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桨，划起独木的小舟，再向着广阔的人间的海洋驶去，那两盏明灯悬挂
在船头照耀着我的航路。我回过头望，我看不见岩石。海浪已经淹没了
它。
没有眼泪，没有笑，没有诉苦，没有悔恨，我紧紧地握着桨，向那
海的中心划去。我不怕暴风巨浪颠覆我的独木小舟，我只是默默望着船
头的两盏明灯。
1932 年
“新年的梦想”
在现在的这种环境中，我连做梦也没有好的梦做，而且我也不能够
拿梦来欺骗自己。“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只感到冷，觉得饿，我只
听见许多许多人的哭声。这些只能够使我做噩梦。
那些线装书，那些偶像，那些庙宇，那些军阀官僚，那些古董，那
些传统。。那一切所谓中国的古旧文化遮住了我的眼睛，使我看不见中
国的未来，有一个时期使我甚至相信中国是没有未来的。所以在一篇小
说里我曾写过这样的话：
“我们中国民族恐怕没有希望了，他已经是太衰老了。像这样古老
的民族，如今世界上再寻不出第二个来。在我们中间并没有多少活力存
在着，所以我们的青年是脆弱得很（我自己也是）。我们如果得不着新
生，就会灭亡，灭亡而让位给他人。那黎明的将来是一定会到来的，我
的理想并不是一个不可实现的幻梦。可悲的是也许我们中国民族会得不
着新生。想到将来有一天世界上的人都会得着自由平等的幸福，而我们
却在灭亡途中挣扎，终于逃不掉那悲惨的命运，这情形真可以使人痛心。
为全人类的未来计，也许我们应该灭亡。但一想到我们这许多年的苦痛
的经验，而且就我们中国人的地位来说，我们对这命运是不能够甘心
的。。。”
“我要努力奋斗，即使奋斗结果，我们依旧不免于灭亡，我们也应
该奋斗。即使我们前面就立着坟墓，但在进坟墓以前我们还应该尽我们
的力量去做一番事业。奋斗的生活毕竟是最美丽的生活，虽然里面也充
满了痛苦。为了惧怕灭亡的命运，为了惧怕痛苦而去选取别的道路，求
暂时的安舒的生活，那是懦夫。我们要宝爱痛苦。痛苦就是我们的力量，
痛苦就是我们的骄傲。”我的中年的悲哀
我拣了这题目下笔时，不禁万感交集。我和文学发生关系，时间不
算不久，可是在文学上毫无建树，这只怪自己既无天才，又乏修养，且
少一番虚心研究的功夫。
当初父母要我习医，又要我研究工业，我却违命选了文学这门学问
钻研。我并非没有济世救人的雄心，怎奈过于看重那一点年轻人的热情，
以为干燥深奥的学理、实验室内的工作皆会拘束青年的灵魂，阻碍其自
由发展。其实这种见解全是错误。再说对于文学，我又何尝下过钻研功
夫？文学理论、美学原理等等基本研究，不但我未入门，便是诸位欧美
游学归来的堂堂教授也未见得便懂了点皮毛。大学四年中西洋文学系的
训练，使我至今还不很清楚文学究竟为何物。我从未得过一个明确的观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 年1 月《东方杂志》第三十卷第一号，系该刊“新年的梦想”专栏之元旦征文。原
无标题。
① 本篇原收入1934 年7 月生活书店版《我与文学》。署名黄树辉。
念。如今我又在中学里靦然为人师了。我也许会再贻误一些更年轻的人
像那般教授贻误我一样的吧。每逢清夜自思，我只感到良心的痛悔。
我自小喜读小说，常与书中人共衷共喜，甚且将书中人物与实生活
中之人物相混，我可以说自小就生活于小说中。我也读诗词，尤喜背诵
诗词中的佳句。长大我学诗，后又学写小说。诗稿我秘藏着，怕给人看。
如今连诗情也为生活之洪炉熔化得一干二净。小说倒发表过好几篇，大
都在日报副刊上，仿佛不曾引起人注意。
起初我立下了近乎大胆的志愿想凭着些微的热情，在文学园地中做
一名园丁，培植几棵奇花异卉。在文学中追求我的理想，结果是到处碰
壁。我咬紧牙关在艰苦中奋斗了几年，头上的白发一天天增加，而青年
