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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有一个时期我朝夕瞻仰的卢骚的铜像不见了，现在换上了另一
座石像。是同样的卢骚，但在我眼前像座上的并不是我所熟悉的那个拿
着书和草帽的“日内瓦公民”，而是一位书不离手的哲人，他给包围在
数不清的汽车的中间。这里成了停车场，我通过并排停放的汽车的空隙，
走到像前。我想起五十二年前，多少个下着小雨的黄昏，我站在这里，
向“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作家，倾吐我这样一个外国青年的寂寞
痛苦。我从《忏悔录》的作者这里得到了安慰，学到了说真话。五十年
中间我常常记起他，谈论他，现在我来到像前，表达我的谢意。可是当
时我见惯的铜像已经给德国纳粹党徒毁掉了，石像还是战后由法国人民
重新塑立的。法国朋友在等候我，我也不能像五十二年前那样伫立了。
先贤祠前面的景象变了，巴黎变了，我也变了。我来到这里，不再感到
寂寞、痛苦了。
我在像前只立了片刻。难道我就心满意足，再没有追求了吗？不，
不！我回到旅馆，大清早人静的时候，我想得很多。我老是在想四十六
年前问过自己的那句话：“我的生命要到什么时候才开花？”这个问题
使我苦恼，我可以利用的时间就只有五、六年了。逝去的每一小时都是
① 本篇及以下《月》、《星》二篇，最初同时发表于1942 年《宇宙风》第一二三期。总题为《梦痕》。
②
中国神话：“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于旸谷，渴死。”（见《山海经》）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79 年6 月4 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追不回来的。在我的脑子里已经成形的作品，不能让它成为泡影，我必
须在这一段时间里写出它们。否则我怎样向读者交代？我怎样向下一代
人交代？
一连三个大清早我都在想这个问题，结束访问的日期越近，我越是
无法摆脱它。在国际笔会法国分会的招待会上我说过，这次来法访问我
个人还有一个打算：向法国老师表示感谢，因为爱真理、爱正义、爱祖
国、爱人民、爱生活、爱人间美好的事物，这就是我从法国老师那里受
到的教育。我在《随想录》第十篇中也说过类似的话。就在我瞻仰卢骚
石像的第二天中午，巴黎第三大学中文系师生为我们代表团举行欢迎
会，有两位法国同学分别用中国话和法国话朗诵了我的文章，就是《随
想录》第十篇里讲到我在巴黎开始写小说的那一大段。法国同学当着我
的面朗诵，可能有点紧张，但是他们的态度十分友好，而且每一句话我
都听得懂。没有想到在巴黎也有《随想录》的读者！我听着，我十分激
动。我明白了，这是对我的警告，也是对我的要求。第一次从法国回来，
我写了五十年（不过得扣除被“四人帮”夺去的十年），写了十几部中
长篇小说；第二次从法国回来，怎么办？至少也得写上五年。。十年，
也得写出两三部中长篇小说啊！
在巴黎的最后一个清晨，在罗曼·罗兰和海明威住过的拉丁区巴黎
地纳尔旅馆的七层楼上，我打开通阳台的落地窗门，凉凉的空气迎面扑
来，我用留恋的眼光看巴黎的天空，时间过得这么快！我就要走了。但
是我不会空着手回去。我好像还有无穷无尽的精力。我比在五十年前更
有信心。我有这样多的朋友，我有这样多的读者。我拿什么来报答他们？
我想起了四十六年前的一句话：
“就让我做一块木柴吧。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见
《旅途随笔》）
我一刻也不停止我的笔，它点燃火烧我自己，到了我成为灰烬的时
候，我的爱、我的感情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5 月22 日
