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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书我没买什么。我节约了九千马克外汇带回来了。”
“九千马克？”白贵德眼睛一亮。
“我准备上缴国家。”
“上缴？”
“是啊。您看，这笔外汇应该上缴哪儿啊？”
“这个，再研究吧。”
两人还在谈着。白贵德脸上还浮着笑容，但显得勉强，而且渐渐冷淡下来，最后完全消逝了。
“我出了门才突然发觉：他最后的态度完全是冷淡的、敷衍的，和他一开始的亲热判若两人。是怎么变过来的，我哪句话说得不合适了？我仔细地回忆了整个谈话，回来又和家人从头到尾研究了一遍，才算明白了个中奥妙。”范书鸿说。
“那您的九千马克呢？”林虹问。
“缴了。为缴这笔外汇，跑来跑去跑了好几天，没地方收。最后总算缴到外汇局了。丹林、丹妮他们都说我傻。”
“那您的房子问题更解决不了啦。”
“大概是。”范书鸿苦笑了一下，“难度更大了。隔壁邻居老王是所里的锅炉管道工，原来说一间换一间不往外搬，要一间半。现在又提价了，非要两室一厅的单元不可。”
半导体收音机里正在播放京剧《群英会》。
“咱们搬不搬哪？”王满成坐在竹椅上品着茶，慢声慢语地问。两个上小学的儿子已经睡下。屋子里狭窄拥挤。
“搬什么，就东三楼那一间半？”老婆张海花正低头在缝纫机上做活儿，叭地放下剪刀，人胖气粗，“两室一厅，没这就不搬。”
“你没看，范老他们一家挤着也怪可怜的。”
“你可怜他们，谁可怜你啊。你一个烂工人，现在是最不值钱的。照顾谁也照顾不上你。反正他们现在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咱们占着这一间，不给两室一厅就不搬。”
“咱们先搬过去，往后再慢慢找着所里要两室一厅呗。”
“我告诉你，一旦搬出去了，就没人管你了。现在可是重视知识分子，挤兑工人。你没听人说：老二分了田，老九上了天，老大靠了边。他们有啥可怜的？又出国，又有钱，工资是你三四倍，划拉一篇文章就是多少钱。咱们也不是和他们过不去，‘文化革命’那会儿范老挨斗，咱们没可怜过他？我这是和你们所当官的过不去呢。我要是你，不给房子，冬天就让你们机关暖气全不通。”
“那这邻居也太不讲理了。”林虹说。
“他们的考虑也能理解，将心比心吧。”范书鸿不无感叹地说。
“您在这样的条件下搞历史研究也真不容易。”
“我算什么研究啊。”范书鸿摇了摇头，“这不是，明天，”他翻了一下台历，“有个法国历史学家，是法籍华人，叫邓秋白，我要请他和太太吃饭。他是我，噢，还是你爸爸，四十年代一块儿去欧洲留学的同学。明天你也一块儿去吧，你看，”他轻轻拍了拍写字台上堆放的四大摞硬皮精装书（大概有几十本，码成一个立方体），“这是他送我的著作，加起来有一人高吧，著作等身。可我，想回送他一本书，却几乎找不出来。”老历史学家拉亮红纱罩台灯，使屋里再增加一些亮度，然后，在拥挤中挪开椅子费劲地站起来，拉开身后紧贴着书柜的玻璃，从里边抽出一本顶多有三百页的平装书：《佛教在中国的历史》。他轻轻拍掸了一下书上的尘土。
“回国几十年了，我只出过这一本书。”他翻了翻，书中夹着很多纸条，他拿出一张看了看，朝林虹抖了抖，“就这一本书，还要对许多地方修改后才拿得出去。……这就是我一生的‘成就’啊。”他把书慢慢放到写字台上，用右手抚摸着，左手下意识地摩挲着那堆码成一个硕大正方体的四摞书。
他自己的书，薄薄的一本，薄得几乎没有厚度，手指透过书似乎便直接感到了桌面的硬度。质地低劣的封皮，软沓沓的，没有一点张力。
老同学的书，厚厚实实的一垛，堂皇气派，精装封皮硬挺挺的，烫金字赫赫然的。沉甸甸的一垛书压得写字台要翻倾过来似的。他右手不由自主地用力再用力压住自己那本薄书，好像这样才能维持这个大天平的平衡。