时期的理想也跟着一个个落了。
人到中年，心情衰老了。中年人的悲哀又在虫蚀我的血肉。这种又
浅淡又痛切的悲哀隐约在我的小说中流露。我的思想渐渐枯窘，笔也渐
渐迟钝，只是我不甘寂寞，故未搁笔，每年也还要勉强写两三篇文章。
自己深知，我的小说不为人注意，很合公道。我因为谨守明哲保身的遗
训，故不敢抓住时代的洪流描写。我未失恋，亦未打过某一位女人的主
意，故不会写爱情小说。我未进过舞场，又未曾到轮盘赌窟巡礼，故不
明白都会主义。我生性愚蠢，既不知宇宙之大，又不知苍蝇之微，故不
懂幽默。要之登龙乏术，投机无力。我所写的不过一些平凡人的平凡的
悲哀而已。我仿佛给自己修建了一座堡垒，妄想用来抵御时代的洪流。
可是在洪流的冲击中我的堡垒禁不住动摇了。。。
我究竟往何处去呢？。。
图书馆
我在《文学》上发表的文章叫北平图书馆出来说话了。有人说北平
图书馆是衙门，（譬如从里面拿东西出来要去找里面什么要人求一张“放
行”的条子。里面办事人对读者的态度就和官僚对百姓的一样。我的一
个朋友有一次生起气来，几乎要把那位杂志部的职员揍一顿，北平《世
界日报》去年正二月内曾刊载好些攻击北平图书馆的文章。）想不到这
一次居然没有摆出衙门的架子，真是难得的事情。北平图书馆的声辩，
的确是“一个小小的声辩”，因为它所声辩的就只是关于左拉、霭理斯、
加本特诸人的重要著作这一点（其实许多更重要的人的书那里也没有），
但就是这一点我也不承认我说过什么错误的话。去年春天三个月里我差
不多每天都去图书馆翻那“目录屉”里的卡片，虽然这是一年前的事情
了，但我的记忆决不会骗我。我在那“目录屉”里面的确找不着上述那
三个人的重要著作。譬如左拉的我只看见一本德文的《巴勒加医生》和
英文的一本什么，加本特、霭理斯的著作也有二三本。也许图书馆就把
这当作他们的重要著作也未可知。然而我虽不懂用一千八百块钱买来的
《金瓶梅》的价值，（关于这一千八百元，图书馆自然又有理由声辩，
因为账上只开着一千元，另外影印了一百部出卖，抽了八百元的版税来
补足。）我却也知道什么是左拉的重要著作和霭理斯的“性心理”的价
值。加本特的书我也有过几本。法文书据说由邵可侣介绍买了好些，但
结果“目录屉”里找不着一本。一说是没有找着一个懂法文的人去编目，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5 年4 月20 日《漫画生活》第八期。
但一个教授却说，他曾接到过一本法文目录，真相如何我也不能明白。
但直到我离北平为止，“目录屉”里没有法文书目的事我却可以断言的。
现在北平图书馆居然开列出什么表来了，可惜《文学》编者不曾把
这表披露给我们看，所以我不知表上是什么东西。假如这表上居然开满
了那三个人的著作时，那么，这不是欺骗，就是临时添置的。如果后者
是事实的话，我的文章倒有了效果了。
北平图书馆没有的书还多着呢！五四时代的重要刊物如《新青年》、
《新潮》之类，那里就只有残缺的几本。假如良友公司编《新文学大系》
只到那里去找材料，结果什么也编不出来。我再说一句：北平图书馆只
是一个点缀文化城的古董。对于中国的青年它完全没有用。因为在这艰
苦的环境中挣扎着的中国青年要读的书决不是《金瓶梅词话》一类的东
西。
我没有学过图书馆学，但是我也知道图书馆不是衙门，不是古迹，
不是古董商店，不是养老院。一个图书馆纵然拥有价值一百数十万元的
宫殿式的房屋（然而里面的大阅览室却只能容二百人）和价值数万元的
大门（参见《水星》一卷六期），收藏着价值一千八百元的《金瓶梅词
话》和这类似的所谓善本书，养活着几十位名流学者以至杂役听差，这
个图书馆依旧是不必要的，因为它忘记了读者大众。图书馆离了读者而
存在，这是中国所独有的事实了。这些话自然不是专门对北平图书馆说
的。
现在东方图书馆要恢复了。对于这图书馆我的确充满着感激的念
头，虽然我每次到那里去都要花几个铜板买门票，虽然那里的办事人没