我与开明
一
去年国内出版界为了纪念开明书店创建六十周年，召开座谈会，编
印纪念文集，有几位朋友希望我有所表示。我患病在家，不能到会祝贺，
想写文章，思想不集中，挥毫又无力，只好把一切推给渺茫的未来。现
在我已经不为任何应景文章发愁了，我说过：“靠药物延
续的生命，应该珍惜它，不要白白地浪费。”但怎样照自己的想法
好好地利用时间呢？我不断思考，却还不曾找到一个答案。
我始终相信未来，即使未来像是十分短暂，而且不容易让人抓住，
即使未来好像一片有颜色、有气味的浓雾，我也要迎着它走过去，我不
① 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1986 年5 月13 至17 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怕，穿过大雾，前面一定有光明。《我与开明》虽然是别人出的题目，
但“回顾过去”却是我自己的事情。每天清早，我拄着手杖在廊下散步，
边走边想。散步是我多年的习惯，不过现在走不到两圈，就感到十分吃
力，仿佛水泥地在脚下摇晃，身子也立不稳。我只好坐在廊上休息。望
着尚未发绿的草地上的阳光，我在思考，我在回顾。《我与开明》这个
题目把未来同过去连接在一起了。这一段长时间里，我不曾在纸上落笔，
我的思想却像一辆小车绕着过去的几十年转来转去，现在的确是应该写
总结的时候了。
可以说，我的文学生活是从开明书店开始的。我的第一本小说就在
开明出版，第二本也由开明刊行。第二本小说的原稿曾经被《小说月报》
退回，他们退得对，我自己也没有信心将原稿再送出去，后来。。过了
一个时期我在原稿上作了较大的改动，送到开明书店，没有想到很快就
在那里印了出来。这小说便是《死去的太阳》，它是一部失败的作品。
所以在谈到开明时我想这样说：开明很少向我组稿，但从第一本小说起，
我的任何作品只要送到开明去，他们都会给我出版。我与他们并无特殊
关系，也没有向书店老板或者任何部门的负责人送过礼，但也可以说我
和书店有一种普通关系，譬如，淡淡的友情吧。书店的章锡琛“老板”
当初离开商务印书馆创办《新女性》的时候，我给这份月刊投过稿（我
翻译过一篇爱玛·高德曼的论文《妇女解放的悲剧》）。后来在我去法
国的前夕，我的朋友索非做了这个新书店的职员，他写的那本回忆录《狱
中记》也交给书店排印了。关于我的小说《灭亡》的写成与发表的经过，
我自己讲得很多，不用再罗嗦了。叶圣陶同志就是在开明见到我从法国
寄回来的原稿，拿去看了以后，才决定发表它的。索非进开明可能是由
于胡愈之同志的介绍，他和愈之都学过世界语，他认识愈之，我1928 年
初秋从沙多—吉里到巴黎，才第一次见到愈之，这之前只是1921 年在成
都同他通过一封信。我在巴黎大约住了两个月，常常到愈之那里去。愈
之当时还是《东方杂志》的一位负责人，那个时候全世界正在纪念列夫·托
尔斯泰诞生一百周年，巴比塞主编的《世界》上发表了一篇托洛茨基的
《托尔斯泰论》，愈之要我把它翻译出来，我在交给他的译稿上署了个
笔名：“巴金”。我寄给索非的《灭亡》原稿上署的也是这个名字。可
是我的小说下一年才在《小说月报》上分四期连载，《东方杂志》是综
合性的半月刊，纪念列夫·托尔斯泰的文章在本年就发表了。这是我用
“巴金”这个名字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灭亡》就在《月报》连载的同一年（1929 年）由开明书店出版，
稿子是索非交去的，作为他主编的《微明丛书》的一种。这个袖珍本的
丛书在开明一共出了八种，其中还有索非自己写的《狱中记》等三部，
我写的《死去的太阳》和我译的日本秋田雨雀的短剧《骷髅的跳舞》，
苏联阿·托尔斯泰的多幕剧《丹东之死》，后面两部小书都是从世界语
译出的。还有一种《薇娜》是索非把我新译的短篇小说和李石曾的旧译
四幕剧《夜未央》编辑成册的，它们是同一位年轻的波兰作家廖·抗夫
