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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和温州。与武汉不同，温州武斗战火猛烈，死伤不计其数。武斗使温州粮食、水、煤、电全面紧缺，人心惶惶，所以流行民谣：〃白昼无米，黄昏无被〃、〃工总、联总，有饭吃就让你总〃、〃白昼靠天光，黄昏靠月光〃。70年代，温州人一把刀，一把剪，一个弹棉弓，四海为家闯天下，本是防饿死的下下策，无意间挑衅了政治神经全国人民都在朝八晚五，老老实实地上班，唯有温州人东流西窜地去赚钱，就是资本主义的黑线。，一句颇为诙谐的顺口溜道出了温州的尴尬与温州人的郁闷。这三十年，温州人饱尝的苦难，可谓冷暖自知。
据权威部门统计，建国后到1978年，国家对温州累计投入5？95亿元。以温州700多万人口计1953年到1962年十年间，台州与丽水地区大部分县属温州。，平均每人每年仅人民币2？83元。因此，改革前温州也是国有经济比重最低的城市之一。1978年，温州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1/3，远低于全国80％左右的比重。加之交通不便，距离其他发达城市较远，温州农村难以得到城市经济有效辐射，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只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11％。这些客观现状作为日后〃温州模式〃的形成条件日积月累，积淀下来。
可以想见，恶劣的生存环境必然使民间〃反叛〃的冲动由一种可能性演化成一种必然性。历史的机缘终于再次垂青温州。一批在规则的〃边际〃，若即若离地保持着适度灵活性的个体迸发出不可限量的潜力。温州也在彷徨中找到一条似有似无的起跑线，一个不偏不倚的历史位置。
1978年，正是温州打破旧制度的刚性约束，冲破重重阻碍，掀起这场经济新革命的起点。
不管文字上描述得怎样天花乱坠，温州毕竟只是个弹丸之地。1978年以前，我们这个国家经历着大动荡、大迁徙，其近代史前所未有的复杂、曲折，在许多人的生活大起大落、充满悲欢离合时，温州却默默无闻，甚至几乎不为外界所知。可有些人意志坚定地相信，在1978年之前接近三十年的时间内，温州绝对有可歌可泣之事，更有值得书写之人。
与城市相比，中国改革开放的破冰之旅始于农村希望的田野上。城市处于权力的中心，它的肌体更为复杂，利益犬牙交错，改革步子始终难以迈开。所谓〃大变革的机遇，小村庄的现实〃。基层的位置给予农村干部更多相对的自由和可实现抱负的空间，身上的政治属性也让这群人时刻留心揣摩最高权力层领导人的每一句正式和非正式的言论。
正如此，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秘密签订契约，集体耕地承包到户的〃壮举〃，才会十分风光地记录进中国的改革史。但从更长的时间范围内看，1956年5月，温州永嘉县就已出现包产到户的端倪。当时，26岁的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目睹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的矛盾和弊端后，深思熟虑，与戴洁天悄悄试验着中国农村第一次包产到户。
农民的积极性被空前调动，经验在温州地区得到推广。现在看来，李云河的一切做法都不足为奇，但当时却是〃大逆不道〃。人们对此议论纷纷，有些人更是公开发难。温州地委机关报《浙南大众报》指名道姓批评李云河主导的包产到户是〃打退堂鼓〃。不服气的李云河撰写了长达5500字的专题报告发表在浙江省委机关报《浙江日报》上，作为反驳。
〃左倾〃思潮恣意奔流，这场意义深远的有益实践和顽强探索终究在不到两年后被打入〃冷宫〃，匆忙地被打上苦涩的印记。而两张批判李云河的大字报，则极具创意。第一张大字报〃言简意赅〃，省人代会期间，贴在杭州红楼招待所：
包产到户
产品性质：资本主义
产地：浙江永嘉燎原
发明创造者：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