有打出为国家做什么做什么的招牌，但是在那里我得了一切的便利，使
我时时都觉得只有那才是为读者大众设的图书馆。我希望复兴后的东方
图书馆更能够满足读者大众的要求，给中国图书馆立一个好的榜样，我
们要拥护它。至于花了我们父兄的血汗建筑起来的宫殿——北平图书馆
呢？我再没有话可说了。
写作生活的回顾
1927 年1 月15 日我和朋友卫在上海乘船到法国去。在印度洋舟中
我给一个敬爱的朋友写信说：
我现在的信条是：忠实地生活，正直地奋斗，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上帝
只有一个，就是人类。为了他，我准备贡献出我的一切。。
2 月19 日我便到了巴黎。
朋友吴在拉丁区的一家古老旅馆的五层楼上给我和卫租了房间。屋
子是窄小的。窗户整日价开着，下面是一条寂静的街道，那里只有寥寥
的几个行人。街角有一家小小的咖啡店，我从窗户里也可以望见人们在
那大开着的玻璃门里进出。但我却没有听见过酗酒或赌博的闹声。正对
面是一所大厦，这古老的建筑，它不仅阻止了我的视线，并且往往给我
遮住了阳光，使我的那间充满着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显得更忧郁、更阴
①
本篇系据《写作的生活》（1932 年12 月9 日作）一文改作，曾先后收入1936 年2 月开明书店版《巴金
短篇小说集》第一集及《巴金文集》第七卷，现移作《谈自己的创作》附录。
暗了。
除了卫和吴外，在这城里我还有三四个朋友。有时大家聚会在一起，
我们也有欢乐的谈话，或者热烈的辩论。我们都是彼此了解的，但是各
人有各自的事务，不能够天天聚在一处。卫又喜欢整天到图书馆或公园
里去。于是我就常常被留在那坟墓般的房间里，孤零零地拿破旧的书本
来消磨我的光阴。
我的生活是很单调的，很呆板的。我每天上午到那残留着寥落的枯
树的卢森堡公园里散步，晚上到Alliance Franccaise①附设的夜校补习
法文。白天就留在旅馆里让破旧的书本蚕食我的年轻的生命。我在屋子
里翻阅那些别人不要读的书本。常常在一阵难堪的静寂以后，空气忽然
震动起来，街道也震动了，甚至我的房间也震动了，耳边只是一片隆隆
的声音，我自己简直忘了我这个身子是在什么地方，周围好像发生了一
个绝大的变动。渐渐地闹声消失了。经验告诉我是一辆载重的汽车在下
面石子铺砌的街道上驰过了。不久一切又复归于静寂。我慢慢儿站起来
走到窗前，伸出头去看那似乎受了伤的街，看那街角的咖啡店，那里也
是冷静的，有两三个人在那里喝酒哼小曲。于是我的心又被一阵难堪的
孤寂压倒了。
晚上十一点钟过后我和卫从夜校出来，脚踏着雨湿的寂静的街道，
眼望着杏红色的天空，望着两块墓碑似的圣母院的钟楼，那一股不能熄
灭的火焰又在我的心里燃烧起来。我的眼睛开始在微雨的点滴中看见了
一个幻境。有一次我一个人走过国葬院旁边的一条路，我走到了卢骚的
铜像的脚下，不觉伸了手去抚摩那冰冷的石座，就像抚摩一个亲人，然
后我抬起头仰望着那个拿着书和草帽的屹立着的巨人，那个被托尔斯泰
称为“十八世纪的全世界的良心”的思想家。我站立了好一会儿，我忘
了一切痛苦，直到警察的沉重的脚步声使我突然明白自己是活在怎样的
一个世界里的时候。
每夜回到旅馆里，我稍微休息了一下这疲倦的身子，就点燃了煤气
炉，煮茶来喝。于是圣母院的悲哀的钟声响了，沉重地打在我的心上。
在这样的环境里，过去的回忆又继续来折磨我了。我想到在上海的
活动的生活，我想到那些在苦斗中的朋友，我想到那过去的爱和恨，悲
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我想到那过去的一切，我的心就
像被刀割着痛。那不能熄灭的烈焰又猛烈地燃烧起来了。为了安慰这一
颗寂寞的青年的心，我便开始把我从生活里得到的一点东西写下来。每
