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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的太阳慵懒地在肮脏的云朵中出出进进。学校放农忙假让老师回家拔棉梗种小麦。父亲去世后他家不再种劳神费工的棉花，收割了黄豆的空地还闲着，他决定让他闲一季，等到明年再种黄豆，责任田一年就种一茬庄稼。因此，他现在可以偷几天闲。妻子带着孩子回了娘家，他感到无所事事。同活着时的父亲一样，他又坐到门前的小凳上抽烟，目光散漫游移，一脸的寂寞无聊无奈。他一直在东张西望，但什么都没看到，他一直在胡思乱想，但实际上什么都未想。忽然，他眼前出现了一片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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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神一看，只见一个风尘仆仆、头缠白布的男子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站在面前。男子问他是不是方老师，他说是。男子告诉他，他来自河南刘家垴村，是来报丧的，刘文革的父亲今天早上去世了，老人明天送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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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他张大了嘴，还未等他回过神来，报丧的男子就上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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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山那条路不能断！”他忽然想起了父亲临终前的叮嘱，当即决定第二天去河南吊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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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步行半天的路程现在骑自行车只两个多小时就到了。看到他的到来，已成为中年汉子的刘文革双眼红了，捉住他的双手哽咽着说“兄弟……”他把对方的手摇了摇，例行公事般地说了两声节哀节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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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革的鸡舍只有一间小教室那么大，屋顶盖着廉价的水泥瓦。他没有看到父亲吹嘘过的拉饲料的大卡车，倒是看到了一辆浑身没有一块漆皮的破三轮车。看来，刘文革的家境比他也好不了多少，但丧事办得颇有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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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当地时兴的规矩，自然死亡的老人的丧事是“喜丧”，“喜丧”要办三天：第一天发丧，第二天出殡，第三天贺客。贺客那天，支宾先生把他安排在首席的主宾位置上。程序行进到孝子敬酒时，刘文革先向他敬酒。对饮一杯后，刘文革向与他同席的客人们介绍：“这是我湖北的兄弟，方老师，公办教师，在镇上教书，一个月几千块呢！兄弟看得起我，请假来送我大咧！”客人们用敬佩的眼光看着他，几位与他有过短暂接触的客人露出一种“人不可貌相”的惊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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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办教师”？ “在镇上教书”？——二十几年前那个黄昏刘伯向陪客们介绍“方队长”的一幕哐的一下从脑海中蹦出来。他的脸刷地一下红了。他想申说自己不是公办教师，也不在镇上教书，但他看到了刘文革期待恳求的目光，话到嘴边又吞回肚中。这时，一位中年汉子举着酒杯站了起来，说：“方老师，我们种田人不会说话，先敬您一杯，我先干为敬！”说完，把酒杯伸过来与他碰杯，然后一饮而尽。他也不由自主地把一杯酒倒进口中。“方老师真豪爽！”另一桌酒席传来赞叹声。还没回过神来，他又听到另一位客人的声音：“方老师，我与您相处两天，还不知道您是吃皇粮的呢！您为人谦逊，令人敬佩。来，我先干！”接下来，他听到方老师的称呼此起彼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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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来杯酒下喉，胃中火辣辣，大脑暖烘烘，一种人生的失意以及由此而来的尴尬使他心中升起一团莫名其妙的怒火。“方老师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民转公不差那半年教龄，我是不折不扣的方老师！如果那年高考不差那0．5分，我已经成了方教授，方博士呢！”他在心里忿忿地对自己说。继而，他觉得自己就是拿工资的方老师，于是他开始坦然地接受客人们的恭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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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家里请客，客人往往是清一色的农民，而他是“方老师”，他知道自己现在是鹤立鸡群。看到客人虔诚的眼神，听到客人们恭敬的言辞，他觉得浑身上下舒坦。“妈的个X，真受用！”他在心里骂了一句。他需要别人的称赞，渴望得到尊敬，这些东西在他的生活中确实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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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记得他七岁的时候有人称赞过他一次。