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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闻所不允许的，但这给文学研究提供了启示，对研究大众传媒如何影响文学价值走向，提供了言说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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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很难——几乎不可能——在报纸副刊上看到先锋实验的文学文本？为什么报纸副刊刊发的诗歌文本越来越少？为什么短信文学很少——为了写作该文，笔者读了大量的短信文学文本，尚未发现——历史题材的文学文本？为什么网络上针对当下文坛所写的评论文章会流传得那么快？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大众传媒对文学文本的选择，均比较重视“针对性”，比较重视对当下生活的“文学描述”及有当下意义的“文学批评”。也就是说，大众传媒对文学的传播，对所传播的文学文本的选择，有一个重要的“标准”，那就是这些文学文本的“新闻价值”。换句话说，刊发在大众传媒上的文学文本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这些文本有着鲜明的新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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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媒体上的文学文本的新闻价值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反映现实几乎成了大众传媒上的文学作品的共性。只要我们对报纸文学作品稍稍作些研究，我们就会发现，写现实，抒发对现实生活的认知与感悟，是报纸文学作品的一大鲜明特色。刊发在报纸副刊上的文学作品很少谈历史，更少以历史题材结构文章，即使在文章里谈古论今，也多属于杂文写作，而且这样的杂文谈古论今的目的不是抽象意义的“发古之幽情”，而是借古喻今、借古讽今。从目前的情况看，报纸纯文学副刊越来越被视为一家报纸的“品位之见证”，但决不允许其“开拓疆域”，相反那些“大文学”“泛文学”版面却在报纸上“攻城掠地”，不断地“抢占地盘”。以《长江日报》为例，目前纯文学副刊有“江花”，而“泛文学”“大文学”版面，名义上只有“人生百味”版，但“生活周刊”上刊发的生活随笔，大部分却是颇有文学韵味的文本，“特别报道”版虽是一个新闻版，但刊发其中的文章却是一篇篇报告文学作品，更别说“城周刊”开设有专门的谈天说地式的随笔栏目，那其实同样是“大文学”“泛文学”意义上的文学文本。至于网络文学、短信文学，其现实针对性在一定程度上要比报纸文学副刊上刊发的作品，要强得多。为什么大众传媒这样重视“大文学”、“泛文学”文本？这是因为大众传媒服务对象不全是文学消费者，是因为大众传媒的消费者文学素养参差不齐，更是因为大众传媒本身就是直面现实、服务现实的。其二，大众传媒上传播的文学文本，虚拟性普遍不够，文学语言的实验性不强。我们知道，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不讲究语言美的文本，故事性再强，也不能说是一部有质量的文学文本。然而，大众传媒面对的毕竟是大众，所使用的语言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规范的汉语言，大众所接受的叙述方式也具有普遍意义，如果在大众传媒上刊发语言实验、叙述先锋的文学文本，就有可能脱离读者。同时大众传媒对时尚文化又非常敏感，大众传媒本身也是时尚文化的创造者和参与者，刊发其中的文学文本对时尚表述方式天然地有一种敏感。如一些网络语言的流行，在一些报纸文学副刊上可以读到“靓”、“哇噻”、“酷毙了”、“粉丝”、“帅呆了”等颇具时尚流行色彩的词语。使用这些词，不仅可以体现叙述对象的当下性，也可以体现叙述主体的现代意识，使整个文本体现出一种强烈的“时代感”。其三，大众传媒上的文学文本的新闻性，还体现在这些文本往往把新闻和文学合二为一，为新闻与文学的嫁接真正成为可能。这一点上文已有所涉及，这里单独提出来，是因为现在大众传媒对文学文本的价值诉求，普遍强调其“生活实感”。过去我们批评过“晚报文学”，批评过“小女人散文”，说这些写作表达的是“杯中风波”、“小菜情绪”。的确，这些文章所写的内容，无非是某某在某天买了500克白菜，某某在某个地方吃了顿可口的中餐，这种带有极强“现场感”、“即时性”的新闻色彩很浓的文学文本，使新闻和文学的嫁接“落到了实处”。更重要的是，这类文章的写作方式，有许多采用的是新闻的写作方式，有的把最重要的内容写在前面，然后再写一件事发生的过程，有的是把自己的某种感受写下来，然后再写这些感受是从哪件事情引发的，正像新闻的“倒金字塔”的写作方式。应该说，这种写作方式在大众传媒上的流行乃至“确立”，是文学新闻性写作的最突出的表现，也是大众传媒对文学价值走向的最大的影响。这一点有待笔者作进一步的研究，至于这种影响会给文学创作带来什么样的“精神遗产”，更需要笔者另外的专文作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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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众传媒对文学的人文价值的整体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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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收集资料、多方搜集“证据”来谈大众传媒对文学价值走向的影响，最后的“落脚点”究竟在哪里？换句话说，我们进行文学传播研究有没有什么人文目的？说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似乎过于严重了些。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也可视作笔者作此文的深层意愿——是我们的文学价值走向确实出了“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症结”，恰恰在大众传媒那里。“文学价值走向确实出了问题”，在本文，也许只能算是“压在纸背的问题”，但笔者之所以不想把它真正“压在纸背”，是想为大众传媒究竟该如何进行文学传播提供一点切实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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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大众传媒改变了文学价值体系，我们说大众传媒使文学与新闻的嫁接成为了可能，我们还说，大众传媒使文学的价值走向一步步背离“虚拟世界”，等等。