天晚上我一面听着圣母院的钟声，一面在一本练习簿上写一点类似小说
的东西，这样在三月里我就写成了《灭亡》的前四章。
渐渐地我的生活变得有生气了，朋友也逐渐多起来。我从他们那里
借到了许多宝贵的书籍，我只担心每天没有够多的时间来读完它们，同
时从E。G。，Mtlau 他们和我往来的信函中得到了一些安慰和鼓舞。
我便把我的未完的小说搁起来，我没有功夫再写小说了。一直到8 月23
日读到巴黎各报的号外，知道我所敬爱的那个鱼贩子（就是《灭亡·序》
里说到的“先生”）和他的同伴被烧死在美国波士顿查理斯顿监狱里的
时候，我重读着他写给我的两封布满了颤抖的字迹的信，听着外面无数
① AllianceFranccaise：法文协会。
的人的隐约的哭声，我又从破书堆里翻出了那本练习簿，继续写了《灭
亡》的十七、十八两章，以后又连续写了第五、第六、第十、第十一、
第十二共五章。
过后我的时间就被一些经济学书占去了。接着我就用全副精神来读
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尤其是那本《伦理学的起源及发展》，我开始翻译
它，而且为了翻译它的缘故我又不得不读起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诸人的
著作来。我甚至熟读了《圣经》。我已经不去注意那部未完的小说稿了。
第二年（1928 年）的夏季，是在玛伦河岸上的一个小城市里度过的。我
在那时候过着比较安适的生活。这城里除了我外还有两个中国青年，他
们都是我的好友。我们寄宿在一个中学校里面。那里安静而和平。每天
早晨和午餐后我一个人要走过一道小桥，到河边的树林里去散步，傍晚
我们三个聚在一起沿着树林走得更远一点，大家畅谈着各种各类的话，
因为在那里谈话是很自由的。
一个晴朗的上午，我挟了一本惠特曼的诗集在树林中散步归来，回
到学校里，接到了一封经过西伯利亚来的信，这是我大哥从成都寄来的。
信里充满着感伤的话，大哥是时常这样地写信的。我一字一字地把信读
完了。我不觉回想到从前做孩子的时候我和他在一起度过的光阴。我爱
他，但我不得不永久离开他。我的苦痛是很大的。而他的被传统观念束
缚着的心却永不能够了解。我这时候苦痛地思索了许久，终于下了决心。
我从箱子里翻出了那一部未完的小说稿，陆续写了第七、第九、第十三
三章。因为那时我已经译完了《伦理学》的上卷，送走了那些古希腊的
哲人和罗马的圣徒，我有时间来写小说了。
后来根据一个住在南方的朋友的来信，我又写了《灭亡》的第八章
（《一个爱情的故事》）。这朋友是我所敬爱的，他的爱情里的悲欢也
曾引起我的共鸣。我很抱歉我把他的美丽的故事送给了像《灭亡》里的
袁润身那样的人。所以回国以后我又把那故事改写成了一篇题作《初恋》
的短篇小说来献给他。
以后这工作就没有间断了。每天早晨我一个人在树林里散步时，我
完全沉溺在思索里。土地是柔软的，林外是一片麦田，空气中弥漫着甜
蜜的麦子香。我踏着爬虫，听着鸟声，我的脑里却出现了小说中的境界。
一些人在我的眼前活动，我常常思索到一些细微的情节，傍晚在和朋友
们散步谈话中，我又常常修正了这些情节（下午的时间就用来译书和读
书）。夜静了，我回到房里就一口气把它们写了下来。不到半个月的功
夫我就写完了《灭亡》的十九、二十、十五、十四、二十一这五章。
这样我的小说就差不多完成了。在整理抄写的时候，我加进了一章
《八日》（即第十六章），最后又添了一个结尾。我用五大本硬纸面的
练习簿把它们容纳了。我的两个朋友中的那个研究哲学的很高兴地做了
我的第一个读者。他给了我一些鼓励。但我还没有勇气把这小说稿寄给
国内的任何书店去出版。我只想自己筹点钱把它印出来给我的两个哥哥
翻阅，还送给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