的作品。《薇娜》是我翻译的第一篇小说，我只知道抗夫写过《夜未央》，
我在十六七岁时就读过它，我的朋友们还在成都演过这本描写1905 年俄
国革命的很感人的戏。1907 年我在巴黎买到《夜未央》的法文本，卷首
便是小说《薇娜》，一看就知道作者在写他自己。1928 年年初我译完《薇
娜》，从沙多—吉里寄给索非，这年 8 月下旬我离开沙多—吉里时就收
到开明出的那本小书。接着在将近两个月的巴黎小住中，作为消遣，我
翻译了全本《夜未央》，回国后交给另一家书店刊行，译本最初的名字
是《前夜》，印过一版，1937 年在文化生活社重排时我便改用李石曾用
过的旧译名，因为开明版的《薇娜》早已停版，那个短篇也由我编入另
一本译文集《门槛》了。
请原谅我在这里唠叨，离开题目跑野马，这的确是我几十年文学工
作中治不好的老毛病，但这样东拉西扯也可以说明我那几年的思想情况
和精神状态：我很幼稚，思想单纯，可是爱憎非常强烈，感情也很真挚。
有一个时期我真相信为万人谋幸福的新社会就会和明天的太阳一起出
现；又有一个时期我每天到巴黎先贤祠广场上卢骚铜像前诉说我的痛
苦，我看不见光明。我写作只是为了在生活道路上迈步，也可以说在追
求，在探索，也就是在生活。所以我为了最初出版的书不好意思收取稿
费，我或者把“版税”送给朋友，或者就放弃稿酬。当然开明书店是照
付“版税”的。它是作家和教师办的书店，因此对每一位作者不论他的
书是否畅销，它一样地对待，一种书售缺了，只要还有读者，就给安排
重印。我最初写作不多，后来发表稿子的地方多起来，出书的机会就多
了，向我组稿的人也逐渐增加。我从法国回来，和索非住在一起，在闸
北宝山路宝光里一幢石库门楼房，他同新婚的妻子住在二楼，我住在楼
下客堂间。那些杂志的编辑先生大都知道我是开明的作者，又有个朋友
在开明工作，他们向我要稿就找索非接洽，我写好稿子也请索非带出去，
我的小说就这样给送到各种各样的报刊，用不着我携带稿子去拜访名
人，我只消拿着笔不断地写下去。我有话要说，我要把自己心里的东西
倾倒出来。我感觉到我有倾吐不尽的感情，无法放下手中的笔，常常写
一个通宵，文章脱稿，我就沉沉睡去，稿子留在书桌上，索非离家上班
会把它送出去。我不去拜会编辑，也少有人知道我的真名实姓，我并不
为我的文章操心，反正读者要看，我的作品就有发表和出版的地方，人
们把稿费送到开明书店，索非下班后会给我带来。我一个人生活简单，
过日子并不困难，我的朋友不算多，但都很慷慨，我常常准备要是文章
无处发表，我就去朋友家做食客。所以我始终不把稿费放在心上，我一
直将“自己要说话”摆在第一位，你付稿费也好，不付也好，总之我不
为钱写作，不用看行情下笔，不必看脸色挥毫。我还记得有一个时期在
上海成立了图书杂志审查会，期刊上发表的文章都得接受审查，我有半
年多没有收取稿费，却在朋友沈从文家中作客，过着闲适的生活，后来
又给振铎、靳以作助手编辑《文学季刊》，做些义务劳动。此外我还可
以按时从开明书店拿到一笔“版税”，数目虽小，但也可以解决我一个
人的生活问题。
1932 年后我不同索非住在一起了，但我和开明的关系并没有什么变
化，索非和开明照常替我转信；我的作品不断地增多，也有了来找我约
稿的人。我把稿子交给别家书店出版，开明不反对，后来我把卖给别人
的三本短篇集和其他的书收回来送到开明去，开明也会收下，给印出来。
在开明主持编辑事务的是夏丐尊，他就是当时读者众多的名著《爱的教
育》的译者，他思想“开明”，知道我写过文章宣传无政府主义，对我
也并不歧视。我感谢他，但我很少去书店，同夏先生见面的机会不多，
更难得同他交谈。我只记得抗战胜利后我第一次回上海，他来找我，坐
了不到一个小时，谈了些文艺界的情况和出版事业的前景，我们对国民
党都不抱任何希望。他身体不好，近几年在上海敌占区吃够了苦，脸上
还带病容。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他同我住在一个弄堂里，可是我不
久又去重庆，第二年4 月在那里得到了他的噩耗。