检验员：林乎加
产品鉴定机关：浙江省委
推销员：浙江日报
第二张大字报出现于〃文革〃，立场〃鲜明〃，文字〃精彩〃：
李云河在农村搞包产到户，在工厂搞包工到人，在家庭搞包娘教子！自己讨个老婆姓包，李家三兄弟讨的老婆都是包、包、包。
李云河靠〃包〃起家，靠〃包〃成家，日夜出入〃包〃府大门，简直被〃包〃迷住了心窍！
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也公开评论，四次点名李云河，指责〃做法错误〃。最终，李云河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划为〃右派分子〃，劳动改造。之后每次运动，他都被当做〃包产到户的罪魁祸首〃而遭批判。而包产到户的〃始作俑者〃县委书记李桂茂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行政13级降为16级。县委常委韩洪昌，撤消职务，当做〃漏网大右派〃批判。县委农工部秘书长潘长平，开除党籍、政籍，送去劳动教养，最终家破人散。
最悲惨的是戴洁天。他被戴上〃右派〃和〃反革命〃两顶帽子，送回原籍管制劳动，其子女的户粮关系全部迁往农村。当年法院刑事判决书如此写道：
被告混入革命队伍，利用职权上之便利，首创包产到户，丑化集体生产，积极推广单干，使全县42％的合作社受影响。同时被告污蔑粮食政策，说〃农村混乱是粮食问题〃等等。为巩固合作化，维护粮食政策顺利实施，特依法判处被告戴洁天管制三年。
正是〃包产到户〃在土地严重缺乏而观念转为领先的沿海地区，将大量闲散人口从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他们自然地进入工业制造领域寻找生存的机会，从而直接诱发社队企业的意外崛起。所以，有人说，某种意义上，中国民间公司的庞然生长，逻辑根源上可以从小岗村开始追寻。那么，如今唯一能告慰李云河等几位当事人的是，他们先知先觉的改革尝试比1978年安徽小岗村农民惊天动地的〃包产到户〃实践，早了整整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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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河的〃农村试验田〃中途夭折，可并未〃杀鸡儆猴〃，斩断温州人革新的念头。那时，中国更多的区域随波逐流，并未依靠自身的力量尝试去扭转命运，从而在关键时刻错过了一趟车，后来就趟趟被落下。只有温州等少数地方，以生存的欲望再加上成长的希望，构成起跑的原动力，尽管结局壮志未酬。但在此种意义上，单个温州人的奋斗史，或许可以代表一群社会底层人物的成功史。
这些沉沉浮浮的草莽人物，一样构成了推动温州经济前行的有力步伐。比如余阿寿。李云河轰轰烈烈搞包产到户那年，22岁的余阿寿当了东方红鞋厂一名正式工人。
1948年，余阿寿12岁，一位亲友告诉他：阿寿，你现在长大了，没爸没妈，要学门手艺，自己赚饭吃。他的母亲在抗战时逃乱到乡下得病去世，父亲因受刺激患重病生不如死，弟妹以百斤谷换给人家。八岁开始，余阿寿卖糖果、卖水果、卖柴火、卖草药、卖草纸，两天吃一顿饭，其余只能喝冷水充饥。
进厂后，生活并没有好转。他大病一场，欠了厂里70元钱，这已然是笔重债。不得已，他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家做鞋，而被厂里除名。为了生计，他贩卖海鲜。某年冬天，他出海进货，天气骤变，大雪纷飞，当晚一个人在海上差点冻死，第二天被人发现时意识已经不清。
1978年，余阿寿感觉自己不该当鱼贩，而应该做皮鞋。他举债租下一间10平方米的店面，摆起鞋摊，一天做三五双皮鞋。牛皮是一类物资，由公家统购统销。温州近郊农民偷偷摸摸地在夜里用小船运牛皮进城贩卖。这牛皮为〃阴间皮〃，有人卖了几张给余阿寿，却遭人检举。他被隔离盘问，还被抄家。万般辛酸涌上心头，余阿寿想一死了之。终于理智战胜了对未来的恐惧，他还是继续战战兢兢做皮鞋，并且带上了徒弟。他的16个嫡传弟子，有15个后来当上了鞋厂老板。