书的对比大概使他回想起一生走过的道路。
“当时我回国了，他没回国。一晃三十年过去了。”范书鸿感叹道。
两个人都不再说话。大概是为着打破这不该有的静默，范书鸿又从书柜里抽出两本大学的历史教科书：“还有，就是这教科书了。我只是十几个编委之一。也不能算我的著作。”
又是两三秒钟沉默。听见窗外传来一个女人的呻吟。
“您现在后悔吗——当初回国？”林虹轻声问。
范书鸿看了看林虹，摇摇头：“已经走过的路，有什么后悔的？”
“如果能够重新选择一次呢？”
“还是要选择回国的吧。”
“为什么，这三十年不是把您的学术事业都耽误了？”
“我主要是为了孩子。他们应该回到中国来。”
林虹刚要说什么宽解的话，范丹林回来了。他冲她笑笑，转向父亲：“爸爸，您这左手一大垛，右手一薄本，可真是个蒙太奇对比。这充分证明前些年，我们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是多么可悲。”
范书鸿不满地瞥了儿子一眼。
“爸爸，您明天就准备把这么一本佛教史回送邓伯伯？”
“还有这两本教科书，集体编的，不一定合适吧？”范书鸿看着儿子，犹豫不决。
“这哪能送出去啊？”
“那，就只有这本佛教史了。”老历史学家显出了可怜。
“这本也别送了。”
“怎么？”
“这本书是什么年头写的？那种理论模式下写的东西，一点学术价值都没有。”
“起码有点资料意义吧？”范书鸿小心地说。
“有什么资料意义？这本书现在看，没什么信息含量。趁早别送人。拿出去还不够丢脸败兴的呢。”
“你……”范书鸿一下恼了，嘴唇有些发抖。
“爸爸，您不要生气，我不是想伤您自尊心。您看邓伯伯的书——”他啪啪啪把书一本本从书垛上拿下来，又一本本在桌上打开着，哗哗啦啦展露出装潢精美的封面、扉页，雪白发亮的纸张，华美的插图，“一本是一本。这是1957的，那一年您干啥来了？差点当右派。这是1958年的，1959年的，1960年的，人家年年出书。看，这本是1966年的，您那时正住牛棚呢。这一本，还有这一本，您看，这一本是1982年3月出的，刚出三四个月。爸爸，要我说，您这样的书不如不送，孤零零一薄本，也没什么新内容，送了反而让人小看。”
“有什么小看的，他是我老同学，对中国这些年情况也不是不理解。”
“你不是要修改再版吗？等那时候再送不也行吗？”
“不修改了，就这样送人。我一辈子没写什么，就写了这本连资料意义也没有的劣等书。”
“爸爸……”
“你怕爸爸让人小看，爸爸可不怕让人小看。”
范丹林看着父亲想说什么，又闭住了嘴。他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爸爸，书你送吧，送还是对的。”
“你说送，我不送了。”范书鸿大声说。因为激动，他的手神经质地抖动着，摸索着抓起那本书，哗嚓嚓，从中间把书撕成了两半。
范丹林怔怔地看着父亲，林虹也不知该如何劝慰了。
突然，外屋阳台上传来惊惶的喊叫，那是在范丹林之后刚刚回来的保姆的声音：“你们快来呀。阿姨晕倒了。”
三个人一惊，急忙来到阳台上。吴凤珠正呻吟着瘫倒在黑暗中。
“我刚回来，要在阳台上放点东西，就发现阿姨……”
保姆是个四十来岁的安徽妇女，她蹲在吴凤珠身边，对范书鸿解释着。
“妈妈，你怎么了？”
“凤珠，凤珠。”
父子俩抱起吴凤珠，要往屋里抬。
“我……不要进屋……我……要……翻，翻……”吴凤珠有气无力地挣扎着。
“你还翻什么？本子，本子，连命都不要了？”范书鸿冒火地说。
在众人的协助下，吴凤珠被抬进房间。铺床，安置，拿药，家里乱成一团。
这时，门厅又响起陌生的敲门声。
第十六章
来客踏入范家了。从门厅一进房间，在他面前的是一片混乱：屋里摆设乱，拥挤狼藉；人乱，里里外外进出着；气氛乱，不知家里出了什么事，嗡嗡嘈嘈。
