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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伟大的字正是指的“爱”。
还有一首是雪莱的《给》：
有一个字常被人滥用，我不想再滥用它
有一种感情不被看重，你岂能再轻视它
只求怜悯起自你的心上
对我就万分珍贵
死去活来的都是爱。显然，比小说叙述更模糊的诗歌更适合来“圈定”这个字眼，我们都知道，诗歌中最重要的东西也许是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的空白。
不能迷信语言的全能。还是在爱这个问题上，我还有一个经验也很有意思，高三那年，不知为什么，我们班的文娱委员“爱”上了我，也不知是不是爱，总之，她一直就没法集中精力复习，四十五分钟要把我痴痴地盯上四十分钟，另外还有五分钟用来害羞。班主任老师受不了啦，就找我单独谈话，让我去跟她有条件地接触接触，他的原话是把某种东西破一下（肯定不是处女膜）。在差点被这女孩感动得也要坠进去的时候，我给她写了个条子，上边只有两个字：我你。我鬼使神差地在两个字中间空出了一个字的位置。我只是灵机一动地这样写了，我并没有想到那个空格随即对她和对我都带来了可怕的猜想。那女生开始变得激动不安，又过了些时日，忽又陌生了，平静了，最后竟然是对我不理不睬了。也许我只是按照班主任的意思去做的，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空那个格，也许只是怕直接写出“我爱你”，也许是魔鬼跑进了我和她之间，总之，我觉得那个空格太可怕了，我很害怕，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因为，我很快发现我掉进去了。
好长一段时间，我都不能完全明白这事，我甚至害怕写下任何文字。我被文字吞没了。我后来当然很享受这件事情的神秘感。拉康的语义精神分析认为：没有说出的东西，是和已经说出的东西同样重要的，肯定有这个意思，但我还想说的是，现代主义的小说有一个精义，那就是尽量争取不说出来，而让它们像海面下的八分之七那样沉在那里，被暗示在水下。
这是一个十分精确的爱情故事，里边的过程只有用小说才能叙述。我肯定写不好，谁高兴谁就拿去。
时间还有，再讲一个好玩的故事。是我在某个读书会上听来的。
三、小说的语言省略号及空格实验（2）
一位出版社社长，有一次被紧急抬到与别单位共享的医务室去治疗，可能需要擦点紫药水，或是拔个火罐什么的，因为他打羽毛球时把腰拧了。正在他吆喝连天地接受医生推拿按摩检查时，角落里忽然冒出来一句尖声而戏谑的问话：“掰了吧？”他好不容易将身拧过来去看，原来是另一单位某著名的昆曲演员，正闭着眼头拗得老高在那里养神，像是在酝一句老长老长的戏词。社长哭笑不得，想不出拿什么话伺候一句，又痛得一阵吆喝。
“支一招！”几分钟后，那个闭着的声音再次开了口。慢悠悠地，咬着三个字的两头，用喉音把中间的字滑了过去，还是很有派头地保持着那个姿势。
您说您说。社长赶紧客气，毕竟这是自己第一次跟他近着身子说话，角儿嘛，平时是见不着的，见着了也是要么头拗在天上，要么看着地下把脑袋摇晃着的。难得他跟自己说句话，毕竟是个名人，见多识广的，说出来的方子肯定也很有效果。
“接着打！”又过了几分钟，那个略微挑高了的声音最后说。社长先还愣了一下，似乎还在寻找他当中那个音被挤到哪里去了，突然就神经病似地笑了起来，把自己的痛处全都扭动得错了位。
这是昆曲人戏剧生活的日常化，我觉得北京话里有很多这样的口语，那语气、语势、语音、语意，无不带点俏皮而夸张的舞台色彩。
口语时常可以被部分省略，原因在于它可以跟现场结合生成各种不同层面的意思。有时，它是模糊的，有时它是精确的。它常常还会有在精确中的模糊。以刻画冷静严格理智着称的瓦雷里的笔下曾有一个人物台斯特，也像那位社长一样面对疼痛：“有几刹那，我的身体全都给照亮了……我突然看见了我内部……我可以看到我肌肉层次的深处，我感觉到了痛感区……疼痛是环状、棍状、羽毛状的。你们看到了这些活的形体了吗，我的几何形的痛感？这些闪烁恰恰像思想一样。”
