跑到学院来找他。在西郊学院路的林荫道上，吴珍慢吞吞地告诉他，某歌舞团的乐队指挥给她写了一封热烈的求爱信，她不知道该怎么回复这个求爱者，想听听小明弟弟的意见。白天明当时什么也没感觉到，只是说：“这要看你自己的意思了，你觉得可以和他交往，也不妨跟他作个朋友，接触一段再说嘛。”
吴珍听了他的话，站住脚，在夕阳的余光中眯起美丽的大眼，忧郁地说：“可是，我已经爱上了一个人呐，怎么办？”
白天明笑了：“你可真会保密。爱上了谁，怎么不告诉我？”他看看吴珍，又说：“那你就告诉写信的人，说你已经有了爱人。这很简单嘛，发什么愁？”
吴珍不再说话，只是在秋天的晚霞中慢慢地走着。路旁高大的白杨，抖落着一片片黄叶，他们踏着落叶默默地行走。秋风掀起吴珍的紫色薄呢大衣，也拂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