在林虹和范书鸿一家人面前出现的是个四十六七岁的中年汉子，中等个儿，壮实强悍，方脸很黑，眉毛像两把半秃的黑牙刷，眼神尖锐，嘴角上的线条凶悍有力。
“孟立才，你来了？”范书鸿忙从里屋出来，把来客挡在外间屋，客气但又有些惶乱不安地招呼道。
“爸爸，好长时间没来了。您身体好吗？”这个名叫孟立才的中年汉子尊重地问候道，同时伸出了手指短粗手掌厚实的手。
“好，好。”听见对方的称呼，又被对方握住手，范书鸿显出一种躲又躲不开、推又无法推的窘促。
站在里屋门口的林虹惊诧地看着来客，又回头询问地看了看范丹林。这位孟立才是谁？为什么在他礼貌斯文的举止后面有一种敌意？
“这是丹妮的丈夫。”范丹林对林虹小声说。
林虹更诧异地看了范丹林一眼。
“他们分居快三年了。”范丹林又说。
林虹一下可以想见地明白了。刚才，她出于礼貌站在门口；现在，同样出于礼貌，她退回里屋去照顾吴凤珠了。
“妈妈呢，她不在？”孟立才更恭谨地问候道。
“她身体不大舒服，心脏病犯了，躺下了。”
“我来得有点晚了，都十一点多了。”孟立才不安地说。
“坐吧。”范书鸿言不由衷地伸了伸手。范丹林也走过来客气地打招呼。
“丹林，你还在经济所？”孟立才坐下来，同时指了指里屋门口，“她是你……”
“她是爸爸老同事的女儿，刚从外地来。”
孟立才点点头，坐在折叠椅上身体前倾，双肘撑膝，心事重重地抽起烟来。屋里片刻寂静。
“丹妮不在，出去了。”范书鸿说。
孟立才慢慢吐着烟，过了好一会儿，他眼睛看着地下，慢慢弹了弹烟灰：“爸爸，您说我们的事该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范书鸿坐在床上，摇了摇头。
他能知道怎么办？女儿大学毕业后，因为父母的历史问题，被下放到北京远郊区怀柔县教书，在那儿和这个比她大十来岁的教师孟立才结了婚。范书鸿当时坚决反对这门婚事，但现在，范丹妮闹着离婚，他也坚决反对。孟立才那些年对你不错，你现在调回市里了，到了电影界，地位变了，就不要人家了？但他管不了女儿。现在女婿来，他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女儿坚决要离，女婿就是不同意，已经拖了三年。
孟立才俯身低头，沉默地抽着烟。听见里屋吴凤珠有气无力、断断续续的喃喃声。保姆端着脸盆出来，到洗漱间去了。
“丹妮什么时候回来？”静默许久，孟立才问。
“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范书鸿摇摇头。
又是沉默。孟立才在沉默中能够感到范书鸿的尴尬和不安。他也能感到在拥挤混乱中呈露出的这个家庭的软弱。但是，他也分明感到了自己整个身体铁一般的冷酷和坚硬。他受过折磨，他也该折磨折磨别人。他决不怜悯任何人。他今天一定要等范丹妮回来，给她，给这个家庭报复性的一击。
外面楼梯传来高跟鞋的踏响声。
出了胡同口，范丹妮在行人寥落的马路边追上了胡正强：“你等等。”
胡正强站住了。这位身高一米八的中年导演正推着自行车，边走边和一个年轻的剧作者说话。他只是微微地转过头，用脸的左侧对着赶上来的范丹妮。
范丹妮在他身旁站住。她有些气喘，脸也微微发烧。她从胡正强站起身准备悄悄离开凌海家时就发现了。她才不稀罕他呢，要走就走吧。可是，才过了半分钟，她的高傲就崩溃了。她丢下舞伴急急地追了出来。
“什么事？”胡正强压低声音冷冷问道。
“我……”范丹妮咬了咬嘴唇，看了看胡正强身旁的年轻人，“要和你个别谈谈。”
“就这样谈吧，我还有事。”
“你们先谈，胡导演，我明天再找你。”年轻人知趣地告辞了。
“行了，总可以谈了吧。”胡正强声音中充满着不耐烦。
范丹妮急切地想讲许多话，却只是神经质地颤动着嘴唇，说不上来。胡正强耸耸肩，自嘲地冷笑了一声，真是太无聊了。一个人骑着自行车从他们面前经过，转过头好奇地打量着他们。
