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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韩少功经常往返于北京，与李陀、戴晴、苏炜、黄子平、陈建功等有些交往，但崇尚“知行合一”的他，不太习惯京城文学界里飘浮的沙龙气息，希望什么事说了就要去践行，把自己的关怀和抱负施展出来，不能光说不练，老在十几厘米的半径里打转，宁愿磨破嘴皮也不愿磨破脚皮。根据当时的形势，他估计中国市场化的方向是不可逆转的，起心要到这个陌生的领域里去探一下水的深浅。为此，他开始结交一些个体户的朋友，从他们那里学习经济之道和理财之术，做好下海游泳的准备。
来到海南，韩少功把工作关系落户在正在筹备中的海南省作家协会，便着手开始谋划起事情来。首先，他想到的是要创办一份名叫《真实中国》（后被管理部门定名为《海南纪实》）的杂志。根据他对市场的判断，杂志定位为纪实性和思想性相结合的新闻刊物，可能为更多的读者所接受。当然，杂志只是一个起点，接下来还有一系列的行动相继展开，包括出版社、函授大学、报纸、农场，等等，也已经在谋划之中。在申报《海南纪实》杂志社的同时，他们还申报了一家出版社，一家函授学院。只是出版社最终没有获得批准。书包 网 87book。com 想看书来霸气书库
海南公社：白日的梦想（2）
这时候的海南岛，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下生活条件还相当艰苦，从大陆鱼贯而入的“人才”很多，而机会十分有限。韩少功一家最初住在叫213号院的部队营房里，“旧营房没有天花板，亚热带的阳光和雨露从青瓦的缝隙里漏进来，一些老鼠在屋梁上跑，扫下成分不明的灰屑。……韩少功在这个没有天花板的集体营房里，接待过各地前来海口闯荡的文学爱好者。有时候，流水席从中午开到晚上，电饭煲的电线煮得发烫，买一桶花生油，两三天就吃得一滴不剩。最后，韩先生终于招架不住，只好在门口贴出一张启事，内容简单明了，一共三条：不谈生意，不言招聘，不管食宿”（蒋子丹：《〈韩少功印象〉及其延时的注解》，《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6期）。
《海南纪实》杂志的编辑部由张新奇、蒋子丹、林刚、徐乃建、叶之臻、王吉鸣、陈润江、罗凌翩、杨康敏和赵一凡等组成，一共二十多人，大多是原来文学上的朋友、同路人，成分单纯。以什么体制将这些人组织起来，最初是有过激烈争议的。有人主张实行市场社会最为普遍的老板制，由极少数核心人物为雇主，其他人为聘用的雇员。老板制在当时被看做是克服大锅饭的体制改革，实行这种体制，显然有利于韩少功所属的领导层，而不利于一般成员，但韩少功仍然坚决反对。他声称平生痛恨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的做法，主张作一种制度上的尝试，建立一种人与人相对平等的劳动股份制。这种制度以劳动付出的质量和数量而不是以资本投入的多少为分配的依据。他参考了联合国人权宣言，欧洲人在开往美洲的“五月花”船上签订的《红五月公约》，瑞典的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等，起草了一份既有共产主义理想色彩，又有资本主义管理规则，又带有行帮习气的大杂烩式的《海南纪实杂志社公约》，它的内容条例，是较有特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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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个条例组织起来的集体，是一个新型的“公社”，是1825年欧文在三万英亩美国土地上的“新协和”公社的变体，是20世纪末中国平民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一次罗曼蒂克，是最后一次红卫兵行动。