那天清早他歪着身子提着硕大而沉重的夜壶去倒尿，一出门就碰到了村里的一个闲汉，那闲汉笑着说：“毛娃的夜壶提得真有水平！”直到如今他都还不能肯定那人是不是真心实意称赞他。他在乡中学教书时尽管书教得好，但学生们只接受他的知识，而对他却并不格外尊敬。那天下晚自习后他去上厕所，听到女厕所的一名学生说：“方毛娃，代课的嘛，我才不怕他呢！”——他知道，在农村中学，那些带有野性的农村孩子对老师的“怕”往往意味着一种尊敬。回到村小学教书后，他距离学生的尊敬更远。因为老师是本乡本土的，学生们连老师腋下有几根毛都知道得清清楚楚，所以情感很难往尊敬的方向发展，何况他令乡下人尊敬的地方那么少。村支书与他在窄路上对面，他努力装出笑脸打招呼，支书牵一牵嘴角表示应答，乡人们与他对面，从来没有特别的尊称。学生当面叫他方老师，背后却直呼其名。例如，他家发情的老母猪从圈里跳出来在大道上蹒跚着寻找情侣，有人问“谁家的猪”，他的学生脱口而出：“毛娃家的。”毛娃是他的小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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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遍酒敬过之后，有人开始向他请教。有人问孩子“偏科”怎么办，有人问孩子贪玩怎么办，还有人沮丧地说自家的儿子不是读书的料。他对客人们的提问与咨询一一作答。该鼓励的鼓励，该开导的开导，该劝慰的劝慰，他侃侃而谈，口若悬河，一副重点中学骨干教师的气派。这时，他获得了一种才智输出的淋漓畅快，继而产生了一种成就感，尽管隐隐约约觉得这种成就感有些缥缈。突然，他又想起了父亲：二十几年前的那个黄昏，父亲向陪客们宣讲棉花管理的二十字经的时候肯定会有这种才智输出的快感和成就感！继而产生了一种顿悟：就是这种虚幻的才智输出的快感给人生苦涩的父亲带来一点慰藉、带来一点自信，就是这种缥缈的成就感以及河南农民们的尊敬滋润了父亲那干枯的心，像甘露一样滋润了父亲那颗被苦涩的人生风干了的心——父亲就是靠着并无恶意的谎言换来的一点尊敬与自尊自信的支撑，走完了自己寡淡乏味的人生之旅的后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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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实际上，父亲向人们索取的东西是那样微薄，而父亲得到这点微薄的东西之后又是那样的自足——一块路过的乌云洒下的一滴雨水使墙头的一株弱草挺过了一个严酷的旱季！他开始为自己先前对父亲的责怪而内疚。他相信，善良的父亲和耿直的刘伯不会有预谋有计划地说谎，他们说谎时的配合默契完全出自同病相怜的心心相印，出自理解一种苦涩人生时的不谋而合。想到这里，他的眼睛湿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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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呀，干！”为了掩饰自己的失态，他开始向客人回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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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仍然是客人们关注的重心，不断的有客人邀他对饮，不断的有人劝他吃菜。但他却走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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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和刘伯是卑贱的，卑贱得像随处可见的野草，像大道上被千人踩万人踏的泥，但同时他们又是伟大的，因为他们共同创造了真挚而纯洁的友谊，因为他们对美好人生有着执着的追求，因为他们有面对人生尴尬的勇气与幽默，他想。然而，他们的伟大是父辈的伟大，我能和刘文革再次心照不宣地合伙创造这种伟大吗？他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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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在缥缈的成就感和谎言带来的尊敬中生活几十年吗？——几十年啊！想到这里他身上冒出一层冷汗。——高考的0。5分、民转公半年教龄、妻子不是处女之身……这一切就是消沉、颓废的理由吗？不是！不是！一千个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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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这里，一股豪情从心底呼地一下腾起。他蒙蒙眬眬地觉得自己不能再这样猥琐地生活下去了，而是应该马上去干点什么，比如在收割了黄豆的空地上赶种小麦，比如与妻子谈谈人生理想与现代贞操观，或者买点什么东西给儿子表示父亲的歉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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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坐不住了，感到屁股下面火烧火燎。他呼地一下站起来，从席长手中夺过酒壶，亮出自己的空杯对客人们说“诸位，诸位，天快下雨了，方某要去抢种小麦，要先走了，现在自罚三杯！”说完咕咕咕连饮三杯，向众人抱抱拳，在众人惊异的目光中挤出客厅。一位客人感到不解：“您家中还种地？”他回过头来朝那位客人坦然地笑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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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革惊慌失措地赶了出来，连声说道“兄弟兄弟，偏席都不吃完？