乍看起来，似乎是大众传媒使文学价值的内涵和外延得到了拓展，其实不然，这是对文学根本属性的背离，是对文学这种审美形式的极大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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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大众传媒使文学的价值取向一步步朝新闻化方向走，使文学的娱乐性、消闲性得到强化，却使文学对人生的终极意义缺乏相应的热情，文学不再把美学追求放在第一位，不再追求人生的终极价值，不再追求一种理想人生，从而使文学在整体上失去相应的人文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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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大众传媒尤其是网络文学、短信文学的超规模发展，更由于大众媒体在处理文学作品方面采用的“低门槛”、“无门槛”策略，使每一个媒体受众都可以在大众媒体上“过一把瘾”，使媒体受众产生一个错觉，那就是文学创作不需要相应的美学积累，也不需要相应的生活积累，更不需要相应的思想积累。这倒不是说文学天生应该是一种“贵族”，文学创作是个别人的专利，更不是说文学消费应该是一种“贵族行为”。正像高尔基所说，按人的天性而言，每个人都是一个艺术家。每一个人都有审美的精神需求，每个人都有创造艺术的欲望。但是，有艺术天赋、有创造欲望，却不一定有能力去创造艺术产品，也不一定有艺术素养去领略艺术的美学价值。如果不计艺术素养，不问作品艺术价值，只要写几句话讲几个故事，然后在网上一张贴，朝手机上一发送，便以为自己也是一个艺术品的创造者，那便在根本上轻薄了艺术创造的精神含量，轻薄了艺术品的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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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大众传媒对“泛文学”文本的大量刊载、传播，大众传媒对“大文学”文本的不加选择的传播，对文学文本新闻性的过分强调，对文学价值体系的非审美地改变，对营造整个社会的“文学气质”有着极大的破坏作用。这种破坏作用首先体现在使受众的文学价值观异常混乱，其次体现在对文学写作的创造性认识不够，再次极大地破坏了经典文学文本的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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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大众传媒在文学传播中的“负面效应”的检讨，并不意味着让文学传播拒绝大众传媒，而是意在建设健康的、有益于文学发展的大众传播模式。实际上，大众传媒之所以对文学的价值走向有种种消极的影响，与受众整体的文学素养有关，与受众的媒介素养有关。所以要建立健康的文学大众传播模式，与提高受众整体的媒介素养、提高受众整体的文学素养，应该是同一个议题的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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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湖北教育学院中文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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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监在行动
■ 喻 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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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全国人大常委会《安全生产法》执法检查组在对十个省区的安全生产重点检查后指出，安全生产监管监察执法工作存在着“理不直、气不壮、腰不硬、刀不快”的状况。在2005年7月25日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安全生产工作座谈会上，总局局长李毅中说，目前一些地方存在着非法业主发财、劳动者遭殃、政府买单现象，这是最大的不公平，是对社会正义的蔑视和践踏，必须加大安全监管监察力度，依法对肇事业主严厉处罚，切实保障公民的生存权利和劳动者的安全权益。李毅中局长的一席话振聋发聩，也引起了我的沉思。安全生产关乎劳动者的生命安全、家庭幸福和社会安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环节。安全生产监督部门重任在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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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客观的眼睛都会看到，共产党人从来没有停止过总结经验教训的努力和行动。正因为如此，2002年便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近几年，各级安监部门在组建不久又相继升格，安全生产和安监工作也时常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我也是在这个时候，接过组织上交给的一顶红色安全帽，以副局长的身份跨进了县安监局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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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上的安排有照顾的因素。我在县政府大院工作二十几年，已四十七岁，在县里应该是找“落脚”部门的年龄。所谓“落脚”的地方，就是一个港湾，在此干到退休，很看重工作的舒适度和福利待遇。组织上作出新的安排，更确切地说，这不是一个你想要去的地方，而是一个需要你去的地方。我本属平级调动，县委组织部将我和其他提拔的几个同志一并在县电视台做任前公示，你能说这个安排没有份量么？那段时间，李毅中局长正作客中央电视台《决策者说》栏目，我看了几次直播和重播。我感觉眼前打开了一扇窗户，这应该是个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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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安监部门条件相对艰苦应该是一个普遍现象。有地区的安监部门说他们那里连个像样的会议室都没有，经费只能保正常运转，甚至出现与兄弟部门发生摩擦较劲的局面。我们不仅没有会议室，几乎连办公室都没有；不仅缺少经费，部分人员工资靠自收才能发放，但还必须保正常运转，局领导班子成员手机必须做到24小时畅通；我们还没有感受到当权执法的“味”，却感觉到了利益与责任的博弈。”法律虽然赋予安监部门很多职责和权力，但执行起来需要手段。长袖才能善舞。我们也意识到，在思考、判断、行动时，我们切不可受到心理因素、社会（个人）成见、传统经验、思维定势或思维惯性的蒙蔽和误导。