尽管这二十多个人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公社，也是最缺乏自然基础的公社：没有血缘纽带，地缘关系也不同源，而且，各人的秉性和志愿能力各有千秋，他们并不一定认为这种试验有多大的价值，只是被首创者的热忱感动了。由于韩当时有足够的影响力和行动力，他的意志不作多少折扣就成了公社的意志。公社的成员们在看到这份公约后兴奋不已，非常慎重地在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姓名。
当时有意投资这家杂志的不乏有人，但他们拒绝一切货币资本。韩少功认为，刊物属于高技术产品，主要是劳动的投入，智力的投入，货币资本投入反会掩盖利润的真实来源。而且，拥有资本就可以吃红利，不劳而获，这种东西是违反人性的。他设计了一种没有货币资本和资本家，以劳力支付为分配依据的劳动股份制。公社成员每个人都是杂志社的股东，他们不以资本入股而以劳动入股，参与劳务工资奖金和利润的共同分配。成员之间分配的差距小于1∶3，而执行的结果是不到1∶2。成员退出公社劳动，其工资奖金也停发，但股份仍然持续，并以每年二分之一的比例递减。
原始启动资金是以借欠的形式凑集起来的，大家拿出自己的一些私钱，省文联借了五千元。韩拿出自己数千元存款（是杂志社所借私款的最大数），把作家协会发的二百多元工资也交给公社，全身全意投入杂志社的运作。他觉得这是一件比写作更有意思的事情，办好了小说完全可以不写。因为正如王樽所说：“作家首先是人，人的概念要优于作家的概念。第一是做人，第二或者第三才是当作家。”
签约之后，大家热情高涨，思维十分活跃。作家张新奇和曾经做过摄影记者的林刚对《海南纪实》的形式进行了大胆的设想，该设想对于《海南纪实》的发展至关重要。他们企图把《海南纪实》办成一个图文并茂，具有强大视觉冲击力的刊物。杂志编辑的阵容相当可观，都是能写能编的好手，《芙蓉》编辑出身的女作家蒋子丹更是组稿方面又快又狠的枪手。杂志在刊号还没批下来时，就已经被闹得沸沸扬扬，并有书商闻风而来要包销刊物，因此大家基本上不用担心发行的问题。书商的参与，也带来了许多特别的招数——让零售刊物的每一个书报摊，都张贴《海南纪实》封面的大幅宣传画，这在当时的期刊经销中还是一个十分新鲜的举措。
海南公社：白日的梦想（3）
1988年10月，就在《海南纪实》人员尚未聚齐的时候，第一期就出版了，而且创下了发行六十万册的纪录。它以鲜活的版式风格和特别选题以及不易获得的图片材料，吸引了广大的文化消费者，发行量直线飙升，很快就突破百万册。有时三个大印刷厂同时开印，才能满足市场需要。杂志除了一些“揭秘”、“解密”的热点稿，还注重对社会问题的深度报道和文化解析，经济调控、台湾变局、思想解放、五七年“反右”、“大跃进”、知青运动，等等，都成为专题研讨的题材，一开始就展示出“守正出奇”的大气象，与“拳头加枕头”的其他地摊杂志拉开了足够的距离。诸多文学界与摄影界名家的参与，更促进了刊物在市场上的轰动，差不多在期刊出版领域里是一枝独秀。在杂志出版的同时，杂志社所属的函授学院也开始招生，有两千多名青年文学爱好者踊跃报名参加。整个事业看起来欣欣向荣，形势一片大好。
身为主编的韩少功始终工作在第一线，有时还要加班加点为新一期杂志赶写时效性较强的稿件，甚至跑印刷厂校对清样。主编的敬业和劳动股份制以及杂志的高额利润激励了公社成员空前的劳动热情，他们像疯子一样为公社劳动，奔走于北京、长沙、广州、海口等城市之间。旁人看到公社成员如此卖命，以为是给自己干的个体户，听说是为公家干的，都大惑不解。为了保证成员的身体健康，公社不得不强制命令：不准加班，必须吃好睡好。周末还组织郊游活动，到海里去游泳戏浪，到海边的树林里去野餐，让大家的身心得到必要的放松。
在所有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公社开始时的艰苦生活很快改观。成员们的月收入由最初的二百元成倍翻升，并且还享受电话、新宅、高额保险等集体福利。甚至于，午餐也是通过电话订购的方式由餐馆送来，防暑的水果和各种各样的饮料充塞冰柜任由成员各取所需。这在当时条件还很艰苦的海南，是令人艳羡的待遇。
