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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共产党员〃，可是真正能够理解他种种举动的人却寥寥无几。
更多的个体户们暗流涌动。在这群小人物中，章华妹的名头无疑最为响亮。
温州繁华的人民西路，大多数店铺已经打烊，只有法派西服斜对面一家店铺亮着灯。没有人会想到，名牌林立的人民西路隐身着中国〃第一位个体户〃章华妹。
纵览温商们的发展简史，皆由本能的自发自生启端，进化到自觉自然的境界。所以，沉寂了几代的经商意识在刹那间喷薄而出时，章华妹在潜意识中开始重新审视生活的环境，并努力寻找出路。
章家七个子女，章华妹最小。哥哥们都有工作，幺妹的出路却成难题。七兄妹的父亲解放前做布匹生意，善于经营。当他感觉到暖风吹开冻层，官方的桎梏和单调在慢慢被开放和丰富代替时，便决定〃怂恿〃小女儿做生意。一方面出于生活压力，另外他似乎看到这个女儿身上有股天然的商业气质。
父亲没有看错，章华妹的确有经商的头脑。温州大街小巷冒出许多小裁缝店，却没有钮扣配套出售。发现生意门路，章华妹去外地购进了许多漂亮的钮扣。开张大吉，生意火爆。不过，比起在国营集体单位上班的同学，章华妹觉得低人一等，〃同学看到我做买卖都觉得自己害臊〃。
人生就是一场自信与自卑的平衡。当章华妹一个月能赚到工薪阶层10倍的报酬时，自卑感逐渐减弱。后来，她竟然有勇气和胆量跑到苏州国有知名钮扣生产厂家谈合同进货。尽管遭受了国营厂职工无数的白眼和轻视，她的决心和诚意最终还是打动了一位厂领导。进到第一批新货后，闻讯专门给新衣服配钮扣的客人蜂拥而至。
一年后，鼓楼工商所成立，对辖区商贩进行摸底调查。工商所找到章华妹，表示〃国家对做生意放开了，可以去领一个营业执照。〃当时国家没有营业执照样本。工商所工作人员参照企业执照，用毛笔画了一个温州市个体营业执照，包括名称、地点、项目，到市新华印刷厂印发了两万本。
〃自己家门口卖东西还要什么执照？〃章华妹回家与父亲商量。经验老到的父亲告诉她：〃执照对我们以后的生意会很有用，马上去申请一张。〃章华妹拿了申请表格，送到鼓楼工商所。1980年12月11日，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印章盖在一份特殊的营业执照上工商证字第10101号。执照上清楚地写着：
姓名：章华妹
地址：解放北路83号
生产经营范围：小百货
注册资金：150元
工商所第一批发出1844户个体营业执照。第一个拿到执照的章华妹，将开业日期修改为1979年11月30日。
这年，章华妹21岁，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偶然间已成为中国〃个体户第一人〃。而这张用毛笔填写的营业执照，宣告着一个时代的开端：高度计划的经济体制有了解冻的迹象，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民营经济将释放出完全不一样的力量。在今后的岁月磨砺中，温州那些出身寒微的先行者与后入者，虽如草根一样土生土长，却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一有土壤就发芽，一见阳光就灿烂，经历着喜怒哀乐中的锤炼，享受着悲欢离合中的收获。
申请到执照，章华妹有了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经营得到政府承认，不用再偷偷摸摸〃。她大方地将执照挂在门店显眼处。而后，章华妹丈夫余新国去广州考察项目，发觉温州生产的衣服上的珠片在本地买不到。夫妻两人没有片刻犹豫，贷款一万，借了一万，尝试扩大生意规模卖珠片。
珠片一卖就是五年，银行贷款还了，借债也清了，还买了一万多的房子。但是，温州城区做珠片生意的人越来越多，章华妹夫妇决定转变方向。他们投资皮鞋，几万元积攒金全部投进去，血本无归。开朗乐观的章华妹选择与丈夫重回妙果寺批零钮扣生意。夫妻俩赶上了妙果寺小商品市场的黄金时期，全国各地来往商客熙熙攘攘。