我们只要像李毅中局长所说，充分利用各种力量和资源去办事，才能说得起硬话，挺得直腰杆，办得起铁案。中国安监要争取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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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肯花钱买尸首，不愿花钱买安全”。这句针对黑心老板的话，言简意赅，入木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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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5月28日凌晨三点半，作了隐蔽化装的《楚天都市报》记者抵达山西临汾，采访八天前在浦县后沟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中的湖北籍矿工。这场灾难有16名湖北籍民工遇难。记者几经周折，采访到了一个王姓包工头。王称，春节后他只投资2万元，短短三个月他就成为百万富翁了。他承包了一家黑窑，矿主付给他每吨50元的报酬。带上一帮农民工和2万元钱作第一个月的开销，通算下来每吨煤他只支付20元的工资费用，自己净赚30元，他每天坐收1万多元。矿主利更大。黑窑投资小，成本低，只花几万元便可购置简单的开采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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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8月7日，广东大兴煤矿发生特大透水事故，123名矿工遇难。调查表明，这起事故完全是由黑心矿主无视安全生产造成的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幕后交易已陆续见诸报端，官煤勾结触目惊心！相反，正规煤矿投资都很大，仅井下安全设施，投入在两千万元以上才能达到国家标准。暴利诱使矿主和工头铤而走险，他们把安全生产抛到九霄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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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8月22日，《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整顿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非法煤矿的紧急通知》迅速下发，这些文件往往每下发一级，又加上了一级政府措辞严厉和坚决照办的意见。就在这两道国字号“安全令”发出不到半个月，山西中阳县一家没有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带病”煤矿发生瓦斯燃烧事故，17名矿工遇难，2名矿工烧伤。事后调查表明，矿主在县安监局检查的同志面前拍胸保证停产整改，背地里却擅自打开一个回采工作面的密闭墙，在无风或微风的情况下采矿，造成瓦斯积聚，并遇明火发生燃烧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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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命关天的大事面前，既有国法，又有国字号的“安全令”，还有各级安监部门的严防死守，事故仍在发生，隐患更是无处不在！尽管安监战士宁愿听到骂声，不愿听到哭声，攻坚战、歼灭战一个接着一个打，但战士们听到骂声的同时，依然听到了呼天号地的悲鸣。我们应该清楚，安全生产不仅仅是安监部门的事情，更应该是企业和矿主、当地政府和全社会的事情，只有这样，安全生产才能全面得到落实，才不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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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安全生产与经济升温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江西安监部门的同志说，从浙江、广东等地退出的高危险、高污染项目，如同宝贝一样被引进到欠发达地区。安监部门必须督促投资方补上这一课。“补课”要增加成本，老板便找政府。政府发话了，要高抬贵手。热情服务就是“梧桐树”，这样才能招来金凤凰。安监部门的同志当然知道，搞好安全生产就是栽下“梧桐树”啊！再看，每到年终，各种检查考核在很集中的时间里铺天盖地而来。这这些检查考核里，具有影响力的也就那么两三项，如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些是实行“一票否决”。安全生产能否放在“一票否决”的位置上？李毅中局长曾说。和谐社会的六个基本特征，都与安全生产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生产需要安全，安全才能生产，这个两段式的逻辑，忠告我们必须正视和重视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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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重庆、山东等省市抓队伍建设尤其引人注目。2004年9月22日，在山东省淄博市，市安全生产执法监察支队揭牌仪式隆重举行。淄博市安全生产执法监察支队是该省第一支正处级安全生产执法队伍，编制20人。随后，该省17个地市全部建立了安全生产执法监察支队，全省140个县（市、区）已有118个建起了安全生产执法大队，安全监管执法人员达到821人。国家安监总局总结说，至今年上半年，省、市、县三级执法队伍人员总数比2004年底增加了一倍多。在北京市的建筑工地、非煤矿山、危险品生产和经营单位及公众聚集场所，经常有身着便装的同志来亮明身份：“我们是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执法监察队成员，这是我们的证件，今天对你单位安全生产情况进行检查，请给予配合”。执法监察队成为北京市安监局一张特殊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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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要求，地市财政部门要建立安全生产专项资金，并逐年有所增加。企业主管部门和同级财政部门要监督生产企业按规定提取安全生产费用，保证专款专用。2005年湖南省省级财政安排了安全生产专项资金2000万元，其中1600万元用于安全生产信息体系和应急救援体系建设，100万元为安全生产奖励资金，300万元为安全生产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