只要你不断地寻找，总是可以把一件事物的细微之处给找出来。只不过，有时这种精确反而伤害了整体的真实感。常常，事物的实存都是相互矛盾或似是而非的，那它就只适合于通过一种受到节制的朦胧性来表达。
语言是模糊的，叙述的技巧更是跟模糊时时相关，再往后还有故事的模糊、结构的模糊，这世界整个儿一个模糊的。
模糊是对世界本体的最便捷把握。全都抽象出来了，不再像章鱼一样附在一个什么实体上了。它就是一种场域。
三、小说的语言语言符号的模仿（1）
语言是神奇的，它通过声音、形状和意义，对世界进行表达。我们熟悉的汉语，更是音形义的有机结合。我们说是语言神奇，而不是说字，这是因为语言必须要经由字与词去组合，就这个组合，产生出世界本体的指陈。作家与作家的区别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每一种语言的区别也是从这里开始的。比如汉语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以词序的关联为语言结构，这就是高行健发现的东方玄学的源头。语言极力去对世界本体描述或定名，但它终是第二性的，是不完全的，只是力不从心的慕写——它一写出来就损耗了不少。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西班牙理论家马丁内斯·博纳梯断言，文学作品的语言符号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语言符号，而是对真正的语言符号的摹仿。
文学自有其聪明之处，那就是它总是对自己不满意，它从不停止对自身的批评，它有一种自足的自反性。它永远追慕不可能的世界，它把不可知性当成是自己最深层的永恒主题。
我想起爱默生的一句话：“有鉴赏力的人读柏拉图和莎士比亚只限于极少的一部分——那确凿无疑的神谕的话语。”文学要极力去通神，要找灵感，要使得自己的叙述看起来不是我在抽烟，而是烟在抽我。是我与蝴蝶合二为一。是“诗性”本身，而不是仅仅表达“诗性”。叙述不是为了展示叙述，而是为了更好地将你导入另一个世界的工具，就像你打字，你必须要忘掉自己的手。就像你用手指着天空，你要别人看的是那片天空，而不是你的手指。文学不是此岸世界，而是由语言的诗性去唤醒一个个生命，去通达人们的生存境况和生命本身。
只有从这些壳子里脱出身来，才能把自己的心灵解放出来，而且这还不够，你还必须把你的心灵充满，就像泰戈尔说的，“我的生命的杯儿，经由你的手不断地充满”，为什么说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语言？为什么骨子里贫乏的人，会不由自主地用外在于心灵的东西来掩饰？因为他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稻草豆渣也要先把给它填塞起来。文学语言确是另一个世界——哪怕是那些最普通的日常口语，也必须进入到这个世界，就像把孙悟空先放进太上老君的炼丹炉子里。你必须先建立和另一个世界的联系，而不是在当下的世界，去临时找你的语言工具。
文学语言承担的常常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至少它不能总是完成。
小说因为篇幅，因为口语化特征，写不好语言就没法让人读下去。所以，作家最好是把语言放在第一位，把它首先当成语言的、叙述的狂欢。不要首先想到你有一个好故事，有一个好的思想，要把它写出来让人感动。你的语言能表达什么样的思想和主题？如果你能几句话把你想在一部小说中写的东西总结出来，为什么还需要一部长篇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你的语言。语言站不住了，其它的东西也就立不稳了。