我和章锡琛“老板”也不熟，他因为写了反对封建主义的文章被迫
脱离《妇女杂志》，才动手创办《新女性》月刊。他这段反封建的个人
奋斗的光荣历史使我和朋友卢剑波都很感动。剑波先给《新女性》寄稿，
我看见剑波的文章发表了，便也寄了稿去，一共两篇，都给采用了。我
同章并无私交，记得抗战胜利后我回到上海，同索非在章家吃过一顿饭，
却想不起同章谈过什么事情。索非同章处得不好，说他“刻薄”，1946
年去台湾，便脱离开明一直留在那边开办新的书店。全国解放后，1953
年开明书店与青年出版社合并，章去哪里工作，我并不清楚，当时我也
很忙，只能应付找上门来的事，后来听说章做了“右派”，这时我记起
了索非的话，我怀疑他是不是讲话“刻薄”得罪了人。想想20 年代的进
步人士到50 年代却会成为“右派分子”挨批挨斗，有些惋惜。有时我也
暗暗地自言自语：“不管怎样，他办了开明书店，总算做了一件好事。”
在50 年代，在60 年代，在可怕的“文革”期间，没有人敢讲这样
的话，也没有人敢听这样的话，那个时候不仅是章老板，还有几个我在
开明的熟人都给“错划为右派”。其中在抗战期间“身经百炸”的卢芷
芬先生甚至给送到北大荒去劳改，竟然死在那里，据说他临终前想“喝
上一碗大米稀粥而不可得”。这些人今天也许会在泉下拜读新编的纪念
文集，知道他们曾经为之献身的事业也有好的传统和好的作风，对祖国
的文化积累也有贡献，那么我们也不必为过去的一切感到遗憾了。
二
我还要继续讲下去。
新编的纪念文集中有一幅30 年代的照片和一篇介绍这照片的文章，
作者认为它是在书店成立十年纪念的日子拍摄的。我看不是，那次的宴
会是为了另一件事情，记得是为了减少“版税”。原来的税率是初版抽
百分之十五，再版抽百分之二十。这次书店请客要求修改合同，不论初
版再版一律支付百分之十五。我听索非说，在开明出书拿版税最多的是
英语教科书的编者林语堂，其次就是夏丐尊，他翻译的《爱的教育》当
时是一本畅销书。他们两位同意减少稿费，别人就不会有意见了。我对
稿费的多少本无所谓，只要书印得干干净净，装得整整齐齐，我就十分
满意，何况当时在开明出书的作者中我还是无足轻重的一个。后来在抗
战期间，开明几次遭受较大的损失后，又减过一次“版税”，税率减为
一律百分之十，大概是在1941 年吧，我第二次到昆明，卢芷芬给我看一
封开明负责人的来信，要他跟我商谈减少稿费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在开
明已经出了不少作品，跟书店的关系比较密切，书店又是知识分子成堆
的地方，我在内地各个分店结交了不少朋友。书店的情况我也熟悉，它
提出减少稿费，我不好意思断然拒绝。而且我个人对稿费的看法，一直
不曾改变，今天还是如此。读者养活我，我为他们写作。我在这里重提
这件事情，不过说明开明书店毕竟是一家私营企业，为了发展这个事业，
它还要考虑赚钱，它似乎并没有讲过要“为人民服务”。不用说，它即
使讲了，我也不会相信，因为根据我多年的经验，喜欢讲漂亮话的人做
起事来不见得就漂亮。但是我同开明接触多年，我始终保留着好的印象，
有两点我非常欣赏：一是，它没有官气，老老实实，以平等的态度对待
作者；二是，不向钱看，办书店是为了繁荣祖国的文化事业，只想勤勤
恳恳认真出几本好书，老老实实给读者送一点温暖。作为读者，作为作
者，我都把开明看作忠实的朋友。
上面提到的那位开明负责人便是后来的总经理范洗人，我那些熟人
中他“走”得最早，我也只有在他一个人的灵前行礼告别，那是在1951
年，开明还不曾结束。记得在抗战后期我在上海、在桂林、在重庆常见
到他，同他一起喝过酒，躲过警报，吃过狗肉，可惜我的酒量比他差得
远。那些年我写文章、办书店、讲恋爱，各处奔跑。最后离开广州和桂
林，两次我几乎都是“全军覆没”，1938 年“逃难”到桂林，连过冬的
衣服也没有。在狼狈不堪的日子里我常常得到开明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