下午还有正席呢！是哥怠慢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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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哈哈大笑，说：“哥，刚才你一席话说得好哇！——我今天有点事，刘伯‘复三’我一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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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复三’一定来！”刘文革释然了。“大临走前对我说南边那条路一定不能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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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不断”他说着上了自行车。他把车子骑得飞快，几位骑自行车贩菱角的河南客慌忙避让。他想唱点什么，无师自通地唱起了“十八相送”，但只学父亲的声调拉长腔喊了一声“梁兄”，就自觉太柔气太女人味，稍一迟疑，一句“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就吼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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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蒙马特高地
■ 刘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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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驱车去蒙马特高地时，天还没有黑。巴黎的夏天昼长夜短，晚上九点多才黑下来。开车的是严小苏的男朋友，严小苏是诗人董宏量的外甥女，一年多以前从上海来到巴黎，在一所大学读工商管理硕士。严小苏性格活泼，属于那种很容易跟人相处，让陌生人在较短时间消除隔膜和局促感的女孩子，她坐在前排座位上，不时回过头来向董宏量讲述她在巴黎的生活近况，看得出，她已经适应巴黎的生活了。严小苏的男朋友出生在柬埔寨，祖籍广东潮州，很小就随父母移居巴黎，所以不大会说中文，在开车和陪同我们的过程中始终沉默寡言，除了偶尔和严小苏用法语低声交谈几句，一直很少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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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离开巴黎市中心不久，就行驶在郊区的街道上了。其实，巴黎的市区同郊区在我们这些第一次到巴黎的人看来，并没有太明显的差别。大约半个多小时后，严小苏忽然指着外面对我们说：“喏，前面就是蒙马特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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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隔着车窗玻璃望去，看见了一片错落有致的房屋和高地，它们似远似近、影影绰绰，像海市蜃楼那样，给人一种虚幻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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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这就是蒙马特高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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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多数到巴黎的普通游客来说，蒙马特高地也许是个无关紧要的地方。人们趋之若鹜的是诸如塞纳河、艾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凡尔赛宫、卢浮宫和红磨坊这样一些众所周知的景点，而对于那些搞艺术的或者艺术爱好者来说，蒙马特高地的名声和地位却一点也不亚于它们。如果说卢浮宫是欧洲艺术的神殿，蒙马特高地则堪称诞生艺术神话的地方。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叶的那些年代里，正是在这个当初还名不见经传的高地上，诞生了后来影响深远的现代艺术运动，许多现代主义大师如雷诺阿、凡高、马奈和毕加索、德加、马蒂斯等都同蒙马特高地结下了不解之缘，甚至连卢梭、左拉、雨果和大仲马、小仲马也先后在这儿留下过足迹，如卢梭曾经在蒙马特高地山坡上和磨坊底下采集过植物标本， 1849年和1871年间，从国外流放回来的雨果也在蒙马特高地逗留过两次，如今的蒙马特高地还有一座雨果的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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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山腰的一个僻静处停好车，我们徒步向蒙马特高地上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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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近黄昏，周围显得很静谧。由于街旁的树木异常茂盛，几乎遮住了整个天空，光线有些幽暗，再加上通向高地的街道又窄又陡，如同在峻峭的山道上攀援，使人有一种在梦中行走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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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地上的街道和建筑蜿蜒曲折、参差不齐，像积木一样层层叠叠，密密匝匝，显得有些拥挤，仿佛一个自然生成的村落。