纯粹不讲求语言而能卓然成家的大师还没有出现过。和大师比起来，一般人更热中于以思维的敏捷和反应为第一，“迫不及待”地想说，忍不住要多说，拿着鞭子驱赶着自己的叙述，这就和成熟的作家已有个高下之分。作家想要的是能力上能入，技术上能出，所以必须会控制语言速度，让它按自己的节奏运行，跑得太快自己就会失控，就会把小说写成王蒙那样的排比句，或者一不留神就冒出一大段莫言式的说明文。这些都是没有控制。罗素说节制是一种美德，就是这个意思。为掌握节奏，为了不相信自己能掌握住节奏，为了不至于把自己的脑袋打破，作家常常要喝酒，或在性爱之后的降下来的恒温中，可能才会找到自己的习惯的节奏。
我可能说得还是不明白，再举金庸和张爱玲为例，初中时我很迷金庸的文字，觉得那里边有某种魔力，文字会使飞刀，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看得你背心凉飕飕的，不仅是追逐故事，而是那种语言使你害怕。读张爱玲就要大一些了，但她的语言就反而没了特色，只有故事能打动我。故事就故事吧，我觉得能把故事编成这样残酷的女人也只有她了。这种早年的阅读经验是很美好的，可是反叛起来就更厉害了。我后来曾连续五六年，努力过至少五次再想进入金庸的世界，无奈我最长的一次是读到第三页，怎么也没法再忍受他的语言——他突然变成一个无趣而罗嗦的、说明文式的老人。至于张爱玲，我今年又硬着头皮读了她的《金锁记》，感觉这人迟早也会被淘汰的，因为她的语言太不过关了，这点傅雷也看得很清楚。说这两人丝毫没有贬低他们的意思，而是说语言的发展太快——它总是跟着一种民族的、时代思潮的、艺术手法等的变化而变化。像张爱玲这种本身呆在国外却与外国文学不怎么搭界的做法是很可惜的。国内的这种作家也不少，我就看不出来早年的路遥和现在的贾平凹以及陈忠实学习了多少外国文学，这种自娱自乐的文学当然也是一种装点，但是，一种单调的情绪、一类的故事、一样的讲法首先就使自己贫乏死了，谈不上可走得多远。
语言是人统一他的感知世界的最初尝试。也是后来想走得更远的一门独特的交通工具。从前可以靠步行，现在也可以，但你就追不上别人——现在谁都想拥有航天飞机。小说家要不在这个水平上去竞争，那就一定会被淘汰的。
老一代作家对语言大都是不知深浅的，因为那时的语言理论没这么发达。所以我们再也不想去看老一代作家那些关起门来写的、搞笑似的为体验生活而写的长篇，叫长篇没什么错，但叫长篇小说就有些不妥了。当然，那时也有些人对语言是有感觉的，比如沈从文和汪曾祺，语言有点小大家的气象，因为它表现出了某种开放性，比较干净，而教科书一直排语言前排的老舍就没那么幸运了——因为他的语言当年承载了太多的华而不实的东西，现在要还债了。这些上一辈人中的优秀作家对文化的认知、态度、一些老故事，可以被作为调料在后来的宴席中出现，但那只是配菜。中国男篮只有跟外国强队交手你才知道别人的功夫以及自己的斤两，同时你也只有拼——不是用你的方式，而是他用什么方式，你就用相应的策略——才能看到自己的希望。
沈从文和汪曾祺这两位师徒可算小说里语言的一个孤例，有时这是可能成功的，比如最早的《源氏物语》，这当然是要受到上帝的特别垂青才行。因为一个人在封闭的世界不可能想得很远——没有谁比中国人更能在一个会意的瞬间可以上天入地心游万仞，与天地齐，可是这么大的心气与心力却从来没有发现过语言最切近的奥秘，要么那就是一个符号的近似游戏，就像书法中的写意似的，要么就是宇宙的地图，就像苏曼殊说书法的“大可参天地万物化育之功”，可是，这样去古人那里找，我估计什么样的先前阔过都能找得出来，什么样的理论我们也能配比。但你看看古希腊的情况啊？就这么个意思，柏拉图说“万物在某种情况下就是一个宇宙，一种秩序”，但亚里士多德却认为这不过是我们一部分认识的空想。当我们说自己的辫子功如何神奇的时候，有这么清醒的人出来给我们明确过那不过是“一部分认识的空想”吗？
老一代作家大话说得最多，什么诺贝尔了，什么一不小心就要再写一部《红楼梦》了。说大话不仅是因为自卑，还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小话该怎么说。就像我说第五代导演，他们并不是不想谦虚，但你怎么能让他们拥有谦虚所需要的一点基本功？