有人说，温州民营经济的萌芽是一场意外，或者说是预料中的意外事件。可当市场大闸被小心翼翼打开后，自由的水流渗透了进来，一切就已经变得不可逆转。计划经济的裂缝萌生了温州私营经济最原始的市场主体：离土的农民、乡企的分离人员和国企退休人员。他们在时代的感召下，以懵懂的姿态，茫然或有意识地走上个体工商户的道路，积攒原始资本，为今后的从商之路打下基础。
5月，《光明日报》刊登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文章引发全国上下一场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争论，包括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政府高层领导无一例外未能置身事外。尽管如此，温州那些草根创业者们似乎根本不知道整个国家发生着怎样石破天惊的大事。不过，不知是否是历史的巧合，〃真理大讨论〃逐渐走向高潮时，柳市最热闹的后街水果店中，悄然出现了一家低压电器门市部。
柳市自古有经商传统，北宋王存《元丰九域志》记载：〃乐清有柳市、封市两镇。〃柳市地处独龙岗，水边岸头杨柳成荫，镇上有武桥、龙首桥，两桥之间有一棵千年大柳树，如一团绿色的云，遮盖了一方天地。乡人多聚此树下交易经商，年长日久，逐渐形成了固定的市场，从而成为自然集镇。
20世纪60年代末，柳市最好的劳动力，一天只能从生产大队挣到0？57元。最差的每天收入还不到4分钱。人人都清楚无误，不论做什么，活下去才是第一要务。因此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可以毫不害羞地坐在马路边补鞋。不知不觉，一片民间创业汪洋中，泥瓦匠、木匠、弹棉花匠、补鞋匠等群体竟然发展到10万有余，蔚为壮观。
再后来，农民陈维松、陈庆瑶等兄弟11人，集资2200元，购置冲床、台钻等简易器材，创办五金电器制造厂，获利甚丰。终于，一笔天文数字淮北矿务局汇给陈家兄弟厂的35万元汇款，震惊了当地政府。〃治理投机倒把〃办公室强制该厂全体职工集中参加〃学习班〃，半警告半威胁地声称〃赚一千元坏分子，赚五千元坐牢子，赚一万元杀头子〃。学习班结束，陈家兄弟遣散人员，工厂倒闭。时至今日，陈氏已为当地第一大族，而这段惊心动魄、事关生死的创业典故，连家族中的长者也都渐渐淡忘。
在当时，个体经商实在算不上是件体面的事情，而只要在国营厂，无论什么样的职位，全家与有荣焉。时任柳市工商所长的胡万昌有这样一段经历，一天他去国营商店买东西：
〃饿了，有馒头吗？〃
〃没有！〃
〃这不是馒头吗？〃
〃这不是馒头，是面包！〃销售人员非常粗暴。
正是如此，当柳市第一家电器门市部在一片水果店的包围中出现时，显得扎眼而突兀。负责人吴迎春，36岁，野心勃勃且心比天高。此后，以门市部结合家庭作坊，这种温州式的〃前店后厂〃逐渐由一家增加到300多家，从业人员超过五万。而〃八大王〃事件后，它们一度元气大伤。
这些无依无靠的柳市个体户们势单力薄，总是委曲求全。他们既要努力维持自己低微的尊严，又要面对悲怆的现实而选择低声下气；他们不遗余力地想尽办法追求温饱的生活，但环境的残酷却总让其无奈。但是，他们总要活下去，如蝼蚁般顽强地活下去。于是，大多数没有本钱的人选择了为五金电器业务跑供销：新华郑元孟出身赤脚医生、天力管件的柳知春出身铁匠，均做过供销员。有统计数据称，今天绝大部分40岁以上的柳市老板都当过电器供销员。
不管怎样说，即使困难重重，1978年还是应该算柳市个体户的黄金时期。穷困的人们如同一夜之间确定了人生理想。偷鸡摸狗的不务正业者学会了扎花圈，爱赌博的混混也有模有样地做起了摆摊的买卖。〃八大王〃之一的刘大源记忆中，〃柳市迎来建国后治安最好的三年〃。可见，经济，这个日后被保守主义者一再指责为〃导致道德下滑的元凶〃，也是无形的道德规范者、社会秩序维持者。
当时，最热闹的前后市街，〃八大王〃彼此店铺相邻。而此后十多年才声名鹊起的正泰南存辉刚辍学不久，在〃目录大王〃叶建华店门前练摊修鞋。
温州人头顶上，是国家即将掀起改革大潮的政策。虽然遥远到不可及，但毕竟在通过时间层层传递。即便如此，倘若没有温州人被诸多负面因素所激发的种种创业激情，单靠政策的渗透，温州经济不知要慢下来多少节拍。