余新国负责去桥头钮扣市场进货，章华妹在店里接待客人。她从早7点一直忙到晚19点，常到下午3点嗓子就几乎说不出话来。如今她的嗓子略带沙哑便是那时卖力吆喝留下的后遗症。90年代初期，章华妹去意大利考察，带回时尚样品提供给厂家参考。夫妻俩也转而代理一些中高档钮扣拉链。钮扣〃小生意〃断断续续做了三十年。现在，章华妹的公司已经完全告别当初妙果寺那种粗放型经营方式，而是通过客户网上下订单成交交易。
2004年，温州被央视评选为中国活力城市，章华妹一夜之间成为媒体和政府间的红人。市政府有关部门找到她后，这个平淡生活了四十几年的普通温州女人，才知道当年领的营业执照上10101号的含义。她作为温州个体私营经济代表之一，登上了中央电视台。而节目组送给她的礼物是28年前的营业执照底册。回到温州，章华妹将底册悬挂店堂，并且在〃华妹服装辅料有限公司〃的招牌下，印制了〃中国第一个个体工商户〃的字样。
改革开放到了第三十个年头，章华妹和丈夫依然平静地生活在一起。据说两人〃结婚20多年，没吵过一句〃。营业执照前后换了三次，户主〃章华妹〃依然未变，但她坚持认为自己是在帮丈夫打工。公司每一张名片上，章华妹的名字都是她自己手写在丈夫余新国的名字下面。即使平时商场往来的收据单上标的也是〃新国辅料收据〃。如今，章华妹和丈夫住在19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车子从桑塔纳2000换成了奥迪A4。她唯一的心愿是〃丈夫健康，儿子事业有成〃……
与其他个体户相比，章华妹的发迹史打着更深的〃小人物〃的烙印。没有经过惊天动地的经商哗变，只是敏锐地捕捉每一个市场松动的信号。或许，这让立志于做大事的人不屑一顾，对这些小人物来讲，则足以养家糊口或者过上富足生活，足以为当时慷慨激昂的改革进行曲奏出动听合音。
其实，温州民营经济史，多是小人物的奋斗史，起家于〃小商小贩〃，作坊不大，多是单打独斗，没有背景，缺少资本，如履薄冰，在大浪淘沙中随经济脉搏的跳动而各自演绎风流。曲调不够高雅，曲风不够豪迈，但前呼后应，千曲万曲奏起来，把整个温州城烘托得轰轰烈烈。
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初步转轨，是从密不透风的铜墙铁壁中凿光，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推动，更需要民间力量的波涛暗涌。换个角度，倘若将章华妹、张小泉、胡玉明、汪志骅放置在一个正常社会，他们只能是一批〃乱七八糟〃的普通人，或者只是微不足道的沧海一粟。几十年后，他们终将淡出人们的记忆。然而，无论是浮出水面的幸运者，还是永远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努力改变个人命运的同时，也推进着社会的进程，从而改变了国家的命运。同时，在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第二年，一切秩序混沌且含糊，他们又势必成为百万不甘于消沉的温州人自觉不自觉效仿的榜样。
于是，不久以后，我们便能够看到更多的个体户像野草一样满温州蓬勃生长，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活力。
改革开放的一项巨大成果，便是个人财富的惊天积累。由此，二十多年之后，姗姗来迟的《物权法》诞生时，才会引起那么大的争议。因为它的诞生让积累而成的财富的拥有者吃上了一颗法律的〃定心丸〃。
温州第一批富裕起来的人，我们姑且称之为〃第一代富豪〃。那是怎样特殊的一代富豪！他们大多由手工业者、城市无业者和农民组成，徘徊于社会的边缘，饱受冷落与歧视。他们曾经彷徨，曾经绝望，曾经痛苦不堪，曾经生不如死。最后，迫于生计的他们，在走上相似的道路后，担当起〃个体户〃这个共同的名姓。温州工商局曾对温州市区个体商贩进行一次全面深入调查，结果显示：市区2855户无证商贩、农商贩、手工业户中，全家无职业或收入甚微的贫困户占据了80％。
并非每个个体户都是如此。下海前的郑秀康还是国有工厂的副厂长，收入虽不高，可还不至于会被人轻视。
郑秀康少年老成，16岁已显示出与常人不同之处。初中毕业，他到国有集体企业温州市通用机械厂求职。和他一起去的18个人中，他年龄最小，个子倒数第二。17年后，副厂长郑秀康边工作边做制鞋学徒，目的只是为了改善日子，养活老婆孩子。