当时，许多书贩为了争取《海南纪实》在某一地区的发行权，提着名烟名酒名茶和各种珍贵礼品和回扣的意思，来找公社成员。但大家均能保持纯洁的精神风貌，没有一个人拿回扣，所有的礼品全都交公，搁在办公室里，直到韩主编倡议把它平均分配给各个成员。尽管协议规定成员及其家属的医疗费可以报销，但两年下来报销医疗费的总和不到一万元。
杂志风靡全国的势头，让同人们满怀憧憬，他们想象着将来事业的拓展和个人生活的灿烂前程，谁都没有意识到，如此蒸蒸日上的事业没满一年就走到尽头。1989年内地发生大规模的政治风波，有过###经验的韩少功，尽管对天安门广场上的热闹心存疑虑，处理稿件也十分谨慎，但在年底全国数百家停刊整顿的杂志名单上，《海南纪实》还是入列其中。
就在韩少功为《海南纪实》忙活的日子里，老朋友莫应丰身罹癌患，离开了人世。莫应丰一度出仕当官，迁至湖南省文联的领导，终为官场诸多事务所苦恼，沉湎于白酒开示的意境之中。就在韩少功他们在海南创办杂志的同时，这个汉子重新振作，禁烟戒酒，辞掉官职到岛上来筹办农场，决心开辟新的生活疆土，整日骑着单车挥汗如雨地奔走于热带阳光下。然而，就在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人却重重地倒下了。在他住院治疗期间，韩少功曾到长沙去探望。经过开颅手术和放射治疗的他已经面目全非，时常注视着天空喃喃自语，问一句：“然后呢？……然后呢？”相惜多年的朋友最后见面，纵有千言万语也不能说出声音，只能默默对视和久久地抚握。莫将自己抄写的苏东坡诗句“夜雨对床应有时”送给了韩少功，表达了一种深深的期待和遗憾。面对这位曾经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好汉的夭折，韩痛惜良深，写下了动情的怀念文章《然后》。文中有这样的感慨：“岂止是为官，就是发财、出洋、归隐、恋爱、堕落、行善，等等，这些活计干久了，要干得有滋有味都颇不容易。倘若不把过程看得比目的更重要，倘若没有在过程中感受到辛劳的愉悦，那么欲望满足了便会乏味，目标达到了便会茫然，任何成功者都难免在通向未来一片空白的‘然后’二字前骇然心惊。”（《然后》，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公社瓦解，虽属意料之事，但它来得太快了，而且不是由于内部矛盾的激化造成的，更不是由于经济上的亏损导致的，这使人有意犹未尽之感。杂志最终被停刊的消息从北京传到长沙的那个夜晚，杂志社的部分同人聚集在一处喝茶。蒋子丹女士记得当时的情景，大家唉声叹气之余惶然不知如何是好，韩少功却显得相当淡定，他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人家不让做，咱们就干点别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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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自叙（1）
干点别的什么呢？
从政为官，不失为人生一条大道，而且这条道路很早就为他敞开了。他二十九岁就是省青联副主席、省政协常委，在省工会和省作协曾被当做“第三梯队”的人选考察。但依自己的经验，在不能得到革新的体制下，最好的官往往不过是把一个单位做成一个“维持会”，一个清官不用说是做实事就是要当下去也不容易。另外，他是一个性格独立，喜欢清净和独行的人，深知官场上复杂而等级分明的人际关系，并不利于这种个性的舒展。他曾给“科长”一词写下释义：“比副科长有更多机会和更多义务，对不好笑的话哈哈大笑。”