卡尔·波普尔曾经讲过：人们选择民主，并不是由于它的种种好处，而是为了避免暴政。某种程度上也许就可以这么说：温州人之所以选择民营经济，也绝非他们从一开始就明晰地看到了它的种种优劣，而是为了脱离贫困。这是一种无关乎理想的人性本能，是跳跃在温州经济躯体内最为朴素而核心的自由精神。
如果能对自己的人生重新规划，胡成中会选择读完初中、上高中、考名牌大学，用知识来改变命运。可人生没有假设，少年失学的他只能看到同学们背着书包兴致勃勃地上学而心里阵阵难过。生活贫苦不堪，又怎么能有更高层次的追求呢？对于饭都吃不起的人来说，读书简直就是一种奢侈。穷则思变的冲动与遥不可及的大学梦无疑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
今天是残酷的，明天是残酷的，可后天是光明的。正是看到了未来的曙光，胡成中选择了自己的路：走南闯北跑供销。他带着姐姐给的200元钱，平生第一次乘上了开往长沙的火车。
长沙郊区的乡村土路上，胡成中背着样品在泥泞中艰难跋涉。馒头和水背在身上，一般在村户家借宿，实在找不到住的地方，找个草垛也能过夜。年末，为了推销低压电器，胡成中已经在长沙郊区85个村子的抽水站间连续跑了十几天。远处驶来一辆拖拉机，他拼命追赶，可拖拉机还是驶了过去。他只能在寒冷中耐心等待搭乘下一辆车，好载他到下一个推销地点。一天夜里九点，在公路上冒着刺骨寒风等了四个多小时，胡成中才吃力地爬上了路过的运煤车。此时，他心中唯一的心愿是能喝上一碗热开水，能在两块钱一夜的通铺上痛痛快快地睡一觉。
这天，胡成中赚了100元。那年，中国农民的贫困线是年纯收入100元。
三十年回头看，如今生意做得呼风唤雨的温州民营企业家中，少有正规大学毕业生，更不要说是改革开放后第一届77级、第二届78级的大学生了。当然，命运加诸其身的枷锁开始显现松动的迹象时，温州人也没有片刻犹豫。他们一把抓住了机会，何况机会来得如此恰如其时。
1977年8月，复出一个月的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由于他的果断，10月初，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招生工作文件；10月中旬，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校招生意见，恢复全国统一考试，凡工人、农民、知青、干部、应届高中毕业生均可报考。
高考是弃旧图新的标志。
求知的火种蔓延到角角落落，进入千家万户，把十年〃文革〃郁积在人们内心的苦闷、抑郁一扫而尽。恢复高考的时间非常仓促，仍有1160多万考生带着积聚了十年的饥渴和梦想，从四面八方涌向久违的考场。
这一千多万人中，有日后中国英语培训教父级的人物俞敏洪，有〃家电三雄〃黄宏生、李东生与陈伟荣；有工人马蔚华，21年后他接管中国最好的商业银行招商银行；有青年教师段永基，他考上北京航空大学研究生，而后崛起于中关村数十载……于是，中国数十年来声势最浩大的一次考试如火如荼地开始了。让人惊叹的是，〃文革〃对经济造成的破坏竟使国家一时拿不出足够的纸来印考卷，于是中央决定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不难想象，决策者当年做出这一抉择之艰难、所需魄力之巨大及其意义之深远。
资料显示，温州参加考试学生15326名，其中525名学生考上大学。各地政府纷纷张贴红榜公告，一时间人们奔走相告，气氛好比是当地出了状元，热烈又喜庆。金榜题名的温州考生中有两位叫周庆治与高天乐。
因〃文化大革命〃耽搁，周庆治23岁才得以参加1978年高考，录入杭州大学历史系。
〃四人帮〃横行时期，那些不搞政治投机，脚踏实地，想通过高考改变人生的青年们始终报国无门，虚度十年青春。正因如此，周庆治非常珍惜高考恢复后所获得的机会。他勤奋好学，经常熬夜，又长期营养不足，所以面色苍白，被同学戏称为〃白面郎君〃。
杭州大学历史系与浙江地产界关系特殊，不少风云人物都出自该系。而非常巧合的是，十年后，周庆治的南都集团在杭州房地产圈最大的竞争对手绿城集团的宋卫平，与他恰是历史系82届同班同学。
鱼跃龙门，江鲫飞跃。大学四年毕业后，周庆治的命运的确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