做皮鞋的师傅一听郑秀康33岁，连连摇头：不行不行，我们十五六岁当学徒，你这样的年纪学不出来了。然而，郑秀康以45天的时间学会了别人三年才能学会的制鞋技术。
那天，他试做成了第一双成品皮鞋，比市场售价高了两元钱。随后几天，他连夜赶制皮鞋，在国庆节送到鞋店销售。鞋店老板看了皮鞋后告诉郑秀康：别人的鞋给14元，你的给16元。〃郑秀康能制鞋子〃的消息传到厂长耳朵里，厂长担心人才流失，找到他谈心，承诺分房、提高收入。
改革开放已经到了第二年，郑秀康的生活依然艰辛。终于，他向单位正式提出了辞职，创办红象皮鞋作坊。〃我决定做消费品，要么做沙发，要么制鞋。最终选择制鞋，是因为家里的住房太小，一家老小挤在只有八平方米的小屋里，连个沙发都放不下。〃
温州早期的工厂基本都是家庭作坊式的，只需一笔不大的资金就能运作。即使是这样，场地和资金问题还是让郑秀康焦头烂额。最终，他的老婆将陪嫁的物品悉数拿出，包括那个年代最少见的五块毛料和一只手表，全部半价忍痛贱卖。〃她的压力也很大，娘家人也不能理解，女儿四岁，小儿子还在襁褓中。〃郑秀康说，〃她吃了很多苦，孩子全交给了她一人，没有自来水，去河里挑水洗衣做饭，担心把孩子留在家里影响我干活，扁担一头是孩子，一头是装满水的桶，毫无怨言。〃
初建的〃红象〃小得不足以被称为企业。郑秀康就在仅仅三平方米的作坊里，从下午5点多做鞋，晚上八九点钟吃晚饭，饭后继续，一直到次日凌晨两三点钟，天天如此。由于双手过度疲劳，十个手指竟颤抖不止。财富缓慢而有序地被积攒着。这样一天，他能做三双，赚十几块，一个月下来能有几百元钱。
改革又是一个吐故纳新的过程，不仅要有〃新花样〃，更要铲除〃旧花样〃。
6月，五届政协第二次会议在京开幕，邓小平在会上致开幕词：我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国的资本家阶级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如果说个体私营经济的放开，牵扯到的仅仅是在经济政策上放开了一条让人民群众的生活变得更好的口子，还不算严重。这到底是权宜之计，还是长期政策，下面的人不知道，上面的人也是在摸索中看风向。好的话，就不断地豁大口子，不好的话，就收紧口子。但是对于原来的〃资本家〃态度的转变，牵扯到的就是经济与政治的两根弦。其余的不论，单讲邓小平，以前将他打倒，用的名义也是〃正在走的最大的走资派〃。可见对待〃资〃的问题上政治的敏感性有多强。
11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六部门提出的《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问题的请示报告》：1956年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时，把一大批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劳动者统统称为私方人员，按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对待。这个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当前应明确他们本来的劳动者成分。
文件下达后，温州市委、市革委会决定撤销〃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文件，拨乱反正，落实政策，肃清流毒，为所有受迫害被牵连的干部、群众平反，恢复名誉。入狱四年多之后，叶笃木被〃无罪〃释放。他当场热泪盈眶，厄运之后真的等到了春天。历史的细账早已无法清算和补偿，可毕竟人生重新开始。
叶笃木的早年经历，带有明显的温商特色，极具中国第一代个体户的典型性：12岁痛丧双亲，15岁投奔表舅颇有名气的美康服装行老板。寄人篱下且早熟的叶笃木深知自己处境尴尬，学徒期间格外努力。当别的师兄弟每月仅拿十几元工钱时，他已能挣到百元，甚至更多。这份认真与勤奋不仅赢得了表舅的器重，也为他带来了一段佳缘表舅的堂侄女，即叶的表妹嫁给了他。