这段时间，他经常独自一人到海边漫步，面对荒凉的海岸和无边无际的天空，面对沉没的太阳和不断涨起的潮水，静静地阅读一度被忽略了的自然之书，倾听来自自己内心的声音，重新梳理有些苍茫的思绪。散文《海念》记述了他这一时期的心理过程——
大海老是及时地来看你。
大海能使人变得简单。在这里，所有的堕落之举一无所用。只要你把大海静静看上几分钟，一切功名也立刻无谓和多余。海的蓝色漠视你的楚楚衣冠，漠视你的名片和深奥格言。永远的沙岸让你脱去身外之物，把你还原成一个或胖或瘦或笨或巧的肢体，还原成来自父母的赤子，一个原始的人。
还有蓝色的大心。
当人从大海的深邃辽阔和湛蓝找回自己原始的大心，生活中发生的种种事情都像是海面上小小的浪花，所有的计度也就被风刮走，变得无谓了。回想起《海南纪实》末期出现的那些刺痛人心的事情，他也有了几分释然、豁达和豪迈，“你为他们出战，就得牺牲，包括理解和成全他们一次次的苟且以及被收买的希望”。在无人的海边，他询问自己：
你是不是生气了？
现在想来有点不好意思。你真生气了，当了几天气急败坏可怜巴巴的乞丐，居然忘记了理想的圣战从来没有贵宾席，没有回报——回报只会使一切沦为交易，心贬值为大粪。决心总是指向寒冬，就像驶向大海的一代代男人，远去的背影不再回来，毫不在乎岸边那些没有尸骨的空墓，刻满了文字的残碑。多少年后，一块陌生的腐烂舷木漂到了岸边，供海鸟东张西望地停栖，供夕阳下的孩子们坐在上面敲敲打打，唱一支关于狗的歌。
人在少年时代，给自己生命取向的时候，并不十分清楚这个方向上遭遇的种种可能，随着岁月的增加，当这些隐秘的可能性渐渐显山露水的时候，才真正意识到事情的严重。这个时候要改变初衷也还来得及，但韩少功不打算修订自己少年的梦想，事情的严重反而激起了他更多承担的勇气。他深深地意识到，一个人对自己精神生活的选择必须是一厢情愿的，而且应当是义无反顾的，不能以别人的认同、支持和社会的回报为条件。也就是说，要真正做到无待。“你在遥远的山乡的一盏油灯下决定站起来，剩下的事情就很好办。即使所有的人都在权势面前腿软，都认定下跪是时髦的健身操，你也可以站立，这并不特别困难。”在散文集《海念》的后记《南方的自由》里，他再次表达了这种决心：“我倒想看一看，在一片情感失血的沙漠里，我还有多少使自己免于渴毙的生力。我讨厌大势所趋之类的托词。我相信一个人即使置身四面楚歌弹尽粮绝的文化困境，他也还能做点什么，也完全可以保持从容——何况事情还没有这么糟，还不需要预付悲壮。”他把自己这种“在相同条件下作出不同的选择”的自由，称名为“南方的自由”。
一番权衡之后，他觉得还是退回书房，干自己的老行当有意义些。尽管变革中的中国不断提供新的机会，尽管各种行业都可以通往成功，但对文学的选择对于他具有特别的意义：“选择文学实际上就是选择一种精神方向，选择一种生存方式和态度——这与一个人能否成为作家，能否成为名作家实在没有关系。”因为，“当这个世界已经成为了一个语言的世界，当人们的思想和情感主要靠语言来养育和呈现，语言的写作和解读就已经超越了一切职业。只有苏醒的灵魂，才不会失去对语言的渴求和敏感，才总是力图去语言的大海里洁净自己的某一个雨夜或某一片星空”（《为什么还要写作》，见《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与一般作为生存手段的职业不同，写作对于他而言是一种精神的职业，关系到一个人的安身立命，关系到一个人灵魂的归宿，而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方式。但在这个时代，人内心虔诚的关怀要么成为一种隐私，要么被当做一种笑料。他只能用隐晦的语言表达自己心底对于文学的寄托。
幻想自叙（2）
一个人并不能做所有的事。有些人经常需要自甘认输地一次次回归到零，回归到除了思考之外的一无所有——只为了守卫心中一个无须告人的梦想。
为了这个梦想，人们有时候需要走向人。为了这个梦想，人们有时候也需要离开人。
我回到了家中，回到了自己的书桌前。我拔掉了电话线把自己锁入书页上的第一个词。事情就那么简单。一念之间，寂静降临了，曾经倾注热情寄寓心血的一切就可以与你完全没有关系。
《海念》一文和散文集《海念》的后记《南方的