把话说好很难，说成小说那是艺术。麻烦的是从来都有很多人教我们怎么说话，该说什么，说多少，说话时如何区分人与鬼，等等。可是，我们最需要的是有人教我们不该听谁教我们说话。写作也是一样，这两字很多人都教过我们，但从来没有谁告诉过我们他们给我们讲的为什么不是写作。写作就是一种入思的方式，一种把语言带向语言的行动。你只有行动，你自己写，你才知道他们为什么说错了。
我特意挑了卡尔维诺、昆德拉等人关于轻与重问题的阐述做个比较。
三、小说的语言语言符号的模仿（2）
卡尔维诺一直努力地把“减少沉重”感看作是对这个世界的贡献。他的文学讲稿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几个世纪以来，文学中有两种对立的倾向互相竞争：一种倾向致力于把语言变为一种像云朵一样，或者说得更好一点，像纤细的尘埃一样，或者说的再好一点，磁场中磁力线一样盘旋于物外的某种毫无重量的严肃；另外一种倾向则致力于给予语言以沉重感、密度和事物、躯体和感受的具体性。
这是卡尔维诺的分类，他属于后者：“我觉得语言总是在被随意地、近似漫不经心地使用着，这个情况令我烦恼，不可忍受。请不要以为我这种反应是我对我的邻居不宽容的结果，实际上最大的不愉快来源于我听到自己的言谈。我之所以尽量少说话，原因也就在这里。”
又一个不愿多说话的人。说话即创作，那是很费脑力的事，作家不能忍受说出不好的话，所以最恰当的方式只有少说话。
如果把卡尔维诺的主题词“轻”抄送一份给昆德拉，昆德拉也许会同意，他也说轻。但是，他也许就不同意，我理解他的轻有几重含义，一是他对欧洲文明的轻视，二是生命的某种虚浮状态，不可把知，在《存在的不能忍受之轻》中，他借托马斯的口说：一切造就人类生活本质的，就是构成这生活的事件仅仅发生一次。第三，那就是他赋予人物的某种存在编码。
两位大师能在什么地方重合呢？虽然不是在一个层面上谈论轻。但还是有几点是可以连在一起来说的，卡尔维诺的语词是“对事物的永恒的追逐，是对事物无限多样性的永无止境的顺应”，昆德拉是用抓住“仅仅发生一次”的事件来表达存在，昆德拉说塞万提斯的遗产应该多辟几条未来的出路，他看好自己的哲学趣味，卡尔维诺则说小说的衰落起因于世界和人都被最大限度地抽象和简化，所以必须用“减少沉重”来从语言困境里重新突围。当然，卡尔维诺的轻不是一味地轻，而是像瓦雷里说的：“应该像一只鸟儿那样轻，而不是像一根羽毛”。
王小波因为昆德拉不表扬卡尔维诺，这让他很不高兴。要我说，这反而倒好，因为两人的艺术趣味相差太大了，谁也不服谁，于是就留下了小说的两种方向，好极了。
三、小说的语言内在密码的生成
省略号和空格成了我的一种方法，或者是一种工具，它提醒我，语言的内在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密码。
文学从来就不是单义的，作家之所以要努力地遣词造句，那是因为他们深知语言的奥妙，他们在做的是一件技术活，也可以说艺术活，他们要使所用的词的意义随着为它们安排的信道以及恰当地赋予它们的分量的不同而产生出需要的变化，作家是这样想的，作家也还有想不到的，于是，这些个人化的语言表示一件东西，又一件东西，还有一件东西，每一次都在不同的层次上。
我得搬出罗兰·巴特来说：“文字就像永恒移动的原子一样，通过组合，创造出极多种多样的词汇和音韵。古今许多思想家都使用过这个观念，他们认为，世界的种种秘密都包含在书写符号的种种结合之中。”这就是写作和语言永久神秘的原因。因为你感觉你也是一个上帝，在创造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是没有尽头的。这一点，巴特用结构主义方法来解释说，既然意义是由语言中的各项差异产生出来的，而且每一项都可以和无限多项形式形成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