〃文革〃初期之前，叶笃木请来两位师兄弟晚上加班赶制服装。第一个星期三人挣了90多元，每人分得30元。这30元成为他〃办地下工厂〃的如山铁证。公判大会接连而至，最终叶笃木被判劳教五年。其妻怀有身孕，因而暂时得以〃宽大〃处理，但产后不久仍被下放农村大队，罚插秧三个月。
很多时候，小人物们的心理脆弱超出了人们对草根一族所期望的承受力。他们可以承受一切苦难，却无法对一次历史〃错判〃释怀，同时又缺乏对宏观局势准确的判断力，以至于成了惊弓之鸟。所以，即使前方是一马平川，有无数人热情鼓励他们，他们再不敢放开大步向前。
出狱后，叶笃木重操旧业。年过半百的他承包了一乡镇厂的裁板车间，一直做到1999年。因为有过这么一段不寻常的人生磨难，叶笃木的内心深处曾充满着恐惧和不安。怕政策有变，谨慎的他在日后不惜重金将子女悉数送往国外。
政府管制在一步步中有了松动的迹象。9月15日，浙江省批准开放温州农副产品市场，允许三类农副产品上市交易。
这一政策决定看似宏观，却又具体。宏观上，市场这样的字眼，在改革开放第二年，还没有很清晰地被鉴定。自下而上的中国人都还在摸着石头过河，前途未知。具体而言，开放的只有农副产品类，其他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依然处于计划之内，边缘于市场的外围。
牵一发而动全身。不能不说，市场的全面解禁在很大程度上从这里开始，农副产品市场的开放不仅开了先河，也定下了调子。几年之后，三大贸易市场、十大商品产销基地和专业市场争先恐后地登台亮相，市场成了温州民营经济的标签之一。
温州成为全国第一个开放城市农副产品市场，并非历史的机缘巧合，它源于一次次面对风险而勇于尝试的市场探索。
确切地说，温州开放农副产品市场的时间是在1978年。那时还没有官方的正式文件认可，只是一种试点。那一年对于当时的市工商局副局长陈寿铸来说，紧张却满怀期待。因此，直到今天，天命之年的他对于那段记忆，仍旧激情满怀。
1978年，中国处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运转之下，副食品供给由国家统一调配，供需只能在经济总量上达到平衡，商品大多需要凭票购买。小卖部的横幅永远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许多60年代生人的童年回忆里，过年时花生瓜子是要按人头凭票购买的。这在商品琳琅满目、物质丰裕的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农业底子薄弱的温州经历了十年浩劫，雪上加霜，副食品供应极度匮乏。据说最困难时，温州城市居民的饭桌上只有青菜和萝卜干，每月凭票供应的半斤猪肉，对于当时的人们是极为奢侈的享受。和城市相比，渔民的饭桌稍显丰厚，他们不仅有自留田，也有自留水产品，甚至还有些富余，比如蛏子、牡蛎之类。一方面有需求，一方面有供给，却因为政策的限制，两边无法完成对接。
实际上，民间的对接早在那个时候已经悄然进行。30岁出头的陈寿铸正在工商局市场科工作，每天清晨，他和同事出发取缔无证商贩。他的想法单纯，〃每天想的都是如何保护社会主义〃。
在工作中，陈寿铸发现，不仅小商贩们的民间智慧令他头疼，就连市民也帮助他们打游击。他们不仅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还招来了他们的对立情绪。这使得此时的陈寿铸心生疑惑，开始怀疑自己的初衷。
小商贩们手拎两三条鱼，在鱼鳃里藏着一张注明斤两和价钱的小纸条，碰到买主，就掀开鱼鳃，讨价成交；遇上工商，谎称是自己买来吃的，按规定买主不必接受惩罚。遇的多了，陈寿铸和他的同事们也都开始将内心的天平偏向小商贩，远远见着小商贩就用吹哨的方式善意提醒他们避开检查。
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如火如荼。顺着这个背景，市工商局向革委会提出开放城市农副产品市场的申请。市里统一在市区东门涨桥头、瓦市巷、朔门三处试点，开放农副产品市场，老百姓反应热烈。1978年10月，温州城市农副产品市场全面开放。1979年1月8日，清明桥、上陡门、永中、瞿溪等11个粮油市场也相继开放。
社会〃左〃的思潮不可避免地无孔不入。不久以后，浙江、江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