在不少艺术家的回忆录中，的确称之为“巴黎的小村庄”，但这显然不是一座普通的小村庄。从一排排白色的房子和房子间的小胡同、刷成综红色或墨绿色的咖啡馆，以及在某个街角或墙壁上特意制作的雕塑（通常都是西方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你能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现代艺术气息，并且产生某种错觉：没准什么时候，就会在哪个街口，迎面碰上身穿蓝格子水兵服的毕加索或大腹便便的超现实主义诗人阿波里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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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已经不是那个曾经令许多从欧洲各地来巴黎寻梦的艺术青年流连忘返的“法国之岛”蒙马特高地了。正如艺术史家让·保尔·克莱斯佩勒描述的那样，上个世纪初，蒙马特还有许许多多的乡下房子，大片的空地上疯长着各种果树和蔬菜。简陋的街道、破旧的房屋和商店，到处散发着最尘土飞扬的人间气息。在历经风雨冲刷之后，虽然蒙马特高地仍然幸存下来，但田野、果园、私人花园消失了；街道变了，房屋和小田舍被改造过了，古老的商店成了画廊或餐馆。而潮水般的观光者和蹩脚画家开着汽车来到这里，像制造垃圾似的画出一些工业拙劣画。“但蒙马特高地的魅力依旧，走在科兰古路和朱诺大街，或者登上富瓦亚蒂埃路的台阶，就会觉得到了别处。空气清新，风从北面吹来，吹过圣德尼平原的工厂，然后吹在人的心上。”这是让·保尔·克莱斯佩勒在半个世纪以前的感受。又过去了近半个世纪，眼前的蒙马特高地与上个世纪初的那个“小村庄”，无疑更是发生了难以想象的沧桑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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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庆幸的是，跳兔咖啡馆还在。在索利路和圣·樊尚路交叉口，严小苏提高声音对我们介绍道：“这就是毕加索经常呆过的跳兔咖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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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眼睛不禁一亮：出现在面前的是一座普普通通的只有一层楼的房子，悄无声息地坐落在路边，房子刷了油漆，四周围着低矮的木栅栏，栅栏内长满绿茵茵的植物和鲜艳的花卉。一切都经过了精心的修饰，看上去像一座新落成不久的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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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蒙马特高地的人，谁不知道跳兔咖啡馆呢？它简直是蒙马特高地的代名词。对于上个世纪初蒙马特高地生活过的人来说，这儿曾经是艺术家、诗人、作家和记者们聚会的最热门场所，是“不羁文人的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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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兔咖啡馆，也译作“蹦蹦兔咖啡馆”，原来叫“杀手咖啡馆”和“我的田野”，是蒙马特高地上最古老的咖啡馆之一。它的前身是一家马车夫住宿的小客栈。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幽默画家兼诗人安德列将它改建成了艺术家和文人的咖啡馆。正如招牌表现的那样：一只滑稽的兔子从一口锅里蹦出来，爪子上有一瓶酒，这显然是咖啡馆气氛轻松活泼的绝妙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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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跳兔咖啡馆的历史变迁，大概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书，而其中的每一章都少不了那些在蒙马特高地生活过的艺术家和文人们的身影。据说，穷困潦倒的凡高当年就在这儿画下了许多蒙马特的风情画，而刚到巴黎不久的毕加索，被他的一帮西班牙朋友带着经常光顾跳兔咖啡馆。那时候的毕加索也两袖清风、默默无闻，还是个一心想着成名的小青年。比凡高幸运的是，跳兔咖啡馆的老板弗雷德先生很喜欢这几个西班牙年轻人，因为他们虽然消费很低，待一个晚上只享用一份火腿肠和半瓶啤酒，但从不惹是生非，为此，弗雷德先生还特意留了一个房间给他们聚会。这自然使毕加索他们欣喜若狂，把小房间重新布置了一番，毕加索还画了一幅画《圣·安东的诱惑》，并就此与弗雷德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38年，毕加索旧地重游，登上了蒙马特高地，在跳兔咖啡馆又见到了已经老迈的弗雷德先生。那一刻，这位立体主义的开山鼻祖回忆起自己年轻时在这儿度过的许多快乐时光，一定感慨万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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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遗憾的是，跳兔咖啡馆大门紧闭，没有营业，这使我们无缘进去一睹咖啡馆内的面貌。我和董宏量在咖啡馆门前拍了一张合影，算是“到此一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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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