“一块儿走两步好吗？”范丹妮小心地央求道。
“你到底要说什么？”胡正强的声音高了些，露出压抑不住的躁怒。
范丹妮抬起眼又垂下，一腔辛酸屈辱涌上来堵住喉咙口，什么也说不出来。
胡正强斜睨了范丹妮一眼，一动不动地沉默了一会儿，转身推上车慢慢朝前走。
范丹妮的眼睛一下涌上潮湿。她跟在胡正强身边低头走着，她不敢挨他太近，隔着夜晚清凉一些的空气，她能感到胡正强那男子汉的气息。她曾那样热烈而真情地委身于这个男子。这是景山西街。白日里苍松翠柏的景山现在是黑魆魆堆墨一般，在夜色中寂寞森严地耸立着。
胡正强扶着车在树影中慢慢站住了：“有什么要说的，说吧。”
范丹妮沉默了几秒钟，说：“我想调到你们电影厂去。”
“为什么？”
“想和你在一块儿工作。”
“你又来了。”胡正强克制不住自己的暴躁。
范丹妮静静地站着，她此时已镇静下来。
胡正强紧绷住嘴看了她一会儿，克制住自己：“我不同意。”
“我自己调过去，不用你管。”
“你如果调过去，我立刻就调走。”
“那我再跟着调过去。”
“你有完没完了？”胡正强终于爆发了。
“你认为咱们的事就完了？”因为激动，范丹妮的声音有些颤抖。
“是。”
“你以为一句话就可以一刀两断了吗？”
“你到底还想怎么样，难道还要我为那件蠢事继续付出代价吗？”
“你认为那是蠢事？”范丹妮问。
“是。”
“你后悔了？”
“我是后悔了。终身后悔。”
范丹妮浑身哆嗦着：“你后悔，我不后悔。”
“你当然不后悔。你什么责任感都没有，逢场作戏，后什么悔？”
“我逢场作戏？”范丹妮的脸变得煞白，“就你有责任感吗？你要当好爸爸，你要当好丈夫，你要当父母的好儿子。你要当公众眼里的正人君子。你的‘责任’和‘义务’，不过是一张虚伪的外皮。”
“我恨我自己。”
“那你当时干什么去了？你知道今天是几月几号，是什么日子吗？”
“？……”
“一年前的今天，你作为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干了些什么？你不为自己做的事负责吗？”范丹妮的声音越来越尖细。
“我恨我软弱。”胡正强用力一捶车把，低下头。
“是我勾引了你是吗？”
“你不要再来纠缠我了。”
“你怕了？”
“是，我怕你还不行吗？”
“好，我明天就去你家，把一切都告诉你妻子、孩子，帮助你实现你的责任感。”
胡正强胸膛内突突地震动着，他盯视着范丹妮。“我恨你。你知道吗？”他发狠地说：“我讨厌你，不想再见到你。”胡正强说完转身推着车急步上了马路，一骗腿骑车而去，很快消失在前面的丁字路口。
范丹妮在黑夜中像失去了知觉一样呆呆地僵立不动。眼前是凄清冷落的马路，似乎还有三三两两的车辆驰过；脚下是松软的土地，一棵小草被她的脚掌踏着。
一辆自行车在她面前停下，胡正强不知何时又返回来了：“你该回去了，再晚就没车了。”胡正强看了看表，又转头看了看远处的无轨电车站牌。
“不用你操心。”范丹妮目光呆滞地凝视着灯光恍惚的马路。
胡正强站了一会儿，叹口气推上车慢慢走了。走了几十步又停住，回过头远远看着，犹豫半晌，还是骑车走了。
范丹妮恍恍惚惚地踏上了回家的电车。
看见范丹妮耷拉着手提着皮包精疲力尽地回到家里，孟立才站了起来。
“是你？”范丹妮淡淡地瞥了他一眼，“有什么事？”
“咱们盖了新房，我想请你回家看看。”
“我和你的家没关系了。”范丹妮慢慢抬起手，把皮包挂到衣架上，拿起凉水瓶倒了一杯凉白开，仰头慢慢饮尽，又心不在焉地哐当一声放下玻璃杯。她不看孟立才。
“希望你这两天能回去看看。我们现在总还算一个家庭。”孟立才对着范丹妮脊背说，又转头对范书鸿无声地苦笑了一下。
“到明天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